在環球時報2014年年會上，中國社科院學者房寧認為“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人治就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個規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線，而是一個可能性的空間，那么在這個空間中就是人治。”引來反中國制度者的美分水軍的大肆圍攻，一直歪曲人民民主專政的砸黨鍋人士中青報曹林，立即又寫上《討論人治時別用偽問題掩蓋真相》一文率眾大罵房寧是“封建”“無恥”。

　　曹林在《討論人治時別用偽問題掩蓋真相》一文中說房寧理論上是沒問題，但現實就有問題，是“用庸俗的辯證法玩了一個抽象的概念游戲，以“不能妖魔化人治”這個偽問題，掩蓋了“法治還遠遠不夠”這個真問題。”言下之意就是，人治討論多了法治就變少，如此，曹林將人治與法治對立起來。

　　那么，曹林說的對嗎?本筆者的答案是：一定是錯的.因為理論沒問題哪還能現實中就有問題呢?既然理論沒錯，又哪來的偽問題呢?曹林沒有行文邏輯.那，人治與法治是否是對立的?到底是房寧與曹林誰偽之呢?有道知識是打開真理的大門，當我們探知這當中的真假，就能知曹林之真偽與目的所在。

　　其實人治對立于法治是近幾十年來，是別有用心者為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與政策，宣揚其所謂西方才是民主所立的謬論，其借來的是中國古代儒法流派之爭一說立論.不過，知歷史者必知事實上，法儒之爭并不是法治之爭，與封建皇權的律法之治毫無關系.之所以秦漢之后封建皇家不用法家，是皇家認為法家之規對皇帝皇族管束太嚴，逐漸選擇了儒家一種對皇家寬松的主張，而實質是皇家放棄了法家強調的皇帝皇族在政事上必獨攬，事事打理到位，不迷信百官，這種較操勞的規定，選擇了儒家主張的一種較之無為，而倚重百官之治，使當皇帝皇族成了一種較舒服的職業.儒家與法家之爭的只是一個要求皇家集權，一個要求皇家放權而已。而儒家引領千年，秦法也跟了百代，文獻中找不到儒教的“仁政”與法家制定律法有對立之說，謬論者卻是巧妙地將法家之名“法”字改成法治，與儒家的提倡官治的“仁政”的“仁”字改成了人字，變成了法治與人治之爭。

　　當一個理論來源荒謬，那它的所有解釋肯定都是胡說八道，就當他們說的人治是說靠人的意識去治理的說法成立，但歷來枉國法者多是偷換法律概念，實行自我的法治境界罷了，并不存在沒有法的治，而顯然，人治與法治只作中性詞，又何來對立呢?當然，這些謬論者會把一些執法犯法，無法無天全塞給他們制造出的“人治”，但這也說不過去，除了“人治”組成作一動詞，法治則形狀之名詞，概念不同外，因為“治”字本意就是“有條管理”之意，又何來人治與法治對立呢?所以中科院房寧所說的法治與人治是不在一個點上，是完全正確的.不在同一點同一線上的東西，你拿來對立，不是關公戰秦瓊嗎?而用這種虛無概念去批評政府嗎?本身不就是妖魔化政府了嗎?這些理由完全證明了曹林之流攻擊房寧，就想要維護這種虛無主義概念，這才是他們的真相，其意圖是清晰的。

　　更可笑的是曹林除了在文章中說談人治違憲(憲法中沒有哪條寫著反對人治的)，還把人治稱封建化，他卻不知“法治”一詞出自離封建朝代更遠的奴隸社會與封建交接的春秋時代，在那時統治者就已經懂得談法治，談依法治國.這難道說奴隸建社會開始，奴隸主就有民主化思想了?這當然是扯淡的，因此說，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都有它們本身的法治所在，人治不是民主的代名詞，同樣，法治也非民主社會的象征，民不民主只有看哪個階級所掌握而呈現不同.法本身是工具，而它必靠人之布施，法治否定靠人治，難道它靠鬼治不成?

　　所以說，房寧對人治與法治的澄清，是撥亂反正，曹林的《討論人治時別用偽問題掩蓋真相》一文對房寧的批判是毫無理據的，只不過看著所仗可妖魔中國的謬論，眼看被揭穿，心急火燎，連怨帶罵，文章既不講知識、連言語邏輯都不講，尤如潑婦罵街，真想不到泱泱大國的機關報，卻任了如此淺薄的一個編委?最后奉勸曹林，如果還有點自知之明，應該蒙臉自己卷鋪蓋走人。

　　附文：曹林：討論人治時別用偽問題掩蓋真問題

　　近來中國社科院學者房寧一段談法治與人治關系的觀點，引發了輿論爭議，他說：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人治就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個規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線，而是一個可能性的空間，那么在這個空間中就是人治。

　　抽象和空泛地看，這個觀點挑不出什么毛病，雖然“人治就是經驗性治理”的定義過于隨意和輕率，但也算是一家之言。純粹從理論上看這話沒啥問題，但結合中國具體問題看，就大有問題了，屬于脫離了現實語境的廢話，用庸俗的辯證法玩了一個抽象的概念游戲，以“不能妖魔化人治”這個偽問題，掩蓋了“法治還遠遠不夠”這個真問題。

　　法治是不是萬能的呢?當然不是，再好的東西都會有弊端。受到現代政治所唾棄的人治是不是就一無是處呢?現代政治是不是就完全排斥人治呢?當然也不是，制度是人定的，人在執行制度，總有一定的人治空間，這也是絕沒錯的。理論上如此，但理論總是灰色的，只有與具體現實結合在一起、帶著問題意識談理論，才會有現實價值。在中國討論法治人治關系時不能脫離“法治還遠遠不夠”這個現實，在很多地方權和人大于法、法治根基還很脆弱、自上而下努力重建法治權威的現實下，談什么“不能妖魔化人治”不僅不合時宜，也是一種理論上的邪惡。

　　談減肥，當然是不錯的，但跟一群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營養嚴重不良的人談減肥，顯然是找錯了對象。一個人幾天沒吃東西快餓死了，要吃方便面，你跟他說別吃這東西，方便面是油炸的速食的垃圾食品，這也是脫離了具體語境。法治確實不能神化，也不能把人治妖魔化，但在人治泛濫成災、權力還沒有被關進法治的制度籠子里的現實中，說這種與現實完全脫節的廢話有什么意義呢?現在的問題其實恰恰相反，是有人在妖魔化法治，而神化人治，對法治強化得還遠遠不夠，對人治的危害清除得還不夠。

　　在法治根基極其脆弱的環境中，談不要過度追求法治，這跟一個快餓死的人談營養過剩的風險有什么區別?在人治仍在很多地方制造著罪惡、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現實下，談人治的好處和不可或缺，這跟一個營養過剩的人談增肥的必要有什么區別?

　　領導層上任以來，一直把依法治國當成第一要務，不斷強調著憲法的權威，不斷重申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甚至用一次全會專門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之所以如此看重法治，就是針對中國的現實問題，意識到人治帶來的災難，自上而下推動一場將權力關進法治籠子里的限權革命。封建化在中國幽靈不散，人治毒素在中國根深蒂固，而法治傳統非常稀薄，這種傳統下，再怎么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也不為過，再怎么反思人治弊端都不為過。

　　在中國討論法治和人治的關系，不能缺少這種現實的問題意識，無法抽象空泛地談。現代政治的一大進步，就是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就是政治的法治化，法治也已經寫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全民共識。人治在現代政治中雖然無法避免，但要盡可能地將人的隨意納入到制度和規范的軌道，使國家和社會免受人的意志和權力的折騰。改革不能退步，理論家不能為受到唾棄的人治招魂。

　　現在理論界有一種邪氣，某些理論家偏愛一種邪惡的邏輯，大家都說壞的東西，他非要標新立異用詭辯的邏輯說出“好”來。用不存在的偽問題去否定實在的真問題，抽象地看，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民主有利也有弊，法治有利也有弊，自由有利也有弊，反對民主的人喜歡用“民主也有弊端”去否定民主的必要性，熱衷人治的人用“人治也有好處”去為人治招魂，在反腐敗剛取得一點成效的時候討論什么“過度反腐會不會傷害官心”，用庸俗的辯證法去混淆是非，使一切問題的討論走向無恥的相對主義。

　　討論中國問題需要有問題意識，缺什么補什么，而不能在臆想出的偽問題中逆改革潮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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