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近期接受《新京報》采訪。賀衛方說，學者應該以學術為最基本的職業，公共知識分子不能只剩下“公共”，知識沒了。這是需要特別警惕的。
賀衛方稱贊中國的律師最有古典的“士人之風”，文人反而萎縮了。賀衛方認為，在一些事件發生時，律師群體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讓濫用公權的人有所顧忌，讓被掩蓋的東西能夠被揭示出來，讓民眾心存希望，讓橫行無忌的人最后走向窮途末路。賀衛方還談到，以選官為例，科舉考試把整個官員階層變成了官員與文人的結合，包拯、鄭板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當他們行使權力的時候，語言風格有了審美意義，用詩一樣的語言來寫判決，這種文人風格極大損害了法律在處理案件、作出判決時的嚴謹，他們也不會特別關注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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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訪談原文(記者吳亞順)
賀衛方(資料圖)
人人都在說話，人人是孤島
新京報：你的演講有深度，能引起共鳴。演講時情和理需要綜合平衡。你怎么看待、處理這個問題?
賀衛方：先說說演講，你知道有《演講與口才》這種雜志，告訴大家該怎么去演講，在我看來，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可能是要對自己講的內容非常自信，你確實有獨到的思考，能給人啟發。另外，演講必須是開放式的，演講不是讀讀學術論文，而是和聽眾一塊兒思考，甚至介入進來。
你問到演講的情和理，研究法律、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可能更偏向“理”，重視邏輯推演，這在寫作中相當重要，在演講中，則需要引起人們的興趣，除了“理”，還要發揮情感的作用。
當然，人生閱歷的積累也很重要，同一個道理，如果是大學本科生來講，可能來自書本，一個五六十歲的人來講，則可能來自自己的閱歷，說服力不一樣。在英美國家，法官的年齡要大些，這就有它的制度寓意，讓法官的話得到更多尊重。
新京報：拋開技術層面，在自媒體時代，人人都在說話，但理性討論、辯論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
賀衛方：網絡讓人發言的難度變小了，大家發表文章好像特別容易。過去，要發表文章可不容易，現在這個自媒體時代，要在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仍然不容易，但是只要你連通網線，你就可以在網絡發言、發文章。不過，我們付出了一個代價，寫作變得不那么神圣，似乎不需要那么嚴謹。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里提到，貴族時代寫作是非常神圣的事，寫作前要沐浴焚香，寫出來的東西很有莊嚴感，民主時代的寫作越來越平民化，好像每個人都是作家，卻產生不了一個偉大作家。
學術也是如此。錢鐘書先生曾說，學問大抵是三兩位荒江野老相互切磋的東西;對于學者，或者想成為思想家的人來說，可能跟現實保持距離變得非常重要，你老沉浸在一個熱鬧的社會中，不斷介入社會事務，使得理性、深入的思考——在不斷領悟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思想世界——變得特別困難。
久而久之，人人都在說話，好像在交流，其實人人都無心聽別人怎么說，都是自說自話，每個人都是孤島。
學者不能完全變成斗士
新京報：剛才說跟現實保持距離，我看你提到胡適時，認為他“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參與以及一種恰當的距離感”值得學習。什么是“恰當的距離感”?
賀衛方：所謂“恰當的距離感”，首先它是學者的本分，學者應該以學術為最基本的職業，公共知識分子不能只剩下“公共”，知識沒了。這是需要特別警惕的。其次，你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參與，一定要與你自己的專業有關。另外，胡適先生說的“恰當的距離感”，還有一層重要的含義。他認為，純粹的學術本身是某些時候逃避現實的一個空間，現實政治特別險惡，你不能完全把自己變成一個斗士，在對社會事務進行批判的同時，必須要經常退回來，做青燈黃卷式的研究。簡言之，你不是一個職業化的革命者，而是一個學者，這可以緩和跟現實政治之間的緊張關系。
就我個人來說，我著力于研究中國現代的司法制度、當代的司法改革，學問和社會現實基本上處于重合的狀態，考驗更大。另一方面，對現實弊端的批評總來自學理的論證，兩者之間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你就會很興奮。
比如，金觀濤先生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它的根源到底在哪兒?也許跟政府權力的運行模式有關，這其中很重要的環節有怎么解決社會的糾紛、如何保護私有財產、選什么樣的人做官等。以選官為例，科舉考試把整個官員階層變成了官員與文人的結合，包拯、鄭板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當他們行使權力的時候，語言風格有了審美意義，用詩一樣的語言來寫判決，這種文人風格極大損害了法律在處理案件、作出判決時的嚴謹，他們也不會特別關注制度建設。與羅馬人相比較，羅馬最優秀的頭腦專注于法理分析，但中國人從來不愿意對某個案件進行復雜的分析，而是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相信寫好文章就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你看，從這里就可以解讀中華文明的演進史，這給人強烈的興奮感。
新京報：學問與社會現實的重合帶來考驗，也會產生無力感、厭倦感，你怎么做?
賀衛方：我身邊有一些朋友，他們太單薄，生命中只有政治，坐下來吃飯言必稱政治，變成了一種職業化的狀態，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其實，我們要有多種生存空間，多元化地生活，你可以沉浸在文學作品里，可以思考兩千年前的某個問題，這個問題與現實牽連，但距離也很明顯，這樣就能進入一種孟子所說的“進退有余裕”的狀態。當然，你要推動中國政治法律制度的變革，無論如何，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更要有歷史感，明白太陽底下無新事，這樣一方面你會有針對性，另一方面不會過于急躁，必須一蹴而就地去解決社會問題。
當今最有士人之風的是律師
新京報：最后，還是回到你的本行。近年來，人們對司法、法治的需求日益急迫，但另一方面，基層法院法官的流失現象相當嚴重。這是兩相矛盾的嗎?
賀衛方：法官的流失確實是個問題，比如有些地方推行陽光財政，法院的福利沒有以前好了，有的法官就會走。一個國家的法院不能夠吸引最優秀的人才，穩定地在里面工作，這個問題很嚴重。法院太重要了，用凡人在干神才能干的事情，裁斷人間是非，所以必須要用很高的標準去選用人才，同時要有優裕的條件相匹配，使之發揮能力，安心地工作。
但是，我們現在的情況非常糟糕，法官這種職業既不自由，壓力又巨大，案件越來越多，很多一線的法官在超負荷的狀態下工作，而且收入并不高，沒有實權，沒有什么尊嚴。這就會讓人厭倦，要離開。在英美國家，做了多年律師才能做法官，我們這兒是做了多年法官的人紛紛做律師去了。所以，這幾年，法官人才的流失很嚴重，基層更甚。
新京報：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賀衛方：需要一個一攬子的解決方案。最近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有一個比較好的開端，說要把省級以下的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的財政人事統管起來，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我覺得這是特別重大的改革，是1949年以來從沒有過的一個發展思路，我特別期待這個改革有一個好的方向，以漸進的方式把制度方面的細節做得更加合理，這樣就能幫助解決你提到的法官流失的問題。當然，也只是緩解，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因為針對的是省級以下的法院。
另外，地方政府對法院的控制是導致司法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尤其是有時候涉及地方與企業之間的經濟糾紛，法院就變成了地方利益的看門狗。這是特別壞的一件事情。如果法院的財政人事體制能夠和同級黨政沒有什么關系，還是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緩解司法上的一些矛盾的。
新京報：此外，律師自發對一些案件予以關注，提供幫助，民間輿論也發揮作用。你怎么評價民間這種自發的作為?
賀衛方：這當然值得鼓勵。在法律領域，民間的這些努力，最后都有利于官方制度的建設，因為律師代理任何一個案件，都要訴諸法院，法院是國家的法院。群體事件發生，律師去代理，很多人就害怕，覺得對社會穩定有壞處，為什么不想想，律師能往哪里代理?他們從來不會把人帶到梁山上去，都是帶到法院，求助于司法。而且，律師會把民眾最激烈的話語翻譯成法言法語，法律的語言特別理性。所以，我怎么想都不理解為什么有人會去打壓律師。
其實，在這個國家，律師的隊伍越來越壯大，地位越發顯赫。昨天，我參加跟作家有關的一個座談會，一個山西作家居然說，我們今天最能代表中國古典時期的士君子風范的是律師，文人反而萎縮了。確實如此，在一些事件發生時，律師群體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讓濫用公權的人有所顧忌，讓被掩蓋的東西能夠被揭示出來，讓民眾心存希望，讓橫行無忌的人最后走向窮途末路。
從某種程度上，這也加深了人們對律師群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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