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和當代作家里，我認為有兩個女作家對生命科學最具洞察力。

　　一個是19世紀上半葉的瑪麗·雪萊。當時科學初興，但她已警覺到科學家可能走火入魔，因而寫了《科學怪人》。一個科學家竟然東拼西湊做出了一個人造人。最后他后悔莫及，和他造的人一起自我滅亡。“科學怪人”這個名詞現在已成了一個通用的隱喻，任何人類以科學手段創造出來的非自然食物，都叫做“科學怪食”。

　　另一個則是加拿大當代的女詩人和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前幾年在基因改造問題鬧得很厲害的時候，她以一本《末世男女》把基因移植科技所造成的可怕世界以科幻小說的方式盡現無遺。

　　對近代科學發展略有所知的都當知道，1950年代乃是生命科學發展快速的階段。隨著1962年DNA雙螺旋構造的被發現，基因科學進入了黃金時代。基因科技有利于遺傳性疾病病因的尋找和診斷，基因研究也有利于對生命現象的理解，但科學從來就不是價值中性的事務，科學的使用者是人，而人是個有七情六欲的自私動物。科學發展后，它也會成為一個體制，一種權力體系。當科學成了一種權力，科學的濫用、誤用甚至科學所造成的公害即難避免。

　　科學成了一種體制、一種商業、一種權力后，它的自閉和反動最好的例子即是卡遜女士的遭遇。當年她發表《寂靜的春天》，指出除草劑等化學藥物造成生態的破壞，于是美國的化學界包括著名的化學教授和化學工業界都對她發動排山倒海的圍剿。幸而當時主政的是肯尼迪政府，至少還有知識和判斷力，才對除草劑、殺蟲劑等化學藥物進行管理。這顯示出，當科學成為一個龐大的商業和教育體制，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特權，一個惡勢力，并走到違反科學精神的方向。而當代基因科技發跡后所造成的“科學怪食”就是個新興的話題和論爭的焦點。

　　美國的“孟山都”公司乃是全球最大的基因工程農業公司，例如它可以將土壤中某種細菌的抗除草劑基因移植到玉米身上，形成基因被改造過的玉米新品種。種植這種玉米極為省事，可以大面積噴灑除草劑，少了許多經營成本。再例如為了發明一種抗蟲害蕃茄，可以將某種深海比目魚的基因接到蕃茄的基因上。這種基因工程的農業已成了美國農業的主流。

　　但歐洲以“英國醫學會”為主，卻有一大群生化專家反對這種農業，他們提出了“基因流動”和“基因污染”這兩個核心概念，基因是會流動的，基因流來流去，接來接去，它的結果完全不可預測，最后可能造成“基因污染”。1999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變種玉米的花粉會污染到乳草葉，美國的帝王蝗吃了這種被污染的葉子，百分百會死亡，其他便會生長停滯，這項發現被登在《自然》雜志上，證實了“基因污染”和風險的存在。前述的作家阿特伍德大膽地認為基因科技發展到最后，會形成一種“基因定時炸彈”。它會隱藏不彰，等到其他條件配合，它的致命效果就會出現。

　　因此，基因科學家已成了新的上帝，把基因接來接去，要什么品質的作物，只要找到基因加以移植，就可以形成新的作物品種，甚至有可能培養出新的動物品種。但基因科技所造成的未必是個基因樂園，卻反而因為基因科學家的走火入魔，而造成人類的惡夢。人們不敢預測基因的任意接植，最后會形成什么奇怪的品種，也無法預測它的運動會產生生態上什么難測的結果。科學的發展固然帶來許多福祉，但也產生了許多惡夢。對大自然知所敬畏，對科學家自身職責和知識盲點多一點反省和警覺，或許才是科學家應有的謙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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