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童年和少年生活集中于七十年代。在那個年代，吃穿住談不上很好，但卻是非常安全閑適，倘以不講假話為原則，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幾乎每人都能講出諸多終生難忘的快樂故事，即便象我這樣生活在全村最窮家庭的孩子也沒有被排除在快樂之外。

　　不妨先給大家講兩則童年時代生活與自然的小事。

　　一則是有關麻雀的小事。

　　現在的小孩，錢見的多，動物見的少，撿只麻雀就能當寵物養。我們這代人，別說麻雀，如今被列為保護動物或需要人工繁殖的多數“好東西”那時都隨處可見。上世紀七十年代，麻雀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與人搶糧的程度。在農村稻田里，隨你走到哪丘田，都可以看到隨風搖手的“稻草人”，它是用稻草做的，有“手”有“腳”，如“手”上再放一條白色的尼龍紙，風一吹，就好象一個人在拿著棍子趕鳥。用它來趕啥呢?告訴你，是用來趕麻雀的。那時節糧食不夠豐富，麻雀又太多，如果不趕，整片整片的稻谷就被麻雀給吃了，扎個“稻草人”，效果還真的不錯。

　　對小朋友而言，閑時最快樂的事是收麻雀蛋。現在的農村，大部分是紅磚房或者磚混結構的房子，過去，中國的農村多半是土坯房，甚至還有幾間草房，家家的墻上都有一些透氣的小洞，麻雀特別喜歡在墻洞里和茅屋頂上建窩窩。一到周末沒事的時候，小朋友們就集中拿彈弓外出打麻雀，打不到麻雀的時候，就找麻雀窩撿麻雀蛋，有時爬到茅屋頂上搗壞它們的“家”。當然，偶爾也會被嚇得要死，手伸進麻雀窩沒撈到蛋，卻摸到一堆剛孵出不久的小麻雀，一根毛都看不到，紅紅的，肉肉的，有些膽大的家伙就把小幼崽扔到地上，小麻雀十分的可憐，過不久就死掉了。

　　二則是講講關于螢火蟲的小事。

　　到了夏天，當晚稻播種完畢以后，這些到晚上一閃一閃的小家伙就出來了，有的粘在禾苗上，有的躲在草叢中，有的則攜著綠光在空中到處飛行。吃完晚飯，大人們多數會搬張竹床到外面乘涼扯些鬼故事，小孩子們不是做游戲就是到田野里捉螢火蟲，拿個透明的玻璃瓶子，把抓到的螢火蟲放進去，再把瓶蓋鉆幾個小孔透氣，晚上放在房里，就如一盞暗淡的綠光燈。可惜的是，螢火蟲不耐養，過兩三天便全作古了。

　　我為什么要講這兩則故事呢?事因源于曾經看到兩條微博，一條微博說中國今天的麻雀罕見是因為“除四害”的結果，另一條是說某地花四萬元購得一萬只螢火蟲回去養，結果不到幾天都死光光。這兩則消息表面看只是有關環境惡化的信息，其意則是談今日惡果的歷史罪責，是想究究毛澤東的責任。因而，這兩則新聞就不得不引起有關歷史和政治的爭論。

　　在中國有些人的眼里，歷史是一個垃圾桶，而不是一個沉淀池。一切罪責都可以往歷史堆里扔，極少有人愿意用歷史來沉淀自己，更不敢坦承現實的過錯。21世紀的中國，麻雀鮮見關前領袖何事?“除四害”是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行動，先是把麻雀列入到“四害”當中，后來發現麻雀雖然吃谷但也吃蟲，于是就用蟑螂代替了麻雀，麻雀便不再被規模性掃除，在我記事的年代，麻雀成堆是沒人敢否認的事實。把今天的環境惡化歸咎于歷史是一種“絕對懦夫”的表現，是現代中國人的恥辱。麻雀和螢火蟲的瀕臨滅絕到底遭遇了何種兇手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然而因為某種政治取向的原因只能把責任推向歷史，于是，歷史便成了垃圾桶，誰想把廢物扔進去都可以。

　　一個聰明的國家和民族，歷史不是垃圾桶，而是沉淀池，經歷一定的時間后，就可以讓所有人看得清水底下沉淀了什么，水上面還漂浮著什么，然后，根據利害關系確定好取舍及凈化方式，最后便可以給后人留一池清潔無害的純凈水。一個懦弱失智的民族和國家，歷史便成了他們卸責的垃圾桶，把所有的現實問題扔到毛領袖頭上既得不到驗證，更不可能指引未來，就如同不肖子孫把自己的窮困潦倒遷怒于祖宗的家底不厚一般。

　　在咱們大中華帝國，還有一名句是很經典的：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得失明興衰。這句名言，前前后后至少傳承了一千多年，至今仍可以在書中常見。然而，紙上真理落到現實中未必有人遵從，在我看來，歷史已經是一堵仇恨的墻，而不是一面鏡子。

　　人類研究歷史研究得再清晰，哪怕已如同人照鏡子，也不過是為了給今人一個提醒。遺憾的是，本該起鏡子作用的歷史之于中國卻成了越不過的一堵墻。一群暴徒站在墻邊高喊：“你他媽給我聽好了，不給我下跪認輸，不給我自殘自辱，就別想往前一步，欠我的，一個子兒也不能少，你們的十八輩祖宗我都要清算，誰敢越過這堵墻，老子就擄了你們，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民主”掌權日，就是俺提刀殺人時。”

　　擁擠在歷史墻壁面前的左右兩幫互不相讓，國家和民族不過是字典中的名詞解釋，與活著的人未必有多大關系，歷史的鏡子再清晰，照出來的不過是一群人的丑陋和無知，誰也別想從中找到一絲反省前行的美感。5000年的國度，若想再往前踏一小步，不是要砸鏡子，就是得砸墻。

　　在中國，歷史還是一個包袱，絕不是一種動力。再偉大的過去都不能形成激勵，再悲慘的過去都無法喚醒尊嚴。兩千多年來，中國可以說是一直生活在對孔子的爭論和取舍之中，儒學也跟隨著時興時衰，統治者的偏好和制度的選擇都是決定性因素。

　　今天的中國，由于國民整體信仰的缺失，亦引發了諸多傳統文化取舍的爭論，這當中也有儒學興廢的問題。前不久，我寫了一篇文章談中國第二次價值重構的啟蒙，自然也離不開儒學之于中國社會價值的正負作用，我所主張的文化是中華文化，而不單是儒家文化一門功課，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決非儒學獨尊。“文革”砸了孔家店是事實，但是不是就能把今天的國民信仰缺失歸咎于這一出不很精彩的折子戲呢?我看未必。“文革”運動呈現了部分丑惡，但今天的中國卻集合了古今中外可以考證的全部丑惡。

　　“文革”砸掉孔家店決非為了完成個人的理想，更不是為了砸碎道德信仰的基石。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提出“打倒孔家店”已經延續了將近一百年。洋務運動以后，就開始有啟蒙思想家開始提出廢孔的口號，“沖破羅網”的運動開始以后，批孔聲勢就更加浩蕩如注。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對孔學和封建禮教進行了更加無情地批判，第一個點名批孔子的是易白沙，他指出孔子學說易演成專制工具;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其后也舉起了反孔大旗，揭露袁世凱“尊孔讀經”的陰謀，緊接著，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吳虞將批孔推向了高潮。如果中國人認可了近代維新者不斷堅持的維新運動，就不應當單方面指責毛氏的倒孔之作。

　　“砸四舊”決非某個人心血來潮，只是在重復著近代歷史精英的非理性道路。今天中國部分人的復古要求到底是為了保護傳統文化還是試圖塑造新的貴族文化尚難料定，儒家文化留也是包袱，扔也成了包袱。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今天的中國，對待他亦如對待幾千年的孔子一樣，去留都成了一些人的包袱。

　　若中華民族還留有一點殘智，無論對待何種歷史及歷史人物，決無須有包袱的重壓感，而應當把他們的優秀成分抽取出來，作為國家和民族前進的源動力。在取舍的過程中，還不妨結合劇變時代的多元思想整合及道德標準的異化，整合世界開放文化的融合及“中體西用”的新解，如果再能配合法律與道德的社會功能再進化，所有的歷史遺留都可以找到動力，絕不是民族背上的大石頭。

　　有人問我：你相信中國的文明史是5000年嗎?我答曰：5000年這個數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存在不是空造，是中華文明不間斷歷史的再繼續，“整體感”比“數字感”更有意義。不過，也并非所有人認識歷史時專注于“整體感”，在今天不少國人的眼中，歷史是一攤碎屑，而不是一個整體。

　　考古學家們成年累月地奔走于田間地頭，看似在找尋歷史碎屑，其實是在努力把歷史串聯得更加緊密，他們比誰都更強調完整性，對碎屑的執著是基于對整體的熱愛。

　　極端的歷史學者和歷史愛好者，其終生的偏執點放在對碎屑中所包含瑕疵的考證與譴責。例如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和思考，部分人不是為了探尋“戰爭”之于中國整體戰略的進退得失，而是著力找到更多可以譴責中國參與戰爭的決策者。他們行走于國內外的史料館，對正面的史料視若不見，一旦找到未曾公開過的負面材料，則興奮得象打了雞血，感嘆終于可以囂張地譴責那令人討厭的決策者。

　　找歷史碎屑決不是個別人的怪僻，若然已經成為社會的時尚，倘能從李鴻章、汪精衛、蔣介石身上找些個“亮點”，便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為其出書、為其正名，若能在哪個故紙堆中掏出一片記載毛澤東的負面手記，某些人便長吁一口怨氣并欣喜終于可以把他扔進垃圾堆了。

　　在中國，歷史越來越象是一塊魔術板，想變啥樣變啥樣，歷史甚至是可以“發明”的，錢多了，歷史也變多了，權貴想寫出什么歷史就讓知識分子寫什么歷史，權貴需要什么歷史就讓知識分子造出什么歷史，科技的發展讓歷史也可以做出精致的“PS卷”，更普遍的還有“百度卷”、“口述卷”、“調查報告卷”、“回憶錄卷”等，立場傾向于哪里，歷史就可以寫到哪里。對后世而言，“歷史”作為一種“記錄”是否還有必要?我表示質疑。“歷史記錄”若取決于科技水準，必將被科技玩弄，未來的科技只會變得更為發達，歷史對于未來而言，不就是玩具嗎?

　　我們這個時代，最危險的不是經濟泡沫化，而是信仰泡沫化。“不信”成為全民最大的信仰，“否定異己”成為個別人最執著的信仰。用金錢給信仰標定價值成為一種時代潮流，信仰被標出的價值越高，其泡沫化的程序越高，一旦破烈，對其載體毀滅的作用力也越大。

　　時間是歷史的動力，不管你愿意與否，你都得成為歷史，你唯一能改變的是歷史點滴，改變不了歷史軌跡，你的行為，都在軌跡之中，不管對錯美丑，后人都能辨別。

　　老實講，中國人沒有從歷史中找到樂趣，歷史的文化價值被無限縮小，政治價值被無限放大。過度幻想讓許多人鉆進“歷史真相”的死胡同中，實際上永遠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全部真相，零星的碎片式真相其實根本就無法詮釋歷史的真實，歷史是一個過程，不是碎片。扭曲的歷史怪癖反映的是時代的沉重感。

　　在任何歷史朝代，敢于得罪知識分子的統治者至少都是很有勇氣的人。一般來說，知識分子有知識但無氣量胸襟，歷史總是能被他們任境蹂躪，一旦有權貴護駕的機會，他們會把得罪他們的人丑化成惡魔。中國知識分子的另一重屬性是樂于巴結權貴，缺少獨立性，現實中又是沒有勇氣的懦夫，最大的能耐是報復歷史。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愿意把歷史的罪責感置于生活當中，越是在歐美，歷史的虛偽感更加夸張，個別歷史學家的所謂“求真”不過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歷史責任的假衛道士，如果歐美真的有歷史恥辱感，它們早就應當為自己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道歉賠償，然而，它們拒絕這樣做。特別不可理解的是，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和普通國民卻陷入到西方的所謂“求索真相”的謊言當中。

　　真實的狀況是，到了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歷史還是強調文學藝術性和宗教的認可，并不比中國歷史更加真實，英國近代偉大的歷史學家馬可雷曾說：“事實不過是歷史的渣滓，歷史是無形的東西，歷史是亂七八糟資料的橫陳，歷史的任務不完全是提供教訓，更要講究賞心悅目。”另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卡萊爾更是說：“歷史是一個框架，史料證據不過是無邊的污水溝。”中國人，無須沉浸于歐洲的“真實歷史”瀚卷之中，賞心可以，崇拜不必。

　　21世紀的中國，仍然沒有人愿意勇擔責任，推給歷史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靈丹妙藥，照搬歷史是誤讀歷史的普遍性錯誤，歷史不是在教育后人，是在麻醉后人。不管歷史是什么，終究只有一個，任憑后人如何玩弄、蹂躪和利用它，也不過是舊東西，思想一旦腐朽，再好的鏡子也照不出新東西來，刨光祖先墳墓找未來，最終必然是合葬。

　　歷史是由所有人鑄就的，但只能由少數人去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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