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轉基因食品監管 六部委協商辦理致公黨提案
2010年05月17日09:53 來源:《人民政協報》
“鑒于轉基因食品與人體健康的關系尚未明了,某些不確定因素有可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國家有必要高度重視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致公黨中央在今年全國政協大會上提交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轉基因食品安全性認知的提案》中,明確提出因為轉基因食品安全還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國家應加強對轉基因食品的監管,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日前,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召集的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農業部、衛生部、食品藥監局等六個部委相關司局的負責人就致公黨中央的提案和其他兩件相關提案進行協商辦理。
“雖然我國非常關注生物技術食品的安全,但是,就生物安全性的整體立法要求而言,還不能滿足生物安全管理的需要。”致公黨中央建議,加強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政策、法規建設,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國際間生物技術食品安全管理準則;利用各種媒體宣傳轉基因食品的知識,注意有預見性地保護好天然動物或植物,控制或限制轉基因動物或植物的種植養殖區域,防止天然動物或植物基因受到入侵。
如何保障消費者安全,提高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也是會上探討的熱點。對此,致公黨中央提出,國家應推行相應的強制性標簽管理方式,即每一種轉基因食品在上市時都必須貼上標簽以此與天然食品加以區別,同時附上一份詳細的資料,標注包括該食品的構成、標記基因、特點及可能的危險性等方面內容,使消費者得以自主選擇。
在面對面的交流中,六部委相關司局負責人詳細介紹了當前我國生物基因技術及產業現狀的相關情況,并就致公黨中央等提出的關于加強轉基因食品安全、轉基因水稻的后續管理、保障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等建議進行答復。與會部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將高度重視致公黨中央建議,并將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結合部門職能加以深入研究,確保建議得到有效落實。(見習記者 徐梓)
(責任編輯: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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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354248.html
超越科學看轉基因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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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田松 |
2010年08月05日10:3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科學技術是雙刃劍的說法已經被廣泛接受,但是科學依然擁有很高的話語地位。人們遇事總喜歡求助于“科學依據”。轉基因的支持者乃至普通大眾都會要求反對者拿出證明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同樣,反對者也要求支持者拿出足以證明轉基因無害的“科學依據”。支持者的辯護理由是: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證明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
尚未發現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永不發現。但現實社會的行為邏輯是:如果暫時沒有發現有害,就假設是無害的,就可以應用,等發現有害再說。這與科學主義的一個基本預設相一致:科學的負面效應是暫時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即便不可避免,也能并且只能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得到解決。常用的說法是,不能因可能的負面效應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而科學技術的進步,一向被等同于社會的進步。然而,如果以這種態度對待科學技術,人類就只能甘于做事后諸葛,不能在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尚未發生的時候就加以制止。
的確,在新技術誕生之初,人們很難論證其有害的科學依據。最簡單的原因是負面效應的呈現需要時間。比如四環素長期服用會導致四環素牙,很多人都是在經過了十多年,深受其害之后才認識到的。化肥之導致土地板結、地下水污染的后果也是如此。
更復雜的原因則是在今天的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已不是純粹的認知體系,還牽涉巨大的利益。對科學家來說,除了榮譽、地位等相對抽象的利益,還有具體的經濟利益,比如課題、專利,以及直接的高技術產品的利潤等。科學共同體不僅是知識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利益共同體。美國作家恩道爾在其《糧食危機》中介紹了這樣一個故事:普茲泰是英國蘇格蘭羅威特研究所的資深轉基因專家。1995年,在孟山都公司向美國和阿根廷農民推廣其商業性的轉基因大豆種子之前,蘇格蘭農業、環境和漁業辦公室與羅威特研究所簽訂一項協議,要求該所提供一套“科學檢驗方法的準則,以便政府管理部門今后在進行轉基因農作物的風險評估時使用”。此項目由普茲泰擔綱負責。普茲泰在實驗中發現,食用轉基因馬鈴薯超過110天的小白鼠,體型和體重、肝臟和心臟比食用正常馬鈴薯的老鼠明顯小很多,免疫系統更脆弱,甚至腦部也小得多。1998年8月,普茲泰在一個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節目中報告了他的結論,指出:“作為長期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科學家,我認為把人類當做小白鼠一樣來做實驗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并宣稱,他自己不會食用轉基因食品。然而,不到48小時,“這位68歲的研究員接到通知說他的合同不會續簽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位也是為羅威特研究所工作了13年的很有威望的研究員——一起卷鋪蓋走人。而且,普茲泰被告知不得向媒體透露任何關于他研究的信息,否則會連養老金也保不住。他的研究論文都被沒收并束之高閣,研究所不許他和他的研究團隊成員交流,否則將訴諸法律。這支研究團隊也隨之解散了,他的電子郵箱和電話號碼都被更換了。”恩道爾在書中指出,普茲泰的被解雇,與美國孟山都公司重重施壓有莫大的關系。
由于轉基因作物后面存在巨大的利益,那些論證轉基因無害的科學依據更容易被生產出來,也更容易得到傳播。相反,論證轉基因有害的科學依據,在其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各個方面,都會受到與這一利益相關的實體的頑強抵抗。此外,由于大多數轉基因研究者都直接或間接地隸屬于轉基因的利益共同體,反對者的主體主要來自其他學術領域,這使論證轉基因有害的科學知識在其生產上就先天不足。
所以,在一項新技術付諸應用之前,要求其反對者提供反對的“科學依據”是強人所難。如果一定要以科學依據為最高標準,則對于轉基因問題,最終必然只有轉基因的科研共同體才有發言權。而缺乏專業知識的普通公眾,就只能聽之任之。因此,要對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問題有預先的防范,則必須超越科學依據,采用其他依據如哲學的、歷史的進行判斷。
經過了不到一百年的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進入“風險社會”。這種風險是現代技術的內在屬性。強有力的現代技術來自基于機械論、還原論、決定論的數理科學,在具體應用中,總是與自然相抗衡,試圖實現其對自然的強有力的控制,從而導致自然生態被破壞的后果。于是總體看來,現代技術短期可控、局部可控,但不能保證長期可控、總體可控。前者如化肥、四環素,后者如氟利昂。剛剛發生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也是一例。
氟利昂自1930年前后被發明出來并用作制冷劑以來,一直受到普遍的贊美和歡呼,人們也安于享受冰箱、空調帶來的便利和舒適。直到1974年,人類才發現它會破壞臭氧層。這個負面效果是氟利昂的發明人小托馬斯·米奇利絕對想不到的!當時歡呼的人們,誰會把家里的空調與臭氧層的空洞聯系起來呢!
因此,為了避免轉基因一類新技術的危害,我們應超越科學,用哲學的、歷史的眼光審視新技術的應用,由科學家來提供證明其無害的“科學依據”,而不是由質疑者提供證明其有害的“科學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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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秦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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