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不能引領全球經濟?》，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5月9日文章。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確指出，所謂社會主義傾向，就是指人類對自己的運動有意識地加以控制。換言之，那種將人類自己的運動(無論是經濟運動、政治運動等社會運動還是人體自身的運動)的命運交由運動對象之外的力量(無論是市場的力量、鬼神的力量還是別的什么具有個人異化性質的力量)去裁決的做法都是一種背離社會主義傾向的做法。

　　當然，對市場的力量、鬼神的力量及其他所有一切具有個人異化性質的力量的批判并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式的否定，而只是將它們當作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就會存在的——一個環節來對待，然而，也正因為這些力量并不具有永恒不滅的性質，換言之，也正因為這些力量具有與生俱來的歷史局限性，或者說，它們是有壽命的，因而對這些力量的崇拜和迷信都是愚蠢的和反動的。

　　也正因為市場的力量和鬼神的力量具有同樣的個人異化性質，因此，資產階級一方面迷信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不問蒼生問鬼神。因而，盡管美國將自己的政權稱之為是世俗政權，盡管美國總統據稱是由美國選民給選出來的，但是，美國政要沒有哪個是不相信上帝的，美國總統則經常坦言自己對上帝的忠誠，小布什更是非常直白地將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冠以“新的十字軍東征”的頭銜。

　　厲以寧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當前中國經濟改革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文章。厲以寧一方面在承認：“經濟中，要正確看待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區別。正如 一個人，如果這個人健康，一定是內生機制健全、完善，靠內生機制的調節就可以保持身體的健康。必要時也需要服藥打針，但這種外生力量的作用畢竟是輔助性 的。經濟生活同樣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說：“宏觀經濟調控雖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主要靠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來治理經濟，否則經濟活動越來越受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支配，從而違背了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性調節的原則。”

　　很明顯，厲以寧在這里采取了將政府和市場割裂開來的立場，換言之，根據厲以寧的立場，對市場而言，政府不僅是偶然的，而且不應該處于支配地位。也正因為在厲以寧的眼里，中國經濟如同一個人那樣是能夠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的，因而中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活動而言只是奢侈品，換言之，厲以寧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市場并不是中國社會這個有機統一體的兩個組成部分，因而，也就意味著，厲以寧并不承認中國政府在中國社會中的必要性，更不認可中國政府在中國社會中的支配地位。因而，厲以寧具有非常明顯的反社會主義傾向的立場。

　　顯然，厲以寧拒絕站在整個中國社會的立場上來想問題，而只肯站在中國社會的一個器官的立場上來想問題，換言之，厲以寧不僅拒絕將市場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有機地統一起來，更拒絕將市場的利益置于社會的利益之下，由此可知，厲以寧反對將富人的夢與中國夢有機地統一起來，相反，按照厲以寧的邏輯，中國政府已經破壞了富人們的美夢。

　　厲以寧稱：“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著所有制歧視，存在著行業壟斷。這些都不符合市場化的要求。必須深化所有制改革，使企業處于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彼此既有合 作關系，也是競爭對手。”根據厲以寧的資歷以及其帝師的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壟斷是市場經濟發展必然結果這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但是，厲以寧在此卻突然將 自己的學識降低到一個初中生的水平，竟然無視歷史和現實而要求實現一個沒有壟斷的市場。這當然不是厲以寧不懂得基本的經濟學常識，而是厲以寧在兜售他的私 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的陰謀。公有制企業的占比經過改革開放30年已經下降到不足三成的地步，這種改革的結果已經嚴重違憲!然而，在厲以寧看來，依然還存在 歧視私有制企業的問題，由此可見，厲以寧為了該私有化已經喪心病狂到了何種地步。另一方面，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而言，壟斷是它的本質屬性，不處于壟斷地 位的公有制企業不僅不能充分體現其公有制的性質，而且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相反，真正的問題在于私有壟斷企業，中國的諸多行業已經被私企壟斷，而且是被外 資壟斷，這種狀況不僅使得中國社會財富日益向極少數人的手里集中(柳傳志居然還厚顏無恥地聲稱他還沒有吃飽)，而且使得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日益為外國 資本家所占據，由此進一步加大了中國人民分享改革開放紅利的難度，更加大了實現共同富裕的難度。

　　也正因為厲以寧歧視公有制企業，歧視國企，維護私人壟斷企業，因而，他給出的國企改革方案也就沒有必要再談了。

　　值得談一下的是厲以寧開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人都知道，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是導致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而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工作就是剝奪資本家個人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因而也就是要改變所謂的初次分配。然而，厲以寧也主張把初次分配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如果某人是個標題黨的話，那么很容易以為厲以寧改變了他的資產階級立場。不過，只要看一下厲以寧主張的改革內容，那么就會消除這個誤解。

　　厲以寧說：“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因為農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而沒有產權，不能用于抵押、轉讓。”——這個話實際上完全不合邏輯。農民 是否是市場主體，這和農民是否擁有土地的產權是沒有關系的，正如工人是否是市場主體，這和工人是否擁有工廠的產權是沒有關系的。如果按照厲以寧的邏輯，農 民只是因為不能將土地用于抵押和轉讓就證明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的話，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工人由于不能將其所在的工廠或公司用于抵押和轉讓而 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市場主體呢?因而在厲以寧的邏輯里，只有資本家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由此也就確證了，厲以寧所謂的讓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實質就是讓 資本家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因而厲以寧是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走狗。

　　厲以寧說：“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但他們卻是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受雇群體。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身份不同，農民工的權利受限制，而雇用農民工的 單位或企業相對于農民工而言，是強勢的。雙方地位的不對稱性，更大于城市居民中的受雇者們。”——如果已經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的農民工可以被稱為是勞動力 市場中最弱勢的受雇群體的話，那么廣大處于下崗失業狀態的城鎮工人則是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群體(沒有之一)，因為他們連受雇的狀態都不具備。厲以寧表面 關心“最弱勢的受雇群體”，實際上卻無視“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因而其所謂的關心實際上根本就是資產階級偽善的慣用伎倆。

　　厲以寧說：“農民種植農產品或飼養家畜家禽并從事銷售所得到的收入，由于農民們所處的是弱勢地位，無法爭取到合理價格，常常被壓低價格。這就使農民初次分 配收入減少。”——厲以寧在前面肯定農村家庭承包制，否定人民公社，這里又厚顏無恥地反過來開始批判由農村家庭承包制必然導致的農民在市場上的弱勢地位; 更加自相矛盾的是，厲以寧通篇都在大肆宣揚“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性調節的原則”，這里卻又同情起在市場經濟中必然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然而，如果市場經濟不 是靠弱肉強食來淘汰弱者的話，那么市場經濟又靠什么來調節呢?!顯然，厲以寧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說法是別有居心的。

　　厲以寧說：“二元勞工市場的存在使求職者受歧視，農民工只能進入低級勞工市場，無法進入高級勞工市場。在這方面，農民受到的歧視比城市居民求職者更為突 出。”——厲以寧在這里又在裝瘋賣傻，要知道，如果農民工能夠進入低級勞工市場的話，那首先是因為那些原本處于低級勞工市場的城市居民被下崗失業了。而農 民工之所以無法進入高級勞工市場，那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作用下，企業主不可能雇傭一個沒有工作能力的人來工作。相反，如果農民工能夠勝任所謂的高級 勞工市場的工作的話，那么資本家會毫不猶豫地公平對待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因此，如果說有歧視的話，那么問題只是出在資本家的身上，而且，不是農民工受到了 歧視，相反，是城市工人受到了歧視。而資產階級之所以那么要求將農民趕進城市里，只不過是為了用低工資的農民工取代正常工資的城市工人而已。

　　因而，厲以寧所謂的“農民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所處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他們初次分配的收入少”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因為，相比于在農村尚有承包田和宅基地的農民工，城市工人則什么也沒有，因而，如果說，農民工還有很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話，那么城市工人則連一分錢的初次分配收入也沒有。

　　由此，可知，厲以寧的以初次分配為重點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實際上是將城市工人完全排除在外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且，改革的重點只不過是要將農民轉變為農 民工，進而將農民工轉變為早就被排除在收入分配改革受益者之外的城市工人。因而，厲以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私有化改革方案。而這種將 城市工人排除在收入分配改革受益者之外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必然只能進一步加重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而不可能相反。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們再來看美國的這篇文章，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首先，美國文章承認，“世界的其他市場參與方已在全球市場上占據有利位置”，因而，中國當 下以市場調節為原則的改革開放舉措只能讓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既有弱勢狀況充分地暴露在國際資本的面前，從而使得自己主動丟掉盔甲的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只能處 于赤膊上陣的狀況，最后只能造成更為有利于國際資本吞噬掉中國民族資本的環境條件。

　　其次，美國文章承認，“中國國內市場是由許多各自獨立的地方市場拼湊起來的市場，而非單一的一體化市場。”然而，中國的改開教徒們所推行的改革恰恰就是在 消滅任何單一的一體化市場，只要看看電信改革、鐵路改革、電力改革，就能明白，所有的改革都是在將市場分割成一塊一塊的，從而極大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 由此必然地增加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成本，進而理所當然地增加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從而有效地削弱了中國的競爭力，由此讓外國資本在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

　　其三，美國文章說，“中國尚不具備培育并發展企業家精神的環境”。那是注定的，因為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先富起來而移民海外的那批人都是靠空手套白狼的手法來 致富的，而完全沒有一點創業的痕跡。既然中國的改革就是鼓勵和創造空手套白狼致富的機會，那么在這種改革下，中國自然不可能有培育并發展企業家精神的環 境。現在，中國的改革家們又將目光瞄準了農村土地，這也就意味著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國式的圈地運動就要全面鋪開了，而這場改革運動又是一場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運動，它的產物就是新的租地地主階級。

　　第四，美國文章說，中國的“市場和政府”沒有合理融合。換言之，在此，美國又給中國開出了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的藥方，然而，正如該文在第一條里所承認的那 樣，外資已經在世界市場里占據了有利位置，因此，如果中國按照美國的——當然也是厲以寧及其徒子徒孫的——改革方案進行改革的話，那么中國的市場將很快被 外資占領和控制，由此，半殖民地化的中國連培育中國企業家的土壤都不復存在了，當然更不可能引領全球經濟了。

　　最后，美國文章說，“中國需要把消費者——而不是政府官僚——作為整個經濟的中心;讓企業家來選擇如何使用經濟資源;職業經理人去執行這些選擇”。總而言之，就是要在中國復辟資產階級專政。

　　盡管美國文章闡述了諸多引領全球經濟的條件，并且似乎美國自己都是俱備這些條件的，但是，恰恰是美國自己引爆了這輪國際經濟金融危機，也正是美國自己暴露 了經濟界的大量黑幕和丑聞，更關鍵的是，美國自己已經處于主權債務危機之中，而且美國的經濟無論如何發展都不可能讓美國償清債務，由此，美國文章所闡述的 那些能夠引領全球經濟的條件也就不具備關鍵性的價值了。

　　發展的前提是存在，而沒有保護，存在也就變得不可能，因此，發展不僅應基于存在，而且要為存在提供保護。如果中國連自己的市場都保護不了，因而讓外資控制 了中國市場的話，那么中國的這種發展最多只能被稱為是殖民地式的發展，而殖民地式的發展肯定是不會讓殖民地的人民分享到改革發展的紅利的。

　　此外，順便說一下，如果“開弓沒有回頭箭”就是真理的話，那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應該被停止，既然被停止，那么就說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狗屁的“開弓沒有回頭箭”的道理。漢奸國賊及其走狗自相矛盾的邏輯只能表明它們自己也相信它們所推進的賣國肥私式的改革已經完全不能以理服人了，確切些說，已經完全不能忽悠住人民群眾了，因而只好霸王硬上弓了。

　　《中國工業增速低于預期引擔憂》，埃菲社北京5月13日電，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5月13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5月13日報道。埃菲社說：“雖然實現增長，但這些數據低于分析人士預期，由此增加了關于中國經濟復蘇的疑慮。”——這是多么滑稽可笑的邏輯!既然統計數據低于分析人士預期，那么只能說明這種分析人士的預測水平很低，因而，與其擔憂中國經濟，倒還不如擔憂這種分析人士的智商。

　　一方面，既然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大危機依然處于發酵的過程中，因而，在經濟上日益依賴外部需求刺激的中國必然受到外部環境惡化的拖累，因此，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預期到的。因此，那種先對中國經濟增長做樂觀預計，然后再根據中國經濟實際的增速下降反過來唱空中國的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另一方面，既然中國新一屆政府定下的改革基調是進一步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那么改革越是徹底，中國受資本主義歷史性大危機沖擊的程度就越大，中國為外國危機埋單的力度就越大。因而，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越是深陷危機之中，那么 主動要求和這些國家保持緊密關系的中國就越是要被這些發達國家拖累，因而中國經濟增速隨著與國際接鬼式的改革力度的加大而下降，這是必然規律，因而是完全 可以預期的。當然，推動改革的漢奸國賊則是套用美國式的邏輯，即倒過來把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作為其推動與國際接鬼式的改革的借口。

　　其三，地球已經進入了一個自然災害頻發期，而且災害的破壞力度正在不斷加大。由此，自然危機與社會危機的共振效應會使得人類社會經歷一場嚴峻的考驗。而這 種考驗的力度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特別是在將調控權交由市場機制去支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被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增加。去年全球性的糧食生產危機必然在今年發 酵，再加上今年全球的農業生產環境也非常糟糕，因此，農業危機已經處于大爆發的前夜，而農業危機的爆發必然會成倍加重工業危機。現在真正要想和要做的事情 絕不是準備經濟復蘇，恰恰相反，而是要準備克服危機。

　　有關中國經濟狀況的分析已經在之前的文章里分別寫過了。產能過剩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典型產品，與此同時出現的則是人民群眾消費能力的下 降。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重點論述過的內容，然而，現在偏偏就是有這么一伙共產黨高官故意無視這一客觀規律，相反，還在加大必然惡化這一矛盾的改革力度。

　　也正因為所謂的放權讓利改革是以私有化改革為核心的，而私人資本自私自利的本性決定了它們不可能主動去拯救經濟，因此，中國的私營經濟的比例越高，身處資本主義歷史性大危機中的資本家們的投資意愿越低，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政府的財稅收入越低，社會失業率越高。

　　也正因為匯率改革和利率改革是以犧牲中國的金融主權為核心的，因而，隨著以美資為首外資——通過操縱匯率和利率市場——掠奪中國金融財富的力度不斷增加，中國日益高度市場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場成為了在這個領域占盡優勢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洗劫中國財富的樂園，而中國鼓勵對外投資的金融政策則進一步為內外私人資本安全撤出中國打開了方便之門，因而，中國的匯改和利率自由化改革的力度越大，中國國內的金融形勢越糟糕。再加上經濟危機本身造成的貨幣資本再生產循環門檻的增加，則在一方面導致中國政府需要向市場投放大量的貨幣以維持資本的再生產 循環，另一方面又迫使中國政府采取緊縮政策以遏制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然而，由于中國政府是以資產階級教條為其改革的原則的，因此，中國政府首先滿足的是 外資對中國市場的自由化要求，由此也就無可避免地導致中國的物價水平持續飛漲，13億人民群眾在“擴大消費”的名義下為內外私人資本的危機埋單。

　　根據昨天對厲以寧的那篇文章的分析可知，厲以寧是將資本家作為市場主體的。因而，當他的好學生提出“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這句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工人階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的論述時，我們就很清楚究竟誰是黨內走資派的代表了。

　　至于說到加強監管的問題，我們也已經討論過了。既然知道“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發現問題就必須叫停、處罰，這往往要得罪人，甚至要做‘惡人’，比事前審批難 得多。”那么為什么不加強事前監管呢?既然容易多的事前監管也搞不好，那么憑什么讓人民群眾相信“寬進嚴管”是能夠做好的呢?而且，這種監管方式的改革是 以切實犧牲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代價的，也就是拿人民群眾當小白鼠來試驗。我們已經講過扁鵲的故事。中國政府所推動的改革不是為了“治病于未然”，而是非要等 到鬧出事情、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后才來監管。這不是對人民群眾極端的不負責任，又是什么呢?!

　　說到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問題。所謂“凡適合市場、社會組織承擔的，都可以通過委托、承包、采購等方式交給市場和社會組織承擔，政府辦事不養人、不養機 構。”實際上就使得原本無利可圖的這些領域在改革之后都成為了有利可圖的了，而國外的諸多教訓表明，這么改革的后果就是會培植起一幫政府承包商，由此，國 民財富通過政府的手就流入了私人的口袋。結果，人民群眾不僅不能得到原有的好處，而且還增加了整個社會的運營成本。

　　《中共反腐不做表面文章》，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5月14日報道，德國之聲電臺網站5月13日報道，俄羅斯《報紙報》網站5月13日報道。中共反腐是否 是在做表面文章，首先當然應該看反腐的結果。這當然不是看被打倒的腐敗分子有多少，而是要看被打倒的腐敗分子受到了怎么樣的懲處。很明顯，改革開放30多 年來，腐敗分子涉及的腐敗金額越來越大，由此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槍斃腐敗分子的門檻越來越高，現在已經高到根本不槍斃腐敗分子的地步。如此狀況焉能讓人 民群眾相信這種反腐工作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呢?

　　其次，反腐是不是在做表面文章，要看究竟哪些人被反了腐。以“出借身份證”事件和“潘仁美”事件為代表，凡是涉腐人員與反腐紀檢機關高層有緊密關系的涉腐事件，即便公眾反響巨大，但依然不能驚動相關的紀檢監察機關。由此造成，社會公眾十分關心的腐敗案件卻不是紀檢機關關心的對象，相反，紀檢機關辦的涉腐案件往往出乎人民群眾的意料之外，有的案件甚至還被人民群眾廣泛質疑為是冤案。

　　其三，反腐是不是在做表面文章，要看反腐工作是否具有主動性。縱觀近一段時間的反腐工作，幾乎所有的腐敗大案都是由人舉報才立案的，換言之，幾乎沒有一件 腐敗大案是由紀檢監察機關自己主動調查發現的。而這也就意味著，反腐機構完全是在被動地、消極地進行反腐，并且結合第二點可知，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反腐機 構存在選擇性辦案的問題。以如此消極的態度進行反腐，怎么能讓人民群眾相信反腐機構不是在做應付人民群眾的表面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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