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曲解中國經濟新政策》，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20日報道，臺灣《旺報》7月15日報道，香港《頭條日報》7月15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15日報道，臺灣《經濟日報》7月15日報道，臺灣《經濟日報》7月16日報道，路透社北京7月11日電，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7月15日報道，香港鳳凰網7月17日報道，美國之音網站7月18日報道，路透社北京7月19日電。

　　如果只是形而上學地來理解“休克療法”的話，那么，中國經濟新政策的確不完全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的主要內容是：實行緊縮的金融和財政政策，壓縮政府開支，取消補貼，放開價格，實行貿易自由化，通過貨幣貶值實現匯率穩定，進一步改革行政和稅收制度，將部分公營部門和企業民營化，重新安排債務和接受外援等等——就字面上看起來，的確有個別項目是不同的)但是，中國經濟新政之所以與“休克療法”不完全相同，那只是因為中國經濟新政在表述上有了中國特色，但實質并沒有什么區別。最典型的莫過于人民幣貶值的問題，盡管美中野合黨稱之為“升值”，但是，與匯率改革緊緊相連的物價大幅度上漲的這一現實分明告訴人們，美中野合黨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實際上恰恰是人民幣貶值。更何況，“休克療法”的實質根本不是表面上的“用短期經濟下滑來換取長期經濟增長”，而是通過私有化改革和自由化改革剝奪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主權。

　　事實證明，俄羅斯的經濟也沒有在“休克療法”的作用下取得長期的經濟增長，相反，俄羅斯經濟有所復蘇的時期，恰恰是普京終止實行“休克療法”，并且對“休克療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攻倒算的時期，另一方面，前幾年之所以俄羅斯的經濟重新下滑，只是因為梅德韋杰夫又開始實行“休克療法”而已。俄羅斯經過“休克療法”之后，它的經濟金融主權幾乎全部為外資所掌握，因此，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境況之悲慘已經到了現在都難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不是那么悲慘，俄羅斯也就不會看穿西方的真實意圖，由此，葉利欽也就不會把普京扶上總統的位置。因此，經濟政策是否屬于“休克療法”，關鍵不在于有關方面對這一政策的描述和解釋，而在于這一政策本身推動的運動以及這個運動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李克強自己就說過：“不因經濟發展一時放緩而改變經濟政策取向。”因此，以瑞銀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為代表的買辦階級替新經濟政策所做的辯護是沒有一點說服力的。因為，既然經濟政策的取向是不變的，那么由經濟政策所導致的經濟下滑也就根本不可能通過這些經濟政策本身予以阻止。因此，所謂經濟增長率不滑出“下限”的這個事情，只有在偽造統計數據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實現。因此，沈建光之流所說的“新一屆政府仍然重視經濟增長”的這個說法純屬胡扯。

　　相反，從李克強提出的“物價上漲幅度不超過3.5%這個上限”這個主張來看，我們倒是能夠這么說，新一屆政府更加重視物價上漲，當然，其所以重視物價上漲，絕不是為了抑制物價乃至降低物價，從而降低人民群眾的生活負擔，進而降低勞動力成本，最后達到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的目的，恰恰相反，新一屆政府的改革取向就是為了人為地推動物價上漲。有漲價借口的一定要漲價，沒有漲價借口的一定要編造借口漲價。因此，在人民群眾看來，改革等于漲價。而物價上漲的意義，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多次了，漲價的目的就是為了一方面逼迫人民群眾增加支出，從而通過“消滅存款運動”把中國人民改革成“負債累累的美國人”，由此在客觀上達到消滅白領、摧毀中產階級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關鍵的，就是只有漲價才能提高利潤率，也只有提高利潤率才能使得私人資本進入國有壟斷資本控制的行業，也只有使得私人資本進入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核心領域才能使得漢奸國賊徹底消滅社會主義中國的陰謀得逞。

　　也正因為新經濟政策是有利于資產階級和漢奸買辦階級的，所以作為買辦階級的成員，沈建光之流才要出來為新經濟政策進行辯護。然而，一個讓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極力擁戴的經濟政策又怎么可能造福于中國人民呢?!

　　我們早就討論過，新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的實質就是將中國人民所擁有的中國經濟金融主權從人民群眾的手里轉移到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的手里(無論有償或無償都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轉移行為本身就是漢奸賣國行為)。因此，這一政策和俄羅斯當年實行的所謂休克療法沒有實質性的區別，而且實際上甚至沒有什么表面上的不同。

　　因此，目前漢奸國賊及其走狗碰到的問題并不是中國經濟新政策被西方曲解了，而是西方在看到這個新經濟政策時過于興奮，從而在得意忘形的狀態下道出了真情，由此讓更多的中國人明白過來，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強烈反對，因此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的成員才紛紛出來辟謠和辯解，企圖蒙混過關，以便繼續用新經濟政策禍國殃民、賣國肥私。

　　《港報披露內地應對反腐有新招，電話購物送貨上門，私人會所享用大餐》，香港《南華早報》7月22日文章。正所謂狗改不了吃屎。盡管漢奸媒體不再宣傳“反腐有功論”了，而是開始關心腐敗問題了，但是，由于漢奸媒體自身的反動立場決定了它不敢去觸動那些有權有勢的大老虎，而只會把焦點集中在小貓小魚身上，并且還企圖通過不斷地反復炒作來把自己打扮成反腐斗士。然而，只要人們不為這些媒體的鼓噪所惑，從而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這些媒體究竟干了一些什么的話，那么就會很快發現，原來和中紀委的退卡運動一樣，無非就是在“做反腐秀”，無非就是在發明反腐功績，愚弄人民群眾。也正因為它們是如此的喜歡用做秀來建立政績，因而也就能夠知道它們是絕不會對最善于做秀的漢奸國賊下手的，因而也就能夠明白為什么有關部門上臺伊始“信誓旦旦”的表態到如今卻成為了空談。關于反腐問題，我們早就講過，要使反腐有效，根本不在于抓多少小貓小狗，而只在于是否敢把和珅這樣級別的腐敗分子查辦了，因為人民群眾完全就是以此來判斷合法性的。

　　如果不查辦和珅，相反還把劉墉關進大牢的話，那么無論政府、媒體和學校的正面教育有多少，都經不起這一個反動事件的沖擊，相反，政府、媒體和學校的形象都會在人民群眾心中大幅度貶值。殺一儆百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杜絕腐敗，而是為了使政權的形象在人民群眾心中高大起來，從而使得人民群眾對這個政權有信心，換言之，要使人民群眾對這個政權有信心，那總要有一些物質性的東西使得這個信心得以產生出來，而這些物質性的東西絕不是政權自己——也就是政府、媒體和學校——標榜的政績，而是要人民群眾從心底里認可的政績。

　　如果有一個人企圖通過不斷地自我表揚和自我吹捧來建立起他人對他的個人崇拜和迷信的話，那么絕大多數的人都能明白這個人要么是個騙子，要么是個瘋子，因而，如果政府只相信從它控制下的或與它的立場相一致的媒體的嘴里說出來的所謂老百姓的心聲的話，那么這個政府無異就處于一種自說自話的狀態了——這真的是在做夢了，因而，這種反群眾路線的表現只會使得它更快地被人民群眾唾棄。

　　《中國6月出現資本外流》，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7月22日報道。該報道說，“由于經濟增長放緩和人民幣停止升值，6月份中國出現資本外流，導致中國銀行系統一度受到信貸緊縮的困擾。”很明顯，第一，這則報道的觀點和中國官方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央行對6月份出現的流動性危機的解釋是——這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然而，該報道卻稱這一危機是資本外流的結果，換言之，這不是中國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而是美國方面主動調控的結果。不過，無論流動性危機本身是由誰引起的，最后，這個危機卻是在中國央行向銀行同業拆借市場注入流動性的情況下才得以解除的，反過來說，這個危機的解除不是在外資流入中國的情況下得以實現的，換言之，不是由美國方面主動調控的結果。

　　于是，我們就知道這么一個情況，盡管中美雙方對此次危機得以爆發的原因有著相互對立的看法，但是，中美雙方對此次危機得以解除的原因卻有著一致的看法。那么，這個情況說明什么呢?說明中美雙方在金融領域存在激烈的斗爭。美國之所以要承認中國6月份出現的流動性危機是由它——而不是由中國政府——造成的，這并不是說美國有認罪的覺悟，恰恰相反，美國這是在向全世界宣揚自己的金融戰的能力，并且以此來訛詐他國。與之類似的是，中國政府之所以公開承認流動性危機是其主動調控的結果，其目的也是為了穩固住自己在國內的金融霸權——盡管這一權力已經被漢奸官僚大量地出賣給美國方面了，由此也反映出中國政府內部民族主義力量和賣國主義力量之間的斗爭，正如德日統治集團內部常有的那種斗爭。(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也可以視之為“愛國主義”，雖然我們所謂的愛國主義不只是“愛祖國”，而是還有“愛人民”、“愛人民共和國”，因而不只是民族主義立場的體現，同時更是無產階級立場的體現，因為很多自稱“愛祖國”的人同時也申言他們不愛“人民共和國”，并以此作為他們反黨反人民的借口)

　　正因為危機最后是由中國政府自己解決的，因此，整個事件的情景大概就是這樣的：美國一方面由于主權債務危機，另一方面美國的統治集團又不想用激化集團內部矛盾的方式來克服危機，因此就選擇量化寬松政策來向外輸出危機。然而，這一飲鴆止渴的辦法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持續的，因而，到了現在，由于其不可持續性日益顯現，美國方面為了控制新生的債務規模而不得不將更多的印出來的錢去償還債務，而不是去拿來當作資本貸放出去。換言之，盡管量化寬松政策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由量化寬松政策創造出來的資金的使用方式卻發生了變化，因此才導致美國依靠杠桿化操作而創造出來的借貸資本的規模縮小了，由此導致全球流動性緊張(當然不只是中國存在這一問題，恰恰相反，中國是最有能力來克服這一危機的，也正因為如此，漢奸國賊才日益急迫地甩開膀子賣國，以便把中國盡快地變成印度、巴西那樣，順便說一下，印度和巴西的形勢已經糟糕到了空前的地步，由于早先，我們對印度和巴西的半殖民地性質有過充分的討論，因此當印度和巴西選擇用加大殖民地化程度的辦法來克服由殖民地化運動產生的問題的時候，那么我們只能說，你們已經走遠了，盡管“李克強經濟學”正在鞭笞著中國拼命追趕你們)。因此，美國才那么肯定地認為在中國發生的那場流動性危機是由美國主動調控的結果。但是，對中國方面而言，應對美國制造的流動性危機這件事情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換言之，并不是只在6月份才發生這種斗爭，實際上每個月都在這么斗爭著，只不過中國政府內部各派懷著不同的目的達成了制造流動性危機的一致意見，從而通過減少干預的辦法，使得美國對中國制造的流動性危機顯現出來，由此為他們推行有利于他們的政策主張找到現實的借口，因而從中國政府方面看來，如果不是由于它主動這么干的話，是絕不會爆發這場危機的，事實也證明，最后正是由于它的干預才克服了美國向中國轉移過來的這輪危機。總之，美中雙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來證明是自己制造了6月份的流動性危機。

　　危機總是人們認識事物固有矛盾的起點。通過6月份的這次危機，相信很多人都能看清在中美之間和中國政府內部之間存在的諸多你死我活的矛盾及其斗爭。由此也就在和諧世界上戳了一個新洞。也正因為有斗爭，所以才會有合作。并且，中美雙方高喊合作口號的時候，也是雙方斗爭依然處于激烈狀態的時候。因此，不要一聽到那些主張中美雙方應該合作的聲音時，就想當然地認為美中野合黨已經占據了上風，而是要反過來看這個情況，即如果不是因為中美雙方正在激烈地進行斗爭，那么又何必主張雙方“應該”合作呢?!正如美國認為巴以雙方“應該”和談一樣。因此，越是在中美合作呼聲高漲的時候，越是要善于指出中美之間的分歧和斗爭，越是要敢于和美帝國主義和漢奸買辦勢力進行斗爭。皖南事變的教訓永遠不應該忘記。

　　該報道這句話的第二個矛盾之處在于，它認為導致6月份中國出現資本外流的原因是“由于經濟增長放緩和人民幣停止升值”。可是，事實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6月份依然是升值的。因此，該報道明顯是在睜眼說瞎話。因此，該報道說這句話的目的就不是陳述一個事實，而只是要向讀者灌輸一種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人民幣停止升值會導致中國出現資本外流”。因此，反過來看，也正因為該報道的這句話本身與事實相違背，因此，它向讀者灌輸這一邏輯的做法本身就是在耍陰謀，因而，這個邏輯本身就是不應該成立的。可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實際上長期將這一邏輯作為真理來傳播，因此，現在我們就能知道，中國的主流媒體實際上長期在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喉舌。之前，我們就已經討論過，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是由政治因素決定的，是由中國政府的匯率改革所導致的，而絕不是由什么經濟因素所導致的，因此才有了6月份人民幣繼續升值與資本外流同時出現的情況，也正因為這一事實與境內外敵人長期向人民群眾灌輸的反動的經濟學教條相矛盾，所以，美國媒體在報道這件事情的時候才要用睜眼說瞎話的方式來維護它一貫以來向讀者灌輸的歪理邪說，其所仰賴的不過是讀者們一般不會去查閱6月份的人民幣匯率走勢。因此，人民幣匯率走勢和資本進出根本沒有必然的關系。因此，那種認為人民幣匯率繼續升值就能阻止資本外流的論調同樣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如果人們能夠清楚渣打銀行經濟學家的買辦本質，那么能很輕易地認識到買辦嘴里的這一論調必然是謬論。

　　至于該報道說的“經濟增長放緩導致資本外流”的這一邏輯更是無稽之談了。盡管中國正在遭受“李克強經濟學”的摧殘，但是，經濟增長水平依然是極高的，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不能讓資本滿意的話，我們真還不知道有別的什么地方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讓資本更加滿意，難道資本愿意放棄在中國每年穩賺7%以上的利潤率，卻反過來回到美國享受負增長嗎?明明是因為這些虛擬資本本身規模太大而無法實現資本再生產循環，所以不得不縮小規模以使得總資本能夠繼續處于增殖運動過程之中，因而根本就是美國主權債務規模不可持續的反映，卻倒打一耙地把美國資本無法以既有規模實現資本再生產循環的責任歸咎到被它剝削的非美世界身上，指稱非美世界沒有能夠提供讓美國資本實現資本增殖的條件。當然，美國的這種強盜邏輯是一貫的，因而，我們也就決沒有理由認為美國的這一指稱，進而美國為這一指稱所編造的各種理由或借口是可以接受的，無論這些理由或借口是從哪個權威的口中說出來，這些理由或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

　　《日本政壇“扭曲國會”局面終結》，美聯社東京7月21日電，共同社東京7月21日電，日本《產經新聞》7月21日報道，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網站7月20日報道，德國之聲電臺網站7月20日報道，法新社東京7月21日電，香港《明報》7月21日報道，日本《東京新聞》7月21日文章。我們對日本政局的走向已經有了很多的分析，對日本政局不斷向右轉的判斷完全是基于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認識。因而，日本右翼贏得參院選舉的這件事也就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此次，引起我們興趣的是新華網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日本參院選舉：“掛羊頭賣狗肉”的勝利》，這篇文章寫得實在是太妙了，我們只能說，公道自在人心!

　　從表面看起來，自民黨及其盟黨之所以能夠獲得參議院半數以上席位，是因為自民黨通過操作輿論，一方面對“安倍經濟學”大肆吹捧，從而造成社會各界都贊成“安倍經濟學”的假象，另一方面，在前一個的基礎上，又反過來將此次選舉置換成對“安倍經濟學”的公投。由于在野黨不掌握輿論，因此，無論在野黨以什么對象作為攻擊的焦點，都不可能取得實效。

　　因此，無論是社會主流輿論對“安倍經濟學”吹捧，還是各大媒體將選民的關注點集中引導到這個被媒體自己吹捧的“安倍經濟學”身上，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安倍掌控了社會主流媒體。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是為金錢服務的，因而，安倍實際上掌握的是大把的金錢，而向安倍提供這些金錢的，一個是美國，另一個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

　　“安倍經濟學”的成功是建立在日本能夠讓日元對美元進行大幅度的貶值卻沒有受到美國的阻止和打壓這一點上的，因而，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安倍政府的超寬松貨幣政策是根本無法出臺的，而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夠從美國的手里獲得這一武器，只是因為它同意替美國在東亞破壞中日關系，從而在側面增加美國訛詐中國的籌碼。

　　對安倍一黨而言，贏得此次參議院選舉的勝利是鞏固其執政地位的關鍵所在，因而，反過來說，只要能夠贏得此次選舉，那么就能松一口氣，由此就能回過來調整日美和日中關系。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對美中野合黨的黨徒而言，日本大選之前的這段時間是它們能夠擴大美國半殖民中國規模的計劃的時間窗口，如果不能完成這一計劃的話，那么等到安倍政權進一步穩固后，處于經濟利益的考慮，安倍內閣就很可能轉變其對華的強硬態度。更不要說，在美國自己的量化寬松政策日益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美國也不可能長期允許日本把日元就這么一直貶值下去，而一但美國的金融政策發生逆轉，那么無論安倍內閣多么親美，它也將不得不在國內的強大壓力下改變順從美國的立場，轉而會向美國打出中國牌，甚至俄羅斯牌。

　　至于日本在野黨過于虛弱的問題，那也只是表象。歷史反復證明，只要美國政府對日本當局的立場極其不滿了，那么日本的在野黨馬上就會變得強大起來。當然，這并不是說日本在野黨是美國操控日本政局的杠桿，而是說，美國所掌握的杠桿能夠使日本朝野的相對力量發生變化甚至逆轉，這個杠桿不止是美國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壟斷，而且還是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半殖民統治，現在甚至可以加上美國對日本商品出口目的地的對日政策的控制。當然，我們要記得，有壓迫，就有反抗，日本的內外政策不是簡單地由美國一家說了算的，相反，美國對日本的操控，因而壓迫越多，日本自身對美國的反抗就越多，而只要有反抗勢力的存在，那么就必然能為其他各種反美勢力所利用，由此使得斗爭的軌跡和結果是復雜易變的。

　　至于說到自民黨聯盟回避人民群眾關心的所謂敏感議題而將民眾視線強制轉移他處，甚至反過來將禍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舉措強加在人民群眾頭上的這種做法，實際上這在每一個“反人民、棄群眾”的政權身上都是常見的現象。因而我們才能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那些一方面大談食品安全問題，另一方面卻不擇手段地為包括轉基因食品在內的有毒有害食品的生產、銷售、進口大開方便之門的漢奸官僚;因而我們才能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那些一方面大談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挖空心思地大干賣國肥私勾當的漢奸官僚;最具諷刺意味的就是，那些在主流媒體的鏡頭前被漢奸國賊關心的民眾之所以會落得如此窮苦的地步，實際上完全就是拜這些漢奸國賊親自出臺的政策所賜。

　　盡管“安倍經濟學”被自民黨奉為至寶，正如“朱家強經濟學”被美中野合黨奉為至寶一樣，但是，日本今后也將和中國一樣，陸續面臨消費增稅、行之有效的經濟增長戰略、財政重建等諸多難關考驗，因而“安倍經濟學”走下神塔的那天并不遙遠，換言之，它和“朱家強經濟學”的命運是一樣的。

　　也正是因為具有強烈殖民地性質的“安倍經濟學”是解決不了日本所面臨的關鍵性的問題的，因而安倍政權才要從政治軍事領域下手來為其轉嫁經濟金融危機開辟道路。正如漢奸國賊迫不及待地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維護它們在“朱家強經濟學”掩護下所掠奪的國民財富，同時逃避它們在此過程中所犯下的出賣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罪責。當然，這些經濟學所具有的政治欺騙性實際上已經被民眾所發現，只不過人民群眾尚未自覺地組織起來形成賣國買辦勢力所懼怕的力量罷了。

　　安倍政權的右翼色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早就分析過，這種右翼色彩不是以極端的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相反，它是以賣國主義為基礎的，因而“安倍經濟學”和“朱家強經濟學”才共同具有“掛羊頭賣狗肉”的這個特征。因而，這種右翼政權體現的不是民族資本的根本利益，而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對國際壟斷資本而言，國家本身已經成為了它們實現增殖運動的障礙，因而它們更徹底地實現了社會化，而這種社會化表現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無非就是要突破國家的界限，因而其所凸顯的是資本的反國家性，換言之，在國際壟斷資本那里，國家性與社會性的矛盾日益不可調和了。因此，對國際社會而言，真正導致亞太乃至世界不穩定的是握有國際壟斷資本以及維護這一資本利益的強大軍隊的美國，而不是日本或中國，但是，由于日中處于次要矛盾地位，所以就表現為引起動蕩的原因，然而，真正引起動蕩的美國，只是因為其處于主要矛盾地位，因而處于相對穩定不變的狀態，所以它的決定性作用就不為大多數人所察。

　　《“棱鏡門”或阻礙默克爾連任之路》，法國《世界報》網站7月20日報道，德國《明鏡》周刊網站7月20日報道。我們很早就分析過默克爾的仕途，我們認為，默克爾的仕途決定于德國民族資本與美國資本斗爭的結果。對德國民族資本而言，如果要推動德國復興的話，有兩條路，一條是整合歐元區和歐盟，而默克爾所代表的親美勢力是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因而除非把默克爾趕下臺，轉由德國的左翼上臺執政，才能促使歐洲更加團結;另一條就是重走納粹的道路，而默克爾政權的美國殖民地性質當然也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因而除非讓德國政權落入代表民族資本利益的右翼手中。“棱鏡門”曝光后，盡管默克爾政府也出來要求美國給個說法(這點至少比中國政府要好，因為中國政府連這種表態也沒有)，但是，無論對德國的民族主義勢力而言，還是對德國的左翼而言，“棱鏡門”實際上意味著默克爾的身上又多了一條罪狀而已，在民族主義勢力看來，“棱鏡門”是默克爾里通外國的罪證之一，在左翼看來，德國政府使用美國監控軟件對德國民眾的監控行為完全就是法西斯專政的復辟。

　　順便提一下的是，此事表明，不要以為同時被左右雙方反對的那個所謂的中間派的意見就是正確的，因為，首先要考慮的是，這個“左中右”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是以什么條件為前提的。德國的“左中右”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它的所謂中間派，實際上是親美的資產階級政權。

　　《首都機場爆炸案敲響社會警鐘》，香港《南華早報》7月21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7月21日報道，法新社北京7月21日電。所謂夫妻相是指夫妻雙方長期生活在一起之后，他們的外貌會越來越相像，既然在美中野合黨的日夜耕耘下，美中的夫妻關系越來越牢靠，那么美中的社會治安狀況越來越像的這一點也就顯得很自然了，既然美國天天有槍案和爆炸案發生，那么作為他的枕邊人，中國自然也不可能幸免于難，只不過，爽的永遠是漢奸國賊及其走狗，而人民群眾只有痛苦的份。當然，在首善之地發生這種事情的確很令人遺憾，這說明首都治安能力已經弱到何種地步，不過，此事倒也不值得人們吃驚，相反，如果中國的階級矛盾，從而社會矛盾還沒有在改革開放諸多惡政的刺激下爆發出這種事情的話，那到反而更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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