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發生的密蘇里州弗格森鎮黑人小伙邁克爾·布朗遇害案已經過三個多月審理，大陪審團日前裁定對開槍殺人的威爾遜警官免于起訴。消息傳來，不僅弗格森馬上發生騷亂，全美有90多個城市也緊接著爆發了示威游行乃至騷亂，各地警察和“不明真相”以及“明真相”的群眾在街上“打成一片”，呈現出一番盛世和諧的景象。

　　這個結果，完全在本鎢絲的預料當中。本鎢絲雖然沒有機會親臨現場，但憑著自己在美國生活的經驗，可以斷定大陪審團的裁定在法律上是很靠譜的。這是個有全國乃至全球影響力的重大案件，連聯合國都從人權保護的高度表示關注了，總統奧巴馬都覺得這事丟臉，所以公檢法都絲毫不敢馬虎。陪審團由12個人組成，9白3黑，在三個月時間里用了25天來取證，聽取了六十多位證人，包括目擊者的證言，檢查了大量證據，最后又討論了兩天時間才出結果，這么多人一起戰斗這么多天，光面包和牛排就不知道吃了多少籮筐，也是拼了，看起來不大可能會貪贓枉法，草菅人命。裁定一出，布朗家人還想走法律程序，恐怕沒有多少余地可言了。

　　然而，示威的群眾和圍觀的群眾都覺得很不得勁兒，心里有一塊兒憋得慌。按邏輯說，既然判決是依法作出的，那么問題就應該在法律上。密蘇里州的法律規定，只要警察“合理地相信”嫌犯企圖利用致命武器，或意圖危害他人性命，且警察“合理地相信”使用致命武力有助拘捕，便可開槍制服嫌犯。而啥叫“合理”呢?從邏輯上講，這個標準可松可緊，但美國槍支泛濫，警察執法時精神高度緊張，這個背景就讓“合理”的標準變得非常松。具體到本案，雖然被害人沒有帶槍， 但在現場與帶槍的警察發生了撕打，警察怕其奪槍，精神一緊張，先下手為強，邏輯上完全說得通。美國出現過不少稀奇古怪的警察開槍殺人事件。比如說有人想自殺，警察去勸阻，讓他放下槍，受到拒絕，就開槍把自殺者打死;前幾天有個12歲的小孩揮舞一把玩具槍，警察沒看清玩具槍的標志，以為是真槍，馬上開槍打死。這在中國民眾看來完全是草菅人命。但在美國，只要能說服陪審團自己當時確實壓力山大，警察就不太可能被定罪。

　　這個“合理的相信”，標準緊一點行不行?很難，再緊一點，恐怕美國警察就要撂挑子不干了。美國警察的牛仔作風，如果說有什么哲學基礎，那就是自我保存的霍布斯主義。國家假定警察也是很怕死的，先要確定自己是安全的，然后才談得上保護別人。所以，如果一間房子晚上出了治安事件，但里面沒有開燈，黑漆漆一片，美國警察最多就會在外面守著，不會冒險進去的。其結果是，很多商家為了保平安，晚上只能徹夜開燈。因為自我保存第一，國家也不會要求警察“走群眾路線”，深入基層，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你想想，群眾里也有壞人那，萬一傷害了走群眾路線的警察，這事咋整?在這一點上，國朝的警察文化就很不同。國朝是倡導警察為了保護人民利益奮不顧身的，大晚上碰到黑屋子，領導說讓你鉆，你就得鉆;碰到對抗，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能開槍的。平時群眾有非治安方面的困難找警察，理論上警察是不能不理不睬的。這個就涉及到了中美兩國建國哲學的不同。作為美國立國基礎的自由主義，其基礎就是怕死，所以對警察的要求很“人性化”。這個屬于政治基因，你要改它的基因，就是要它的命。

　　不過，如果沒有槍支泛濫的問題，哪怕是以怕死的霍布斯主義為指導，美國警察也不至于那么精神緊張。這一點我們只要對比一下槍支管理嚴格的歐盟國家就可以看明白，歐盟國家也信奉以自我保存為本的自由主義，由于槍支管理嚴格，警察通常不會像美國警察那么粗暴。但在美國，持槍權是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的。槍多了，大家殺來殺去，沒槍的人也覺得自己必須搞把槍保護自己。有人說，再通過個憲法修正案，國家把槍全禁了得了。但是，美國憲法是剛性憲法，修改起來非常困難，跳出來否決的勢力太多了;在執行上，要讓大家都放心，就只能同時把槍都收了，但大家又不相信國家有這個能力，有的人還怕國家有這個能力之后就會推行暴政。于是，大家相互不信任，對國家也不信任，槍支泛濫的問題就變成無解，哪怕是年年談，月月談，天天談，也談不出個什么名堂來。

　　這已經夠頭疼了吧?關鍵是再加上種族問題和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美國“民族大熔爐”的夢想早就已經失敗，現在充其量就是一盤沙拉，不同的族群表面上看起來客客氣氣，但相互之間提防得緊。近三十多年來，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而且社會分層與族群區分的重合度非常高，這樣族群之間的不信任與仇富仇官情緒就走到一起去了。弗格森是這些相互交織的矛盾的爆發點。在這里，貧困的黑人找不到發展的出路，許多人長期游走在灰色地帶;而在警察眼里，這些人是麻煩制造者，不加管束，治安就會持續惡化。但族群邊界與社會分層邊界一旦高度重合，大家的神經都會變得很敏感。白人警察覺得就是要仔細查查黑人，畢竟他們貧困率高，犯罪率高，不查他們查誰?而黑人就感覺警察在故意找茬。哪怕黑人混到了上流社會，也很難消除白人警察腦子里的刻板印象。一個更好的例子是，好萊塢黑人女明星丹尼爾沃茨在洛杉磯街上和白人丈夫接吻，卻被路過的兩名白人警察懷疑為賣淫妓女，要求其出示證件，遭到拒絕，就直接把她銬起來。沃茨很生氣，認為是種族歧視。但人家白人警察覺得壓根沒什么問題，查她是出于合理懷疑，銬她是因為她不配合警察工作，法律上有啥問題?

　　弗格森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完全可以有著一套形式非常完備、并且以保護個人權利為目的的法治體系，一本正經地判出一個讓90個城市發生示威乃至騷亂的結果，而且騷亂完了，大家也不知道該如何把事情正過來。因為只要經濟- 社會層面的不平等狀況沒有什么實質變化，大家就處于一種相互否決的局面之中。黑人社區可以抗議和騷亂，這無非是進一步固化白人警察腦海中的犯罪分子形象;而受了種族沖突刺激的白人警察會更加精神緊張，你既然無法改變自我保存的立國哲學，難道還能限制他們用武力自保不成?

　　黑人小伙邁克爾•布朗死了，白死;弗格森也將因為多次的騷亂而更加令人生畏，稍微有點錢的人都會選擇搬走，房產價格進一步下跌，以房產稅為基礎的各項公共服務也會進一步惡化，布朗的小伙伴們的前途將更加灰暗。惡性循環將這么持續下去。布朗死了，他不會是弗格森最后一個白死的黑人青年。

　　而美利堅能給予他們唯一的安慰，就是黑人總統奧巴馬的一掬清淚，至少，我們可以相信這眼淚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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