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被披著種族沖突外衣的階級矛盾混淆視聽，只有推翻壓迫性的社會結構才是治本之策——看看弗格森事件就知道了。

　　如果說警察的行為是烈火，那貧困和無望就是干柴。

　　——David Nicklaus, 《圣路易斯郵報-電訊》

　　2014年11月24日，美國圣路易斯縣大陪審團向全國人民宣布不起訴槍殺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的弗格森市警察威爾遜(Darren Wilson)。當晚弗格森即爆發騷亂，隨后美國各地超過170個城市爆發示威行動。從西雅圖到丹佛再到佛羅里達州的杰克遜維爾，示威者已經占領了高速公路、隧道、橋梁和其他交通要道。盡管美國各地的警察已經提前幾周做應對的準備，卻也無法控制這迅速蔓延全國的態勢。從8月槍殺事件后出現第一次騷亂開始，弗格森的民憤就未平息過。直到新年，美國各地的黑人及支持者也一直不停地組織、抗議、行動。

　　為什么會爆發這樣一場行動?槍殺只是導火索。美國黑人被警察槍殺并不罕見。從六十年代的瓦茨到92年洛杉磯再到13年的法拉特，此類事件也引起了多次抗議，雖然規模都不如弗格森事件。有研究[1]發現，在美國，平均每28個小時就有一個黑人男性被警察、保安、或者義務警員殺害。黑人被警察槍殺的概率比白人高21倍，每一百萬個黑人中就有31個死在警察手里[2]。“歧視”一詞無法解釋這么高的謀殺率。雖然大量心理學研究已經表明，在美國人的潛意識中，黑人跟槍聯系在一起[3]，這種把黑人和“威脅”、“槍支”聯系在一起的主流文化是有結構性背景的。

　　黑人從17世紀以奴隸的身份來到美國開始，就一直處于社會底層。雖然我們現在能看到總統奧巴馬、國務卿鮑威爾，但黑人群體的整體狀況其實沒多大改變。一個黑人能成為精英，說明社會沒有對黑人的絕對歧視，但不代表黑人群體沒有遭受深層的結構性壓迫。某些黑人可以“咸魚翻身”，但黑人群體依然普遍地遭遇就業歧視、生活在教育質量差的社區并且在代代貧窮中不斷循環。幾百年的公開歧視，從奴隸制度到種族隔離法，早已形成文化和社會結構根深蒂固的壓迫。這種壓迫的兩個面相分別是就業歧視和罪行化。

　　人們形容黑人常常是“最后雇傭，最先辭退”。有研究發現“最先辭退”確實言之有據——到了經濟蕭條的時候，黑人總是最先被辭退的[4]。因為資本在美國(由于技術進步人力需求減少以及工業搬遷到第三世界)已經用不著這么多人來生產剩余價值，所以它們對待基層勞動者可謂呼之即來、揮之即去。2012年，黑人的年平均失業率是11.6%，而白人的平均失業率僅為5.1%。即使經濟蕭條中的全國年平均失業率也只有6.7%，[5]美國所有有色人種都面臨就業歧視問題，但黑人尤甚。

　　黑人的失業還反映在家庭年平均收入和貧困率上，特別是在經濟海嘯時期。2013年，全國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8000美元，自2009年降了3.6%，黑人家庭只有33519美元，降了10.9%。白人家庭的平均總財富本來已經是黑人家庭的六倍[j1] ，經濟海嘯更拉大了這個差距。2011年，27.6%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一數字三倍于白人家庭[6]。就業歧視直接導致上述問題，但貧民窟出身，缺乏良好的教育和資源帶來的壓迫機制才是根源。這種壓迫長期邊緣化黑人，他們也因此淪為找不到工作、賺不了錢、資本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勞動力。資本想縮減雇傭規模時，順應一下主流的偏見，隨便安個歧視黑人的理由，就可以把他們扔到一邊。黑人不僅要付出更大代價去當資本的小步兵，同時也是資本隨時可以拋棄的后備軍。

　　這種后備軍和工人還不一樣，他們會面臨一種特殊的壓迫，像美國黑人就長期遭受暴力控制。被拋離勞動隊伍的黑人，因為找不到任何工作糊口，就會逐漸累積憤怒和不滿，因此美國需要通過武力來維穩。美國有過各種各樣針對黑人的刑法。奴隸制廢除后，美國南部的州政府馬上就通過了一系列的“黑人法典”，嚴格管控黑人的行為，比如把無業定為形式化犯罪并予以重罰。70年代末開始的“反毒戰爭”更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全國性的“反毒戰爭”雖然名義上不針對黑人，但黑人社區事實上是嚴管地帶。“反毒戰爭”的警力經常會闖入黑人社區掃樓，搜捕販毒者[7]。雖然白人和黑人的吸毒率其實差不多，但黑人遭逮捕和坐牢的比例遠遠高于白人。警察的嚴管地帶不可能是一些富有的社區或者體面的白人家庭，打得最嚴重的肯定是毫無保護且常被警察盯梢的貧困黑人社區。這說明管理毒品反成次要，維穩才是重中之重。種族歧視根深蒂固使反毒戰爭變成針對黑人的維穩內戰，國家機器通過刑罰直接對黑人進行管控。現有的統計數字顯示，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有生之年會遭到刑罰，而目前已經有超過4%的黑人男性生活在監獄中[8]。一個人被判刑事罪后，以后找工作，或者向國家申請任何福利都會更加困難，而他/她的貧困與困境永遠都可以“罪人”之名來解釋。國家的暴力機制既是一個控制剩余人口的必要工具，也是長期維持特定群體經濟邊緣化和受壓迫狀態的機制。

　　上述事實充分證明，美國黑人被警察多次槍殺，以及后續的一系列激烈行動絕非偶然，而是階級問題引發的必然。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大多數黑人，經濟地位最為邊緣，并且長期遭受國家暴力機器打壓。階級問題就這樣交織在種族問題之中，經濟矛盾也因此日益表現為種族矛盾。被壓迫的廣大黑人群眾，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槍殺，爆發出來的就不只是一分鐘的怒，而是一生的怨氣。因此，這種階級同情就能不斷擴散，即使在幅員遼闊的美國也不例外。弗格森運動的口號“黑人生命有價值”(“black lives matter”)，不只是針對黑人被殺，而是針對社會結構潛在的壓迫機制，針對個體被剝奪的尊嚴!

　　注釋：

　　[1] http://mxgm.org/wp-content/uploads/2013/04/Operation-Ghetto-Storm.pdf

　　[2] 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deadly-force-in-black-and-white

　　[3] http://www.unc.edu/~bkpayne/publications/Payne%2006.pdf

　　[4] http://people.ucsc.edu/~rfairlie/papers/published/demography%202010%20-%20last%20hire.pdf

　　[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8/28/these-seven-charts-show-the-black-white-economic-gap-hasnt-budged-in-50-years/

　　[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8/28/these-seven-charts-show-the-black-white-economic-gap-hasnt-budged-in-50-years/

　　[7]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8] http://www.naacp.org/pages/criminal-justice-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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