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方早報》報道，尚在小范圍征求意見的《律師執業行為規范》和《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修訂草案(下稱《規范》草案和《規則》草案)，已在律師圈子中廣為流傳，且引起了極大爭議。
王甫摘出的內容顯示，律師在案件審結前，擅自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訴訟文書、證據材料、辯護、代理意見，最高可給予中止會員權利1年的處分;兩份草案還對律師的網上行為做了諸多約束。
《東方早報》的報道稱，這些規定遭到了律師們的反對，平和者認為缺乏操作性，激烈者認為有剝奪律師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嫌。
雖然《東方早報》在這里說的是“律師們”，沒有做任何區別，但在標題和后文中都已點出，這些規定主要針對的并不是不加區別的所有律師，而是特定的律師群體，尤其是近年來在經常在網上制造公共事件的“死磕派律師”。
《東方早報》報道的標題是《嚴懲死磕派律師?全國律協擬修規引發史上最強烈反彈》，熟悉媒體操作的人都能看出，這并不僅僅是一個為了吸引眼球而制作的標題，同時也表明了報道的傾向。
不過，有意思的是，《規范》和《規則》很顯然針對網絡上的律師大V，而報道中采訪的恰恰是在微博上很有名的公知律師，比如王才亮律師，就是粉絲數量超過8.6萬的微博大V，另一位周澤律師，粉絲數更是超過23萬，最早將此事發在微博上的王甫律師粉絲略少，也超過了1.9萬。
由此就得出結論說，《規范》和《規則》引起了“律師們”的反對，乃至于“史上最強烈反彈”，這未免失之于武斷。
網絡上有許多活躍的律師，非常熱衷于對公共事件發表意見，甚至在很多時候直接介入事件發展過程，加之有些著名的大V律師經常不加核實就轉發一些謠言，以至于許多網友對律師印象不佳，認為律師都不是好人。
但術業有專攻，律師也分不同方向，如行事、民事、經濟法、知識產權、國際商法等，而在網絡上活躍的多數是刑事律師，其它領域的律師對公共事件的熱情沒有刑事律師高，也就不如他們名氣大。但這并不等于網絡上的刑事律師就可以代表所有刑事律師的意見，更不用受代表所有律師的意見。因此，由一部分刑事律師得出“律師們”的反對，至少可以說是一個不夠嚴謹的做法。同樣的，由此就對整個律師群體都做出負面判斷，也未免失之于輕率。
而且，就算是所有律師都反對，是不是就意味著這些規定就不合理呢?
我們經常看到，在一些成為公共事件的案子中，如果警方在沒有定罪的時候就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等個人信息，律師和媒體都會很憤怒地指責警方這樣做是錯誤的。但奇怪的是，律師們卻經常自己公布更多的當事人信息。
比如李天一案，警方在從頭至尾，都十分謹慎地使用了“李某某”、“楊某某”，但由于一開始就有人在網上爆料，所以，即使李天一還處于應當受到法定保護的年齡，他的名字也沒有得到律師的保護，一度在公開的媒體報道中也毫不客氣地直接指名道姓。而受害人楊女士的信息則始終保護得很好，連真實姓名都沒有泄露出來。
還有其它更多案件中，也都存在這種情況。在定案前，警方平等地保護了原被告各方當事人的個人信息，而律師則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性地披露對方的個人信息，尤其常見的是或明或暗地指出對方的家庭背景可能存在官員、富豪這樣容易引起轟動效應的信息，制造話題。比如李天一案、“我爸是李剛”、藥家鑫案等，都是這樣，如果沒有對方家庭背景的信息，暗示存在權法交易、司法不公，顯然不會有人關心這樣的案子，至少不會引起那么大的轟動效應。
律師這樣為什么這樣做呢?一方面是擔心權力干預司法，另一方面也往往有制造輿論壓力，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的考慮。
《南方周末》6月13日的一則報道中，參與“中國版洗冤工程”的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宏耀就說，他們幫助“無辜者”洗刷冤枉的主要模式就是，“專家負責論證，律師負責跑腿，媒體負責呼吁，老干部負責找人。關起門來說，就是這個模式。”
任何人看到這個說法都會明白，這是一個在司法體系之外干預司法的模式。問題是，這個模式既然可以用于洗冤，當然也可以用于制造冤案。因為，是不是冤案，并不是以司法機關的認定為標準的，而是這些參與“中國版洗冤工程”的律師和法律學者們。
比如著名的錢云會案，雖然由律師等各種大V和微博名人組成的公民觀察團到案發地調查了幾天，也沒有發現任何線索和證據，但他們至今仍然堅持認為，錢云會死于謀殺，而非普通車禍。夏俊峰案中，雖然證據充分，但是媒體和律師們仍然堅持認為，夏俊峰罪不至死，甚至干脆有人認為，夏俊峰不能判死刑的理由就是他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他們似乎不知道，受害人也有老婆孩子和家庭，也是丈夫、父親。
更何況，這一模式也經常被用于“撈人”。比如著名的文強案、曾成杰案中，都有律師居中聯絡組織，邀請專家開研討會論證，找媒體發稿制造輿論，找老干部以公開信的形式上書司法機關施壓。這也是典型的死磕派律師的做法。
我們常常聽到媒體、律師和學者呼吁司法獨立，鼓吹法治，但他們經常使用的這種模式究竟是推動司法獨立和法治建設，還是破壞司法獨立和法治建設呢?權力干預司法，影響司法結果是不應當的，難道輿論干預就是合法的?不允許權力干預司法，就允許話語權力干預司法?這在邏輯上恐怕說不通。
所以，有法學界人士感慨說，這種公知型的死磕派律師根本就不是在推動法治建設，而是在以話語暴力的方式砸爛公檢法。
而且，不以規矩，不成方圓。任何行業都必須有職業道德和從業規則，為什么律師就不能有呢?難道律師就可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只要給律師制定規則，就是侵犯律師的言論自由和人權?難道不在網絡上發布案情和制造輿論壓力，律師就不能辦案子了?如果真是這樣，難道能稱之為法治嗎?既然律師經常自詡為法治的推動者和社會精英，不妨在職業道德和行業規范上要求更高一些，反應過激反倒可能讓公眾有此地無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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