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傳統文化，在小學生中間大肆鋪張開了。而中學生由于功課緊，就不安排學習。政府搞得很火熱，各機關都組織群眾學習。學什么?學“孝悌”“忠信”。總之，要加強個人修養，做一個好人。其實關于孝悌，完全不必提倡，多數人也能做到，為什么?因為你爹媽把你養大了，只要不是禽獸，肯定那父子母子之情就培養出來了，不必強迫就會孝順。如果做父母的對孩子漠不關心，孩子長大了自然對父母也不會感冒。這叫以心換心，將心比心。就像一個人幫了你的忙，不必別人強迫，你心里自會感激人家。至于“忠信”，更通俗點說，就是“誠信”。誰對你誠信，只要不是禽獸，你也會對人家誠信。人們不誠信的原因就是別人對他不講誠信。因此，一個人的道德狀況如何，其實根本不是由政府提倡出來的，而是由現實的生活經驗決定的，是現實生活塑造了人。
1934年，蔣介石大總統開始搞“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提倡人們有余暇了到城外旅游陶冶情操(“生活藝術化”)，提倡節約，反對奢侈(“生活生產化”)，提倡生活上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生活軍事化”)。在這方面蔣總統對自己的要求很嚴，不幸的是除他之外，國民黨官員多數完全不講“禮義廉恥”，貪污腐敗極其嚴重。現實中根本沒有“禮義廉恥”的土壤。所以，新生活運動沒有創造出新國家、新國民、新文化。伴隨著新生活運動的失敗，蔣總統不得不撤退到臺灣去了。這運動也只得無疾而終。
我看見小偷在公共場合行竊，敢去制止他，是因為我知道一旦周圍人發現這一點會一齊動手把小偷拿下。如果小偷傷了我，我知道有政府會為我療傷，為我出頭，那小偷也會受到懲罰。因為有對小偷“人人喊打”的環境，所以我也敢打小偷。我看見有小偷行竊，自己趕緊扭過頭，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對小偷動手，周圍人百分之九十九不會幫我，如果小偷傷了我，百分之九十九也沒有人為我撐腰，我會白白受傷。在這種情況下，你政府再提倡要敢于同壞人壞事做斗爭，我也不會做。
一方面，我吃盡了假冒偽劣產品的苦，你政府也不管，卻提倡要我講誠信，人要不要臉?一方面，你肆無忌憚地欺壓我這個小百姓，卻要我為了你們勇于奉獻，人要不要臉?一方面，你腐化墮落，恬不知恥，卻要我高風亮節，這不是獸語嗎?
現實生活是土壤，人的品德就是這土壤上的苗。
什么叫現實生活?政治、經濟體制構成基本的現實，人的政治、經濟生活就是現實生活。文化只是政治、經濟體制的表現，而道德正屬于文化范疇。也就是說，道德事實上是由現實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的。
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子女在家長的帶領下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家長是領導，這就是政治體制;家庭成員之間有互惠互助的經濟關系，這就是經濟體制，政治和經濟體制決定了家庭倫理的基礎就是“孝悌”，是“父慈子孝”。鄉親之間在生活上也經常互惠互助，這就形成了他們之間相互尊重、相互關心的道德關系。而地主和佃農之間，經濟上是一種不平等的競爭關系，政治上地主是強勢，佃農是弱勢，這樣，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對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中扮演多種角色，在他的周圍各種關系形成一張關系網。對他而言，有些人是好人——講道德的人，比如家人，親朋好友;有些人是壞人，不講道德，比如，欺壓他的地主，欺壓他的官僚，騙了他錢財的某個人。
今天，中國政府的官員們，多是自私自利之徒，對老百姓缺乏關懷。官民關系要么是互不關心，要么是一種嚴重對立的狀態(政治權力被官僚壟斷，老百姓沒有參政權)。這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的經濟體制是這樣：一，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很少有平等的合作關系，多數人如流水線上的工人一樣只是與物打交道，人與人之間缺乏聯系。這與小農經濟是不同的。二，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人們為了謀生不得不互相欺詐，假冒偽劣充斥市場;有些人干脆就干起了非法的、損人利己的勾當。到處是欺詐，到處是陷阱，今天的人們，哪個敢與陌生人隨便搭訕?人與人之間相互提防。
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沒有變化，人們怎么能講誠信呢?講了誠信，如果你不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你就無法謀生。講了誠信，你去舉報你們單位領導貪污腐敗，人家不收拾死你。于是，我們的社會就成了一個分裂的社會。官民為敵，民與民也為敵。相對而言，家庭是道德表現最好的場所，是人際關系最和諧的場所。而在很多親戚、熟人之間，由于生存艱難，已失去了那種互惠、互助、互信的關系。
如果讀讀《論語》《三字經》《弟子規》，人們就能變得善良，那么古往今來的多少英雄人物都成蠢材了。毛澤東和蔣介石你們打個啥，全國每人發本《三字經》讀讀不就行了?也給日本人每人來一本。給希特勒、邱吉爾、羅斯福、斯大林也每人免費贈送一本，值個啥!《三字經》全世界一散，天下太平，這么簡單的事竟然沒人想得起來。真奇了怪了。為什么只讓本國人讀呢?現在就給安倍晉三四五弄一本，讓菲律賓的阿基諾幾世也讀讀，你們也忒不會做人了。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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