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風險是是現代制度成熟的結果,其發生以及影響更加無法預測;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
十八大報告公布收入倍增計劃以來,這似乎成了這個報告最大的亮點,但是筆者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倍增”僅僅是看起來很美,這也是中國改善民生的一個小小的方面,后面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其實我們的收入情況,已經增加了很多。收入倍增的觀念來自日本,中國最常用的概念是GDP翻翻,兩者不完全相同,但關聯性卻很大。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非常注重借鑒世界發展經驗,時任中國領導人的鄧小平分別訪問了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而中國之后的政策也帶上了這幾個國家的印記,比如大家熟知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其實就是借鑒的新加坡發展模式,而中國人更熟悉的“先富帶后富”理論,則是對美國里根政府“滴涓效應”的轉化,而我們在改革初期最大的戰略目標“GDP翻翻”則是日本收入倍增計劃的翻版。
經濟總量翻番,其實基本上也可以達到收入倍增的效果,比如中國人均收入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十元增加到現在的幾千元,早已翻了近百翻,只是大家習以為常,也就不怎么提了。
其實從改革到現在中國收入翻了幾百翻的情況下,中國人的生活質量確實改善了很多,很多奢侈品都成了日常消費品,但與次同時我們生活的壓力并沒有減小,而是更大了。
此次提出收入翻番,大家異常興奮,這種興奮來源于從注重經濟總量到注重人均收入,這種轉變是可喜的,但是這真的有那么大作用嗎,以前翻上百翻都解決不了的問題,難道靠翻一番就能解決,這真是太異想天開了。其他按照中國以往的發展速度,中國每五年經濟總量和收入就會翻一番,收入倍增根本不是什么大難事,也根本就不用十年那么長時間,五年足夠,本次報告寫入這一條更多是對輿論的回應,這里面其實反映了經濟學家和民眾思考方式的差異,經濟學家認為,只要經濟上去了,收入肯定會跟上,而民眾只看結果,不看過程,經濟倍增是過程導向的,而收入倍增是結果導向的,兩者本身就是同一問題的兩種表述,從本質上差異很小!
中國民眾的收入不僅需要倍增,而且需要十倍增,才能真正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從這方面看,一個簡單的收入倍增計劃也是毫無意義的,那中國人的收入是不是趕上發達國家后就幸福了呢,其實也不是,主要看看當今歐美、日本民眾生活的慘狀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當前中國民眾毫無幸福感,并非完全因為收入問題,更多是因為缺乏保障,沒有安全感,風“風險社會”是社會學界對后工業時代人類社會的定性。“階級社會的驅動力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我餓!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以表達為:我害怕!”這是社會學家吉登斯對風險社會的一種通俗表達, 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開門見山地指出..當今人類社會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在工業化前兩百年里,外部風險占主導地位,后工業時代,人為風險漸發展成為主導。人為風險是是現代制度成熟的結果,其發生以及影響更加無法預測;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此時,科學已造成新的不確定性,對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們無法用以往的經驗來消除。”
另外現代風險其實很多是由制度引起的,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而無論是鼓勵冒險還是提供安全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風險社會理論認為,福利國家的危機是風險管理危機,并非簡單的財政危機。這是因為,在傳統的工業社會里,人們所面臨的風險都是一種可以預見的、呈現一定時間規律的風險,如人口生育與養老,這種風險都是外部風險,都能以社會保險的方法加以解決。而在后工業社會人們面臨著一種更加難以預料,不能用傳統的方法加以解決,也即 “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
正是因為風險的性質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所以福利社會都出現了深重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是風險管理的危機,并不是簡單的財政危機?,F在人類社會雖然存在著“福利超載”,但是“去福利化”絕對解決不了福利超載的問題,反而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福利超載是現代化發展的結果,倒退不是人類的出路,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用更加現代化來解決。
其實經濟越好時,人們就表現的越有愛心,而經濟越困難時,人們表現的越自私自利,這也是中國民間也會出現反福利聲音的原因所在,但這并非真正的民意,而是哈佛經濟學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經濟困難時的自私”狀態,其實政治家們如果真正認識到了這一點,那也就知道該怎么做了。
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但一切風險都可以歸結為“生存風險”,而在生存風險中,生存成本升高所導致的風險又是最主要的,因此筆者主張人類必須建立低生存成本社會,來解決福利超載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高連奎 經濟學者 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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