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的死緩判決剛被減為無期，這邊她父親又出事了：近日，關于浙江東陽市副市長陳軍向吳英索賄的舉報，經東陽市公安局調查，吳英的代理人藺文財涉嫌誣告陷害罪，吳英父親吳永正涉嫌誣告陷害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收益罪。

　　回想2007年吳英案發時，部分中小企業融資難確有加劇態勢，但因當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及第二年春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皆需“換屆”，致使久拖不決的金融改革只能繼續向前者讓位。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價值訴求“極度混雜”，微博與微信的時興，又恰好為“極度混雜”提供了空前的傳播機會。于是，吳英案由原本是非對錯分明的刑事案件竟嬗變為“政治大案”。

　　在全社會沉默大多數不敢公開發聲，社會主流價值觀堅守“一退再退”的情勢下，最高法對吳英案的復核過程始終被各種雜音所裹挾。最終，吳英由死刑改判為死緩。不管這背后有多少“糾結”和外部干擾因素，改判對吳英及家人終究是件好事。不過，改判死緩并非意味著吳英無罪，更不等于吳英是被冤枉的。

　　按照浙江女子監獄之說法，吳英入獄后“表現尚好”，遂于前不久緩刑期滿后，將吳英的死緩判決減為無期徒刑。如果吳英及其家人，能從減刑結果再次感念國家司法的又一次善意，也就不會有后來的“一系列事件”再度上演。

　　然而，吳英及其父選擇對國家司法“得寸進尺”、不依不饒，顯然過高估計了與某些輿論互相利用的能耐，以至于再次涉嫌犯罪、“自取其辱”。而吳英的代理律師，包括吳英其父，對兩年來國內輿論場和社會大勢的變化渾然不覺，甚至不屑一顧，愣要把早該收場、只是在“特定政治、輿論氣候”下，才能勉強上演的那出“戲文”繼續演下去——實在是低估了今天中國司法堅決打擊一切刑事犯罪的堅定國家意志。于是才有了文章開頭講的那一幕。

　　既然決定果斷出手，東陽警方估計手上已掌握了吳英等人涉嫌誣告陷害罪的鐵證。假如這些犯罪指控最終被法院坐實，吳英本人將舊罪未除再添新罪，吳英代理律師及吳父亦咎由自取。時至當下，對吳英本人、吳英律師、吳英其父的犯罪指控，已對當事人及全社會產生了新的警示價值：

　　現實社會中，確有少數刑訟律師自我膨脹，罔顧事實，愣想扮演“反體制英雄”的角色。可回頭看一看，才不到兩年光景，那些搶著“捍衛中國司法公正”，甚至大有“惟我其誰”之勢的刑訟“大律師”們，今天又去了“哪里”?

　　律師執業遠沒有媒體輿論所渲染的那般崇高，不過是一份養家糊口的職業而已。法制(治)中國，律師正常的執業行為理應得到司法的尊重和保障?，F在，社會已經認可律師在法律框架下為當事人作無罪或輕罪辯護，認為是律師正當的執業權力，甚至覺得就算把律師職業視為“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也沒什么不光彩的。但社會形成客觀認知，決不等于縱容律師違法。正因為中國是個法制(治)國家，律師賺錢固然沒錯，可務必要賺得干干凈凈。不知甚至不屑于在賺到錢后“該收手時就收手”，“出事”——把自己也“裝”進去，注定是早晚的事。

　　這些年尤其是最近兩年，不少律師已“進去”或已被“邊緣化”，這些案件正告訴律師界包括整個社會一個鐵的事實：好律師與訟棍之間往往只有一念之差、一步之遙。任何社會、任何時間、任何情形下，律師都要把自己關在法律的籠子里，不能知法犯法。

　　當初吳英案發時，她的家人和媒體一片呼告，將吳英架上道德高地。隨著案件一步步揭開，好比當初的唐慧案一樣，劇情開始反轉，曾經的“正方”成了反方。時過境遷，當初呼告的媒體又開始裝聾作啞不再出聲。

　　相對于連續數年部分媒體對吳英案的激情澎湃，針對本次吳英等涉嫌誣告陷害罪之新“變故”，這類媒體中的大部分選擇了“遠離是非”。在筆者看來，這是“被迫”的收斂，希望這更是理性回歸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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