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統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罷工，能自由開辦新聞事業；而獨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卻不能罷工，只能讀政府辦的每語種一張的官報。這是充滿諷刺的。工會和媒體是李光耀奪權的手段，上臺后就棄之敝屣了。”“兩面三刀者不可以為友”，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作為“中國人民”，小編可不希望與這樣的人成為“老朋友”哇。

左右搖擺的政治投機者

根據李光耀回憶錄的敘述，李光耀在英國念書時就積極尋求與馬共或親馬共的人員接觸，而同時卻也到新加坡英殖民地警察總監的家作客三天，還一起打高爾夫球。從警察頭子口中，他得知自己已經被政治部注意，列入監視名單。而經過一番溝通，雙方又達成了某種諒解或理解。顯然，在英國殖民當局看來，李光耀是可以“招安”的對象。

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后，就踏上新加坡的政治舞臺，1951年2月右翼進步黨的黎覺律師參選立法議員，李光耀作為他的代理人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他敏銳的政治觸角覺察到新加坡的左翼力量非常巨大，右翼陣營則難有政治前景。于是他糾集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開始處心積慮地布署和策劃，利用受馬共和左翼影響的群眾力量，積極尋找具有卓越組織能力、受華文教育的青年領袖及左翼工會的精英，和他們合作。

李光耀和他的伙伴積極涉入新加坡左派群眾的反殖斗爭，包括參與工人、學生、鄉村居民和文化團體等等的反殖社會運動，擔任各左翼群眾團體的法律顧問，經常代表學生、工人的權益與殖民當局進行法律訴訟，特別是在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華惹”一案獲得勝訴，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李光耀漸漸獲得了群眾的信任，在社會上也有了些知名度。為了博取左翼基層群眾的支持，以便通過憲制手段來取得政權，1954年李光耀與新加坡的左翼精英合作，于11月21日成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從此李光耀就與黨內的左派同床異夢，并絞盡腦汁去與左派較量，爭奪黨中央的控制權。

在林德憲領導下，勞工陣線取得了選舉的勝利，馬紹爾出任首席部長，他并沒有積極配合英殖民當局的意旨，去逮捕危害殖民統治的左翼干部，反而批準了“星洲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注冊，李光耀很不滿意馬紹爾如此軟弱無力地應付“共產黨”人。1956年5月25日馬紹爾在倫敦的憲制談判中，頑固地與英殖民當局對抗，拒絕不完全的自治而失敗返回新加坡。他被迫辭去首席部長，第二天林有福宣誓出任首席部長，他積極配合英殖民當局的意圖和政策，采取強硬手段對付左翼反殖精英。李光耀期待的時刻到了，1956年9月19日林有福政府封閉新加坡婦女聯合會和銅鑼音樂會，同時逮捕6名左翼精英，9月24日吊銷中學聯注冊，10月10日逮捕4名學生領袖，三天后關閉“華中”和“中正”，致使學生集中抗議，獲得社會各界的聲援，包括李光耀也假惺惺地召開抗議大會。政府不顧一切，逮捕了二百余名左翼干部，進一步動用軍警暴力驅逐學生，引發全市暴動，造成13人死亡，123人受傷，千余名市民被捕。愚蠢的林有福為李光耀掃清障礙，卻使自己成為替死鬼。

1957年2月林有福領導的五人代表團在次輪憲制談判中，完全配合英國對新加坡的政治盤算，林有福與李光耀等人同意由三方代表組成內部安全委員會來主宰新加坡的命運。而根據倫敦公共檔案局的解密檔案，“李光耀秘密地連同林有福力勸殖民部大臣實施顛覆份子禁令”來剝奪曾被拘捕的左翼精英參政權利。

以“反共”為名打壓異己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1963年2月，英國殖民當局和新馬兩地的政府聯合發起名為“冷藏行動”的大逮捕，把林清祥等100多名社會主義陣線的主要領導人和骨干投入監獄，罪名是充當馬來亞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企圖和國際共產黨里應外合，顛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變成“亞洲的古巴”。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獨立后，林清祥等人也沒有獲得釋放。獨立后新加坡任何反殖愛國的政治拘留人士要想獲得釋放，都必須公開譴責自己的過去，不肯就范者，就得面對無期的拘禁。

“非共”的李光耀繼承了全部“反共”政策，以清除“共產黨勢力”為名，無情打擊和摧殘“反對黨”和異議者。例如，從人民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異議人士所組織的社會主義陣線，既沒有舉起共產主義的旗幟，更沒有提出任何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斗爭的綱領，它所宣示的，只不過是爭取獨立和民主，爭取實現人民行動黨早期提倡而較后不提的社會主義綱領，這樣的左翼反對黨，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國家，都是無可非議的存在。可是，李光耀掌權后，卻以“反共”為借口，從對付林清祥等開始，一波又一波地逮捕和監禁社陣干部以及有群眾基礎的反對者，加以身心摧殘，使反對黨不得翻身，撲滅一切敢于冒出來的反對力量。

顯然，李光耀醉心孵育的，不外是一個民主世界的怪胎——建立一手遮天的無反對黨議員的“議會”。對此，許多知名的反共人物恐怕都要自嘆不如。盡管李光耀在多次場合中依舊聲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無可否認，李光耀初期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經過多次重大的修改，早已空殼化；隨著他踐踏人民的民主權利，對反對者無所不用其極，導致人民行動黨在1976年被社會黨國際除名。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舉行加入馬來西亞后的第一次地方選舉投票。在全島51個選區中，人民行動黨獲得37個議席。它的這項勝利是在預料之中，因為強大的“社陣”等反殖力量在是年2月2日“冷藏行動”中已受到重創。但這次選舉也有其引人注意之處：在南洋大學畢業生帶動下的一批新血，以“社陣”的旗幟參加選舉，讓“社陣”奪得13個議席，成為最大的反對黨。

李光耀不能容忍來自這些華文教育背景者的挑戰，因而遷怒于這些挑戰者的教育背景，就在選舉過后的第二天，便褫奪了南大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理由是陳六使以“維護華文族語言、文化和教育為藉口，在共產黨人（指社陣候選人）起草的聲明上簽名，譴責政府”。接著，他利用政權力量對付南大學生、教職員、副校長等；進而策動改組和接管南大，直至1979年將南大并入新加坡大學。與此同時，李光耀按照英校面貌改造華校，最后連根拔除整個華校中小學教育體系（至于其他如馬來及淡米爾母語教育體系，早被消滅殆盡）。這件殖民主義者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李光耀卻把它做成了。

所謂“官吏清廉”實為“合法腐敗”

反貪局看似威風凜凜、權限無邊，其實沒有得到高層允許，對于與人民行動黨關系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過問。1995年新加坡房地產大熱，許多人半夜排隊買樓，而李光耀父子在一家HPL公司購樓時，不但直接優先購買，還獲得了HPL公司超過百萬元的回扣。1996 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廣泛非議，但號稱只要知道公務員收到一元好處也要調查的反貪局卻絲毫沒有動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屬下組織了一個小組草草調查即告了事。后來有人發現，接受HPL公司購房回扣的高官及親屬還遠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調查小組的HPL所謂“回扣是感謝李家父子的廣告作用”說，對此根本無法解釋，但新加坡從反貪局到媒體，上上下下完全對此不發一詞。

事實上，由于新加坡嚴苛到極點的反誹謗法和官方秘密法，和更可怕的內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談中，也不敢輕易指高層人士有不良行為，而媒體對這種問題也幾乎不會加以任何報道。不準問，不準談，更不準查，自然個個高官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都是兩袖清風、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 “經濟騰飛”和“官吏清廉” 的形象，特別是后者，只要巧加包裝，最能營造他個人的品牌。他從不會忘記譏諷周邊國家官場的“貪污腐化”，以抬高其“威權體制”的地位，讓其“專制統治”合理化。

無可否認，在本區域，新加坡公務員的清廉是具有其名氣的：一是公務員不卷入黨派斗爭，其薪津待遇較好；二是退休制度健全，足夠養老。僅此二項，即可以“養廉”。

人民行動黨執掌了政權，特別是1965年之后，李光耀一步步地提高公務員的薪津，一般而言，不要說周邊地區的遠遠不能相比，新加坡公務員的薪津在扣除了生活指數之后，要比臺北，甚至香港的還來得高。可是，新加坡公務員對自己的“高薪”，所擁有的實際支配權卻低得驚人。原來，新加坡公務員的退休金的籌措是這樣的：在職期間，按月要提存百分之十七點五；政府再補貼百分之十七點五，合計為總薪津的百分之三十之高，由國家扣存。因此，公務員在職期間，只能以其百分之六七十的薪津抓緊支付衣和食、分期付款住與行之必需，即使是上層公務員，其手頭上也并不那么充裕，“錢不夠花”；至于退休之后的生活、醫療保健，全在“國家”的壟斷操縱之中，誰敢不聽掌權者大家長的話，就要面對風燭殘年之后果。

幾十年來，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讓人民（包括中下層公務員）只擁有少量可以維持生計的收入、“錢不夠用”，卻將人民身上克扣而來的龐大財富由“國家”直接掌控，然后交由李光耀欽點的官僚壟斷資本機構如發展銀行、淡馬錫機構等等去操縱投資。李光耀的說法是，他用人民的錢替人民生財，為新加坡謀利，因此，新加坡總理是新加坡人民理應“高薪豢養”的頂尖人物。現在，人們要提問的是，既然是從全民荷包中扣除并累積而來的“國家”資產，則其整個運作過程，理應全面民主化和透明化，難道人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卻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嗎？為什么是由你一手支配、搞“一言堂”呢？為什么是你“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呢？是誰剝奪了人民對財富的支配權？

有人說，在目前新加坡威權體制下的所謂“高薪養廉”，顯然是偷換概念。所謂“高薪養廉”也者，不外是“監守自盜”或“合法”“搜刮民脂民膏”的同義詞，無異是家族壟斷全民財富的障眼法。

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繼任了總理和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的職位，次子李顯揚曾任新最大企業新加坡電信的主席，現任民航局主席，兩人都曾是新軍的高級將領。統管新加坡所有國有控股和參股企業，與中國的國資委職能相近，實際地位和權力更高更大，幾乎可以主宰新加坡經濟命脈的淡馬錫公司，則掌握在李顯龍之妻何晶手中。比淡馬錫更神秘、負責管理外匯儲備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干脆就一直由李光耀親自擔任董事長。僅在最近的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推出的24位新議員候選人中,就有4人曾是李光耀或李顯龍的首席私人秘書,還有一名最年輕的候選人則是李顯龍現任私人秘書的妻子。

內安法和被馴服的法院

內安法，源于英國殖民地時期，從當時起就主要用于對付共產黨人和異見人士。根據此法的授權，行政機構可以“懷疑可能對國家安全、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造成威脅”的理由，任意拘留任何人士，而且無需任何審訊，即可無限期扣押。在1962年的冷藏行動中被捕的人士，甚至無權知道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從來沒有受到正式的審訊。其中被關押時間最長的林福壽醫生，總共被囚19年8個月，是亞洲坐牢時間最長的政治犯，在全世界也僅次于南非的曼德拉。

這一法律，是用來保證大多數人心懷恐懼、保持沉默的終極威懾武器。這把寶刀雖然已經很少出鞘了，但一旦出鞘，被列入黑名單者就注定了只能以悲慘收場。1987年，李光耀命令內安局，以“危險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名，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和天主教組織的社會工作者。不過這次“掃蕩行動”真正讓新加坡人大開眼界的，并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罪名逮捕天主教神父，而是時任新加坡律師公會主席的蕭添壽律師，因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辯護律師，當他去探訪委托人時，也被以內安法一并逮捕。一度對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評的新加坡律師公會，從此徹底對政府俯首貼耳。

而1997年李光耀、吳作棟等11人訴惹耶勒南損害名譽案，更是被公認為新加坡司法體系完全受政府操縱的鐵證。

原本李光耀等人起訴惹耶勒南的理由，是指控惹耶勒南將另一位反對人士鄧亮洪向警方投訴吳作棟的消息（此系事實）透露給了外界，導致李等11人的名字被報紙報道，因此名譽受損。但在庭審中，由于被那位外國律師抓住，吳作棟不得不親口承認，報紙得到的警方記錄副本，是由警方奉命直接呈送給他，然后經他和李光耀商量之后，派李光耀的秘書親自送去的。新加坡法院隨即終止其后的調查和庭審，但最后仍然判決，雖然報紙得到的消息并非來自惹耶勒南，但他誹謗吳作棟的罪行仍然成立，需賠償130萬新元，惹耶勒南因此傾家蕩產。

在李光耀起訴后，新加坡法院馬上下令由將鄧亮洪及其妻子的全部資產和相關文件一律查抄凍結。盡管原告方、政府和法院先后都承認，鄧妻與本案案情毫無關聯。然后法院又下令鄧亮洪必須詳細列明不少于一千一百二十萬新元的資產，作為“官司輸掉后的賠償金”交予凍結。在鄧亮洪表示無法提供清單后（鄧后來解釋說，在他被查抄了所有相關文件后，如果再列舉財產清單，肯定會因為記憶或估價錯誤，被法庭定為偽證罪。而且他的財產已經全部被法院查抄凍結了，根本無需再由他列明），當審法官就直接剝奪了鄧的辯護權，而且根據李光耀律師的要求，下令把鄧的宣誓書（相當于答辯書）銷毀。

除了剝奪被告基本的自我辯護權外，在整個事件中，法院完全服從李光耀一方的要求，違背基本常理的再三駁回鄧亮洪夫婦提出部分凍結款項，以聘請律師、支付堂費的請求，而李顯龍在同時期，卻還代表新加坡政府向外國媒體鄭重表示，凍結鄧氏夫婦財產，只是為了保證他們把錢用在打這場官司上。

最讓鄧氏夫婦無語的是，由于惹耶勒南案已經證明，實際是李光耀自己派人把相關文件送到了報社發表。但法官最后卻判決，雖然文件是李光耀自己送到報社去的，但因此造成的名譽損害仍然應該由鄧亮洪負責，判鄧亮洪需賠償三百多萬新元。

被控制的工會和媒體

李光耀上臺后用逮捕和控告誹謗等手段逐步馴服媒體。1977年，國會通過法律禁止任何人持有報刊超過3%的普通股，并設立管理股，由部長分給本地四家銀行。這是因為銀行天性保守，與政府保持一致。在這之后，新加坡報刊再沒有主動報道過一起本地丑聞。

新加坡現在大部分報紙被整合進報業控股公司里，里面有內安局人員監控，并擔任編輯記者等職。電視公司也是如此。

傳統媒體雖然馴服了，但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新媒體卻給人民行動黨政權提出了新挑戰。舊的招數不管用了，他們起訴過的老對手如《亞洲新聞》《亞洲華爾街日報》和《遠東經濟評論》都消失了，但人們現在可以在網上無拘無束的批評政府。但由于新媒體自身的局限，如沒有采訪權等，新加坡人還是面臨信息管制，無法得知他們應知的新加坡狀況。

內安局的密探橫行。在中國巴士司機罷工一案中，新加坡人社工發現被汽車公開跟蹤恐嚇。他們報案，當然沒有下文。罷工司機被警察毆打。幾十個司機被非法關押監獄一夜后驅逐回國，以儆效尤。新加坡記者李慧敏出版的《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一書介紹，咖啡店里暗探高談闊論來吸引熱血的天真的新加坡人加入談話，然后會請他們去“喝咖啡”。大學或其他機構里面也會安插人員。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法學院就爆出原教授馬來西亞籍的鄭尊行被迫充當免費的特務，報告自己和同事學生的言行。

她在書里還提到，在新加坡，街頭示威屬于犯法，違法者將被捕。未獲警方許可，五個人以上的集會可能會構成“非法集會”。有非常有效率的執法機構，在滋事分子出擊前，一舉一動早被盯上。人們也知道，批評政府需要做足功課（對普通人來說，這有點困難，因為很多資料不對外公開，所以你以為做足了功課但仍會有疏漏），因為涉及誹謗者將吃盡官司，甚至面對破產和蹲牢房的命運。新加坡的空氣中，彌漫著一些揮之不散的恐懼。至今內安局還是可以任意在新加坡居民家中和工作場所安裝竊聽器和攝像頭，以及開啟手機特殊功能。

李光耀作為搞工運起家的政治家，在上臺后卻用各種手段包括流氓打手逐步搞垮了各個獨立工會。這是由他的實用主義態度決定的，也是他消滅異己勢力的總政策的一部分。為了解釋他利用工運的歷史，他說自己后悔當年的舉動（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不給工會當法律顧問就不能上位）。

他取消了公共假日的三倍薪水，禁止某些重要的部門罷工。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勞資政三方組成的全國工資理事會，負責為每年的加薪提出建議，基本原則是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產力的增長。最重要的是，他逐步消滅了各個獨立工會，并成立了新加坡唯一的總工會組織新加坡職總NTUC。職總的秘書長由部長擔任，工會不再有自己的聲音。

在英國統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罷工，能自由開辦新聞事業；而獨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卻不能罷工，只能讀政府辦的每語種一張的官報。這是充滿諷刺的。工會和媒體是李光耀奪權的手段，上臺后就棄之敝屣了。

本文整合自《王曉波：小國領袖李光耀》、《新加坡還要當多久“李家坡”》、《英國人沒有做到的事情，李光耀做到了》、《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等多篇文章。

“百年之后，人們會為誰樹起紀念碑？在這許多座豐碑之中，或許有一座會屬于李光耀。人們銘記他，將不僅因為他是新加坡第一任總理，還因為他創造了威權資本主義——這一思想將決定下一世紀的面貌，就像民主決定上一世紀的面貌那樣。畢竟，在中國實施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之前，鄧小平訪問的是新加坡。在那之前，資本主義和民主仿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今，這種聯系已蕩然無存。”——齊澤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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