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自古就存在，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國在商代就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市場經濟?？上Я粝玛P于商朝經濟的歷史資料較少，很遺憾，讓后人很難吸取當時關于市場經濟的經驗與教訓。明代的市場經濟也比較發達，有一些經驗與教訓可供吸取。

　　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韋森《“商人”來自“商朝”?》：這兩天讀已故的著名現代歷史學家童書業先生的《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中華書局2005年修訂版)，收獲甚豐。……讀童先生的這部著作的最大收獲之一就是現在看來，在中國歷史的遠古時期，市場經濟和手工制造業就非常發達了。譬如，早在殷代，我們先祖的金屬制造技術就已經很先進了。由此可以斷定，作為世界五大軸心文明的中國古代社會中的分工和市場擴展秩序的生成，并不比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和羅馬帝國晚，甚至可以說早了許多年。譬如，在西周時期，中國的市場分工就十分細密了，曾有了金屬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紡織工、皮革工、武器工等“百工”之說。另外，從《易?系辭傳》中談到神農氏時的“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中，我們也可以從中解讀出中國上古時期商品經濟和市場貿易就十分發達了。并且，《周禮?司市》中曾有這樣的記載：“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根據這一描述，我們也可以發現，在中國上古時期，朝廷官府就對市場進行控制、管理并進行分類了。讀了童先生的這部書，才發現，原來有政府管理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在西周時期就出現了!讀童先生的這部專著的另一個重要收獲是，我們可以大致從語源學上開始弄清現在漢語中的“商人”一詞的來源。在這部《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中，童書業(2005，頁4)先生考證道：“根據傳說，殷代的祖先相土創作‘乘馬’，王亥創作‘服牛’。王亥似乎曾駕牛車到黃河北岸去經營貿易。殷墟中發現海貝和玉等，都是遠方的產物。《商書?盤庚》中說“具乃貝、玉”，貝、玉也就是所謂‘貨寶’，大概都是交易得來的。貝、玉可能已經成為原始的貨幣。”根據這些記載，童書業先生認為，在殷代，手工業已經很發達，比較正式的商業也已經開始興盛。童先生接著指出：“有人認為‘商人’的‘商’即是‘商代’的‘商’，其說法也不無道理”。如果此說成立，原來我們今天漢語中所說的“商人”，原來是由殷商時代“經商之人”而起的!漢語中的“商人”，原來與“商(代)人”有關。根據古代世界史上各國本族人往往不經商，而最早經商的多是外來人這一普遍事實，童書業(2005，頁22)在其后的考據中還發現，中國古代也有類似古代其他各國的情況。譬如，到了周代，殷商的“商人”可能還具有非國民性質的待遇。據此，童書業先生推想到，“殷商人民長于‘經商’，‘商人’的商就是‘殷商’的商，周代的商人可能多是殷商人的后代，這也可備一說”。

　　《明朝經濟史之明代經濟概述》：從正德嘉(靖)之交開始，至萬歷中期的70多年，為社會經濟形態出現新變化、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商業性農業獲得空前大發展，農業人口減少，工商業人口猛增，農業經濟結構出現歷史性的變革。自正德末年起，農民大規模四出逃亡的現象已經有了轉變。代之而起的是，由東南沿海地區農民首先自發進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或紛紛從農村流入城市，脫離農業生產，從事工商業;或就地遷業，棄糧他種，發展商業性農業，大種經濟作物、大力發展家庭手工業和各種加工業。這個新動向表明：經過明中葉以來的長期動蕩起伏，社會秩序已漸漸趨向相對穩定，經濟發展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主要標志為：隨著人們本末觀念的更新，商品意識增強，商業性農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商業日趨繁榮;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部門隱隱約約地閃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曙光;新興市鎮大量涌現，工商業人口大增，城鄉市場網絡開始形成;隨著海禁的解除，民間海上貿易得到新生。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農業經營方式發生歷史性變革，出現富裕農民的規模經營，集約化程度提高。這種發展勢頭的到來，主要是由于兩方面的推動。一是國內大局比較平和，除南倭北虜的騷擾之外，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使社會經濟有一個比較寬松的發展環境。南方農、工、商業得以繼續穩步發展，湖廣、四川等地迎來了新的機遇，成為全國重要的產糧區。特別是廣大北方地區，生產發展速度明顯加快，華北平原的發展更為突出。南北之間的經濟交流日益頻繁，北方部分地區水稻的種植面積進一步擴大。二是以一條鞭法為中心的賦役改革。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明朝-經濟篇》：明末的傳教士利瑪竇也說中國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明朝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明朝民間的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工業卻不斷委瑣。“明朝是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大多數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所以，如果說中國農業的私有化出現于戰國與漢代，那么，中國手工業的完全私有化，則遲至明代。”……商業稅明朝的商稅原先是30取一，即3.3%，后來皇帝與內閣考慮減輕國用以減少百姓負擔，萬歷時降到了1.5%。小商小販年營業額在40兩白銀以下的免稅。從總體上看，萬歷早期的一些數據在整個明代比較有代表性：“商業稅收入包括鹽稅250萬兩，茶稅10余萬兩、市舶稅4萬兩、通過稅60萬兩、營業稅20萬兩，總額不過340萬兩”，最多時是480萬兩。……晚明時期的中國民間私營的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得多，當英國的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經算是巨富的時候，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幾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而如今更多的還得從世界市場經濟最發達的英、德、美等地區去獲取相關的經驗與教訓。不汲取人類所有的成果和經驗教訓，理想社會是無法建成的。

　　這些經驗與教訓最關緊要的無非是市場機制對民生的積極作用，以及市場失敗所造成的災難。在理論界，市場有效論者與市場失敗論者各執一詞，爭論不休?；谫Y本的利益，一圈人支持前者，堅持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基于眾多平民的利益，一群人支持市場失敗論，支持政府干預。但人們很容易陷于偏執，很少注意到市場的兩面性——在負反饋機制存在的場合，它能維持經濟的均衡，合理配置資源，對經濟發展和民生有利;在正反饋存在的場合，它破壞經濟的均衡，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制造經濟災難，對經濟發展和民生有害。從而使主流經濟學失去了現實性，成為一種脫離實際的近乎宗教的狂熱。人們不再關注它的真理性，而只關注理論主張關乎自己的利益的一面，成為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直接對抗。這種標榜著“理性”旗號的抗爭，加劇的卻是非理性的經濟災難。

　　因此，筆者覺得有必要重提關于學術與政治分野的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野，是興國強邦所必須。學者獨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對理論與事物原本的規律性相符合負責;管理者、政治家采用適宜的學術成果，獨立決策，直接對決策的后果負責。在政治力量與資本勢力授意下，學者不顧事物原本的規律性而推出的所謂“理論”，不是學術;對理論與事物原本的規律性相符合負責，而不直接參與公共決策的學術研究也不該被視為政治活動或經濟活動。明確學界與政界、商界的分野，是中國走向盛世的前奏曲，此曲必須奏響。

　　下面的評論屬于學術范疇。傾向于從哲學的視角，也就是整體性而不是細則的角度關注市場的兩面性及其對它的利用與限制問題。具體政策問題不是討論的重點。

　　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

　　(美)約翰-卡西迪《市場是怎么失敗的-第2章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自由市場總是會讓所有人受益的觀點也是極端的。當然，當經濟學家使用‘自由市場’這一術語時，他們所指的不是單個店主，而是組織生產、流通和消費的整個系統。就整個經濟而言，一共存在三類重要的市場：顧客購買包括豐田皇冠、理發服務乃至夏威夷假期在內各類商品的商品市場，企業以及其他雇主雇用工人的勞動市場，個人以及機構將其富余資金貸出或投資的金融市場。這些市場是各不相同的。經濟學家通常模糊化其差異，將計算機程序員和股票指數期貨像iPod或罐裝土豆一樣處理，把它們都視做滿足需求的商品。這種抽象的方法忽略了市場是社會組織的事實，但是它使得經濟學家能夠專注于它們背后的共同特征，如激勵機制、競爭和價格所扮演的角色?；谀承┰?，市場體系被證明是穩定的。它們通過使個人、企業以及國家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擴大了經濟中的生產能力;通過為投資和創新提供激勵，推動生產力和工資不斷提高。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在過去的幾百年里，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市場依靠自身利益而非政府的指令來指導消費者、投資者以及商業管理人員的決策，它并不需要封建君主或者全知全能的中央計劃者來組織這一切。最早將這些觀點組合在一起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斯密說：‘由于勞動的分工，使各行各業的產量出現大幅度增加，如果這發生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將實現那種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普遍富裕。’”。

　　市場的積極作用“在過去的幾百年里，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是事實;但“將實現那種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普遍富裕”的預言并沒有實現，現實是極少數人極端富裕和最下層人民的普遍貧困——所謂的兩極分化。

　　這樣的事實印證了什么呢?那就是市場機制對民生的積極作用，以及市場失效所造成的災難。

　　所謂的“市場機制”，其核心是價格機制。“在斯密理想化的自由市場中，競爭在防止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也迫使它們供應消費者希望購買的東西，并削減不受歡迎產品的產量。商品價格向‘自然價格’(naturalprice)回歸，在這個價格水平上，生產者只能承擔勞動力、原材料和租金的支出，并獲得正常水平的利潤。市場體系能使人力資源和物資資源流向最需要它們的地方，并將價格與成本聯系在一起，就這一點而言它是有效的。同時，它也是自我糾偏的，如果商品出現短缺，價格就會上漲，同時供給增加;如果商品出現過剩，價格就會下跌，同時生產收縮，直到供給和需求達到平衡。對這類調整過程的技術稱謂是‘負反饋’，而且它在大多數穩定的動態系統里都很常見，如恒溫控制加熱系統以及人體內的荷爾蒙分泌系統。當一個初始的干擾發生后，價格變動使得抵消調整發生作用，它使市場重新回歸平衡。……斯密寫道，‘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在很多其他場合一樣，他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盡力達成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通過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自由市場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奇跡：它是一個神奇的、精巧的裝置，將個人自私自利的行為以某種方式轉換為對社會有益的結果。用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斯-弗里德曼的話說就是：“亞當-斯密的天才閃光之處在于，他認識到從買者和賣者自主交易(簡而言之，就是在自由市場中)產生的價格，能夠協調數百萬人的活動，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這種方式使得每個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這在當初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想法，而且在今天看來也是如此，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很多人行動所產生的無意識的結果形成了經濟秩序。”稍微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很多斯密的信徒以一種準宗教的狂熱來解釋他們的觀點，并嚴厲地批評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這不僅是不明智的，還存在道德錯誤。

　　斯密認為，政府的活動范圍應該加以限定，僅限于清除那些阻礙競爭性市場運轉的過時法規，如價格控制以及特定行業準入的法律限制。“任何一個人，只要他不觸犯公正的司法，應當有充分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將其產業和資本與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層級的人進行競爭26。”這種哲學通常被稱為“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這是一個法語詞匯，意為放任不管。在18世紀的社會背景下，放任主義涉及強化私有產權、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以及廢除中世紀經濟制度的遺產，包括它的封建特權、對勞動者同業工會的限制、政府施加的對特定商品生產和銷售的地方壟斷、對貨幣借貸者的敵對性態度以及對新生產方法的猜疑。“如果經濟免受人為限制的影響，競爭將能確保就業，并確保資源的利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斯密這樣寫道。(來源：《市場是怎么失敗的》)

　　但是亞當-斯密并沒有自由市場推向極端。斯密和他的后繼者們也相信，政府有責任保護公眾免受金融詐騙和投機性泡沫的侵害，它們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英國都普遍存在。為了防止信貸崩盤的反復出現，斯密主張禁止銀行向投機的借款人發放銀行券。“毫無疑問，從某種方面說，這些限制可能被視做對天然自由的一種侵犯，”斯密寫道，“但是，這種少數人的天然自由，可能會危害整個社會的安全，要受到而且應該受到所有政府的法律制裁，無論是最民主的政府，抑或是最專制的政府。法律強制人們建筑隔離墻，以預防火災蔓延，這也是一種對天然自由的侵犯，與我們這里所討論的對銀行活動的限制如出一轍。”關于金融市場是理性的、自我糾偏的機制的觀點，是最近40年的一個發明。在此之前，大部分經濟學家與查爾斯-麥基(CharlesMackay)的觀點一致。后者在其1841年出版的《大癲狂：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全民瘋狂》一書中，麥基將投機性狂熱，如17世紀30年代荷蘭的“郁金香狂熱”和18世紀20年代英國的南海泡沫，與女巫的布道、千禧年主義者以及其他集體癲狂的事件進行比較。從麥基對金融持有偏見的看法到格林斯潘樂觀看法的轉變，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它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對“看不見的手”理論的誤讀，因為斯密從來沒有打算將它應用于金融領域。

　　市場機制有效的前提就是負反饋能夠起作用。在負反饋不能起作用的場合，所謂的市場機制也就失效，商品價格不但不能向自然價格回歸，反而越來越背離自然價格，一路高歌猛進，直至崩潰。最典型的不過于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經濟危機反復在這個領域開始爆發。可怕的是人們自身的利益所造成的偏執性，故意把部份場合能夠起作用的市場機制夸張成在一切場合都能夠起作用。因此人為地制造了經濟災難。

　　市場失效的災難后果

　　“與負反饋相反的過程是正反饋，它會放大最初的波動。正反饋在引發核爆炸、快速的人口增長以及股票市場泡沫等方面發揮作用。”(《市場是怎么失敗的》)在正反饋起作用的場合市場機制失效，某些決策者的私利所造成的偏執性使得他們故意把它視為市場機制照樣能夠起作用而堅持自由市場的政策，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忽視金融危機的預警信號，堅持政府不干預政策，堅信自由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結果放任金融危機造成巨大的災難。

　　歷史事實是，在2003～2006年，當住房價格加速上漲時，很多關于房價的擔憂不斷見諸媒體。這些預警信號被忽視的一個原因是，人們拒絕相信房價下跌。隨著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諾薩福特關于全國范圍內住房價格單向上漲的觀點，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官方認可。2003年4月，艾倫-格林斯潘堅持認為美國沒有出現房地產泡沫。2004年10月，他指出房地產本身不會導致投機，并解釋說“在房子出售后，房子的所有者必須搬走并尋找其他住處”。在2005年6月國會山的聽證會上，他承認一些地區存在房地產“泡沫”，但他排除了全國范圍內出現泡沫的可能性，并認為住房市場是區域性的。盡管不能排除一些地區住房價格的下降，格林斯潘總結說：“這些住房價格下跌即便發生，也不會產生重大的宏觀經濟影響。”對于青年經濟學家拉詹關于政府有必要對華爾街的薪酬機制進行某種程度干預的建議，美聯儲副主席唐-科恩堅持認為：“以長期的風險為代價獲取短期的利潤、對客戶隱瞞他們所承擔的風險或使其聲譽處于危險之中，這并不符合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高管層的利益。因此，關于需要政府干預薪酬機制的市場失敗，我并沒有看到確切的證據。”(來源：《市場是怎么失敗的》)

　　約翰-卡西迪指出，自由市場機制經常會失效，市場經常通過價格系統向我們發出錯誤的信號。例如，一旦泡沫開始產生，自由市場就不再能夠理性或有效地分配資源，它通過提供快速且不費力的獲利機會，為個人和企業提供不正當的激勵，使他們以一種個體理性但集體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市場失敗現象普遍存在，包括壟斷、博弈論、選美競賽、隱藏信息、災難短視、不確定性以及投機泡沫等。

　　市場機制失效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斯密“將實現那種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普遍富裕”和“確保資源的利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的許諾并沒有實現。天涯經濟論壇《自由市場主義是如何失敗的?》的文章指出：“根據相關資料統計，事實上全球最富的300人擁有的財富比全球最窮30億人(幾乎相當于地球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還要多。不過實際情況其實更加糟糕：全球最富有的200人擁有大約2.7萬億美元的財富，遠遠多于35億最窮人口2.2萬億美元的財富總和。還有一個數據更加殘酷地說明了世界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將會進一步加劇。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最近20年，1%最富者的收入增加了60%，金融危機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加速了他們財富的增加，其中0.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長最快’。”

　　有效地利用市場工具

　　有論者指出，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員、經濟學家高連奎說：“上世紀70年代及以前，我們照搬蘇聯，80年代我們學習新加坡，90年代我們羨慕阿根廷，本世紀前十年我們又模仿美國，偶像相繼倒下，今后十年我們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東施效顰只能葬送中國。他又認為：“任市場造成的危害肯定比干預市場造成的危害要大的多”，“凱恩斯是‘財政干預主義’，佛里德曼是‘貨幣干預主義’”。然而“中國特色”卻是權力干預主義，其敗北恐怕要比凱恩斯和佛里德曼更狼狽。如今中國走向何方?中南大學教授孫錫良說：“似乎準備把市場完全交給資本”。這是怎么回事?正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發揮作用的。

　　凱恩斯主義是以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理論為基礎，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政策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一個當代西方經濟學派。提出政府干預機制在一定時期內可作為經濟政策指導的基礎，政府的介入可克服市場機制的盲目性。凱恩斯主要政策主張首先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市場缺陷的存在是客觀的必然的，而市場的缺陷不能用市場的辦法來解決，能調節市場機制，彌補市場缺陷，糾正市場失靈的只有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力量，只有政府對經濟積極有效的干預作用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五大功能：宏觀經濟的制衡功能、市場競爭的保護功能、整體效益的優化功能、經濟結構的協調功能、公平分配的維護功能使現代政府對經濟的有效干預成為必然。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的基礎上，凱恩斯主張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僅僅靠私人經濟力量的自發調節。凱恩斯全面地論述了其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認為“薩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資本主義經濟也不能自動地達到均衡。因為，在邊際消費傾向一般比較穩定的情況下，人們總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儲蓄，而不是消費，這使得有效需求經常地表現為不足，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難以自動實現均衡。所以，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凱恩斯主張放棄經濟自由主義，代之以國家干預的方針和政策。國家干預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實現赤字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資的增量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指出，實現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有效方法。由此而產生的財政赤字不僅無害，而且有助于把經濟運行中的“漏出”或“呆滯”的財富重新用于生產和消費，并且政府應該試圖將資金投入到那些能為國家提高設國產里的生產活動中去，從而可以實現供求關系的平衡，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按照有效需求原理的邏輯結論，政府干預的途徑是刺激消費和擴大(私人和政府)投資，對此，凱恩斯提出應擴大政府支出來擴大總需求。通過政府擴大開支來擴張總需求。他指出，“某種程度的全面投資社會化將要成為大致取得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他主張通過政府舉債的方法來擴大政府的開支，而政府為解救事業所增加的開支應主要用于公共工程項目。(《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

　　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為壟斷資產階級牟取高額利潤服務的。它適應資產階級消除經濟危機的迫切心理，因此長期受到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重視并予以實施。主要表現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財政收支規模急速膨脹，赤字財政遂成為這些國家的基本財政政策，國債積累達到十分龐大的規模。有的國家則以不同方式把稅收、公債、社會福利支出、公共工程投資等財政政策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自動穩定器加以廣泛運用。(廣東財經大學《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概述》)

　　上海證券報《高連奎：凱恩斯從未失敗佛里德曼從未成功》：凱恩斯的理論被稱為“挖坑-填坑”，佛里德曼的理論，被稱為“直升機撒錢”，但這些都是比喻，都是為了說明道理，而進行的簡化，在現實中，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家會去挖坑，也沒有任何一個央行行長開著直升機去撒錢。大蕭條時，羅斯福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結果是，修建了幾千個飛機場，幾萬個體育場，這些一直到現在都受益。伯南克實行佛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也是購買債券，不會撒錢。凱恩斯主義在美國從來就沒失敗過，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實踐，主要有三大階段，一個是羅斯福時期，一個戰后的艾森豪威爾時期，一個就克林頓時期，這三個實行凱恩斯主義時期都成功了，而且都成功的相當輝煌。羅斯福新政在歷史上早已留下美名，不僅挽救了美國，也挽救了英國、法國，如果沒有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就沒有美國的經濟恢復，就不可能在二戰時拯救英法，那現在英法可能還是德國殖民地。……在美國歷史上凱恩斯主義確實有一段時間沒有被采用，這與美國政治有關，凱恩斯是民主黨的政策主張，共和黨一般不會采用，那共和黨怎么辦呢，那就是佛里德曼主義。佛里德曼的核心理論是“單一貨幣規則”，大家知道，貨幣政策調整，主要有兩種手段，一種是利率調節，也就是貨幣價格調節，一種是貨幣數量調節，一般的條件存款準備金率。佛里德曼的所謂“單一”其實就是只調節貨幣數量，不管貨幣價格。調節貨幣數量是根據一個固定的公式，而不管現實的經濟狀況。佛里德曼本身是個反政府主義者，他的初衷也是要緊縮貨幣的，但是事態不一定按你的初衷發展，美國在套用佛里德曼的貨幣發行公式時，不僅沒有起到緊縮貨幣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超發貨幣的作用，因為佛里德曼的貨幣公式里有個“通脹加數”，結果是貨幣發的多，通脹越高，下次發行的時候，加上一個高通脹，貨幣就發的更多了，以此循環，貨幣越發越多，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慘敗，美國的滯漲就是這么來的。滯是因為高利率，漲是因為貨幣發的太多。等沃爾克上臺后，佛里德曼的主張就被廢掉了一半，等格林斯潘上臺后，“單一貨幣政策”就徹底被廢除了。……只要發生經濟危機，肯定是生產過剩，即使現在的經濟危機不再直接表現為制造業的生產過剩，而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從根本上仍然是生產過剩，比如美國這次經濟危機就是因為房地產過剩，房地產過剩，房子賣不出去，就想出各種辦法，鼓勵沒有收入的窮人買房，最后窮人還不起貸款，演變成了次貸危機，又擴散成了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國家債務危機，但從源頭上還是生產過剩的問題。……中國搞凱恩斯主義本來成功了，但2010年下半年開始又搞了佛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緊縮貨幣的結果就是，600多位知名企業家跳樓或跑路，15萬家小企業破產，溫州、鄂爾多斯、神木三個中國最富有的城市全民破產，從2012年又不得不開始穩增長，教訓不可謂不慘重，中國應該吸取這次佛里德曼貨幣主義的教訓。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美貨幣政策的對決，可以稱為“凱恩斯大戰佛里德曼”，也人指出”“凱恩斯大戰哈耶克”，這里面根本沒有哈耶克什么事，當然哈耶克學派也不閑著，也是動作頻頻，哈耶克在宏觀經濟上沒有什么太多的主張，哈耶克的主張是“私有化”，中國去年拋出的“世行報告”，核心就是國企私有化，這就是哈耶克主義者背后運作的結果，但后來沒有得逞，但他們掀起了鐵路私有化輿論高潮，卻取得了成功，鐵道部撤銷了，所以哈耶克主義者喊出了“大快人心”的感嘆，下一步的主張就是私分鐵路，“送給官員”，這能否成行，還有待觀察。所以本次對決的結果就是凱恩斯完勝，佛里德曼完敗，哈耶克小勝。——不過，高連奎似乎過度張揚了凱恩斯。特別是在中國變了味的政府投資拉動經濟，不是從未失敗，而是失誤連連。凱恩斯、佛里德曼和哈耶克五味雜陳，混雜成了中國式怪胎。4萬億投資拉動，超量印制鈔票再加上政績工程浪費、官商勾結腐敗和私有化掠奪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后果——空置房遍地、房地產泡沫空前、經濟結構失衡、環境嚴重污染，結果是喂飽了官僚資本，破壞了可持續發展，空有其名的GDP上去了，國民平均收入卻停滯不前，財富又向極少數官紳土豪高度集中，結果還是窮困了百姓。

　　不管論者如何眾說紛紜，反正近十年中國的折騰，依然走著老路，以前照搬蘇聯，后來模仿美國，偶像相繼倒下，而我們自己卻沒有模式。目的也令人可疑，似乎不在意人民大眾的福祉，而只關心官員的先富起來。因此也就只有人云也云，沒人愿意去認真分析市場為何時而有效，時而失效，時而推動了經濟發展，時而制造經濟災難。如此瞎子摸象，永遠不知全貌，胡亂“設計”，自然走不出自己的路來。

　　對于市場失敗，巴托爾在《剖析市場失敗》(TheAnatomyofMarketFailure)的論文中指出，第一種市場失敗是壟斷或者寡頭壟斷，第二種市場失敗是所謂的“公共產品”問題，第三種市場失敗是溢出效應或“外部性”。歷史經驗表明自由市場機制經常會失效的領域，最典型的莫過于行業和渠道壟斷、投機性房地產和金融投機性泡沫。在這些領域，負反饋不存在，反而出現正反饋，它會放大最初的波動，價格不但不會向“自然價格”回歸，反而會一路飆升，制造泡沫，直至泡沫破裂，陷入經濟災難。在“看不見的手”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景下，“看得見的手”就必須進行有效的干預，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防止出現經濟災難。完全把資源配置交給自由市場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理論。

　　要走出自己的路來，中國的經濟學者就必須鄙視拍馬經濟學，拋棄緊跟美國壟斷資本跑龍套和拍官僚資本的馬屁的偽經濟學。轉而認真總結一下歷史經驗，抓住市場何時負反饋起作用，何時正反饋起作用，在每一種市場機制失效的情景下，政府如何有效干預的關鍵性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有了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才能引導中國經濟能夠有效利用市場這個工具，促使經濟迅速、健康地發展，達到資源的利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富裕的良性結果。

　　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則是，如果把資源配置交給自由市場，自由市場則會被資本所控制。那么，由誰來控制資本呢?到底是華爾街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還是全民所有的資本?這更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它決定市場工具最終為誰謀利益的問題。如果人民大眾對公有資本的控制問題一直被置之不理，不認真進行改革，建構人民大眾控制公有資本，公有資本引導市場的有效機制，而放任資本控制資源配置，那么必定會讓華爾街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一統天下，人民大眾最終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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