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過世了，各種評價褒貶不一。總體而言，各國官方和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對其高度評價。美國政界泰斗基辛格稱其為“世界級的領導人”。在基辛格眼里，他不但是世界級的領導人，還是一位具有極強戰略洞察力的思想家。在新加坡民間，李光耀擁有極高的威望，尊其為“國父”。不過，在中國民間，對其評價卻并不完全一致，輿論對其評價甚至有兩極化傾向。有人問占豪對李氏有何看法，個人在微博作了如下總結：

　　【多面李光耀】李光耀，無疑是海外華人精英之精英，稱之為海外華人精英之最不為過。由于其骨子里親美貶華，故雖具華人智慧，卻少份民族氣節。就個人而言，對其成就表示贊賞，但卻對其人毫無尊敬之意。當然，站在民族崛起角度，他客觀上拉近中美兩國距離，是為大功，也是為中華民族做出卓越貢獻之人。對新加坡來說，他無疑又是最卓越的領導人。望其子繼往開來，能真正親華助華!

　　稱他為海外華人精英之精英、精英之最，是因為他能領導一個缺少資源的城市國家，奮發圖強，將這個國家建立得如此美麗，用很短的時間就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亞洲為數不多的發達國家。這么巨大的成就，非一般人智慧所能為。李光耀的這種智慧，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自強不息又能應時變的精神，是典型的中華民族精神和智慧。在這方面，應充分肯定其帶領新加坡人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某種程度上說，新加坡有很多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譬如新加坡對城市的建設和管理，再譬如新加坡的依法治國經驗等，都值得我們去學習和研究。

　　不過，在過去很多年，李光耀客觀上都是親美貶華和遏華的先鋒。譬如，新加坡并不涉及南海爭端，但包括李光耀和新加坡的領導人，經常不斷對我國南海政策指指點點，甚至不惜指責中國;再譬如，馬六甲對中國極其重要，新加坡卻有美國的軍事基地，成為美國掐住中國貿易咽喉的那只抓手;還有，新加坡與臺灣一直有軍事方面的合作，李光耀生前也不斷建議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作為中華民族海外的一份子，這么做確實缺少了一份民族氣節，作為中國人自然對其沒那么尊重。

　　當然，站在新加坡的角度來說，其親美遏華恐怕是最好的自保與發展戰略。從戰略上講，在中國成為崛起的超級大國之前，繼續跟著守成大國混，戰略上不但安全，還能獲得巨大利益。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正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所以，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上當然可以對其不感冒甚至貶低，但站在新加坡的利益上，這也無可厚非，可以理解。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李光耀也并非什么都沒做，他同樣是基于新加坡的戰略利益，借中國改革開放之機，讓新加坡和自己扮演了中美橋梁的角色。正是李光耀的存在，使得中美在溝通上有了一個很好的媒介，李光耀可以從他的視角去觀察和理解美國，然后給中國提出有利于雙邊關系的建議;也可以從他的視角去觀察和理解中國，然后再給美國提出有利于雙邊關系的建議。在中美關系發展中，李光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新加坡也通過扮演這一角色獲得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紅利。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有今天的新加坡。

　　作為一個“鼻屎大”(陳水扁語)國家，是李光耀將其打造成了鉆石，閃耀在馬六甲，成就著實斐然。所以，從新加坡人角度說，他是功勛卓越的領導人，他在新加坡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實上，站在一個客觀角度觀察，我們大可不必去苛責李光耀，因為他不是中國人，當然不必事事、時時站在中國角度，如果真那樣他也就無法扮演中美橋梁角色了。某種程度上說，雖然其有些香蕉，骨子里親美遏華，但客觀上他又狠好地扮演好了自己應該的角色。他不但領導新加坡人走向了富裕的道路，贏得了世人尊重，也作為海外華人扮演好了和西方溝通交流中介的角色。雖然出于民族感情，對其沒有好感，但理性想來，他如此做對中國來說也足夠了，因為他給了中國利用他和新加坡的機會，彼此有了合作空間，而這些合作對剛剛開放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個人在微博最后一句是：望其子繼往開來，能真正親華助華!所謂繼往開來，就是希望其子李顯龍能夠繼承其父遺志，繼續扮演好中美媒介的角色，這不但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所謂開來，就是在原來李光耀的基礎上，應該展開與中國更多的合作，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再繼續加把力，而不僅僅是扮演美國馬前卒角色。未來一個階段，新加坡只要扮演好這一角色，不但新加坡可以繼續繁榮，對中國也是有利的，哪怕其繼續存在一定程度的親美。

　　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新加坡是親華還是親美，其實并不是取決于新加坡，而是取決于中美博弈。作為一個和中國大城市一個區那么大的面積的國家，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就是“新加坡小得實在無法改變世界”，所以新加坡必須“不論世界怎么樣，新加坡都必須去接受它”。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強大新加坡就跟中國混，美國強大新加坡就跟美國混，這就是李光耀的國家領導哲學，也是一個他總結的小國生存之道。新加坡正是利用這一生存之道，在中美大國之間游走，才成就了今天的獅城。

　　李光耀在世界上擁有巨大聲譽，這一聲譽之高甚至難以與一個城市國家的地位相匹配。在占豪看來，他獲得如此高的盛譽，歸根結底在于兩個原因：一是他用極短的時間，將一個城市國家帶進發達的現代文明國家，雖然新加坡的文明與西式民主沒有一絲一毫關系，但由于其對西方沒有半分威脅，故依然為西方所贊。二是他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準確嗅到國際局勢的演變趨勢，很好地扮演了中美橋梁角色，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游走自如且維持極高的平衡度。

　　這兩點，客觀上相輔相成，但它們都基于一點：李光耀極強的國際洞察力與國家領導能力。從1959年任新加坡自治總理到退休共31年，此后又擔任內閣資政十多年，四十多年新加坡從人均GDP200美元到現在差不多5.5萬美元，增幅達270多倍。這就是為何新加坡被稱作威權的“李家坡”，新加坡內部卻沒有太大的反對力量的根本原因。誰會反對一個不斷提升自己生活水平和文明水平的領導人呢?

　　李光耀在總結自己成功經驗時說，他認為新加坡建國有兩大支柱：一是統一語言并與國際接軌，即將英語作為通用語言，使新加坡很快與世界接軌;二是開放的社會，實行對外開放，讓外資把技術、管理、市場帶進來，同時鼓勵移民以彌補國內人才與人力的不足。

　　對于這兩點，李氏總結得是很到位的。因為，就當時的新加坡來說，學習英語與西方接軌恐怕是快速發展的唯一之路。在這方面，中國改革開放后借鑒了他們的經驗，也的確取得了相關成就。如今，相比西方對中國的了解程度，中國對西方卻要了解得多，這種了解使得中國在立足于自己的基礎上，可以和西方完成接軌。當然，過度重視英語所帶來的負面作用也正在顯現，這方面中國在教育方面正在進行改革。關于對外開放，中國也借鑒了很多新加坡的經驗，雖然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體發展成績遠大于問題。客觀上，李光耀在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幫助了中國。

　　李光耀是一個現實、實用主義者，他在其作品《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中表述，他認為人性是本惡的，必須對人性之惡進行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這一思想，實際上是傳統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結合。最早提出人性本惡理念的是戰國時期的后圣荀子，而在荀子思想的基礎上，韓非子結合了法家體系思想，最終成了法家集大成者。某種程度上，李光耀信奉的就是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

　　李光耀自認為是個名副其實的務實自由主義者，愿意直面問題，不會拘泥于某一種關于治理世界、治理社會的理論，而是什么管用就用什么。而他在新加坡的統治，就是一種威權的家長制統治方式，新加坡的法律更像中國傳統中嚴苛的家法。譬如，新加坡的《國內安全法》，就授予政府在必要時可“不經審判”即可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當然，這一做法如今已被美國效仿，美國總統已經在前兩年獲得了類似權力。

　　李光耀對政敵的打擊是毫不手軟，為了按照他的意愿掌控新加坡，他將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拘禁多年，最終逼迫其退出政壇，流亡英國達10年之久。不過，站在新加坡的角度來看，李光耀當時的選擇并沒有錯。1960年代，新加坡南有親美的印尼，北有非社會主義的馬來西亞(當時新加坡正運作加入馬來西亞聯邦)，菲律賓、南越、泰國又都是美國盟友，都有美國駐軍(當時越戰正在打)，一個夾在其間的城市國家怎么可能搞社會主義?這也是為什么林清祥面對李光耀不堪一擊的根本原因。

　　對于李光耀，客觀上，站在中立者角度，對其取得的成就應予以充分肯定，對其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應該予以充分肯定，應該承認其歷史地位，并認可他的成就，對新加坡人來說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但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大可不必過于抬高他，因為他不過是一個抓住了歷史機遇的現實主義者而已。他雖然在新加坡取得了巨大成就，為新加坡人做出了豐功偉績，也對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獲得巨大好處的同時，還不忘用各種方式傷害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感情。在中國與西方發生矛盾時，李光耀及其同僚往往比西方更西方，他們香蕉人的本質在那個時候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就像駱家輝不可能代表中國人的利益、甚至比西方族裔的美國人更美國人一樣，他們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傷害中國的利益。所以，作為中國人，對這樣的海外華人可以欣賞，可以學習，卻不值得贊佩，更不必拔高，不過是個優秀的外國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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