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蒂芬·羅奇

　　長期以來，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抱有很高期待，認為會議將標志著中國在改革和經濟政策上的一個決定性轉變。從三中全會公布的《決定》看，這次會議的成果超過我的樂觀預期。它打開了向“下一個中國”重大轉型的大門。中國經濟將變得更均衡、更穩定、更協調，最終變得更可持續。現在的關鍵是要制定透明的執行戰略，使得三中全會確定的2020年轉型目標既可信，又能如期實現。

　　市場作用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標志著中國經濟戰略的一個重大突破。這將使由市場決定的價格在經濟資源和金融資產的配置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對于解決困擾中國很長時間的許多不平衡問題至關重要。這些不平衡包括：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對存款利率的嚴格管制所導致的個人利息收入受到人為限制，以及影子銀行(比如理財產品)的快速擴張;對人民幣匯率積極管理所導致的過度流動性。如果允許市場在確定中國的利率、貨幣和產品價格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中國經濟就能更好地解決其長期競爭力和生產率提升的問題。“決定性”一詞可能代表了中國經濟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理念上的一個重大突破。當然，關鍵也是要有一個透明的時間表來實現這些基于市場的定價。

　　長時間以來，有一個共識就是中國必須在經濟增長模式方面實現一個大的結構性調整。三中全會公布的《決定》在這方面非常鼓舞人心。中國經濟再平衡需要得到國內私人消費更強有力的支持，這一點，人們已經沒有異議。“十二五”規劃提出了經濟再平衡的幾個主要支柱——通過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利用城鎮化增加收入，通過完善社會安全網降低居民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從而減少預防性儲蓄。迄今，政策的著力點主要在于有關前兩個支柱的機遇，即創造就業機會和增加城鎮地區收入。尚缺乏足夠認識的是，需要將這些機遇轉變為消費，而這有賴于刺激消費者行為的改變，特別是要扭轉人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對一個更安全的未來有信心。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決定》注意到了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眾多重要不安因素，包括一胎政策導致的人口扭曲、因過時的戶籍制度導致的社保異地流轉的障礙、國有企業利潤充實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問題、因儲蓄利率管制導致民眾利息收入受限，等等。會議公布的措施極有可能推動中國實現長久以來所期待的結構性變革，轉向一個更強勁的由消費拉動的增長模式。

　　三中全會的《決定》使人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對外國企業和外國投資者進一步開放，已經近在眼前。自由貿易區可能擴大這一點尤為令人鼓舞。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和擴大外資準入也引人關注。但是，有些方面需要盡快明確。比如，哪些行業將可能開放?對外國投資者的門檻要求是什么?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領域是，外資對中國仍處在發展初期的服務業的投資。中國服務業發展潛力是巨大的。服務業是勞動(就業)密集型產業，也是低碳產業。2025年之前，如果服務業占中國經濟的比重從現在的43%增長到56%，那么中國服務業的產值就會在未來12年內擴大約12萬億美元。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這并非天方夜譚，因為服務業已經是許多現代經濟體的支柱。然而，中國建立并運營大型服務產業(例如批發、零售、物流、餐飲及休閑、金融以及醫療的后臺服務)的歷史還很短。在下一階段的發展中，中國需要引進外國技術和管理經驗以應對挑戰。

　　隨著服務業在全球范圍內日益變得可貿易，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未來服務業中高達4萬億至6萬億美元的富礦可以對外資開放。這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企業都意味著巨大商機。要想抓住這一機遇，中國必須在三中全會之后緊接著制定服務業發展的全面藍圖(包括金融領域和非金融領域)。這是擺在中國改革議程上的未完成任務。▲(作者Stephen S. Roach現任教于耶魯大學，是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本文由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吳成良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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