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軍方證實已拘捕穆爾西》，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7月4日報道，沙特阿拉伯《中東報》7月4日報道，西班牙《國家報》網站7月4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網站7月4日報道，俄新社迪拜7月4日電，美國《紐約時報》網站7月3日報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網站7月3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7月4日報道，德國之聲電臺網站7月4日報道，路透社開羅7月4日電，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7月3日報道，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7月4日報道，美聯社華盛頓7月3日電，路透社聯合國7月3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7月4日報道，中央社巴黎7月4日電。

　　在大是大非面前最能看清一個人的立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丑陋嘴臉再一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當然，對于這條美韓雜交狗，我們沒有必要再多說什么。

　　關于穆爾西政權，我們在其上臺伊始就指出了“槍桿子”的重要性。恩格斯講：“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會因為自身生命的連續性而忽略了生命過程本身的辯證性質。生成過程和成長過程雖然是無縫銜接的，但是，它們卻是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因而具有不同的運動規律。中國古代講，馬上能打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這實際上就是在講奪取政權時(也就是政權的生成過程)與取得政權之后(也就是政權的成長過程)的歷史階段性區別。

　　但是，我們又不能非此即彼地認為在取得政權之后，之前的那個奪取政權的手段就可以被去除了，換言之，我們不能因為孩子已經出生，就認為這個孩子之后的成長過程與孩子在娘肚子里的時候乃至與父母雙方的基因沒有關系了。由于醫學知識的普及，人們已經能夠比較理解人的后天與先天之間是有緊密關系的，但是，將這個辯證的觀點遍歷到其他領域的時候，人們就會因為受認識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而不易理解相關的情況。穆爾西政權的覆滅實際上正是由這種錯誤認識所導致的結果。

　　穆爾西政權之所以能夠上臺，那絕不是因為它是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上臺的，而是因為它首先利用了街頭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然后又利用了帝國主義與軍政府之間的矛盾，使自己得以上臺。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穆爾西政權，抑或說，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誤以為民主選舉是其上臺的憑借，同時，又因為其所推翻的一個軍政權，因此它又在非此即彼的錯誤觀念影響下拒絕使自己的政權也具有軍政權的性質，換言之，它沒有在上臺之后想辦法奪取軍權，相反，它采取了和軍方合作的姿態，然而也正是這一點暴露了穆爾西政權小資產階級的性質。

　　事實無非再一次證明了毛主席關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但是，這一論斷之所以日益難以被人所理解，那只是因為顏色革命所呈現出來的形式不是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而是通過街頭革命奪取政權。也正因為暴力手段本身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了，從而使得人們因對暴力手段的片面化認識而沒有用辯證的概念來理解暴力手段本身，進而也就使得人們只重視表面上看來與取得政權關系最近的那種暴力，而忽略了使得這種暴力得以發揮出作用的背景，由此導致的情況就是，人們重視讓人吃飽的第十個饅頭，而看不見之前九個饅頭的基礎性作用了。

　　如果沒有埃及軍方的縱容，如果埃及軍方和敘利亞軍方一樣堅決鎮壓造反派，那么穆巴拉克就不可能下臺，穆爾西也不可能上臺。但是，無論穆爾西還是穆斯林兄弟會都沒有看清這個本質情況，因此才幻想能夠通過與軍方合作的辦法來維持其統治地位。由此，當軍方感到推翻穆爾西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穆爾西政權的覆滅也就在瞬時之間完成了。

　　通過此事，無非再次揭示出埃及軍方與美歐的緊密關系，對此，我們也沒有必要再談了。不過，此事反過來說明了土耳其政府整頓軍隊、清除有西方背景的世俗派勢力的這個舉動為什么會引起美歐極大的不滿了。最后要老調重彈的是，無論街頭革命是否是當下奪取政權的新方式，掌握軍權永遠是確保政權在手的根本保障，街頭革命只有在軍隊不插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了，當然，我們不要因此又反過來非此即彼的忽略街頭革命的重要性，要知道，沒有第十個饅頭，光有前面九個饅頭也是不能填飽肚子的。

　　當然，埃及軍事政變的意義是很大的，這里先簡單地指出兩點：首先，軍事政變使得埃及進而地中海沿岸重新進入大動蕩時期，因為穆斯林兄弟會是不可能善罷甘休的，暫時的失敗只會幫助其更快的破除迷信，從而在客觀上助其更快的成長，可以斷定的是，穆斯林兄弟會一定會走上公開實行武裝斗爭的道路，而絕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對民主選舉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了，而這種歷史性的轉變將會波及整個伊斯蘭世界，美帝國主義終將會認識到它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其次，對歐盟而言，它現在唯一考慮的是如何能夠盡快穩定埃及局勢，以防埃及的動蕩進一步加重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為此，歐盟很可能會讓巴拉迪再次競選埃及總統。但，無論如何，這個形勢本身決定了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加速惡化，而這也是美國策動這次軍事政變的主要目的之一。

　　《中國將重啟國債期貨引關注》，香港《南華早報》網站7月4日報道。1995年，上海萬國證券因國債期貨投機失敗而倒閉，由此使得國債期貨被叫停。現在，中國政府又要重新推出這一投機行當了，其未來的前景可見一斑。國債期貨之所以存在巨大的風險，只是因為國債事關國家的穩定，因而美國將中國大舉拋售美國國債一事定性為敵對行為，因此，國債期貨與政治斗爭的關系極其密切，而且具體表現為權錢交易。當年萬國證券之所以會在國債期貨上栽跟頭，那只是因為它的對家通過走上層關系使財政部提高了“327國債”的利率，從而讓做空的萬國證券陷入崩盤的狀態。

　　因此，當我們知道了利率實際上是受到嚴格操控的這一事實之后，特別是在操縱Libor事件曝光后，我們就不應該再幻想存在所謂的由市場通過自由競爭定價的利率，因而也就不應認為在實行了所謂的利率自由化政策后，就不會出現人為操控利率進而在國債期貨市場上謀取暴利并引發政治動蕩的事情了，恰恰相反，如果不能通過操縱利率謀取經濟乃至政治的暴利的話，有關方面就根本不會推出國債期貨和利率自由化政策，換言之，有關方面推出這些改革舉措的目的就是為了牟取紅利的，但絕不是為絕大多數人牟取紅利，而依然是為一小撮人牟取紅利，否則就改變了改革開放的性質了，而這一小撮人顯然是能夠掌握中國的利率政策的，與此同時，要知道，如果沒有客戶虧本乃至破產的話，那么紅利又從何而來呢?!在此前提下，中國政府所推出的任何被認為是控制風險的舉措實際上都不過是在糊弄外行罷了，事實上，這些改革所能釋放的紅利正是只有通過人為地制造并擴大風險才能得以實現。

　　期貨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一樣，它本身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余價值，而只是瓜分由產業資本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只是因為金融市場提高了資產階級瓜分剩余價值的效率，因而加快了總資本再生產循環的速度，由此使得在同一時間內被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較之以往顯得更多了，由此產生了金融市場能夠創造價值或剩余價值的假象。

　　《深圳“奶媽服務”招致眾怒》，法新社北京7月4日電。既然資產階級專政是一小撮人專政絕大多數人，那么即便招致眾怒，只要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精神，那么也就不會受到任何制裁。深圳推出的這個“奶媽服務”的確很符合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定位，只不過此舉讓改革開放的資產階級專政復辟性質暴露得過于徹底，因而顛覆了很多人對改革開放時代的認識，或者說，砸碎了很多人對改革開放本質的幻想，總之，這些人，無論是公開地還是在內心里認為改革開放的這30年——在歷史意義上——是超過新中國前30年的，都因被此事打了臉而惱羞成怒。當然，對此事感到生氣的人未必就是認為改革開放是進步的那些人，廣大熱愛毛澤東思想的人理所當然地也會感到憤怒，只不過，他們之所以憤怒，不是因為自己謊言被事實無情地戳穿，而是因為自己的忠言不被當局采信，由此導致這個早在他們意料之內的悲劇。同樣是憤怒，但引起的原因是不同的，由此區別為羞憤和悲憤。前者出于私心，后者出于公心。至于前者是否就此轉變對改革開放本身的觀念，還是依然將這件惡事做個案處理，那就要看這些改開教徒們自己的覺悟了。至于后者能否在絕望中堅持反抗，那也是要看個人的覺悟的，因為在這個投機分子大行其道的時代，很多人在絕望之后選擇的不是反抗，而是投降。

　　《洋奶粉廠商向中國監管低頭》，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3日報道，德國之聲電臺網站7月3日報道。昨天已經分析過此事。順便再說兩句。此事原本就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事——洋奶粉廠商趁中國民眾對其的迷信尚未破除之前借降價來擴大市場占有份額，同時將危機引向“兔”奶粉廠商，另一方面，中國的反壟斷機構企圖利用此事來消除人們對其殖民地機構的疑心。因而洋奶粉廠商立刻且毫無反抗地大幅度降價了，既然洋奶粉的降價必然進一步增加“兔”奶粉廠商的經營難度，因此，反壟斷機構的這一行為就根本談不上“支持國內制造商，刁難進口企業”，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此事無非再一次暴露了中國反壟斷機構的漢奸買辦性質罷了。中國的反壟斷機構如果真想證明自己不是漢奸買辦勢力的一員，那么就對那些著名的國際壟斷企業下手吧，歐盟已經多次對微軟實施過罰款，中國的反壟斷機構為什么不效仿歐盟的做法呢?

　　《埃及“變天”或成中東格局拐點》，法國《世界報》網站7月5日文章，俄羅斯《生意人報》網站7月5日報道，德國《時代》周報》網站7月4日文章。埃及的軍事政變當然有可能成為中東格局的拐點，但是，對任何一種事物的否定運動總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復辟倒退，抑或說，反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夜回到解放前”、“人民群眾吃二遍苦”等等我們正在經歷的這段歷史，另一種是革命和進步。因此，“變天”并不意味著就是“倒退”，相反，也并不意味著就是“進步”。當然，對反動統治階級而言，它們總是希望任何“變天”都能朝著有利于它們的方向運動，因此，法國媒體宣稱埃及軍事政變意味著“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失敗”，可見，法國統治集團企圖引導伊斯蘭人民放棄它所謂的極端主義。

　　但是，對此，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穆斯林兄弟會為什么會被埃及軍方推翻呢?因為它沒有掌握軍隊，相反，埃及軍隊是聽命于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因此，當西方殖民主義勢力認為穆爾西政權已經失去利用價值的時候，穆爾西就那么輕易地被搞下臺了，尤其是當西方殖民主義勢力自己面臨深重的主權債務危機的時候，搞亂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能在客觀上形成對它有利的影響，盡管這種好處有時只是轉瞬即逝的。

　　因此，事實證明，穆斯林兄弟會不是敗于它被貼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恰恰相反，穆斯林兄弟會正是沒有掌握極端主義的手段，正是因為它還處于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法治的幻想中，所以才很輕易地被鎮壓下去了。因此，穆斯林兄弟會能夠從埃及軍事政變中汲取的教訓就是：一定要掌握軍隊。因而，埃及軍事政變的成功不僅不可能終結所謂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恰恰相反，一直被基督教俱樂部妖魔化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在這次事變之后才能真正轉變為現實，換言之，基督教俱樂部將真正面對一個使用極端主義手段的伊斯蘭武裝革命集團。

　　宗教矛盾說到底是階級矛盾，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世俗勢力和伊斯蘭主義者的矛盾，而只存在基督教勢力和伊斯蘭勢力的矛盾，實際上只是基督教的國際壟斷資本與伊斯蘭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此，俄羅斯媒體所謂的世俗國家的擁護者有望從伊斯蘭主義者手中奪回政權的論斷不過是對基督教壟斷資本有望重新壓迫和剝削伊斯蘭無產階級的一種粉飾。因此，如果說埃及的軍事政變能夠對中東地區產生何種影響的話，那么最大的影響無非就是破除了伊斯蘭人民企圖通過街頭革命來奪取政權的幻想，事實告訴他們，那些成功的“顏色革命”無一不是有軍隊在背后支撐著的，軍隊之所以不動，只是因為它處于主要矛盾地位，且“顏色革命”沒有危及到它的地位，相反，如果“顏色革命”危及到它的地位，那么它是必然要出手的，而一旦軍隊出手了，那么這些街頭革命者的“勢力”就會消失得一干二凈。

　　也正因為埃及軍事政變極其有利于破除伊斯蘭造反勢力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因而，真正能夠強大起來的絕不會是什么恐怖組織，相反，只會是具有更加徹底的革命目的的革命武裝組織。如果說，“基地”組織會因此得到強化的話，那么這種強化必然是以去除“基地”組織的恐怖主義色彩為原則的，相反，“基地”組織的革命性質會更加凸現出來。當然，“基地”的定義很籠統，打著“基地”旗號的組織也各有各的盤算，所以，不宜把目標定在“基地”組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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