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道歉的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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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新聞郵件介紹頗多的事件，是中國青年報等國內媒體關于陳小魯返校道歉，其道歉的理由或內容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陳小魯憂心忡忡，想通過他返校道歉、跟現在的“90后”年輕人講清楚：歷史決議已經說明文革是“極左”錯誤;文革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就那報道的故事，海外主要媒體中文版也做了轉述和評論， 海內外讀者議論很熱鬧且眾說紛紜。

　　在那些海內外的眾說紛紜里，有一個看法：陳小魯的道歉若是僅僅針對他個人的，那無可非議;而若針對文革，則是不倫不類的;譬如，若把違憲和侵犯公民權益行為作為否定文革的理由，那么，當今那類行為并不少，是否可用他的道歉理由來否定改革呢?我同意這個質疑看法。

　　文史資料說明，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運動，十分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為此還派出不攜帶武器的軍隊人員到地方協助當地的維持“文斗”和制止“武斗”，還要求那些軍人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等等。就是說，若陳小魯在文革中搞了或縱容了打人武斗等侵犯公民權益的行為，那是他自己違背了文革要求，而不是文革的責任。

　　對比看，如今，打人侵犯公民權益的事情頗多，有些比文革時期同類行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可舉例方面不少，特別典型的案例有兩方面：

　　一個典型方面是有官媒等官方機構直接參與的和一幫享受特權的文人搞的“學術打假”、“反偽科學”和“反中醫”一類活動。他們用文革的大字報和批斗方式對公民搞亂扣帽子、亂打棍子和對公民實行暴力侵犯的事情頻頻發生，且一搞就是30來年、其暴力行為時間是文革時間的三倍。而搞那些活動的人呢，恰恰大都是自我標榜為對抗文革的英雄好漢、自封為“改革派”或“改革先行者”的文人。

　　另一典型方面是轉基因食品商業推銷。一幫既得利益集團及其槍手，對講真話和抵制含有毒素的轉基因食品的公民實行比文革大字報還兇猛的媒體暴力，譬如造謠攻擊、政治誹謗、扣政治帽子、打擊報復、砸飯碗、判刑、還搞軟禁，等等，其不擇手段的暴力行為幾乎是無所不包、比文革時期同類暴力行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的僅僅是打出的旗幟：文革時打的旗幟是“階級斗爭”，而為轉基因商業利益搞的暴力行為的旗幟是“科學”和“科普”。

　　如此，針對如今頻頻發生的那些違憲和侵犯公民權益的行為，該不該用陳小魯道歉的同樣理由或邏輯，來說改革是“極左”和否定改革呢?若那樣說和那樣做是不倫不類的話，那么，用同類行為和理由邏輯評說文革也是不倫不類的。

　　進一步說，陳小魯的不倫不類的道歉，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個很實際的重要課題：戀戀不舍地繼續“文革思維”、還是干凈利落地擺脫“文革思維”?

　　本人認為，用個決議把文革稱為“極左”，那是華國鋒、葉劍英和李先念(稍后還有鄧小平)等領導人當時為停止文革而不得已的說法做法，是必須肯定的，但如今和以后都不能再繼續那個說法做法了。譬如，所謂“左”的意思，是現在就要實現未來才能實現的目標;所謂“右”的意思，是放棄目前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此，說文革是個“極左”，那就意味文革的目標是未來要實現的，不過是當時實現不了卻偏要實現、因而犯了錯誤而已。

　　顯然，嚴格地說，把文革說成“極左”是不對頭的。然而，必須實事求是地來觀察歷史。當時，即毛澤東去世和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共面對的問題是必須要趕緊停止文革、且必須以極小的政治代價來停止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而在當時那個極為特殊的條件下，最可能可行的說法做法，就是用毛澤東的方式來做，那就是毛澤東在文革后期提出的“極左”和“極右”的說法做法。換句話說，那就是：用“文革思維”來趕緊結束文革運動，是當時政治代價最小的可行做法。

　　大概正因為那些領導人深知他們的做法是不得已吧，鄧小平稍后告誡黨內說：對文革要“宜粗不宜細”，即：當時迫切需要的不是如何對文革做全面、詳盡、周到和公正的歷史分析，而是趕緊結束文革，且是如何做政治代價最小、就怎么做。從歷史現實的角度看，當時用個決議把文革稱為“極左”而予以停止，是正確的做法。然而，那是個特殊情況的特殊做法，事過境遷、其做法不再有效且更不能通用;因此， 當今或以后若繼續那做法且當作某種“標準”來看待和評價各方面事務的發展，譬如，動不動就給某人或某事件貼個“極左”的標簽，那就等于是繼續“文革思維”了。對照看，陳小魯的道歉理由，頗有繼續“文革思維”的味道，盡管他口頭上說是不要文革重復再演。

　　說來，文革會不會重復或再演呢?我認為，根本不會，甚至是您想搞都搞不起來。理由：文革發生的成因條件眾多，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有毛澤東那樣的“人造上帝”的神化絕對權威。從秦漢至今，中國社會主要還是個無神論社會;因此，兩千多年后、中國能發生毛澤東那樣的“人造上帝”和神化的絕對權威的事情，那是十分罕見的(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吧?)。如今和可見將來，中國還有或還能有毛澤東那樣的“人造上帝”的神化絕對權威嗎?沒有了。沒有這個關鍵因素，文革是不會再重復或再演的、甚至是您想搞也搞不起來的。就此而言，可以說，一去不返的文革給歷史學留下了一個深遠的未解之謎。

　　至于中國的“80后”和“90后”不知道文革歷史，那怎么會導致文革重復再演呢?如前說，且不管所有成因條件，僅僅由于他們當中沒有也不會出現毛澤東那樣的神化絕對權威，那就是他們想再搞文革、也搞不起來的。

　　說實在的，就干凈利落地擺脫“文革思維”而論，我寄希望于“80后”或“90后”，理由：他們的前輩或前代人，或多或少都跟“文革思維”有足夠的影響關系或利益沖突關系，那就難免導致“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甚至還可能導致偏見。而“80后”或“90后”呢，幾乎就沒有“文革思維”的瓜葛，因此，只要自身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他們能干凈利落地擺脫“文革思維”、應該是水到渠成或順理成章的。換句話說，當前出現在“80后”或“90后”的所謂“為文革翻案”的言論，那不過是他們針對他們覺得自己無可奈何的現實問題而做的善意惡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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