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40年前的那一天，撒切爾夫人當著黨員們的面，將哈耶克的著作重重丟在會議桌上，吼道：“這本書才是我們應該信奉的!”傳說中的這一幕深深打動了今天中國的無數知識分子，他們常常提起此事，也常常在幻想中甚至在書桌前不經意地模仿鐵娘子這個動作(我就至少見到過兩次)，以此來感覺自己是有力量的。

　　或許以撒切爾•里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定時期內重塑了英美的國威，但也有人指出，他們能緩過氣來主要歸功于蘇聯垮臺，并依賴金融體系從蘇聯和第三世界吸取大量資產。好花不常開，如今，席卷歐美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使得新自由主義風聲鶴唳，一時間撒切爾•里根似乎成了罪魁禍首的代名詞。連帶著，知識分子把那個人那本書摜到會議桌上的愿望也沒那么有底氣了。但無力者需要打氣，悲觀者仍要前行。

　　如今，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在國內外都蔚為成勢，大衛•哈維更是以一本《新自由主義簡史》釜底抽薪，指出原教旨市場主義的結果是重建了上層階級、穩固上層對底層，發達國家對后發國家的統治而已(任你占領華爾街幾天也動不了統治基礎一根毫毛)。在中國，這樣的思潮由于新媒體主流依然掌握在教條自由主義者手中而尚未得到大規模傳播。不過我們依然應該把撒切爾•里根的具體實踐放在具體歷史條件下做具體理解。同時，僅僅是批評者的觀點還不足以幫助我們把問題了解透徹。我更好奇的是，手捧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會怎樣為撒切爾•里根辯護?

　　感謝《財經》雜志滿足了我的好奇。最新一期《財經》集中刊登了博源基金會組織的論壇講稿，主題是《里根/撒切爾時代的遺產》。雖然聽起來有點凄涼——已經成遺產了，但是陣容強大，高端大氣。有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撒切爾首相原私人秘書兼外交與防務顧問查爾斯•鮑威爾、前美國外交官、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凱文•尼勒、總統競選戰略專家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薩繆爾•帕普金、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巴里•諾頓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錢穎一等。他們的演講大大加深了我對“撒里”陣營的立體理解。

　　四個英美人，一個談鐵娘子，三個談里根，比較符合英美實力對比。鮑威爾先來，洋洋灑灑，咬緊牙關不放松，倒像體面的謝幕。他首先強調撒切爾“非凡的意志力和決心”，同時簡述那些已經耳熟能詳的撒切爾理念，諸如市場最有效、國家別管福利、減稅、緊縮政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等等。比較有新意的是，他開始為撒切爾的一句經典說辭做辯解。撒切爾說過：“沒有社會，只有男人、女人和他們的家庭。”鮑威爾說：“當撒切爾說‘沒有社會’這個概念時，她指的是，社會不可能獨立于個體存在，個體構成社會。”看，這是要向對手找臺階的節奏，因為按照他這種邏輯，原教旨的集體主義者也可以宣稱：“‘沒有個人’，意思是指個人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存在，社會成就個體。”聽起來大家都一樣了，原來只是角度不同，啊哈，今天的天氣真不錯。

　　鮑威爾甚至承認，盡管英國金融服務業得到壯大和繁榮，但制造業從此一蹶不振。不過他強調衰退不是在撒切爾任職期間開始的，而后來的工黨執政也學習了撒切爾。(所以是要怪工黨學撒切爾沒學到位么?)無獨有偶，之后的三位美國人也強調里根的政策并非獨創，而是植根于前任總統的政策邏輯當中。

　　再不能把哈耶克一個人扔桌上了，搞垮制造業之類事情，可不是一個人的功勞，不敢獨享。在我看，也確實不是，他們不過是統治精英的代言人。

　　檢討完撒切爾，鮑威爾在向中國做建議的部分神奇地宣稱：中國今后要做的就是撒切爾做過的，當然，企業方面僅僅做到從國有向私有的轉變，“就不能稱其為成功了”，私有化的原則才具有重要意義。

　　這真是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兩岸猿聲啼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飛流直下三千尺，一枝紅杏出墻來……不愧是日不落帝國遺風，架子倒了但面子絕不能倒。所以他最后的建議如下：第一，需要一位可以促成經濟變革的強力的領導(我猜模范就是戈爾巴喬夫和蔣經國)，權宜之計沒有用(要根本解決)。第二，改革前準備好接受和應對短期困難(喏，就像俄羅斯那樣的短期困難，才二十多年，只犧牲一代人)。第三，要承認變革長路漫漫(在這一點上和毛澤東、鄧小平一致了——萬里長征第一步，初級階段一百年不動搖)。第四，要接受改革成果永遠不會平等(千真萬確)。第五，堅持洗腦——“改革會出現大量的問題，關鍵在于改變人們的思考，改變他們的想法。”第六，“團結各方力量，把改革的想法向相關方面解釋、解釋，再解釋。”鮑威爾這個重復用得好，非常能體現如今所謂自由派教條主義者們每日翻來覆去老生常談的修辭風格，也像極了英國神劇《是，首相》里的官僚做派。

　　相比之下，來自美國的三位顧問畢竟是老大哥家里來的，更務實一些。凱文•尼勒平時更多的工作是作為國際性戰略咨詢機構斯考克羅夫特集團合伙人，勸說中國資本到美國去投資。他謙虛地說自己只是里根的外圍幕僚。他強調里根面對的形勢和撒切爾沒有可比性，而里根團隊在和對手的任何博弈中都“優先選擇妥協”，也就是說往往放棄了所謂里根主義。他認為對中國的經驗教訓就在于“現實總是戰勝觀念”，這個聽起來簡直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了?？上陌l言只有一頁篇幅。

　　帕普金不愧是總統競選戰略專家，他曾著有《候選人：贏得白宮需要什么》。當然是要贏得大佬和選民的心。他告訴我們里根是怎么做的。“里根非常想成為其中一位候選人，他的代理人前往紐約，但他的宣傳影片被看完后，得到的結論是：沒有人會相信此人會是合格的總統候選人，他不會入圍。”感覺到那些觀看影片的大佬了嗎?每個總統后面都有一群Big brother，自稱是人民，在華爾街統治美國。至于里根怎么向選民說話，帕普金解說了他的修辭，比如如何向選民解釋自己從民主黨跳槽到共和黨，“我并沒有離開民主黨，但民主黨離開了我。”妙哉，這話已經很接近中國知識分子說的“國不愛我，我還要愛國嗎”，異曲同工!可見，華爾街需要一個能說會道又精明的人來實現自己的意志，那個人就是總統。

　　更有價值的是帕普金對工會的批評。“在一個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的艱難時期，他們依然要求每周工作32小時”，“大多數工人……都反對這樣的高收入專業群體”?？雌饋?，這是在提醒我們，工團主義的勞工運動只是爭取自身利益，不能提供總體性解決方案和改革措施，敗給新自由主義政治集團也是咎由自取。

　　諾頓則繼續強調里根只是適應了時代的要求，或者說適應了金融集團的時代要求，召喚出三大變化：貨幣政策根本性改變;放松金融管制;跨國公司的雄起。比如廢除《反高利貸法》促成了信用卡產業的發展，當然格林斯潘他“過度自信”了一些，“加速了房產泡沫的形成”和“道德危機”。不過文章到此也就結束了，“下一階段的經濟政策如何出臺?如何通過過去這些年里發生的事情，重新解讀里根的遺產?”留下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

　　我猜這是一個設問句，應該由中國人說出美國人準備好的答案。做總結發言的錢穎一教授沒有令人失望，他強調鄧小平和撒切爾•里根具有共同的智慧和實踐，計劃經濟是不成功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對此有先見之明(這個美國人和我們都聽過很多遍了)。他再次引述了說撒切爾把哈耶克著作摜到桌上的故事，“我們要走的是哈耶克說的道路”，他引述里根的話：“政府才是問題”。他說在中國也經歷了巨大思想轉變，鄧小平說不要爭論姓資姓社，先做起來，關鍵看是否三個有利于。我想，錢教授一定明白這個對比恰好體現了鄧小平與撒切爾•里根的截然不同，那就是不走極端，不搞二元對立，不偏向任何一方，努力根據實情做出權衡。遺憾的是，錢教授本人的發言最后還是在一條近乎二元對立的繞口令里收尾——“一般來說，在這個世界中，那些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國家與那些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國家相比較，前者在平等方面要比后者在自由方面做得更好。”這些年來，我看到無數青年才俊把理解這類繞口令當作一種高端智力游戲樂此不疲。但在我看，這話就好比說，把享樂放在健康之前的人和把健康放在享樂之前的人相比較，前者在健康方面要比后者在享樂方面做得更好。能讓風馬牛相及，這恐怕真是一句非常高明的話。而一套陷入僵化教條的學說也總是需要依靠更多看似高明的廢話來維持。當年的極左派教條主義者在一大二公制度沒落時會說：公有制出現的問題是因為公有化的程度還不徹底。今天的自由派教條主義者會說：私有化出現問題是因為私有化的程度還不徹底。

　　最后來說第一位發言人也是主持人丁學良教授的發言。他和錢教授一樣強調鄧小平改革的起點是“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以農業為主體的落后國家之一”，他沒有說的是，同樣是“以農業為主體”，中國卻具有其他農業國沒有的完備工業體系和有文化的勞動者，而這是前人為鄧小平改革打下的基礎。他說鄧小平是自己參與建立的新中國體制的受害者。但鄧小平本人是不會有這種想法的，負責任的實踐者永遠不會怨天尤人。鄧小平也不是一個二元對立主義者，比如姓資姓社或者國企私企在他那里就不存在你死我活問題。他所求的是度，政企不分的國企太大太累贅，就應該退出。而當國企和私企一樣成為市場主體時，誰進誰退就要看競爭力。錢教授在發言中已經指出“英國病”在于英國國企弱到無法承擔社會責任，只能放棄。而今天中國的國企實力強，納稅多，那為什么還非要國企“退”呢?那不是歧視么?那不是行政命令么?那不是打擊競爭么?北大的陳平教授已經撰文論述今日市場化的中國國企之驚人效率被人忽視，國企面對的真實問題卻被主流經濟學家忽視。面對新形勢，我們顯然不能刻舟求劍因循守舊。

　　丁教授稱贊鄧小平的功績在于推動中國重新回歸世界發展的大潮流。更準確地說，鄧小平推動中國重新“介入”和“影響”世界大潮——憑借之前打下的基礎，在取消障礙羈絆之后，如魚得水，風生水起，成為全球化工業的主導者，以至于大大出乎西方意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沒有如同當初許多經濟學家預期的那樣擠垮中國制造業，反而擠垮了西方的制造業。無奈之下，現在是美國想要脫離世界大潮——拉上幾個太平洋國家搞TPP協議。英國金融時報主筆皮林已經指出美國這樣做是為了與中國隔絕。在我看來就是美國想踢開WTO鬧革命，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風水輪流轉，經濟學家們是不是也該轉換思維，也教育和拯救一下美國重歸孤立主義的傾向?

　　丁教授的暖場發言很全面，可惜最后有些跑題，跑到“愛國”和“賣國”的辯護問題上去了。但我覺得這種焦慮是真實的。他說：一談到國退民進就有人指責這是賣國，但鄧小平和撒切爾•里根一樣都是有擔當的愛國者，“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并不等于要盡量擴張或提升本國政府對本國經濟體系的干預和控制。”我覺得丁教授不用擔心，從來沒有人懷疑鄧小平是愛國者，也從來不會有人指責負責并均衡考慮問題的人。但人民吃過文革極端化的教訓，對于那些走極端路線的不能不有警惕心。只要經濟學家結合實際保持公允，比如像林毅夫教授那樣從中國實際出發，同時考慮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是不會被罵賣國的(君不見那么多人攻擊林教授，但卻沒有一個好意思罵他賣國的)。另一方面，主觀上的愛國不能作為客觀判斷標準，關鍵要看做了什么，看三個是否有利于。要知道，昔日革命極端分子也是很愛國的，可惜因為失去客觀判斷力，因為錯誤的思維，空有愛國熱情卻幫了倒忙，今天的經濟學家想必已經接受這個教訓了。

　　撒切爾•里根的幽靈不會散去，他們為國家利益而做出決斷的決心和勇氣也值得后人學習，但那并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做的決斷。相比之下，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有更大的魄力和能力，也有更多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掘。僅僅通過撒切爾•里根來比附是不能領略的。知識分子與其反復念叨、期待、作在上書房焦慮狀，反復召喚新領導人的決心，不如調整自己的狀態，走出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的各色學術“道場”，直面中國的客觀真實，而不是那些無處寄托，到北京上海游蕩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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