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施害者竟然可以代表受害人“道歉”。文革年代因打砸而聞名的“西糾”的創始人陳小魯，今天因為“文革道歉”，搖身一變成了主流媒體的寶貝。近日又在報紙上發表長篇訪談，控訴文革。當年的紅二代，改革后的億萬富豪、獨立董事，不管是為了“保爹保媽”還是為了資本而站在以平等為追求的文革的對立面，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到處說文革“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這種得了便宜還要賣乖的行徑就不那么讓人佩服了，仿佛他們掌權的當今社會不是充斥著種種“非人道主義行為”似的，仿佛改開時代對于堅持公有制的現行憲法就很尊重似的。

　　陳小魯還強調：“我特別想跟現在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講清楚，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通過大民主的形式，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精英出身的陳小魯，對人民民主是十分不屑的，在他看來，知識精英會設計出最優的民主藍圖，而政治精英會說服人民接受這個制度藍圖。天下事自有食肉者謀之，爾等屁民天生是吃地溝油的命，何必操中南海的心呢?

　　精英們往往以為可以按照他們設計好的藍圖去改造這個社會，而在事實上，卻把事情弄得一團糟，這三十多年來他們不是已經盡情表演過了嗎?與陳小魯之流相反，在毛澤東看來，民主不是一種制度，而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人民是這一進程的主體。世上沒有救世主，人民會自己走出一條路來。1968年7月28日，陳小魯們的對頭韓愛晶等造反派領袖受毛澤東接見，韓愛晶鼓起勇氣問了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這實際上表達了文革在陳小魯所在的階層的反對下，不得不轉入退守階段之后，造反派對毛澤東的身后安排的擔憂。陳伯達批評說∶“韓愛晶你讀過多少馬列的書，你懂得多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卻毫不回避：“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遙想當年，造反派在毛澤東麾下，披堅執銳，一呼百應，是何等的意氣風發!然而，一旦毛澤東辭世，當權派一場小小的宮廷政變，就把他們“鐵帚掃而光”了。甚至在大本營上海，也沒有放一槍，民眾的冷漠一至于斯!這是為什么呢?造反派當初之所以得到民眾支持，乃是因為他們以人民民主為目標，對官僚政治的抗爭和顛覆。而文革的失敗，恰恰是因為民主目標沒有實現。到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并但沒能取代當權派，解決“換班子”的問題;而且自我孤立，內斗不斷，部分人甚至迅速蛻化，腐敗程度比老當權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怎么能不失去民心呢?

　　有一點陳小魯是對的，不要說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就算是現在，群眾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既然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那么，對官僚集團的抗爭是否毫無意義呢?文革的大民主實踐是否失敗了呢?那也未必。

　　毛澤東生前已經預見到(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給江青的信中，他預言右派會上臺，但同時也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與五大造反派領袖的談話，標志著文革的退潮，韓愛晶回憶，當時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這些在場的中央領導，只怕就有陳小魯的父輩吧?他們在文革后期特別是九大之后，還是對“不聽話”的造反派秋后算賬，全國有超過1000萬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毛澤東是不在了，大民主是失敗了，歷史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陳小魯們還時時不忘踩上一只腳。他們擔心什么呢?擔心大民主像基督一樣復活嗎?可見官僚集團也得到了教訓。當他們板起臉訓人的時候，也會想起大字報的滋味了。他們不得不作一些讓步，給予民眾一些權利。甚至到現在，“文革”、“毛澤東”這些字眼還是陳小魯們揮之不去的惡夢，還是懸在他們頭上斯摩達利劍。如果大民主徹底失敗了，陳小魯們還反對個什么勁?

　　文革把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平等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文化啟蒙因素深深地播種到民族的精神中，為中國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偉大文化解放的火種。文革前的蘇聯式官僚主義體制一去不復返了。而沒有經過文革鐵帚清掃的蘇聯東歐國家，無不在世紀之交遭受慘敗。

　　三十年來，雖然不準講階級斗爭，雖然取締了大字報，雖然從憲法中抹去了游行示威和罷工自由的條款，但是，民眾卻越來越清晰地回憶起毛澤東生前所曾預言的“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等。這些話語盡管當時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已經深深種植于民眾的心中。到了現在，大家終于想起來滴水洞那神秘的預言，毛澤東主義仍是民眾與官僚集團斗爭的主要思想武器。

　　在中國歷史上，往往要經過改朝換代，天街踏盡公卿骨，精英階層才會作一點點反思，作一點點讓步。文革前的中國也是如此。在官僚政治下，民間基本上處于“政治無意識”狀態，也無法通過程序選舉等方式來產生政治平衡力量。一般說來，只要沒有戰亂，只要上層不發生分裂，就無法打破這個超穩定結構。所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借助其個人權威，發動起特殊的大民主運動，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發起民眾的政治競爭意志和政治意識。

　　文革死的人再多，能比得上“天街踏盡公卿骨”的農民起義?在這個意義上，大民主運動確實是取得盡可能多的成就，盡可能減少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

　　毛澤東說得好，“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文革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后來又曾經說過“一個世紀來三到四次”。無非是通過周期性的大民主運動，激發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斷沖擊官僚體制，促進社會進步，最后實現質變。除此之外，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今天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現民族復興、社會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歷史，沒有第二條道路。

　　的確，民眾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但是，無視人民的參與，精英的民主難免淪落成是由選舉選出民主“暴君”或專政貪腐的權力寡頭。知識精英們往往以為可以按照他們設計好的藍圖去改造這個社會，結果卻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僅僅制憲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因為憲法的實踐還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斷成長，因為統治者并不會自動接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統治者為了他們的利益往往會將法律和制度棄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長是一個極為艱難和漫長的過程。所謂民主歸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壯大，是人民和統治力量對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統治者進行討論和談判。民主并不是一紙憲法和法律，民主是一個具體的斗爭和實踐過程。從根本上來說，是人民力量不斷成長壯大的過程。沒有人民大眾的普及教育，沒有人民政治、經濟力量上的發展，就沒有民主。

　　毛澤東反對任何形式的制度決定論，反對任何由精英事先設計的藍圖--無論是共產主義藍圖還是美式民主的藍圖。民主不是一種制度，而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人民是這一進程的主體。世上沒有救世主，人民會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現在中國有左派右派，其區分標準常?；靵y不堪，陳小魯當年就以左派自居，改革后時代變了，又調頭控訴起左派來。其實是否相信人民，就是最鮮明的分界線。站在人民這一邊的才是真正的左派，否則只不過是精英主義。何新在《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里說：“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具有一種民粹主義(或曰民本主義)的傾向。他無條件相信'群眾'……蔑視精英。”甚至說：“不理解毛澤東的這種民粹主義歷史觀，對文化大革命是無法理解的。”何新本是高知出身，多年來受鄧、江禮遇，腦子里充滿了“精英”的高貴。這些高知高干出身的人，自然是無法理解“群氓”的。(百韜網劉瑯)

　　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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