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7日點評參考消息

　　《農村留守兒童：中國繁榮的代價》，香港《南華早報》網站7月15日報道，德國之聲電臺網站7月15日報道。在這種報道中，我們最容易看到無非就是一個個資產階級走狗的偽善面孔。每當那些普世價值派叫囂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來釋放紅利的時候，我們總會有這么一個疑問：改革開放所釋放出來的紅利究竟讓誰享受到了?緊接著的一個疑問是，究竟誰是中國繁榮的買單者?之所以會有這些問題，關鍵就在于中國政府一方面宣稱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認在改革開放之后重新出現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并且這種分化日益嚴重。這顯然是一個矛盾，而且很明顯，改革開放并不像官方自己所宣揚的那么偉大，因為改革開放把在它之前已經被毛澤東時代徹底消滅的諸多罪惡和亂象又重新再生產了出來，以至于官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然而，既然問題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那么這種導致舊病復發的發展也就稱不上是什么進步，相反，只能認為這是在倒退了，至于究竟在哪些方面倒退了，那只要看看復辟了哪些東西就能明白。

　　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實際上只是農民工問題的一部分，但是，在資產階級走狗的眼里，這兩個問題是沒有關聯性的，因而，資產階級走狗們認為可以單獨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同樣的，也正因為認為兩個問題是沒有關聯性的，所以，資產階級走狗們甚至認為可以通過改變農民工的錯誤觀念來達到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目的。然而，對農民工家庭來說，并不是他們不希望和孩子在一起，相反，在形勢的重重壓迫下，如果不出外打工，那么不要說他們的孩子無法上學，就是連孩子也養不起。當然，生存權對那些已經吃飽喝足的資產階級人權衛士來說早就不是個問題，因而他們自己想當然地就認為這在農民工家庭身上也不應該是個問題。古代就有“何不食肉糜”的典故，現在又有了“如果孩子長大后不快樂、不上學，那錢有什么用?”的謬論!對農民工家庭而言，首要的問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錢。因此，當那個所謂的民工子弟基金會負責人海倫•博伊爾在說“如果不能跟父母共度時光，孩子們的成長過程就毫無意義”的時候，她實際上一點也沒有反思過農民工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什么是“空談誤國”，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們所做的這些就是“空談誤國”，而他們所謂的實際行動無非是為了粉飾資本家階級——也就是他們的主子們對這些農民工所犯下的累累罪惡罷了，換言之，無非是為了使他們的誤國言論具有存在的價值罷了。

　　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們習慣于“顧此失彼”的辯論，因而也就經常性地限于“自相矛盾”之中。他們說，之所以大多數農民工不能把子女帶到他們打工的城市里去，是因為在那里他們被視為二等公民。但是，農民工為什么會被視為是二等公民呢?辯護士們說到，這是因為由現有的戶籍制度所造成的問題。辯護士們的這個回答在邏輯上很有跳躍性，換言之，毫無邏輯性可言。如果戶籍制度是使農民工被視為二等公民的原因，那么那些山西的煤老板和溫州的炒房團為什么被待如上賓呢?上海市市中心的建設為什么是以洋人的需求為轉移的呢?國籍差異豈不是要比戶籍差異更加明顯?!然而，恰恰相反，這些差異不僅沒有讓當地政府和社會看不起他們，相反，他們還成為了重點關照的對象。因而，這反過來就足以證明，戶籍差異，乃至國籍差異，都不是使外地人乃至外國人變成二等公民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這些人的經濟地位。很明顯，即便是外國人，只要是窮人，比如廣州的那些偷渡而來的非洲打工仔們，依然是受到當地社會的歧視的。而只有富人才被看得起，這就是當下中國的社會風氣。而這種社會風氣也印證了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把原本處于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打倒在地，使他們成為二等公民，相反，原先處于被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翻過身來成為了頭等公民。

　　也正因為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們根本不能找到導致留守兒童問題發生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們給這個病癥開出的藥方也就是文不對題的了。然而，對辯護士們而言，特別是對他們的主子——資產階級而言，無論是討論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還是討論農民工問題，真正有價值的只是他們最后開出的藥方，也就是要改變現有的戶籍制度。而他們所提出的改變戶籍制度的具體內容就是要把農民身份與土地承包權、宅基地等權力徹底分割開，從而讓農民變成一個徹底的無產者，由此實現如樊綱所說的“讓農民真正流動起來。”(人民網2013年7月9日《中國城鎮化的兩大難題》)在此，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堅持違憲的憲政黨徒們是怎么幫助《憲法》上的被統治階級改造統治階級的，更確切些說，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

　　2013年7月18日點評參考消息

　　《歐盟對以色列強硬施壓》，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7月17日報道。據報道，歐盟將于周五開始對以色列采取更強硬的立場，新方針要求歐盟成員不向戈蘭高地、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猶太人定居點的實體提供任何資金、補助金、獎學金或獎金。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克里也抵達約旦，據稱是為了重啟巴以談判。

　　就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得所謂的豐碩成果之際，意大利和法國的主權信用評級被美國信用評級公司下調了，緊接著，歐盟一面和美國就自貿協定(《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展開談判，另一面開始對以色列施壓。當然，這絕不是為了報復，恰恰相反，這是在幫助美國促成“反伊朗統一戰線”。很明顯，危機又發展到了這么一個階段，即美國已經不能僅通過調節個別地區的形勢來緩解它自身的危機，而只能通過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調節來緩解它自身的危機，因而，被協調的方面就不再只是歐盟與北非，或中國與日本，而直接是歐盟與中國了。當然，中國此前剛剛和俄羅斯深化了合作，中歐之間的合作也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美俄之間圍繞著斯諾登事件進行著討價還價，而歐盟與俄羅斯的關系并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因此，相對于中國而言，歐盟實際上處于更危險的狀態，當然，中國的所謂安全也幾乎是靠漢奸賣國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換來的，因此，沒有多少利益可向美國輸送的歐盟最有向外輸出危機的迫切需要。可是，我們早就分析過，歐盟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向外輸出危機的能力和手段。因此，歐盟不得不走經驗主義的道路，繼續依照美國早就給它劃下的道路來向外轉嫁危機，實質上只是替美國干活而已。換言之，由于不能在經濟利益上滿足美國，因而只能在政治上進一步向美國靠攏，而減少援助的這種施壓方式也使歐盟自己能夠減少一筆開支。

　　我們知道，由于介入敘利亞局勢的外部力量不斷增加，敘利亞局勢沒有按著美國所設想的節奏和速度進行變化，因而使得危機開始反過來考驗介入敘利亞局勢的各方。土耳其經受住了考驗，而埃及沒能經受住考驗。對美國而言，這些危機本身也是可以利用的，但無論美國在這些危機中獲得何種利益，都將在客觀上造成延滯甚至擱置“反伊朗進程”的效果。特別是在埃及發生軍事政變后，原來反對巴沙爾政權的聯盟有徹底瓦解的趨勢。因此，美國為了保持來之不易的戰略優勢，不得不繼續逼迫以色列做出讓步，至少要做出愿意讓步的姿態，從而使得沙特等國能夠愿意出更大的力氣來早日完成推翻巴沙爾政權的任務。歐盟此舉不過是為了增加美國對以色列的威勢，屬于敲邊鼓的性質，同時也是為了增加阿拉伯人對歐盟的好感，但卻不會有什么實際意義，因而也就談不上“強硬”二字，而只能說是比之前的立場“更強硬”罷了。

　　《美刊被<小時代>低俗境界“驚呆”》，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7月16日文章。如果美粉看到這篇文章，肯定要凌亂了。因為在美粉看來，《小時代》所彰顯的價值觀不正是美國爹爹天天向他們灌輸的那一套嗎?然而，美國媒體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美國目前所處的危機狀態，資本家不僅要用大量的女工來代替男工，而且還正在大規模的征召女兵以緩解男兵不足的問題，因此，美國國內目前實際上處于女權運動熱火朝天的狀態，目前美國婦女地位的提高已經不只是婦女們自覺主張的結果，更是資產階級克服危機的手段，換言之，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已經到了必須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乃至政治地位的地步。當然，不同的美國人對這同一個現象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無論怎么理解，他們都不會認為《小時代》中所表達的這種男性沙文主義是正確的，無論從美國的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看來，這種思想都是不合時宜的，相反，毛主席的那句“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更為美國各個階級所欣賞，因為這更符合美國目前的需要。中國經過改革開放而出現的倒退，尤其是婦女地位的極其嚴重的下降，在《小時代》中反而是以被肯定的方式表現了出來，一個本質上是負能量的東西卻被包裹上正能量的形式，這倒也很符合改革開放自身的特點。

　　2013年7月19日點評參考消息

　　《一流學者因何不愿回到中國》，香港《南華早報》7月18日文章。首先要指出的是，不愿回到中國的學者未必就是一流學者。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以什么標準來界定誰是一流學者?當然，一談到標準問題，那么馬上就會牽扯出統治階級總是要將其觀念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地再生產出來這個問題，顯而易見，主流意識形態必然符合統治階級的標準，因此，什么人能夠成為一流學者，那就要看用什么標準來衡量了。顯然，當下的中國政府肯定不會認為一個沒有學歷、文憑及獲獎證書的人是學者，當然更不會認為這種人是一流學者，因而，問題就歸結到，那些學歷、文憑及獲獎證書究竟是按什么樣的標準取得的?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如果統治階級認為太陽圍繞地球轉是真理(反之是妖言)，那么，那些在考試時回答太陽是圍繞地球轉的學生就能通過考試，因而就能拿到文憑，乃至獎章證書，等等。反之，那些回答地球圍繞太陽轉的學生就無法通過考試，因而也就不會有文憑，更不要說獲獎了，不被關到瘋人院乃至被火燒死已屬萬幸。在這種情況下，對國家來說，這些回答太陽圍繞地球轉的人就是合格人才，因而學者乃至一流學者必然是從這些人中誕生的。

　　由此，問題就來了，我們現在當然普遍公認的是地球圍繞太陽轉，但是之前的那個情況也統治著歐洲近1000年多年，或許有人認為現在與過去不同了，但是，誰能確保現在的那些打著科學旗號的且符合在既有手段下的實踐經驗的理論就一定是正確的呢?實踐固然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是，實踐手段本身不是靜止不變的，而在實踐手段本身發生變化后，那么與之相連的實踐經驗當然也就可能發生變化，因而原先被舊的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理論，在新的實踐中就可能被證偽。如果沒有對實踐手段本身的批判性認識，如果看不到實踐手段本身的辯證運動，那么就必然在觀念中把實踐當成永恒不變的東西，而永恒不變的觀念無非就是形而上學的觀念，因而這一點恰恰是違背辯證法的。

　　也正因為實踐本身具有歷史階段性特征，那么依據實踐制定的標準也就有歷史階段性特征。這當然還只是方法本身所能造成的問題，另一方面，使用方法的人也是導致最終實踐結果得以如此的一個因素，而且，很多時候，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實踐手段處于穩定狀態時——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當實踐活動及之后的理論形成過程是由統治階級來主導的時候，那么實踐結果必然反映統治階級自身的立場，因而建筑于實踐結果之上的理論也必然反映統治階級的標準。由此，按此標準篩選出來的人才至少在這些方面是能夠讓統治階級滿意的，而不能達標的人當然也就不可能為統治階級所聘用(由此當然就會引起統治者“無人可用”的感嘆，而實際上只是“沒有符合統治者標準的人”可用罷了，出問題的不是人，而是篩選人的標準。對人才本身來說，他也會反過來觀察統治者的用人標準和用人方式，統治者當下究竟用了些什么樣的人，這個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他人才是否愿意為統治者效勞)。

　　也正因為統治階級并不可能脫離其固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來制定標準，進而任用人才，因此，無論是學者還是一流學者，都只是對某一階級而言才是有意義的。在資產階級看來是一流學者的人物，在無產階級的眼里可能是分文不值的假貨;在漢奸買辦看來是一流學者的人物，在愛國主義者的眼里可能只是一本三正經的騙子。反之亦然，無產階級的一流學者無論其學問有多么大，卻也不可能受雇于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不敢雇這種人。總之，一流學者是有階級性的，當然，也就有國家性，也就有民族性。

　　習總在中國科學院考察時強調，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是對我國科技人員第一位的要求。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因此，現在很多一流學者(當然是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價)之所以不愿意回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沒有了愛國情懷，就是因為這些人認為為誰服務都一樣，所以才不愿意回國。像《南華早報》這樣的洋奴媒體，企圖把“中國依然是個關系社會”這一點作為一流學者不愿意回國的理由。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也就是——在《南華早報》這樣的媒體眼里——中國的關系社會特征更加明顯的那個時代，一流學者卻紛紛拋棄國外的優越條件回國參加建設，甚至長期隱姓埋名，且沒有什么特別的物質利益回報。如果不是因為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懷，又怎么可能如此鞠躬盡瘁地為人民服務呢?!至于說到缺乏資金，那現在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比新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更缺乏資金了，因此，這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這一點卻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當下中國的科研活動的組織性不如以前了，因而使得資金的利用效率大大不如從前，由此使得人才容易陷入無頭蒼蠅的尷尬境地，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則國家必須強化自己在組織高精尖科研活動方面的責任，而不能把科技進步的希望寄托在自由競爭上，那種由自由競爭產生的浪費是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本應避免的代價。至于《南華早報》說到的其他問題，那也不是中國獨有的，并且還是改革開放之后才產生的，特別是在“黃金十年”中表現得特別嚴重，因此，這不是什么由老的體制機制所產生的問題，而是完全就是被改革開放政策自己搞壞了而產生的新問題，因此，只要改變——造成當下諸多問題的——標準，使得用人標準和選人標準回到之前正確的道路上去，那么所謂一流學者不愿回國的問題就能很快消除了。最后，還需要重申的是，要能使用一流人才，就必須要有能夠讓一流人才發揮才能的項目，因此，中國政府只有堅持走獨立自主地占領高科技陣地的道路，才能通過一系列重大項目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人才發揮出全部的能量。

　　2013年7月20日點評參考消息

　　《近年申請破產的美國城市》，美國《治理》月刊網站7月18日報道。據報道，在過去5年中，每1668個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中僅有1個申請了破產保護，除去被駁回的破產申請，每2710個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中有1個申請了破產保護。自2010年1月以來，已經有5個地方政府獲得了破產保護，另外有2個地方政府的申請被駁回，現在底特律也申請破產保護了。反過來說，美國有上萬個地方政府處于符合申請破產保護條件的狀態中。如果說，這也能算是美國處于經濟復蘇狀態的表現的話，那么，我們只能說，“經濟復蘇”這個詞的定義已經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對美國經濟形勢的走向，我們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再多說什么了，可以說的只是，那些以美國復蘇為前提的論述文章發表得過于輕率。這些文章的作者應該汲取的教訓就是，不打草稿就說謊的習慣應該改掉。

　　《英禁播一則可口可樂廣告》，美聯社紐約7月18日電。可口可樂的問題當然不是誤導觀眾這么簡單，其更大的問題在于美國多家食品安全檢驗機構查出可口可樂(當然還有百事可樂)的食品添加劑中含有致癌物質4-呷基咪唑。因此，和“三聚氰胺事件”一樣，無論是企業，還是美國的官方機構，在第一時間總是強調沒有致癌物質，或者強調這些致癌物質不足以危害健康。可見，不僅中國，而且美國也是以“不足以使人當日致病致死”為其食品安全的檢驗標準的。看來，“業界良心”還真是普世價值的一個重要內容。

　　《調查顯示：中國收入差距在緩慢縮小》，香港《南華早報》7月19日報道。這也的確是一件奇事，各種打著縮小貧富差距旗幟的改革尚未鋪開，這些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卻反而在相關的調查報告中提前實現了，那么這究竟是在說相關的改革借口完全就是謊言呢，還是在說相關的改革本身就是與縮小貧富差距無關的呢?

　　如果承認這個調查結論的可靠性，那么就等于否定了普世價值派所提的改革主張與縮小貧富差距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由于按照普世價值派的說法，即便按照他們的意思進行了改革，也只是給縮小貧富差距提供了這么一種可能性(當然，在他們看來，走別的道路都是錯誤的)，但是，他們自己也不能確保改革一定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因此，在這種可能性本身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的情況下，社會貧富差距的縮小豈不是證明了普世價值派理論的荒謬性嗎?!當然，也不能非此即彼地認為只有肯定了這個調查結論的可靠性，才能證明普世價值派的理論是荒謬的。因為普世價值派理論的荒謬是在于其不能自圓其說(它把共同富裕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因為什么外來的東西能夠證明其是荒謬的，盡管已經有很多外來的東西能夠揭示它是荒謬的了。因此，反過來，也不能因為這個調查結論能夠揭示普世價值派理論的荒謬性，而就認為這個調查結論是可靠的了，因為，它們兩者之間的聯系始終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事實上，我們當然也不會相信這個調查報告的結論，因為這個結論本身就和當前的經濟形勢相沖突，更不要說和普世價值派所提的諸多改革理由相矛盾了(要注意，盡管普世價值派的改革主張是反動的，但是它們給這些改革找來的理由卻有很多是正確的，因此才容易迷惑人，而實際上，它們是“打左燈，向右轉”)。

　　另一方面，正如歷次中共中央在全黨推行的教育學習運動一樣，運動開始不久就傳來了各方已經達標的吉報，結果給人民群眾的印象就是，既然全國的黨員如此快的就能達到中央的要求，那么豈不是說中共中央搞的這些教育學習運動似乎都是在小題大做，甚至有沒事找事的味道了?!實際上，當然不是，因為事后證明，不能達標的，甚至和中央所提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馳的現象比比皆是。但是，這些現象絲毫不能影響相關人等繼續升官發財，而中央對這些人也沒有什么辦法，有的人甚至已經混進中央里面去了。由此導致的惡劣影響就是，在人民群眾看來，中央的威信已經大不如前了，在黨政官員看來，中央的威信已經所剩無幾了。也正因為不能真正團結大多數人，從而也就不能借助大多數人的力量，在老子看來，這就是不懂得“用無”，在孫子看來，這就是不懂得“借勢”，在毛主席看來，這就是不懂政治的表現，因而這種人就在客觀上使自己變成真正的孤家寡人，由此，這種人只擁有名義上的組織優勢，卻在實踐中不能利用這種組織優勢，因而也就不能擁有其本來可以擁有的強大力量。

　　無論基尼系數怎么統計，都足以說明中國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因而，中國的國內形勢隨著改革開放的日漸深入而不斷惡化的這一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當然只能選擇日益暴力的手段來鎮壓國內的由階級矛盾引起的各種動蕩，當然，由于拒絕承認中國存在尖銳的階級斗爭，甚至拒絕承認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階級分化，而只肯承認中國出現了階層分化，那么這種掩耳盜鈴的幼稚心態只會使得處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反動到底，毫無被人民群眾挽救回來的希望，換言之，改革是解決不了人民群眾所想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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