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人民日報客戶端：周永康后中國還有“三大戰役”》（【】內為原文）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經近乎蓋棺定論，只是實操中步步為營罷了。以反腐敗為抓手、以周永康為重心，新一屆政府打了一場大仗，就像復刻了解放戰爭時期的“遼沈戰役”：查辦石油系如同打下錦州，剩下的都是甕中捉鱉;此后對四川官場的徹查、政法系統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戰四平、圍獵長春。

　　但是，遼沈戰役只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后續怎么辦，下一步在哪里?】

　　柳葉刀的本文邏輯有些問題，既把周永康案歸為遼沈戰役，至少是其主要組成部分，然后又問“遼沈戰役只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后續怎么辦，下一步在哪里?”給出答案就是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內在矛盾明顯，有生搬硬套之嫌。

　　問題更在于：這篇文章不尋常。好像我們直接就是對著周永康去的，是先鎖定、再布局、全操控，不是發現線索追查的結果而是組織線索進行圍剿的結果，如查辦石油系如同打下錦州，剩下的都是甕中捉鱉;此后對四川官場的徹查、政法系統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戰四平、圍獵長春。

　　按正常思維接著還應該有反腐的平津戰役如何進行呢?首先繼續鎖定更大老虎或虎王，特別的賣國的虎王;其次轉移戰力，對張家口圍而不殲或隔而不圍讓他進退兩難;第三打天津，最后通諜過后，果敢打下，然后才可能收和平解決北京問題的效果。震懾其他次大老虎、虎王，擴大戰果;并且法制跟進，使得運動反腐與法制反腐相結合。

　　再繼續，淮海戰役，人民戰爭，滌蕩一切老虎、蒼蠅全無敵。

　　法制跟進，運動反腐與人民反腐相結合，百萬雄師過大江。

　　這應該是我國反腐的路線圖，上竄下跳者也不能免。

　　【第一大戰役：四中全會與法治社會

　　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主題已經提前確定：依法治國。對此，需要為習大大和本屆政府的“超前動作”點贊。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經濟，四中抓黨建和落實，這次四中全會抓法治，可謂特例。】

　　法無定法，因時而變，贊。

　　【首先，原本以為依法治國這樣的議題會在下一屆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會大動作，但是讓人看到了本屆政府“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觀來看，目前還處于打老虎、拍蒼蠅的進行時，還處于王岐山所說的“治標”階段，是運動反腐。這時候強調依法治國，有些人難免會以為這是一種“收官”的信號。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還未定奪，新一批的巡視組還在地方扎根，應該不是反腐運動的終結，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設和治標運動同步進行——倘如此，幸甚。】

　　自上而下的運動反腐與依法治國矛盾嗎?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歷史都是我們的反腐利器。所謂的運動反腐應該是指在治標階段由黨中央領導、中紀委主持的自上而下的反腐斗爭，其形式是通過巡視組、接受群眾舉報等形式搜集線索，整體規劃，有步驟分階段進行，但是從事到人還是由人到事的選擇上我認為應該是前者。打虎無禁區，隨著更多線索的出現，更大的老虎必將現在真容，這是繞不過去的，唯此才能打到根上，民族利益最大、出賣民族利益才是最大的腐敗。黨內理清線索后移交司法機關本身就是尊重司法的表現，黨的領導是一大原則、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制度建設與治標運動同步進行，挺好。

　　【其次，現在主流的反腐運動究其實是治黨、治軍之策，但是，中國社會的腐敗根深蒂固、范圍極廣，需要運動反腐、制度反腐、群眾反腐的結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談何容易!比如，嚴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現了不作為、但求無過的“看官”，等等，挑戰眾多。】

　　當前的反腐從治黨、治軍切入，立法、行政、司法必然跟進，挑戰當然多了。當前確實出現了不作為的“看官”現象，就是這類問題只要從忠實履行職責入手、樹立工作負責就是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的理念，不作為就是大過錯，就是審查的直接理由。

　　【近期，眾多國企內部的腐敗被查辦，不少外企也因行賄、壟斷等訴諸司法，吳英案、唐慧案等民間民粹對司法的干涉也屢見不鮮……這些不同層面的變相違法案例，只靠中央決心，斷然無法解決，嚴肅法紀、公開透明還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國并不缺法律條文，而是執行不力，有法不依。這種情況下，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關注預防、執法、及違法之后的懲戒。對此，還需要很多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這也應該是此次四中全會的著力點。】

　　針對中國的社會腐敗，包括國企、外企、長期接受外國政府基金支持的機構及水軍隊伍等，依法治國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的問題，這首先涉及立法機關它的人民性如何?它所制定的法律誰的意志與利益?勞動者的利益是否得到充分的體現與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立法的問題必須放在首位，走群眾路線，為了群眾依靠群眾;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清楚法律黨、清除掛羊頭賣狗肉者，路線一經確定，干部問題就具有決定意義了，既由誰由哪些人來執法的問題;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惡意欠薪入刑不再是束之高閣了而應該實踐了，反腐無禁區，只要腐敗了犯罪了一律法辦，不因他背后有無帝國支持的背景而不同。

　　【綜合看，反腐運動與法治，仍然可以視作是遼沈戰役。】

　　無戰例可比，歸為遼沈戰役似太過牽強。

　　【第二大戰役：高效市場經濟與優化分配】

　　缺少一個大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及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場經濟機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經濟學家曾經強調市場的萬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也分為好的市場、壞的市場。殊不知，這也是另一種思想上的混沌，好、壞本身就是道德法則，與立場有關。強人如劉漢者，自然認為官商就是對他最好的機制;得暴利如地產商者，也可以滿口正義成為創業導師，認為他們的資本是應得的……】

　　我們應該秉持的立場就是人民立場，即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按勞分配為主體，兼顧效率與公平。

　　【市場優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有很高的資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對公平。比如，壟斷國企自然必須改，特別是要建立董事會、經理人和監管人結合的公司治理機制，需要優化經濟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紅，需要引入國企間競爭，逐步打開私企牌照準入等市場化舉措，也需要反腐——但是，這與崽賣爺田、變相管理層收購毫不相關。在中國最牛的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層所持股權反倒不多。】

　　這里提出的判斷市場優劣的二個標準都需要分析：第一、如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通過資本專制下的紀律也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時勞動者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覺的、不是激發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而實現，只有與合理的勞動報酬形式相聯系，以按勞分配主體兼顧效率與公平才有利實現這一點，劉漢模式下資源的配置效率不是也挺高的嗎?巧取豪奪的所有權變更一夜之間就是可以造就億萬富翁，效率不是一般的高;第二看它是否相對公平，這里的關鍵是對誰相對公平。中國的國企尤其是大型央企，要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就必須對國民經濟的命脈、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占有支配地位。其主導作用體現在控制力力：控制國民經濟發展方向、控制經濟運行的整體態勢發、控制重要稀缺資源的能力上。不要只盯著國企對民企的強，發揮領頭雁作用不強能行?更要看到與國際壟斷財團相比我們的弱，無論是規模還是質量，要想同臺平等競爭，必須進一步做大做強。拆分國企無異于自毀長城。我們不能不注意到美國對本土企業的態度，在保持本土企業的優勢地位與反壟斷之間，后者服從前者，在確保前者的前提下，實現后者是為了保持適度競爭與增長。有意忽視這一點的選擇性失明是別有用心的。片面性的對已嚴待人寬是有害的。中國國企存在的諸多問題，根子的原因，是放棄民主管理照搬西方精英管理所帶來的、這種國家這個所有者無力、勞動者無權、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專權就是它的典型特征，于是才有崽賣爺田的問題。相對公平還應該包括國企及私企的稅收負擔的公平，改變稅收主要由國企承擔的局面，當然國企在平等繳納稅收的同時，還應該向國家交納除去發展資金、經營報酬之外的利潤部分，以實現民有民享。國企改造的后董事會中的董事由誰擔任、憑什么擔任、如何負責?治理國企的根本方法在于民主管理，習總明確提出防止有人借國企改革之機搞私有化，這是一個大原則問題。華為是勞動者集體持股，是共同富裕的典范，值得大書特書;至于阿里巴巴，一個外企而已，軟銀、雅虎是前兩股東，占據了絕對控股權，馬云只是一個高級打工仔而已，他持的股份能多了?倒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做到。

　　【而且，中國的市場建設中，最嚴重的問題是政府僭越與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強總理提到的政府過多的審批有尋租嫌疑，比如，對土地出讓的過多干預是裁判員參與比賽的問題;反過來，現在市場中還有很多政府該干而沒有干好的，需要去補足，比如，食品藥品監管、國資賤賣、地產商各種逃稅避稅……這種情況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權利歸資本。】

　　這段論述的不錯，土地財政多為社會所詬病，可惜現在沒有找到解決或替代的辦法，政府越位，多吃多占，以超經濟的強制破壞著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而政府的缺位，使得權利歸資本，苦了的只有勞動。

　　【其次，市場不是萬能的，必須通過制度優化財富分配。在全球30多個發達國家里，日本、韓國、德國、法國、北歐五國的貧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法系則要大得多，幾個并不發達的金磚國家反倒基尼系數很高，這都與它們的經濟制度休戚相關，特別與它們的經濟分配制度相關。不如，更低的資本稅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過大，而對促進經濟增長幾無幫助。對該問題，在歐美炙手可熱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所述頗多。】

　　市場不是萬能的，必須通過制度優化財富分配，贊。中國有著更優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有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底，我們應該可以實現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的公平的分配結果，事實卻沒有，為什么?那就是我們對這些制度落實、執行的扭曲、錯位。另外關于發達國家工人的高工資，還有一部分是由發展中國家工人所創造價值轉移的因素，這種高工資不具有普適性，輪不到力圖模仿西方的中國工人身上，咱們屬于自身創造的價值被轉移的國度。舉例中的過低的資本稅確實是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且對促進經濟增長幾無幫助并成為拖累。

　　【中國有太多人致富是靠著“封建資本主義”的裙帶關系(比如，很多私營礦山來自低價非法獲取國家資源)，“野蠻資本主義”的資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產商囤地待漲)。這些問題導致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是貧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里那些最陰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設現在還千瘡百孔的市場，但是又不能讓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不能放過裙帶資本、野蠻資本，但是又要鼓勵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動物精神。這個戰役幾乎攸關所有官僚資本和野蠻資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有太多人致富是靠著“封建資本主義”的裙帶關系(比如，很多私營礦山來自低價非法獲取國家資源)，“野蠻資本主義”的資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產商囤地待漲)。這些問題導致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是貧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里那些最陰暗的部分。”這兩個方面描述了我們的權貴資本產生的不義、增長的不公，極準確。后面講的當前的任務及難度也不錯。“所以，需要建設現在還千瘡百孔的市場，但是又不能讓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不能放過裙帶資本、野蠻資本，但是又要鼓勵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動物精神。這個戰役幾乎攸關所有官僚資本和野蠻資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在動員主體缺少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他們再次成為了看客、被解放者?這不符合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者、是社會實踐的主體的唯物史觀。

　　【要順利解決市場化問題、顯著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就要堅定不移完善市場制度，兼顧保護優秀合法企業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樣與資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視為平津戰役。】

　　定性為春斗，強調和解沒錯，只是別忘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這個主角，否則一切美景皆為鏡中花、水中月。

　　【第三大戰役：和平崛起與生存空間

　　與內政相比，關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當中，中國的未來與全球的未來密不可分，中國必須要在全球尋找資源、尋找市場，直面競爭又要廣泛合作——所以，某種程度上，國際關系的成敗也關系到國內的很多事務的成敗。】

　　其實對外交事務關注得還真不算少，比如韜光養晦百年不變說廣質疑，人家舉證說完整的理解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統一的、現在到了應該有所作為的時候了。一個主權國家對外活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了我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于這一外交政策的性質必須辯證地理解。

　　【本屆政府在外交方面應該說積極進取、剛中帶柔，延續了中國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顯推進。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金磚四國峰會、中非峰會、上合組織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結盟合作;經濟上借助77國集團、金磚銀行、中歐多國貨幣互換、東盟10+3等關系讓中國的外交基線變得非常穩健。同時，中國與歐洲多國實現了經貿上的緊密合作，在政治上與英、法、德等距離外交，與“老歐洲”的關系大體無虞;在復雜的中東關系上，中國沒有過早受到誘惑卷入，堪稱明智。】

　　這幾項可圈可點，找到了朋友、發展空間、合作點，實際也抓住了敵人的要害、阿喀琉斯之腫。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東海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賓、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這也是最難處理的一對矛盾。中國數年內的實力都不足以挑戰美國，但是，又必須現在就直面站在門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間，相當不易。】

　　當中國敢于面對敵人了特別敢于面對最大敵人了，所有的敵人會重新思考、再定位，正所謂“不敢打鬼遍地是鬼，敢打鬼無鬼可打。”

　　【這種競爭，最好的格局就是：軍事上威懾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而在經濟戰場上暗中角力。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格局：八一建軍節之前，中國舉行了備受矚目、近年來最具實戰性的朱日和軍事演習，低調公布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東風41戰略導彈，威懾之意明顯;政治上，在東烏克蘭、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兩方都相當謹慎，寧可置身事外、選取棄子戰術，生怕陷入泥潭影響主戰場;而在雙方利益最攸關的地區，無論是中日關系、中菲關系上，又互不相讓……這種格局肯定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存在。最終，戰場可能在企業和經濟戰場展開。偏偏在經濟領域，特別是企業市場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業自身，政府更多是順勢而為。】

　　中美之間的生死如何終結取決于美國的選擇，以美國全力扼殺世界老二的慣性，這個劫難很難善了，近段時間來中國的表現應該理解為我們已經做好了應對各種局面的準備。樹欲靜而風不止，既然擋不住我們就坦然面對。直視了最主要的敵人，不再仰視它，小敵們還在話下，有的甚至難以稱得上敵人了。經濟領域的爭斗正如火如荼進行，這正是國企大有作為的時候，當前的國際社會有單純的企業競爭嗎?背后顯然都在國家在較力。

　　【比如，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都在積極去IOE(去IOE是對去“IBM、Oracle、EMC”的簡稱，三者均為海外IT巨頭)，針對高通、微軟等反壟斷，還查辦了葛蘭素史克等外企腐敗案。去IOE可以給華為、浪潮等IT企業一些空間，但是，在大多數領域，如專利藥、操作系統和芯片等領域，中國廠商相距甚遠，未必就能給國內企業帶來很大的市場機會。這些主要市場說了算的領域，也不可能砸下四萬億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領域的國企更為適合，比如，中石油已經超過埃克森美孚成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國的高鐵已經成為經濟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其實與國企的身份關系不大，是因為這些領域恰恰不僅僅市場說了算。】

　　聯想到這些年中國對外投資所遭遇的種種障礙，西方政府的身影連連不斷呀。什么國家安全、中國政府補充、不正當競爭，反正有的是帽子，絲毫沒有感覺到他們所鼓吹的平等，倒是當中國政府取消對外企的超國民待遇時，西方跳出來了，好像受了好大委屈似的，他們的自抽嘴巴暴露了他們的平等的本質，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國利益。中國作為后來者，多向這些教師們學著點。

　　【可見，中國爭奪國際生存空間的路還有很遠，對國家來說風險重重又不得不為，對企業和市場來說，還有賴于中國未來的企業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們，是一場需要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但是又需求全民參與的“淮海戰役”。】

　　在爭奪國際生存空間的過程中，中國需要高層指控大兵團作戰，國企理所當然是骨干與主力，民企是生力軍，全民參與，這個淮海戰役有看點。

　　【正是因為有了前期反腐體現出強大力度，人們當然對本屆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平崛起，可以視為本屆政府需要后續挑戰的三大戰役——抑或需要多屆政府延續下去的命題。(作者為飛笛資訊首席研究員)】

　　反腐進行有序進行，力度在加大。危害人民利益與民族利益的腐敗分子處于彷徨中，運動式、法制化、群眾性相結合，打出一國內的朗朗乾坤，打出個國家建設的和平的周邊環境，需要我們堅韌不拔。

　　附：人民日報客戶端：周永康后中國還有“三大戰役”

　　作者：柳葉刀 發布時間：2014-08-07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經近乎蓋棺定論，只是實操中步步為營罷了。以反腐敗為抓手、以周永康為重心，新一屆政府打了一場大仗，就像復刻了解放戰爭時期的“遼沈戰役”：查辦石油系如同打下錦州，剩下的都是甕中捉鱉;此后對四川官場的徹查、政法系統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戰四平、圍獵長春。

　　但是，遼沈戰役只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后續怎么辦，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戰役：四中全會與法治社會

　　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主題已經提前確定：依法治國。對此，需要為習大大和本屆政府的“超前動作”點贊。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經濟，四中抓黨建和落實，這次四中全會抓法治，可謂特例。

　　首先，原本以為依法治國這樣的議題會在下一屆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會大動作，但是讓人看到了本屆政府“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觀來看，目前還處于打老虎、拍蒼蠅的進行時，還處于王岐山所說的“治標”階段，是運動反腐。這時候強調依法治國，有些人難免會以為這是一種“收官”的信號。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還未定奪，新一批的巡視組還在地方扎根，應該不是反腐運動的終結，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設和治標運動同步進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現在主流的反腐運動究其實是治黨、治軍之策，但是，中國社會的腐敗根深蒂固、范圍極廣，需要運動反腐、制度反腐、群眾反腐的結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談何容易!比如，嚴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現了不作為、但求無過的“看官”，等等，挑戰眾多。

　　近期，眾多國企內部的腐敗被查辦，不少外企也因行賄、壟斷等訴諸司法，吳英案、唐慧案等民間民粹對司法的干涉也屢見不鮮……這些不同層面的變相違法案例，只靠中央決心，斷然無法解決，嚴肅法紀、公開透明還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國并不缺法律條文，而是執行不力，有法不依。這種情況下，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關注預防、執法、及違法之后的懲戒。對此，還需要很多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這也應該是此次四中全會的著力點。

　　綜合看，反腐運動與法治，仍然可以視作是遼沈戰役。

　　第二大戰役：高效市場經濟與優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場經濟機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經濟學家曾經強調市場的萬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也分為好的市場、壞的市場。殊不知，這也是另一種思想上的混沌，好、壞本身就是道德法則，與立場有關。強人如劉漢者，自然認為官商就是對他最好的機制;得暴利如地產商者，也可以滿口正義成為創業導師，認為他們的資本是應得的……

　　市場優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有很高的資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對公平。比如，壟斷國企自然必須改，特別是要建立董事會、經理人和監管人結合的公司治理機制，需要優化經濟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紅，需要引入國企間競爭，逐步打開私企牌照準入等市場化舉措，也需要反腐——但是，這與崽賣爺田、變相管理層收購毫不相關。在中國最牛的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層所持股權反倒不多。

　　而且，中國的市場建設中，最嚴重的問題是政府僭越與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強總理提到的政府過多的審批有尋租嫌疑，比如，對土地出讓的過多干預是裁判員參與比賽的問題;反過來，現在市場中還有很多政府該干而沒有干好的，需要去補足，比如，食品藥品監管、國資賤賣、地產商各種逃稅避稅……這種情況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權利歸資本。

　　其次，市場不是萬能的，必須通過制度優化財富分配。在全球30多個發達國家里，日本、韓國、德國、法國、北歐五國的貧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法系則要大得多，幾個并不發達的金磚國家反倒基尼系數很高，這都與它們的經濟制度休戚相關，特別與它們的經濟分配制度相關。不如，更低的資本稅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過大，而對促進經濟增長幾無幫助。對該問題，在歐美炙手可熱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所述頗多。

　　中國有太多人致富是靠著“封建資本主義”的裙帶關系(比如，很多私營礦山來自低價非法獲取國家資源)，“野蠻資本主義”的資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產商囤地待漲)。這些問題導致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是貧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里那些最陰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設現在還千瘡百孔的市場，但是又不能讓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不能放過裙帶資本、野蠻資本，但是又要鼓勵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動物精神。這個戰役幾乎攸關所有官僚資本和野蠻資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要順利解決市場化問題、顯著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就要堅定不移完善市場制度，兼顧保護優秀合法企業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樣與資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視為平津戰役。

　　第三大戰役：和平崛起與生存空間

　　與內政相比，關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當中，中國的未來與全球的未來密不可分，中國必須要在全球尋找資源、尋找市場，直面競爭又要廣泛合作——所以，某種程度上，國際關系的成敗也關系到國內的很多事務的成敗。

　　本屆政府在外交方面應該說積極進取、剛中帶柔，延續了中國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顯推進。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金磚四國峰會、中非峰會、上合組織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結盟合作;經濟上借助77國集團、金磚銀行、中歐多國貨幣互換、東盟10+3等關系讓中國的外交基線變得非常穩健。同時，中國與歐洲多國實現了經貿上的緊密合作，在政治上與英、法、德等距離外交，與“老歐洲”的關系大體無虞;在復雜的中東關系上，中國沒有過早受到誘惑卷入，堪稱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東海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賓、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這也是最難處理的一對矛盾。中國數年內的實力都不足以挑戰美國，但是，又必須現在就直面站在門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間，相當不易。

　　這種競爭，最好的格局就是：軍事上威懾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而在經濟戰場上暗中角力。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格局：八一建軍節之前，中國舉行了備受矚目、近年來最具實戰性的朱日和軍事演習，低調公布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東風41戰略導彈，威懾之意明顯;政治上，在東烏克蘭、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兩方都相當謹慎，寧可置身事外、選取棄子戰術，生怕陷入泥潭影響主戰場;而在雙方利益最攸關的地區，無論是中日關系、中菲關系上，又互不相讓……這種格局肯定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存在。最終，戰場可能在企業和經濟戰場展開。偏偏在經濟領域，特別是企業市場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業自身，政府更多是順勢而為。

　　比如，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都在積極去IOE(去IOE是對去“IBM、Oracle、EMC”的簡稱，三者均為海外IT巨頭)，針對高通、微軟等反壟斷，還查辦了葛蘭素史克等外企腐敗案。去IOE可以給華為、浪潮等IT企業一些空間，但是，在大多數領域，如專利藥、操作系統和芯片等領域，中國廠商相距甚遠，未必就能給國內企業帶來很大的市場機會。這些主要市場說了算的領域，也不可能砸下四萬億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領域的國企更為適合，比如，中石油已經超過埃克森美孚成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國的高鐵已經成為經濟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其實與國企的身份關系不大，是因為這些領域恰恰不僅僅市場說了算。

　　可見，中國爭奪國際生存空間的路還有很遠，對國家來說風險重重又不得不為，對企業和市場來說，還有賴于中國未來的企業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們，是一場需要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但是又需求全民參與的“淮海戰役”。

　　正是因為有了前期反腐體現出強大力度，人們當然對本屆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平崛起，可以視為本屆政府需要后續挑戰的三大戰役——抑或需要多屆政府延續下去的命題。(作者為飛笛資訊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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