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知識界持久享有較高聲譽的前總理朱镕基，其聲望最隆是在1998年接任總理之時。當時他之所以享有如此聲望，是因為在1994、1995年主管大陸金融之時，及時采取了緊縮政策，以嚴防、緊守之陣勢，避免了隨后1997年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成就了先見之明。

　　當下，發生在香港的“占中”運動，也正在成就習近平的先見之明，成為他的1997。由于此前采取了對意識形態和輿論加強管理的方略，切切實實地把意識形態和輿論“管起來”了，從而使街頭政治、“顏色革命”在大陸失去了衍生空間；香港鬧騰得再厲害，大陸也自巋然不動，海外勢力欲借港九輻射內地的圖謀成空；中央和香港行政當局由于沒有“恐懼于牽一發動全身，鬧大不可收拾”的壓力，因此也就可以從容應對，無須采取激烈手段。可以說，習近平在意識形態安全、輿論安全上的未雨綢繆，其收益是多方面的。既穩住了自己的陣腳，無懼外部沖擊；又避免了迫于危機的激烈反應，從而可以將事態導向良性，避免了相互“走極端”的惡性循環。

　　若沒有習近平的預扎籬笆，不難想象，大陸要么被香港“占中”運動帶動得風生水起，讓意圖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人喜從天降，隨之興風作浪;要么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從而可能陷入海外輿論所謂的“人權危機”——到那時，真是硬也硬不得，軟也軟不得，左右為難，軟硬都不得好。不難推測，“占中”運動如果是發生在幾年前，大陸或許早已是群魔亂舞、風聲鶴唳，甚至國將不國的局面。事實上，香港“占中”的發生，本就是被慣壞的結果。此前好幾次香港出事，只要有人上街，事情鬧大，政府方面馬上退縮，遂給某些人造成“一鬧就靈”的心理暗示。可惜呵，那些欲圖在中國“搞事”的海外勢力錯估了形勢，沒想到在今天的中國還能出現個習近平，“占中”晚搞了幾年，于是乎效果乃有天壤之別。當然，這些人也需要進行準備和醞釀，并非是可以為所欲為。

　　香港“占中”運動的發生，運動中參與者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不可理喻、不計后果的表現，在在皆佐證了習近平的先見之明。香港“占中”運動對于大陸的啟示是：1，中國承受不了這種形式的“民主”;2，這種“民主”不可能致中國于良性進步，而只可能導致惡性循環;3，大陸不能放棄對意識形態和公共輿論的治理;4，只有先把自己的堤壩筑好，才能無懼于外部的風浪沖擊，進可攻、退可守，從容應對;內部若不固，則進退失據，左右為難，寬嚴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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