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顯示：中國應對邊界爭端表現靈活性》，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5月3日報道。該報道援引2005年的一項研究說，盡管中國有時言辭挑釁并且非常重視領土完整，但它實際上在解決邊界爭端時一直表現出了極大的靈活性。報道指出，中國沒有因為實力增長而變得較不愿意就爭議領土作出妥協。相反，在上世紀90年代，盡管當時它的實力在迅速增長，它卻在8起爭端中作出了讓步。由此，該研究得出結論說，中國為國內穩定感到擔憂時，它更可能在領土爭端中作出妥協，但是目前的情況似乎不是如此。

　　我們知道，美國之所以要接二連三地在中國周邊挑起領土爭端，是為了通過制造地區動蕩破壞該地區的發展環境，由此迫使國際資本投向美國，為美國主權債務危機埋單。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僅要求中國及周邊國家在領土爭端問題上一起保持僵硬的應對方式，而且還要求這些爭端一直無法解決——無論是中國依靠自身實力來擺平這些事，還是中國向領土爭端方做出讓步，從而消除爭端。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需要控制這些爭端起伏的節奏，以便美國對事關各方反復敲詐。因此，對美國而言，中國政府之前在邊界爭端中所表現出來的靈活性——也就是中國政府違背常理地作出讓步的那種做法也是不符合美國目前的核心戰略利益的。

　　因此，美國媒體之所以要考古，那只是因為美國現在日益感覺自己無法按自己預先設計的節奏來操控中國的邊界爭端問題。因此，研究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成了當務之急。所以，我們不要想當然地以為美國媒體這一舊事重提的做法是為了夸贊中國政府應對領土爭端的能力，恰恰相反，美國此舉實際上是表明它正在深究能夠讓中國陷入動蕩的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根據中國政府在改開時期應對邊界問題的做法得出一個結論，即當中國政府為國內穩定擔憂時，它更可能在領土爭端中作出妥協。然而，研究者也自相矛盾地指出，中國在改開時期實際上處于實力迅速增長的階段。由此，這個讓美國人無法理解的現象出現了。

　　由于根據美國公開的標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而且這種正確性表現為它能夠增強中國的實力。然而，根據美國當下的戰略再平衡理論，中國實力的增長已經威脅到了美國的戰略利益乃至核心戰略利益的地步，因此，根據上面的那個邏輯，美國理應反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可是，美國方面現在從各個層面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恰恰是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由此，美國以及中國的漢奸國賊們不僅日益無法解釋這一自相矛盾的現象，而且，這一自相矛盾的現象也日益為中國人民所發現。

　　根據這一自相矛盾的現象，我們則能發現如下問題。如果中國在改開時期真是處于實力迅速增長的階段，那么為什么中國還要在領土爭端問題上作出讓步呢?如果中國政府只是因為對國內穩定感到擔憂而對外作出讓步的話，那么其一，說明改開之前的中國，也就是經過了所謂十年文革的中國并沒有陷入崩潰的邊緣，相反，國內十分穩定，否則按照這個美國研究報告的結論就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敢于在改開伊始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試想，如果中國當時真是處于十分不穩定的狀態的話，那么根據美國人的那個研究結論，中國理應在中越邊界問題上向越南作出讓步才對。其二，在中國官方的報告中，始終都能看到這樣的邏輯，即之所以“發展是硬道理”，其中一個道理就在于發展促進穩定。那么既然美國認為改開時期的中國的實力處于迅速上升階段，換言之，這個時期的中國處于迅速發展的階段，那么中國又有什么不穩定可言呢?既然越發展越能促進穩定，那么為什么迅速發展的中國反而要在領土問題上對外作出讓步和妥協呢?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嗎?

　　也正因為我們通過分析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結論，因此，問題只能出在導致這一自相矛盾的結論得以產生的那個前提身上。也就是說，那個改革開放能夠增強中國實力的假設是錯誤的。也只有看到了這一點，才能知道中國自改開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對外政策并沒有顛覆傳統理論，相反，中國的實踐實際上非常符合傳統理論——只有當內部政權處于不穩定狀態時才會對外采取強硬立場，以便向外轉嫁危機。因此，中越戰爭之所以會在改開伊始爆發，那只是因為改開教上臺伊始引發了國內政局的大動蕩，因此，為了向外轉嫁危機，所以才選擇對外開戰。但是，改革開放的諸多政策均是以逆向民族主義為原則的，因此，對外采取強硬立場的這種民族主義色彩十分鮮明的做法必然為改革開放所不容。因此，也正因為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是導致了中國實力的增強而是幫助了外部資本主義世界克服了歷史性大危機，進而增強了西方列強的實力，所以，美國才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正確的。也正因為改革開放以逆向民族主義為原則，所以導致改開時期的中國在處理領土爭端時總能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因而，并不是因為中國政府擔憂國內政局不穩而對外作出讓步，恰恰相反，對外作出讓步恰恰是中國政府貫徹逆向種族主義邏輯的產物，而中國國內政局不穩只是改革開放政策一個必然的產物而已，也正因為以逆向民族主義為原則，所以在領土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中國國內政局的穩定則基本上靠忽悠、安撫和鎮壓來完成，而從來不是也不可能靠對外讓步來獲得。因此，盡管美國的研究報告企圖將中國在實力增長時依然對外采取讓步的做法當作一種“中國特色”，進而用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來解釋中國的政策，但是，這種結論只能導致之前我們分析所得的那兩個自相矛盾的結果。

　　那么改開時期中國實力的迅速增長這一事實又如何解釋呢?改開時期中國實力的確迅速增長了，但是，這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增長是源自改革開放政策本身。對此，只要看看使中國實力得以增長的那些領域就能明白，恰恰是那些改革不夠徹底，開放不夠全面的領域才日益為共產黨政府凝聚人心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基礎。相反，對外開放越是徹底的領域，其不僅對中國實力增長的貢獻越小，相反還對中國實力的增長造成了越大的障礙;同樣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越是徹底的領域，其對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貢獻越大，由此也就意味著其在破壞中國穩定問題上所做的貢獻越大，而根據美國的這個研究報告的結論可知，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恰恰是中國政府在領土問題上對外妥協讓步的原因，那么美國是否由此需要反對中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呢?恰恰相反，美國給中國開出的藥方無一不是要加大中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力度。

　　然而，美國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中國的對外政策已經不那么符合它之前得出的那個“中國為國內穩定感到擔憂時，它更可能在領土爭端中作出妥協”的這個結論了。導致這個現象得以出現的原因恰恰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出賣了大量的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時也極大地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而中國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決定了中國的民族資本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及為了向外轉移國內日益嚴重的階級矛盾而不得不日益對外采取所謂的強硬立場。由此使得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與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沖突和矛盾無可避免地日益加劇了，這也就是毛主席當年說，即便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列強也是不會允許的原因所在。因為根據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中國民族資本——無論是公有資本還是私有資本——與外資的利益沖突只會加劇而不可能緩和，尤其是在當下這個資本主義歷史性大危機時期。對美國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產生了導致其走向反面的因素，因而美國需要通過加大中國的改革開放力度來解決這個由改革開放中產生的問題，換言之，美國需要加大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也正因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是要將中國進一步地半殖民地化，因而，符合邏輯的做法就是要中國進一步淡化甚至放棄主權意識，而這一點也與美國一貫宣傳的“人權高于主權”口號相符合。而中國對領土主權意識的淡化必然導致中國在領土問題上對外采取更為靈活的立場，然而，這種符合美國利益的靈活立場并不能導致中國的穩定，恰恰相反，它只會加重中國的不穩定，而中國的不穩定——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邏輯下——則能進一步迫使漢奸買辦勢力更加依賴西方列強的保護，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美國要求中國加大——能夠導致中國內亂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力度的做法就非常符合那個研究報告的邏輯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處理周邊地區事務時的確應該保持極大的靈活性，但是這種靈活性應該以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原則，進而應該以維護中國民族資本保值增值的根本利益為原則。割地賠款不是靈活性的表現，恰恰相反，它是破壞原則的表現，而沒有原則性作為前提，靈活性也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且，中國之所以要保持靈活性，那是因為中國周邊地區的這些動蕩皆由美帝國主義挑起，因此，為了爭取斗爭的主動權，換言之，為了不被美國牽著鼻子走，所以中國要保持靈活的態度，而只有如此，才能達到穩定周邊局勢的目的，進而使美帝國主義的陰謀破產，因此，中國的這種靈活性絕不應只體現在中國周邊事務上，而應體現在全球事務上，歷史經驗表明，只有當美國在其他地區陷入困境之時，美國才會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靈活性。

　　《安倍決意修憲意在“軍事崛起”》，日本《每日新聞》5月5日社論，臺灣《聯合報》5月5日文章，日本《每日新聞》5月3日社論，香港《成報》5月5日報道，共同社安卡拉5月4日電。臺灣《聯合報》在其文章中稱，“美國如果坐視日本修廢和平憲法，即不啻給了日本一張軍事空白支票。”根據該文隱含的邏輯，好像日本修憲是能夠繞過美國這道門檻似的，然而，無論從鳩山內閣的倒臺過程來看，還是從美國在福島核事故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美國對日本軍事半殖民統治的力度并沒有任何削弱，因而，無法想象日本能夠不經過美國的同意而獨立修改這部原先由美國人給它制定的憲法。關于日本修憲的問題，我們講過多次，美國之所以要推動日本修憲，那不只是因為美國要推動日本在東亞惹事生非，更重要的是，美國軍工資本需要借助日本的生產條件來降低它自己的資本再生產循環的門檻，然而，如果要讓日本成為美國軍工資本的一個搖錢樹的話，那么還要允許日本能夠出口這些武器。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恰恰是美國為了“一己之私”而推動日本修廢和平憲法的。當然，日本國內主張修憲的人肯定不會像我們這么來講這個問題，因為如果這么講的話，日本的修憲就不僅不能成為日本獨立的象征，相反，倒成了日本受美國半殖民統治的表現了。所以，日本國內在宣傳修憲的必要性時只能用一些極右主張作為借口。這點與中國的漢奸國賊在推動改革方案時的做法大相徑庭，中國的漢奸為了通過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達到賣國肥私的目的，其搬出的改革理由總是“要與國際接軌”，總是挾洋自重，并且公開地把外國人、外國機構、外國理論作為它們深化改革開放的靠山，尤其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近來中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完全就是根據佐立克在任時的世界銀行給中國出臺的那份改革建議報告來做的，是徹頭徹尾的漢奸賣國行徑。

　　《李光耀給美國敲警鐘》，美國《華爾街日報》4月6日文章。李光耀這個新加坡的獨裁者的確是一貫以民主衛士自居的美國的偉大朋友。盡管《參考消息》給出的標題比較嚇人，但是，看了文章后就會明白，89歲的李光耀只是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法來拍美國統治集團的馬屁。然而，《華爾街日報》刊登此文的這個做法無異于告訴世人，美國統治集團在危機的重壓下已經只能用這種弱智的出口轉內銷的辦法來穩定民心了。然而，李光耀的話又有多大的價值呢?

　　讓別國承認美國是超級大國不難，但首先要看究竟是什么國家在如此肯定美國，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國，就算再過上一萬年，美國對它而言依然還是超級大國，因此，美國被新加坡的領導人確定為是超級大國的這件事情是毫無意義的。

　　美國固然有很多成功的歷史經驗，但是，經驗主義的問題在于它總是簡單地設定歷史會無條件地重演，因而，它在歷史重演的這個問題上是用線性邏輯來思考的。然而，歷史事實表明，盡管歷史會重演，但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重演。美國自己的確有過用科技創新來帶動經濟從而走出危機的經驗，但是，美國能夠這么成功轉型的前提條件是它將自己原有的傳統制造業都轉移出去了，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而現在的美國不僅沒有向外繼續轉移產業的能力，相反還在設法將產業轉移回美國，即便如此也不能緩解國內的階級矛盾，相反，先進機器的運用還增加了失業人口。階級矛盾尖銳化是美國資本家難以繼續用創新的手段來轉型經濟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美國資本為了維持自己的增殖能力而不得不進一步加劇國內的階級矛盾。如此一來，美國的那些成功的歷史經驗就無用武之地了，因而，現在宣揚歷史成功經驗的做法也就顯得是毫無意義了。

　　盡管李光耀自己在新加坡實行家族獨裁統治，但是他卻敢于批評美國選舉已經變成了拍賣游戲。不過，李光耀并不是批評美國選舉的耗費日益巨大，而是批評美國政客在選舉中輕諾寡信的表現。不過，李光耀如此批評美國政客的目的不是為了要美國政客履行承諾，相反，李光耀是要美國政客減少對選民的承諾，進而以所謂敢講真話的方式來違背之前對選民的承諾，實際上最后就要使美國的選舉完全變成如新加坡的選舉一樣，即無論選民愿不愿意都只能把一個資產階級推出來的政客選上臺，并且還繼續欺騙自己說這就是在享受民主選舉的權力。因而，實際上，李光耀在向美國推銷獨裁統治經驗，更確切的說，李光耀希望美國統治集團能夠敢于公開實行如羅斯福那樣的獨裁統治，而這一點恰恰就是美國統治集團喜歡李光耀的地方。

　　最后，最讓美國統治集團滿意的是，李光耀反對美國實行歐洲式的高福利模式，主張減少社會福利支出。當然，我們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會出現慈善家遍地如狗的情景，那只是因為資本家需要借慈善這個名目來避稅，因而，從資本主義的角度而言，慈善事業實際上是具有反國家性的，實際上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相沖突的。因此，盡管全世界的資本家都在設法避稅，但這種做法實際上與它們在危機中企圖維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做法是相沖突的，因而，這也就成為了資產階級自己打倒自己的一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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