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開國元帥陳毅三子——陳小魯，近期因為活躍于“文革道歉”，主流媒體如獲至寶，而被捧得大紅大紫。先是“高調組織回母校向老師道歉”，后有多次接受鳳凰衛視、南方報系等媒體專訪大談“文革之罪”，近日又在報紙上發表長篇訪談，控訴文革，呼吁反思，稱“目前社會上有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雖然獲得了南方系等右翼媒體的熱捧，“意氣風發”，但作為文革公開道歉的“紅二代”第一人，他的辛勤努力卻并未獲得廣大網民尤其是底層民眾的認可與支持。恰恰相反，網民對于陳小魯的種種舉動卻愈加反感，甚至是不滿與憤怒。在鳳凰網轉載了發表于《錢江晚報》的《陳小魯：我為什么要為文革公開道歉》后，網友的評論齊刷刷“拍磚”，甚至痛斥其為“小人”。不得不令人慨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鳳凰網網友評論截圖
附7：陳小魯文革道歉的本意：建立一種比如西方兩黨制的寬松機制
原標題：我為什么要為文革公開道歉
陳小魯，共和國開國元帥陳毅的第三個兒子。雖有著這個響當當的“紅二代”身份，但陳小魯真正進入公眾的視野，成為關注焦點總共有兩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師就文革中的所為進行公開道歉;另一次則是在47年前，他提議發起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即文革中名氣很響的“西糾”——“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
從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將，成長為反思文革，為文革公開道歉的“紅二代”第一人。這47年中，陳小魯這位開國元帥之子經歷了怎樣的人世變遷和靈魂淬煉?近日，本報記者在北京粟裕將軍的老宅中專訪了陳小魯。
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陳小魯的家不遠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點南鑼鼓巷，在這片胡同交錯的區域里，散落著大門緊閉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雜院。
約定的采訪時間，陳小魯準時地等在門口，他衣著平常，眉眼之間和陳毅很像。開了小門進去里面是一個簡樸安靜的院落，家里的裝修還是上世紀的風格，和平常人家無二。
“你是我接待的第22家媒體了。”陳小魯笑著說。面對蜂擁而至的采訪邀約，陳小魯并不抗拒媒體：“拒絕誰都不好，總要與人為善吧。道歉之后出現這么大社會反響，我也是有思考，這就說明大家對這個問題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們敢來我就說。”
他這場具有轟動效應的行為要從一個月前說起。
10月7日，國慶長假的最后一個休息日，陳小魯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參加了一場特別的道歉會。他作為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與學生代表們一起，為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向當年的老師“公開而正式”地道歉，償還多年的心債。當時，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學生領袖、革委會主任。
“這次公開的道歉源于對文革的長期反思，特別是今年8月18日黃堅傳給我的8張照片。”陳小魯告訴記者。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那一天，陳小魯和上百萬人齊聲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走向廣場。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的秘書長黃堅，將一組有關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斗和勞改的老照片發給了陳小魯。
“看著這8張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憶。我覺著必須要公開正式地向老師道歉。”陳小魯說，“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為陳小魯的“道歉信”，出現在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用作內部交流的博客上。
陳小魯寫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斗、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斗過校領導，后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反思
書記華錦不堪忍受欺辱自殺，這對我影響很大，我對“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組織西糾。
“我是1946年出生的，3年后全國就解放了。”陳小魯說。無疑，從他還是一個襁褓里的嬰兒開始，他的命運就和共和國的命運緊緊相連，他的人生折射著共和國的歷史。
1949年以后，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事實上，從1959年以后，我才開始關注政治。”陳小魯在小學五年級時，遇到了反右斗爭。陳小魯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這時的運動是大躍進了。全民大煉鋼鐵，就連中南海里的湖邊也修了高爐。陳小魯和他的同時代人，就這樣在政治氛圍中長大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
1966年，“文革”爆發，學校停課。后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并選舉了文革委員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通過。
1966年8月19日，陳小魯做了一件讓他后悔終生的事，“8月19日，我發起組織了一場‘四、六、八中’都參加的批判會。會場定在中山公園里的音樂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眾組織邀他們一起開大會。開會時，我是坐在主席臺上的，不過我不是主持人。”
陳小魯直言那時的自己想法比較簡單，以為開個批判會，就是組織人發言，發言后就該結束了。可突然一群學生沖上主席臺，痛打那些書記們，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組織開會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領導肯定是錯誤的，而且在這個會上他們都挨了打。因為我控制不住這個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號，但是直接拿皮帶打就失控了。這次會議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感覺很不好，決心以后再不挑頭搞這種事了。”
“21號到22號之間，我們學校書記華錦不堪忍受欺辱自殺，這兩件事對我影響很大，這實際上是我對‘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組織紅衛兵西城糾察隊。”陳小魯說，“在成立糾察隊之前我并沒有什么名氣。”
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后，陳毅告訴陳小魯：“你前一段，毛主席給你做了結論了。毛主席在會上說：‘陳小魯好，反對打人。’前一段有結論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處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發生了包括陳毅在內的老帥們，在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批評“文革”中一些現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員的事件，不久被定性為“二月逆流”。之后，陳小魯也淡出運動了，他改了名字叫陳衛東，到北京的718廠去勞動。
但是關于他的種種流言，卻沒有隨著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傳愈烈愈傳愈廣。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從中找出整陳毅的證據，不過沒有找到。這時周恩來總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陽軍區所屬的一個部隊農場去勞動鍛煉。
轉變
我必須要做一個獨立人格的人，必須獨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體制內很難實現。離開體制，去尋求一個“自由之身”。
1992年陳小魯以上校軍銜轉業，下海經商。
“其實，從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開始對體制產生了懷疑。”陳小魯說。從體制內到自由之身，陳小魯說自己是“兩步走”。
1975年陳小魯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將軍的女兒粟惠寧，在北京的總裝備部工作。1976年5月，已經是團政治部主任的陳小魯，向軍區打報告提出調回北京，提出調動的理由是解決夫妻兩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陳小魯自己內心的糾結與痛苦。
當時，他所在的團是軍區“學習小靳莊”的典型，而小靳莊是江青抓的點，他要主管“批鄧”和“學習小靳莊”。“那時我已經不像十年前那么盲從，我已經有自己的思考，對批鄧很有抵觸。我那時候是團政治處主任，28歲，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干部。但是我不批還不行，否則我就變成一個反對‘批鄧’的人，關照我，培養我的領導他們不都要受累嘛。”
陳小魯就給岳父粟裕寫信：說能不能給我調動一下?“岳父一輩子在部隊里，他還是希望我繼續在野戰軍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話，‘道不同不相與謀’，打動了他，他體諒我的困惑。”
當年離開部隊的時候，軍長指著自己的椅子對陳小魯說：“你是我們的培養重點，要不了幾年，這個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來，很多人問過陳小魯：“如果你當年不是堅持調走而是繼續留在沈陽軍區，你今天的人生會不會是另一種軌跡?”
陳小魯說：“其實我早晚會走到今天這樣的人生道路上來。”
1985年，他從英國回國，到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任研究員。一次搞朝鮮戰爭研究，他去采訪當時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采訪完，楊尚昆特別對他說：“你對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換個地方?”他說：“謝謝楊叔叔，我在這里挺好的。”朋友后來對陳小魯說：“你怎么這么傻，楊尚昆這么問你是有意要提拔你。”陳小魯回答：“那就是我真實的想法，不過我這一輩子，對當官沒什么更多的想法。”
“‘批鄧’之后，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再也不說違心的話，毛主席說共產黨員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那時我有所畏懼，我為什么不能說，我怕打成反革命，怕連累我的家人我的戰友，這就是一種關系，迫使我說一些違心的話，辦一些違心的事。”陳小魯說。
在看到了父輩在政治風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傾聽了內心對于做人做事的呼喚后，陳小魯想嘗試另一種生活，這就是到體制之外，去尋求一個“自由之身”。
“我必須要做一個獨立人格的人，必須獨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體制內很難實現。我不說違心的話，怎么才能不說違心的話?離開體制，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訓，到了90年代，我想開了，我不當官了，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陳小魯在1992年轉業。之后他下海了，商海里他涉足過多個領域。他曾擔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現在是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他相信在傳統社會里，成事的要素是權力;而在商品社會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陳小魯說自己有三個座右銘：一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這也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觀。另一個就是毛主席愛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第三個也是毛主席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諸別人身上。這樣你的處世、待人接物就比較好一點。還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一定要知道短處。不要以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 回顧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別人看是好是壞，也無所謂。”
今天的陳小魯，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寧，平靜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陳小魯的這種公開道歉引來不少表揚，有人說“紅二代的文革反思意義深遠。”有網友表示，“陳小魯是迄今為止就文革錯誤進行反省道歉最高級別領導人的子女，值得欽佩和支持，意義十分重大。” 《環球時報》發表評論《個人文革道歉是國家大反思的余音》。但事實上，對于陳小魯的道歉并不是一片叫好聲。
不管是頌揚聲還是謾罵聲，陳小魯說：“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認為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我特別想跟現在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講清楚，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通過大民主的形式，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文革反思是應該的
但沒必要
搞人人過關的道歉
記者：最近，網上流傳在一次校友聚會上，前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與前招商局董事長秦曉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展開激辯，甚至因此爆粗口。您知道此事嗎?
任志強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代人的共性，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區別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國才有家’，秦曉還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國’。”您如何看待?
陳小魯：我和孔丹是初中同學，當年我們都就讀于北京四中。現在我們仍有聯系，有時候在一起打打球。我沒有參加那次聚會，我聽說他們在喝酒，不是在認真地討論問題。
“國”與“家”的關系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滿，這是一個辯證關系，不能絕然分開。這實際上是東西方的差別，東方比較強調集體主義，西方比較強調個人主義，在個人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國家，國家要保護個人利益。國家應該代表人民，但人民之間是有差異的，國家必須照顧各方面的利益，強調集體精神沒錯，但集體精神必須有包容性，包容各種觀點和意見，否則就會走向極權主義，個人獨裁。任何時候，有不同的看法，有觀點的爭論都是好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要想用一種思想統一大家是不可能的。毛主席也說過，一個黨和一個人一樣，耳邊需要不同的聲音。
記者：有一部分聲音覺得您這是為了出風頭，甚至有人說這樣的道歉是偽善，您怎么看待這些質疑?
陳小魯：有不同的觀點很正常，我的道歉引起爭議是好事，大家都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總比風花雪月好。有些人的觀點跟我們是針鋒相對，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場災難，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場革命。在我看來，這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他們不了解文革，把文化大革命詩意化、美化了。我們道歉本來是學校內部的問題，但經過媒體挖掘之后就發酵了。其實引起爭論是好事，說明你的行為人家重視。有人罵你也是好事，說明你的觀點戳到了痛處。
如果說我們道歉晚了，那可以，但晚了總比沒有好吧。對于文革的反思，我認為是必要的，但我并不贊成大規模的道歉，文革的事情很復雜，沒必要搞人人過關，那時今天人家斗我，明天我又斗了別人，現在對沖一下也就算了。這方面我同意鄧小平說的宜粗不宜細。一個社會中，矛盾是無處不在的，外國有中國也有，小到一個班級還有師生矛盾，但反思文革的必要就是讓我們學會如何去處理矛盾。再不能像文革那樣，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將一個人的尊嚴踐踏在地，違反憲法人權的行為不應以任何形式重演。
文革的基因
從來沒離我們遠去
記者：在您之前，已經有一些民間人士，代表他們個人因“文革傷害”道歉;一些專家、學者研究、反思文革歷史。您如何來看待這種“道歉潮”和“反思潮”?
陳小魯：反思其實是一代人的心結。
道歉之后出現這么大社會反響，我也是有思考的，這就說明大家對這個問題有反思的要求。在我之前就有很多人公開就文革道歉。我記得某雜志上就有兩篇公開道歉的文章。人家那么悲催的經歷卻沒有引起大家的關注，也許因為我“紅二代”的身份就引起這么大的反響吧。
文革的根本問題是違憲，而消弭文革戾氣，樹立憲法權威刻不容緩。
2011年反日游行時，有人在光天化日大庭廣眾下毆打日系車主，問題是沒有人制止，可以看出這一小部分人綁架了大多數人。可見當下社會還充斥著暴戾之氣，文革不是回潮的問題，文革的基因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從來就在社會上作祟。官方有暴力執法的問題，民間有暴力抗法的問題，還有暴力爭斗。
前兩年，有大學教授與人網上爭論爭不過，還約斗公園，這和當年的紅衛兵一樣，沖動、狂熱、盲目。
所以我說要接受文革的教訓，要長治久安，最重要的是樹立憲法的權威。從小培養法治精神，學校開法制課，講解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領袖是來了又去的，只有國家是長期存在的，法律是長期存在的。但現在有些官員將政策大于法律，因為法律是遠的，政策是眼前的。
記者：根據記載，1966年，您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即“西糾”副總司令。您還記得文革初期的那些人那些事嗎?
陳小魯：“西糾”是我發起成立，是要糾察紅衛兵的，但那時我根本沒參加過紅衛兵。紅衛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我不同意這樣的口號，也沒參加紅衛兵。不過在校內大家都尊重我，校外的朋友以為我是當然的紅衛兵。
成立“西糾”，主要是各校紅衛兵的領袖都希望遏制武斗，所以我去一說，大家都響應，其實具體組織工作并不是我做的。而且成立以后，我在“西糾”的總部里只呆了一二天，以后就再沒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學就成為主要負責人了，在那里主政。孔丹是西糾總司令，秦曉是宣傳部長。西糾的通令都是他們寫的。有一次，葉帥、謝富治等來西糾駐地視察，我也沒去。那時“西糾”與總理那里保持著密切聯系，總理、葉帥都很支持西糾的事。這之后，我在北京火車站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秩序。
有人說西糾本身也有人打人，后來取締西糾就是因為六中搞了一個集中營之類的東西。不錯，確有少數西糾成員打人武斗的，但這個與我們建立西糾的目地不符。另外西糾是一個松散的組織，有任務才集中行動，平時分散在各學校里，個別學校西糾成員搞武斗，總部并不知道。西糾的主體是反對武斗，維護社會穩定的，后來是反對中央文革。
文革完成了
我人格的轉變
記者：過去了47年，您今天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它對您個人和您的家庭帶來了什么影響?
陳小魯：如果說文革對我有什么影響，就是我完成了一個人格的轉變，一個思想的轉變。
比如說1975年批鄧以后，我就決心不說違心的話。我感覺到我要有一個獨立的人格，不能像以前一樣盲從，我一定要獨立思考，我不斷地反思，不斷從文革的反面教育中吸取自己的營養。文化革命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認識了社會的體制，之所以后來積極參與改革，如果要尋根呢，還是尋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們對這個社會覺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沒有質疑過。為什么后來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一直到后來，我到部隊，做外交工作，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終就是文化革命的記憶烙印在我身上。
我很強調我的個性和人格，我覺得黨內不少干部就缺乏個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著官大的說，人身依附大于信仰和理想。應該如陳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認真對文革進行反思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游離于體制之外是否讓您能更自由地表達自己，比如為文革所為道歉?
陳小魯：在官本位的體制中，就有人身依附關系，人死了還有三六九等，就拿我母親來說，因為級別不到，死后骨灰在八寶山就不能和父親放在一起。游離于體制之外，不吃皇糧，用不著依附別人。
人貴有
自知之明
記者：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您如何體會高干子弟和平民百姓做人的不同?
陳小魯：很多人出于對我父親的敬仰會在事業上幫助我們，但同時也給我帶來了一些壓力，所以我更要謹慎從事。我人生信條中一條就是“人貴有自知之明”。在一些場合，父親的名頭是一塊敲門磚，但后面的事情還是要我踏踏實實地做起來。
其實，父親對我們要求比較寬松，在成績上，只要及格就好。在政治上也沒有什么要求。他對我們主要注重的是德育，講大道理。經常跟我們講的兩句話就是，你們要為人民服務，要好好學習，要學點真本事。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是干部子弟，就有什么優越感。
記者：您的父親是陳毅、岳父是粟裕，而“陳不離粟，粟不離陳”，談談您心目中的兩個父親，以及他們的關系。
陳小魯：父親對粟裕同志很欣賞，他覺得這是我們黨培養出來的杰出軍事人才——父親曾經有份給毛澤東的電報：“我認為我黨廿多年來創造杰出軍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陳賡等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并肩前進。”這就是家父心目中的解放軍五虎將形象。毛澤東對此電的回復是“所見甚是，完全同意”。他們之間的合作也很好，從新四軍到三野，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
父親去世后，有一次，岳父對我說：當年如果不是你父親把我們帶到井岡山，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兒……說罷就掉淚了。
岳父一生可圈可點的地方很多，然而對于我來說，最令人感動的還是他那無私無畏的獨立人格。
文革不是回潮的問題，文革的基因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從來就在社會上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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