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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善勇：光耀一生，獄滿天下

　　九十一歲的精彩一生，固然是譽滿天下，但恐怕也是獄滿天下的。冷藏行動那一匹長的被捕名單，當是左證了：林清祥、林福壽、布都遮里、賽•扎哈利、何標、方水雙、曾超卓、傅樹介……。譽獄交加，構成李光耀的一生。功過之間，比重如何，怎么評價：七三、六四、或者五五;蓋棺之后，歷史往后自有公平的說辭，指引著新加坡邁向「零李光耀」的新時代。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3月23日凌晨謝世，當地《聯合早報》翌日順勢制作了〈光耀一生，譽滿天下〉的專題，報導「世界各地在位和卸任領導人高度評價李光耀的唁電和悼文紛至沓來」，哀悼他的離世，贊頌他的精神。

　　人既已逝，人言也善;贊詞之中，一如既往，當然都是不吝溢美之詞。全球領導，草根之民說起，都給李光耀戴了九十九頂高帽。沒有被報導的，則是一將功成背后的萬骨已枯。

　　大家仿佛徹底忘記，流亡倫敦的陳華彪律師執筆的〈李光耀逝世讓人民重獲自由〉與曾任總理署政務次長陳新嶸前輩回憶的〈談談李光耀和我〉重提那些鮮為人知的陳年舊事。

　　當中，新嶸先生透露：我的從事新聞工作（中文版《李光耀回憶錄》三名翻譯者之一）的弟弟，沒有參加任何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卻在1963年的「冷藏行動」中被捕，而且好一段時期被單獨關禁，精神臨近崩潰。他迄今還沒擺脫被單獨關禁陰影的糾纏，身體非常虛弱。他避免和我有任何聯系。

　　那個大時代的草木皆兵，后輩確實難以想象。《林清祥與他的時代》(吉隆坡：社會分析學會與朝花企業，2002)上、下兩冊里，盡是這一些事跡。諸如民選的新加坡市長王永元，最后也「成了李光耀不共戴天的敵人」。

　　李光耀自己怎么解說?《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聯合早報，1998)指控「王永元以深得民心者自居而走上極端」 (頁317)：「我知道他對新加坡和人民行動黨造成巨大的損害，但我想最好還是暫時讓他去蠻干，等到大選過后才進行整頓」。

　　王永元這朵奇葩唯一的幸運是，當時他為「最優秀的福建話演說者。降了他的級，就會使他在公眾眼中的地位下降，很難找到人取代他。我們仍然迫切需要一個福建話演說者來應付林清祥」

　　時不予他，秋后算賬

　　是的，時不予他，李光耀愿意暫時繼續靜候，「等到大選過后才進行整頓」。他的用人之道，做事之方，皆不例外。對付南洋大學和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先生，他采用的策略也是這般：

　　「南洋大學和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對我們尤其不滿……當時我們還沒條件加以干預，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我也把這件事記在心里……時機到來我會對付陳六使的。」

　　1963年大選結果揭曉隔天，李光耀認為「對付他的時機到來了，我們可以把好人和壞人區別開來」，開始采取行動，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同時通過總理公署發表聲明應戰。

　　諸如此類，還有很多。與林清祥、方水雙的接觸和交往，亦然如是。開始，李光耀語多佳評：「林清祥和方水雙卻更加堅決，更加無私，更加勤奮，使我們一直在尋找的助手。」

　　參與憲制談判，李光耀和林清祥曾經同住在一座公寓。這段經驗，更讓李光耀刮目相看：「(林清祥)他為人謙虛溫順，行為良好，獻身事業，使我不得不對他表示欽佩和尊敬。」

　　那自然乃是別再提起的早歲往事了。往后，這一位曾是李光耀口中「新加坡頂瓜瓜的華人演說家，將成為新加坡下一任總理」的林清祥身陷囹圄，飽受折騰；身在倫敦，隱名埋姓生活，他的憂郁癥仍然定期發作。

　　此外，前報人賽•扎哈利(Said Zahari)在《萬千夢魘：賽•扎哈利回憶錄II》(吉隆坡：朝花，2007)，還有兩位民選議員被放逐到孤島：武吉知馬議員李思東和三巴旺議員謝太寶。

　　賽•扎哈利筆錄：「李思東他在1963年9月大選中中選時即被逮捕，完全沒有機會為支持他的選民服務。據羅家成抄寫的〈李思東專訪記錄： 既是藍領工人，也是工運激進份子〉說：

　　「李思東是『社陣13』——在1963年新加坡大選中勝出的13名社會主義陣線議員之一。號稱『Pechah行動』中被拘捕了。李思東被囚禁了16年，一直到1980年2月月15日才被釋放，限制居住在烏敏島至1981年6月1日獲準回返本島。」

　　謝太寶的漫長黑牢

　　謝太寶博士的獨特體驗，當然是最為刻骨銘心的：25歲被捕，未經司法審訊「單獨關在黑房里，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內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聽不見。」

　　因為這樣，我們猶是不解，李光耀先生回憶1957年憲法的草擬，針對「禁止所有曾經參加或被控參加顛覆活動的人，在根據新憲例舉行的笫一次大選中成為候選人」條款，曾經大力反對。

　　李光耀當初可是言之鑿鑿「這個條件令人不安，因為它違背民主實踐的原則，而且不能保證掌權的政府不會利用這個規定，不僅防止共產分子，也防止反對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參加競選」。

　　此一時，彼一時也。當權之后，李光耀奉行的經典名句是：「鎮壓猶如做愛，第二次比第一次容易。」（Repression, Sir is a habit that grows. I am told it is like making love-it is always easier the second time!）

　　所謂「一次生，兩次熟」也。李光耀的成就，一部分正是這樣而來。借用賽•扎哈利的篇章，正是「在紅蘿卜跟大棒子之見」：敬酒，或者罰酒，任選一杯;沒有第三個選項。

　　光耀九十一歲的精彩一生，固然是譽滿天下，但是，恐怕也是獄滿天下的。冷藏行動那一匹長的被捕名單，當是左證了：林清祥、林福壽、布都遮里、賽•扎哈利、何標、方水雙、曾超卓、傅樹介……。

　　譽獄交加，構成李光耀的一生。功過之間，比重如何，怎么評價：七三、六四、或者五五;蓋棺之后，歷史往后自有公平的說辭，指引著新加坡邁向「零李光耀」的新時代。

　　相關閱讀：聯合早報：光耀一生 譽滿天下

　　曾昭鵬 2015年03月24日

　　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150324-460231

　　世界各地在位和卸任領導人高度評價李光耀的唁電和悼文紛至沓來，加上全球媒體的實時滾動報道和評論，在在證明李光耀不只是東南亞一個彈丸小國的領導人，也是一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政治人物。

　　曾昭鵬報道

　　昨天清早醒來，準備迎接新工作周的新加坡人，發現他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不太一樣的國家。無論是手機短信、社交媒體、新聞網站、電視新聞或電臺廣播，都在傳達一個他們多日來似有心理準備，但又不愿到來的消息：建國總理李光耀在黎明破曉前安詳離世。

　　世界各地在位和卸任領導人高度評價李光耀的唁電和悼文紛至沓來，加上全球媒體的實時滾動報道和評論，在在向新加坡人證明，李光耀不只是東南亞一個彈丸小國的領導人，也是一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政治人物。他多年來長袖善舞，以深具領袖魅力的個性和過人的才智，贏得了跨越時代的國際尊重，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政治和精神遺產。

　　奧巴馬：一個真正的歷史巨人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早在白宮網站發表的聲明中，對李光耀辭世表示“深感難過”。

　　他形容李光耀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巨人”，也是一個“忠誠的公仆、非凡的領導人”。奧巴馬說：“他是現代新加坡國父以及亞洲事務的偉大戰略家之一，未來的世代將會如此銘記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昨天分別致唁電給陳慶炎總統和李顯龍總理，對李光耀與世長辭表示“深感悲痛”。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和副總理張高麗也發出唁電，對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習近平形容李光耀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他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損失，也是國際社會的損失。”

　　新加坡1963年9月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不到兩年的時間，新馬兩地卻因領導人治理觀念的根本分歧而分家，但新馬兩國之后一直維持密切的關系。

　　馬國首相納吉昨天在唁電中，代表馬國政府和人民，對李光耀的逝世向新加坡人表示深切哀悼。納吉說：“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成就巨大，他的建國事業將永垂不朽。”

　　除了美國、中國和馬來西亞領導人，致唁電的還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英國首相卡梅倫、俄羅斯總統普京、日本首相安倍、韓國總統樸槿惠、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印度總理莫迪和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等。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和父親老布什、前總統克林頓和妻子、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也都發表聲明，贊揚李光耀不平凡的一生。

　　因嚴重肺炎住院超過六周的李光耀昨天凌晨3時18分逝世，享年91歲。李光耀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總理，1990年退位時，是當時全球在位最久的政府領導人。之后他留任內閣資政，直到2011年5月退出內閣，李光耀擔任閣員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是丹戎巴葛區國會議員。

　　身為李光耀長子的李顯龍總理較早時為了制作李光耀紀念特輯接受本地媒體訪問時，以“一個時代的英雄”，評價父親李光耀一生的成就。他昨早8時以馬來語、華語和英語發表直播電視聲明，道出了他個人難以言喻的悲傷。他說：“我們不會再有另一位李光耀先生。”

　　反對黨一致肯定李光耀貢獻

　　在政治光譜另一端的反對黨昨天也一致肯定李光耀對新加坡的貢獻。

　　工人黨、國民團結黨、新加坡民主黨、國人為先黨、民主進步黨、革新黨和新加坡民主聯盟七個反對黨發出唁文，向李總理表示慰問。

　　國會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在唁文中說：“李先生一生為公共服務奉獻。他的逝世象征著新加坡歷史一個時代的終結。世世代代的人將銘記他對新加坡的貢獻。”

　　李光耀去世也在公共服務領域、商界和民間引起強烈的緬懷情緒。

　　公務員首長王文輝昨早向16個政府部門和超過50個法定機構的14萬1000名公務員宣布了李光耀辭世的消息。

　　他指出，李光耀在創立公共服務今日所遵守的誠信、廉潔和公平原則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他說：“李先生去世是新加坡歷史的一個悲慟時刻，一個讓我們停頓并反思的時刻，反思他對新加坡的貢獻。”

　　多個政聯機構、私人企業、外國跨國公司和商業團體昨天先后發表唁函哀悼李光耀的逝世，高度肯定他為我國經濟和商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本地商團也肯定李光耀對我國商業群體的貢獻，特別是在鼓勵本地企業走出國外、向海外發展方面。

　　此外，民間也用不同的方式哀悼李光耀，有的到全國各地設立的悼念處寫下追思文字，有的則在網上發表悼文，并把個人社交網頁的頭像改成肅穆黑白色系，莊重地表達敬意。

　　公眾以掌聲和呼喊“李光耀”致意

　　許多公眾昨天也頂著艷陽等待購買《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特別出版的號外，從中了解他的一生，也為收藏紀念李光耀的文字和照片。

　　許多公眾昨早開始陸續來到設在總統府正門前的官方吊唁處寫下悼念感言和獻花。

　　中午12時55分，載著建國總理李光耀靈柩的銀灰色靈車緩緩駛抵總統府大門口，在旁守候多時的不少公眾紛紛以熱烈的掌聲，向已故的國父致意，現場有人呼喊“李光耀”的名字。

　　在沒有李光耀的日子里，那樣的情感仿佛道盡一種充滿不舍的呼喚。

　　延伸閱讀：李光耀評李光耀模式：新加坡最多再維持十到十五年

　　作者：王江雨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報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現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維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會進入政治動蕩的狀態。他對年輕一輩也一直不抱信心，認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戰亂，把幸福生活當做理所當然，從而不珍惜和不努力。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病體垂危，一下子又將這位二十世紀遺留下來的最后一位偉大政治領袖再度推到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連帶他的國家東南亞小國新加坡。

　　對新加坡人評價并不高

　　在李光耀長達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終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算在他卸任總理后，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真正的最高決策者。對外人來說，李光耀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就是李光耀。很有意思地是，李光耀本人，也愿意這么認為。在幾年前被問及“新加坡人的身份，對你來說，有些什么意義”時，李光耀說，“我并不是一般的新加坡人。我在偶然間創造了新加坡這個實體，進而有了新加坡人”。

　　作為新加坡的最高領導人，李光耀卻并不是一個“仁愛之君”。他的精英意識深入骨髓，對他來說，新加坡人是他服務和改造的對象，他甚至一直認為人的基本質素，先天就已經由基因決定了，后天能做的有限，所以要挑選那些先天條件優越智商高的精英來治理國家，只要能給被治理者帶來實際的好處就行。

　　在這個方面，李光耀對新加坡人評價確乎不高，且他從來不隱瞞這個觀點。李光耀自己傳記里記述的這個故事如今已經廣為人知：1978年鄧小平當面邀請李到中國訪問，李回復說等中國從“文革”中恢復過來再去。鄧回答說那需要很長時間。李光耀表示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怎么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后裔，他們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后代。他(鄧小平)聽后沉默不語”。

　　他這番說辭，表示他對新加坡人的總體的基因不怎么高看。這也決定了他的治國理念：第一，新加坡人口基數少大概基因也一般，從而好的人才也很少;第二，政府必須大力網羅這些僅有的人才，實現精英治國。他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

　　晚年對新加坡的未來轉為悲觀

　　對于新加坡及其未來如何看，李光耀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看法。無疑，他異常珍視這個他一手創立的國家，為之犧牲和奮斗在所不惜。

　　在卸任總理后，李光耀也長期對新加坡的未來抱樂觀態度。他本人為新加坡留下了三大財富，第一是鞏固了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國會議員由國民直選產生，再由國會多數黨組成政府;第二是不折不扣的法治;第三是若干天才般的社會制度，如組屋制度、中央公積金制度等。李光耀一直以為新加坡可以此長治久安。“我相信我們還可以在現有的國際環境中輕易生存50到100年，只要我們有一套穩健的制度讓每個人充分發揮潛能”。

　　2011年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遭受重大挫折。雖然依舊勝選，但得票率是建國以來最低的一次，且前所未有地失去了國會六個席位給反對黨。大選后，李光耀宣布退出內閣，從此在新加坡不擔任任何正式政治職務。也許很多人還沒有注意到，他對新加坡未來的看法，此后也變得日漸悲觀和無奈。

　　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觀世界》一書中，李光耀大談特談新加坡走向“兩黨制”的可能性，并認為這會導致新加坡變成一個平凡無奇的國家,從此一蹶不振。在這本書中，他認為新加坡現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維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會進入政治動蕩的狀態。他對年輕一輩也一直不抱信心，認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戰亂，把幸福生活當做理所當然，從而不珍惜和不努力。但是作為一個極端的現實主義者，他清醒地認識到一切都不在自己控制之下，從而展現出一種漠然和無所謂的態度。被問及對新加坡的未來有何擔憂時，他說：“我不會擔憂，因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來的一代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延伸閱讀：從非共到反共

　　商丘羊 南洋大學校友 (2015-3-5)

　　李光耀上臺后，為了迷惑新加坡人民，曾經喊出“非共民主社會主義”。“非共”是當時面對強大的左翼勢力，不敢撕下臉皮得罪他們，但是內心又視他們為共產黨，甚至把華文教育者也一并視為共產黨。李光耀的這個名詞，是得到流浪到新加坡的第三勢力分子軍師李微塵的指點，并非他自己的發明。而“民主”和“社會主義”，則完全是順應時勢，迷惑人心，將自己裝扮成有點“左傾”。李微塵死后，李光耀廢棄了這個名詞，因為那是他很不得已的裝扮。

　　自從上臺以來，李光耀處心積慮對外制造煙霧，例如新加坡國旗故意設計成紅白兩色，與印尼國旗接近，目的是討好印尼。又在旗上安置五顆星星，讓華族聯想到中國的五星紅旗，又安置一個月亮，讓回教徒聯想到伊斯蘭旗幟的新月。除了這些刻意的制作外，他還在言論上制造許多動作。例如故意強調有人說新加坡是中國的第五縱隊，以嚇唬華族人民新加坡是受到馬來國家的包圍。他不僅對內迷惑人民，也派人到中國去迷惑中國領導人，聲稱新加坡是華族占多數的國家，博取中國的同情。

　　然而事實上李光耀是徹底反共的急先鋒，他對共產黨的痛恨表現在親美的行動上，新加坡早已賣身投靠美國，美國的戰斗艦和戰斗機駐守在島上，儼然是美國領土。美國人的再平衡亞洲政策是李光耀夢寐以求的目的，早在美國人還沒有公開再平衡亞洲政策之前，李光耀已經無數次建言獻策，吁請美國人不要撤出亞洲以制衡中國崛起。現今許多人包括中國領導人都已經忘記李光耀向美國人所獻的這個策略。對于中國提出的“一絲一路”，李光耀也不想見其成，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更是他認為是美國人稱霸亞洲的心腹大患，因此他對南中海主權說三道四，甚至莫名其妙地搬出封建時代中國的朝貢系統，有意挑撥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此事在他的慫恿下，幾個新加坡學者好幾次利用座談會企圖將之擴大成為輿論，以達到阻擾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

　　李光耀的生命已經到了日暮窮途，最近因肺炎進入加護病房，其生命的結束指日可待。然而這絲毫沒有改變他對共產黨的厭惡，前不久新加坡設立了反共標志，公開與放下武裝斗爭的馬來亞共產黨叫板，煞有其事地似乎是從共產黨人手中奪過政權而建立了新加坡，這樣的做作，無異于唐吉訶德與風車巨人作戰的鬧劇，連最基本的歷史觀也缺乏，足以證明他過去數十年來把共產黨當作內心的夢魘。李光耀曾經幾次說過假如馬來亞共產黨執政會把他殺掉，那是因為他看到柬埔寨波博政權執行極端手段，針對性地消滅受法文教育，以及與法國殖民地有關聯的人，他自身受英國殖民地教育，這是有感而發。然而事實上李光耀執政數十年，沒有任何人對他進行刺殺，假如當年有人對他進行刺殺，以新加坡之小，其效果是立竿見影，不過他既然毫發無損卻有此感受，說明自己對反對者的殘酷鎮壓是提心吊膽的，同時也說明其內心對共產黨人的仇視，但這還是他自己心造的幻影。

　　從非共到反共，李光耀已經徹底把自己的內心剖析開來，但是他所謂的馬來亞共產黨人，至今還是一個飄忽的影子，沒有完整的概念。他自己制造了這個影子，左翼勢力、華文教育者，都是影子中人，這幾十年來噩夢連連，在彌留之際，相信他還是做著噩夢!

　　李顯龍繼承了李光耀的衣缽，至今已經執政超過十年，其政策仍不出李光耀的框框，處處以李光耀思路作為馬首是瞻，前幾天不是有一男一女兩個所謂外交官還在堅持新加坡治國離不開李光耀的路子嗎?這些馬屁精在李光耀彌留之際還在拍馬屁，小國無外交，在強國如林的外交舞臺上無法置喙，只有回來耍耍嘴皮，拍拍馬屁，其外交短視癥是高薪所造成。李顯龍對乃父的一切政策亦步亦趨，沒有李光耀他將失去依恃，六神無主。從反共傳承來看，他最近下令設立反共標志最為明顯，同時也配合反共主題稱說林清祥是共產黨人。李顯龍不只親美，更是媚日，幾次赴日的談話都說明與日本眉來眼去，設立反共標志而不顧日治時期的慰安所以及忽視被日軍屠殺的十多萬新加坡市民，已經可以證明父子兩人都是親日分子。當林清祥從政的時候，李顯龍還在公教小學穿著黃斜紋短褲和白上衣上課，他對林清祥的概念，完全是作為李光耀的傳聲筒而刻意抹黑對象。人民行動黨的接班人已經到了不懂又不顧歷史是非曲直的地步，如今只會把李光耀的古董拿出來洗洗刷刷以示后人，當別人斥指其非時，竟然發明一個新名詞，叫著“歷史修正主義”，其幼稚可笑不亞于新加坡歷史始于萊佛士占領的1819年的說法。近來一群考古工作者拼命挖掘，企圖證明新加坡歷史源遠流長，但是還是根據李光耀當年留學倫敦時見到英國建筑物時感到無限驚佩，發誓要做大英帝國的忠實追隨者來得現實。

　　李光耀終其一生反對共產黨，也反華，在南海問題上，新加坡原本嘵嘵不休，是為了替美國張目。新加坡現在是東南亞唯一讓美國駐扎海軍和空軍的國家，他將自己牢牢地綁在美國圍堵中國的戰車上，扼守著馬六甲水道，這種局面將會演變成為阻擾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障礙。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美國、日本、菲律賓、越南與新加坡，將會聯合起來組成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水道安全委員會，集體控制海上通道，以對付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然而，這種與美國同穿一條褲子的日子不會長久，近來有香港財團準備組織開發克拉地峽公司，協助泰國政府開鑿克拉地峽。香港財團此舉，必然需要得到中國政府首肯，據說此事一旦劃定，新加坡的房地產將會暴跌80%，金融銀行將大受影響，屆時即使美國人開來航空母艦，也挽救不了新加坡經濟。

　　今后沒有了李光耀，李顯龍是否繼承了李光耀的反共、反華“遺產”，關系到新加坡(不)遠的將來。對于崛起的中國，新加坡必須謹小慎微，這畢竟是后冷戰的時代，講究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得利。當伊斯蘭勢力成為對抗西方世界的主力時，而中國在東方崛起時，只有愚蠢之人還在高唱反華、反共曲調。

　　延伸閱讀：李光耀的死人效應

　　作者：商丘羊 2015-3-25

　　李光耀一死，新加坡的各種媒體，包括報紙、電臺、電視臺、雜志刊物等，立刻推出報道，速度之快，步伐之統一，聲調之一致，在在說明執政黨早有準備，利用李光耀之死，制造有利效應，達到最佳效果。

　　為何要制造效應?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下屆大選。在當局的原先考慮，希望李光耀能在2015年國慶日之后才死，就能借慶祝50周年國慶和李光耀的影響力產生巨大的選舉效果。然而李光耀提前死了，說是突然但也是自然，使官方的如意算盤打歪了。不過第二個方案立刻運作起來，借李光耀之死，博取民眾的同情，從而產生對大選的有利條件。

　　仔細觀看各種媒體的報道，可以發現有兩大方面的特點。一是利用各國的名人講話，把李光耀制造成國際領袖，然而外國的吊唁之語，盡是對死人的客套話，諛美之辭不需本錢，并非真心實話。這種報道，除了替李光耀涂脂抹粉外，還可以反過來使國內的民眾產生崇拜的心理，對大選是十分有利。一是在18個地區設立悼念活動中心，由議員出面互動，讓民眾進行吊唁，把執政黨的領袖李光耀的形象植入人心，目的當然是為了大選。

　　李顯龍在民眾吊唁過程中，不斷出現與民眾接觸，看唁文，致謝意，嘴帶微笑，這和他在致悼辭時的哽咽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叫人想起李光耀曾經數次在電視面前哽咽的情狀。這種哽咽，對民眾能夠產生深度的同情效應，對于大選當然十分有利。

　　李顯龍近日頻頻出現在媒體報道之中，只要注意一下，可以看到他身旁站著他與何晶所生的兒子李鴻毅，就是這個李光耀覺得聰明過人最疼愛的孫子，如今已是可以步入政壇的年齡，李氏王朝第三代總理接班人，已經如李顯龍之前所說的一樣，也許是部長議員所沒見過，也許是就在他們身旁。李顯龍僅在李光耀危急之時與靈堂前帶著與前妻黃明揚所生的大兒子李毅鵬出現過，之后完全帶著李鴻毅，卻沒有帶著他的弟弟李浩毅，這絕對不是偶然而是有意的安排，目的是把李鴻毅推向媒體，讓他在這個特殊的情況下亮相。李顯龍無法擺脫李光耀的陰影，今后很可能蕭規曹隨，一切按照李光耀留下的老規矩辦，這樣一來，李氏王朝第三代總理的出現，李鴻毅就是如假包換的接班人。

　　李氏王朝已經根深蒂固，在新加坡各個領域縱橫伸長，要想保持既得利益，唯有實行家天下制度，把持最高統治權。那些在李光耀靈前痛哭流涕的民眾，是否想到他們身邊的李顯龍就是活生生的李光耀，而下一個活生生的李光耀很快就要出現在眼前!

　　李光耀死了，誰應該悲傷，應該悲傷的是新加坡民眾自己，他們稀里糊涂地被李光耀統治了數十年，被李顯龍統治了十數年，還將要被李光耀的孫子上臺統治不知多少年，嗚呼哀哉!經過半個世紀的李光耀陰影籠罩之下，新加坡民眾應該有所覺悟，當李氏王朝第三代總理快要上臺，他們是否還繼續高喊 "Stand up For Singapore"?

　　延伸閱讀：中國極右派評李光耀模式：一劑消滅中國共產主義的必要虎狼藥

　　(原題：《新加坡：危險的成功》，原載：《華爾街日報》，作者：蕭瀚)

　　新加坡的驚人成就始終與剛剛去世的李光耀這個名字連在一起──從1959年上臺到1990年離任，做了31年總理，但留任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5月才徹底退出權力中心，實際影響力整整持續了51年!套用一句孔子的話，可謂“知李罪李，其惟獅城”。

　　若以成熟民主政治的標準來考量，新加坡算不上一個自由的國家，缺乏新聞自由、限制了大量私權自由的國家很難說是個自由之國;新加坡也算不得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反對黨一成氣候領袖就會被送進監獄或者被訴訟搞破產的國家也很能說是民主國家;不過，新加坡卻是公認的法治國家──雖然這是一個還保留了鞭刑這種傷害肉體之野蠻刑罰以及經常性打擊民主權利的法治國家，而其政府的廉潔則更是有口皆碑。

　　新加坡的成就應當歸功于法治的部分，權重相當之高──沒有法治，就不會有秩序，人們被確認的權利就無法得到保障，羅馬法諺所謂“無救濟則無權利”，李光耀及其繼承者治理的新加坡并不向人民輕易承諾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會承認的自由和權利，但一旦法律上擬定，就會嚴格按照法律保護這些自由和權利，同時，其法治也是嚴刑峻罰的代名詞，其法治的公信力里有著濃重的法家陰影，包括它備受贊譽的官員廉潔很大程度上既是高薪養廉，也是刑罰嚴酷的結果。

　　除了法治，新加坡的成就還要歸功于正確的經濟政策。李光耀從最初勝選執政開始，就清晰地知道新加坡人民需要安居樂業，所以，他的經濟政策始終圍繞著根據新加坡獨特的地理位置、國際政治環境和風俗人情制定并調整經濟政策，并且時刻警惕和消除各種缺乏實效的空想的影響，包括當時在全球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多年來，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都被公認為是市場最自由也最規范的國家，其經濟開放度一直處于世界前茅。撒切爾夫人贊揚李光耀，說“他從未出過錯”──這個“從未”應該是指重大決策方面，并非毫無道理。

　　政治是法治和經濟的基礎，對新加坡的政治，毀譽皆有，但它確實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基礎，自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以來，近56年來它一直牢牢地控制著新加坡的政權，1968年以來的威權政體不是民主政體，但它的高效、廉潔、法治保證了新加坡各項政策的連續性和政府公信力，人民可能缺乏一些政治和私權的自由，但他們大體都能安居，也就能樂業。

　　除了上述之外，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常常會被人們忽視，這就是除了上述一目了然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不可思議的奇跡，就是新加坡立國過程中關鍵時刻的幸運──一種幾乎完全無法再現和復制的幸運。

　　幸運一：人民行動黨分享了共產黨的民意資源

　　“二戰”后，新加坡重歸英國，之前陸續成立的新政黨開始謀求新加坡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由此開始。當時影響最大的政黨是成立于1930年的馬來亞共產黨，擁有下層民眾和中產階級華人的廣泛支持，在工會、教育機構、文化團體中根基深厚。1954年底成立的人民行動黨，領袖李光耀和吳慶瑞等人社會基礎薄弱，故與馬來亞共產黨聯合以分享民意資源，而共產黨也試圖借人民行動黨的行動自由改變原先被英國壓制而只能地下活動的弱勢狀態。

　　幸運二：林有福政府打擊共產黨勢力

　　自1947年開始的新加坡自治運動，到1955年勞工陣線黨魁馬紹爾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長(類似后來的總理)，新加坡人對這一自治權很弱的結果并不滿意，其后的自治談判僵局導致了馬紹爾辭職和林有福繼任。為了自治談判的勝利，林有福政府嚴厲打擊共產黨勢力，1956年10月的華文學校騷亂事件中，包括在野的人民行動黨左翼領袖林清祥、方水雙和蒂凡那等都遭逮捕，直到1959年大選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后才獲釋。林有福對左派的這一強硬態度，使新加坡成功地從英方手中贏得了更大的自治權，也為李光耀的右翼人民行動黨上臺至少暫時掃除了左翼障礙，并且使得林有福自己及其所在的黨和政府民意盡失，這一石三鳥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極優的執政基礎。

　　幸運三：英國和馬來亞繼續主導嚴厲打擊共產黨勢力

　　李光耀上臺后即開始謀求與馬來亞組成聯邦，但在是否并入馬來亞聯邦問題上人民行動黨發生了內部分歧。以林清祥為首的左翼于1961年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動黨，另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目的是走議會外的街頭政治道路。這一分裂事件導致了李光耀右翼陷入極其艱難的境地，“大多數支部的核心人員都改投社會主義陣線，而人民行動黨的最基層組織幾乎全面癱瘓。”(藤布爾：《新加坡史》，頁375)。1962年9月，新加坡并入馬來亞聯邦動議獲得75%的全民公投結果，新加坡可以作為比其他各邦擁有更大自治權的特別邦加入馬來亞聯邦，這挫敗了社會主義陣線試圖讓新加坡統一到他們計劃的共產主義馬來亞共和國的計劃，但要借助馬來西亞聯邦清除共產黨勢力，看來希望渺茫。

　　機會再次來臨。1963年2月，因新加坡的左派勢力支持剛剛發生的文萊暴動，李光耀政府的內部安全委員會執行來自馬來亞聯邦和英國反共的“冷藏行動”，逮捕了包括林清祥和社會主義陣線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半數委員在內的115名左翼政治家、工運、學運活躍人士，他們都反對加入馬來亞聯邦，而且支持以推翻馬來亞聯邦政權為目標的暴力活動。這一行動雖然并非李光耀政府主動提出，但也是積極配合，這給人民行動黨掃清共產障礙成為強勢政黨提供了絕佳機會。

　　幸運四：李光耀政府經濟社會政策取得了最初的成效，進一步消解共產主義的影響力。

　　1960年，應李光耀政府的請求，荷蘭經濟學家魏森梅斯帶隊的聯合國技術扶助小組在訪問了新加坡，為新加坡量身定制了一套為期四年的經濟振興計劃，該計劃明確了擺脫共產主義的影響，恢復外資的信心，培育共同的馬來亞市場，這些主張都得到李光耀政府的認同。此計劃于1961年8月開始執行，由一位杰出干才韓瑞生出任新成立的經濟發展局局長，迅速建起一個以紡織業等勞動密集、低附加值、低投資產業為主的工業園。同時，李光耀政府實行稅收優惠以及暫時的保護性關稅政策，吸引了一批新興工業投資者，這些都為日后的新加坡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對新加坡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兩年后，包括上述經濟政策在內的一系列經濟與社會政策取得了顯著效果，原定的四年計劃提前實現，這大大地增加了李光耀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好感，這成為1963年9月大選中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獲得壓倒性勝利的重要原因(51個議席中獲得了37席，社會主義陣線獲得了13席，但從選票數上看，社會主義陣線也獲得了35%的選票，而人民行動黨也只獲得了47%，當時的新加坡選舉制度繼承了英國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以“得票最多勝出”規則分配議席，所以選區的劃分常常會帶來選舉結果的巨大變化，這也是后來新加坡進入威權體制之后李光耀政府動輒重劃選區的原因)。雖然為了大選勝利李光耀政府也搞了不少非法限制社會主義陣線的小動作(比如取締左傾社團)，但不得不說，當時社會本身的狀態是有利于人民行動黨的。從上述35%和47%的選票數上可以看到，戰后新加坡第一次出現了不利于共產黨勢力的局面，這成為新加坡發展道路上的關鍵轉折點。

　　幸運五：被迫獨立與善用獨立

　　1963年9月，經過李光耀政府之前的努力以及一年前的全民公投結果，新加坡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由于新加坡與聯邦之間存在諸多政治、經濟分歧，以及尤其是種族利益上的矛盾，期間甚至發生了震驚世人的種族騷亂，死傷數十人，因此，入盟不到兩年后的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聯邦拋棄，被迫獨立。這在當時很讓新加坡人悲觀，但后來的發展卻表明了背水一戰的獨立使得新加坡在南亞列國中脫潁而出。當然，這一成功依然離不開李光耀政府在經濟上的諸多明智之舉。

　　然而，上述幸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加坡的特定情況與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之間互動中的幸運，并不是無語境的純粹幸運，也就是說，上述這些情境在另一個人另一個政黨的手里，未必就是新加坡的幸運，比如獨立，也許在別人和別的政黨手里，可能只是覆滅的起點，而不是騰飛的起點。

　　由于小，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權體制的弊病被其耀眼的經濟成就所遮蔽。如果按李光耀說的面積620平方公里，將新加坡放大一萬五千倍，成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那么李光耀政府尤其是1968年正式形成威權體制之后所實行的一系列威權政策──比如對媒體自由的打壓態度、以非民主方式打擊反對黨、在選舉制度中不停地搞各種小動作(比如選票編碼制、隨意重新劃分選區、集選區制等)以確保政權不旁落于他黨、對公民的表達游行集會等政治自由的限制、公民社會因為遭壓制而十分孱弱、對人民個人生活無微不至地矯正性規范……，則到底會是多大的同比規模?而前后兩種規模的政治效果會是什么也因缺乏有效數據，而難以討論。除此之外，被世人普遍盛贊的新加坡廉政制度，缺乏真正獨立的司法前提下，在一個大國是否可行?這一切，世界各國歷史上，大國中有無這樣的成功先例?撒切爾夫人贊譽李光耀的那句話“他從未出過錯”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是否能在新加坡繼續?而在一個類似中國或美國這樣的大國中，這種可能性即威權領導人在經濟、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決策從不出錯可能嗎?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獨立之前，新加坡沒有一個真正服膺于民主精神并且有廣大民眾基礎的政黨。普遍缺乏民主精神的社會中，最后的政治較量通常只能在極左政治團體和極右政治團體之間以及勝利者團體的內訌展開，那些服膺于民主精神的政治團體不是被邊緣化，就是在權斗中敗北歸于沉寂。當時的共產黨當然不可能是民主政黨，他們不搞暴動就算很有民主精神了，而二戰后很長時間里，新加坡的共產主義左派影響力一直滲透在整個基層社會而成為主導力量，如果不是英國政府出于冷戰戰略而促使最初的自治政府嚴厲打擊共產黨勢力，那么在明里暗里的國際共運支持下，共產主義勢力統治新加坡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結果。

　　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在對待共產主義勢力方面，從最初的相互利用到后來的不遺余力阻擊，也經歷了一個其自身觀念的變化過程，雖然他們運氣很好，屢次都是主要由別人幫其清掃路障。這位出身劍橋的律師，一方面無疑有著權力本身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也確實逐漸意識到共產主義勢力將會帶來的災難──這既是一個政治家的直覺，也是一個法律家的理性。大眾向來熱衷于相信那些真誠而浪漫的政治妄想，自古皆然，所以，一國政治首要所當寄望者，通常應該是精英而不是大眾，李光耀親眼看到共產主義勢力在新加坡的蔓延和最后消除，都是經過了精英的不懈努力(包含著合法的斗爭，也包含著破壞民主規則的不合法打壓)。大眾在艱難處境時樂于聽信夢話，但當境遇改善時則也會有基于實利的判斷能力，因此，隨著李光耀政府最初經濟計劃的提前成功，大眾的態度也就逐漸發生改變。

　　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政治鹽鹼地上，通過民主規則產生專制者甚至獨裁者的案例層出不窮，納粹通過魏瑪憲法的民主程序走向前臺從而引發世界性災難，這是20世紀最著名的民主走向專制的案例。在土耳其，凱末爾的繼承人伊諾努以高邁開闊的政治胸懷進行多黨制改革，但因此而崛起的民主黨在贏得大選后就開始了專制統治，直到十年后由軍事政變產生的軍政權來收場;在智利，自五六十年代以來的普選權改革到1970年取消選民資格識字要求達到極致，致使共產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險勝當選總統，他上臺后激進的共產主義運動改革引發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沖突，最后也是以軍事政變收場;最近十多年來，普京通過民主制度而逐漸成為威權統治者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普京的俄羅斯早已非民主國家。

　　這些案例都昭示了政治學者們無法回避的民主悖論問題，即如何防止專制者通過民主程序而推翻民主制。就像歐洲大量國家在二戰后將一切公然宣揚納粹的言論立法為犯罪一樣，受過某種東西損害的人往往會極度地警惕它和它的同類，有時甚至因此而走到與其敵對者相似的罪惡中去。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并不是一個民主政黨，但它比曾經盛行一時的共產主義更有常識，在竭力戒斷新加坡的這一政治毒品過程中，它自身也染上了部分專制毒癮。不僅在共產主義勢力式微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是共產主義勢力已經幾乎徹底消亡之后的今天，李光耀政治的巨大慣性還在繼續，人民行動黨的威權統治在其無特權的法治護佑之下，依然會長期存在，而這與來自共產主義的威脅早已毫無瓜葛了。

　　公平的法治，權力的廉潔和高效，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犯罪率的低下，潔凈宜居的城市……這一切都掩蓋了新加坡背后可能的危機，它的巨大成功即使在世界歷史中也是相當罕見的，而問題恰恰在于它的巨大成功，因為這一成功的大廈建立在流沙之上──社會力量極弱的強勢政府一旦出錯怎么辦?

　　李光耀曾在1982年11月15日的政論《搜羅栽培精英分子》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自1959年以來的23年里，人民行動黨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一直領導著人民行動黨的那批核心黨員，并不是長生不老的人物。我們還可以繼續掌舵多幾年。不過，能夠支持多久卻是難以預料的事。”

　　李光耀的精英治國論不乏可圈點之卓見，他甚至清晰地意識到純粹精英治國的弊端，然而他的對治方案卻是繼續生產更多的精英。問題在于，且不說精英和大眾之間需要權力平衡，精英和精英之間同樣需要權力平衡，任何試圖獨霸的權力──無論是這一派精英還是那一派精英，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都會給城邦帶來災難，這在歷史上早有無數案例可供借鑒。正是耀眼的成就光環遮蔽了李光耀更遠的眼光，他和他的同袍們似乎從未認真思考過比精英治國更重要的問題，即上述各種力量之間的權力制衡與協調問題，因為這是基于人性本身必須解決的政治問題，短時期的擱置或許可以，但長期呢?

　　2011年的大選，人民行動黨雖然獲得了87個總席位中的81席，但其總得票率卻只有60.14%，是自執政以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而只得了6席的反對黨得到的得票率卻有39.86%。這或許多少說明了一點新加坡社會對待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理念的態度，并沒有李光耀及其黨的繼承人們所期望的那么高。而嚴刑峻罰型的法治培養出來的表面公民美德，并不是自由的制度下人們的自由選擇，同時它對于創造力的扼殺則更是被詬病已久，長此以往，新加坡會不會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奴役之邦?

　　不過，李光耀模式對于一些地理和人口規模不大的地方，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成功的過渡性政體看待──尤其對于那些長期被諸如共產主義等政治海洛因嚴重毒害過的土地可能是劑必要的虎狼藥。只是，倘若鎮痛效果取得之后依然不肯停止注射嗎啡，那極有可能會是毒癮上身歷無窮劫的危險后果。至于任何一個大國，正如我前面的那些提問，不知道它有沒有借鑒的價值。(作者蕭瀚，知名專欄作家，中國政治觀察者，致力于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研究。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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