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轉基因”派多次上書后，四部委組成聯合調查組，悄悄分赴各地調查中國轉基因生物安全。這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調研轉基因生物安全，亦是官方第一次承認國內存在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事實。

過去幾年內，中國官方多次進行轉基因作物調查，但結論始終保密，此次全國轉基因大調研也不例外。 （東方IC/圖）

“麻煩”一詞已成農民楊成功的口頭禪。2010年9月，他向媒體披露當地老鼠基本絕跡，并懷疑這與村子里廣泛種植的玉米有關。自此，來自北京和山西省的調查組人員便頻頻出現在他的面前。“已經來過四五次了，每次問的問題都差不多。”楊成功說。最近的一次發生在一個多月前的一天，一個由十多輛小車和一輛中巴組成的車隊開進了他所在的村莊——山西晉中市榆次區張慶鄉楊村，楊成功的“麻煩”又來了。

與以往規模較小的調查組不同，楊成功被告知，這一次來的是由農業部、環保部、科技部和衛生部組成的四部委聯合調查組。

楊成功不知道的是，此次他并非唯一的調查對象。在剛剛過去的4月，山西、黑龍江、吉林、山東、廣東等多個省份都迎來了由四部委組成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聯合調查組。

這是中國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調研轉基因生物安全，亦是中國官方第一次承認國內存在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事實。

神秘的調研

“在調研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尤其是在管理層面上，存在管理不夠嚴格等問題，在一些地區轉基因作物非法種植的現象還是存在的。”在2011年4月底召開的“生物安全國際論壇第四次研討會”上，環保部國家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王捷處長稱。

就在去年兩會期間，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接受記者采訪時還表示，農業部從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種子進口到中國境內商業化種植，在國內也沒有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種植。

時隔一年，中國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終于露開了冰山一角。

據南方周末記者調查，此次全國大調研主要針對的是食品安全，系由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針對的農作物集中在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糧食作物。“四部委那個調研我不清楚。”5月4日，一位曾透露這次調研的環保部官員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態度已然轉向。當被問及究竟是在哪些地方進行了調研時，該官員答復是，“我不能說這個事。”在官方設想中，這次規格頗高的聯合調研本意靜悄悄地進行，并無意讓公眾知曉。

南方周末記者詢問多位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委員（以下簡稱“農轉委”），包括中國農科院植保所所長吳孔明、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所長萬建民在內的多位“農轉委”成員均表示不知情。“農轉委”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

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所研究員劉標是唯一一位承認曾參與過此次調研的“農轉委”委員。劉標所參加的調研組赴吉林、黑龍江和山西進行了調研，但對此次調研的主要發現，劉標稱現在還不好說，“我了解一些情況，但是沒有確鑿的證據，我不能亂說。”

南方周末記者亦曾致函農業部要求了解關于此次調研的情況，但截至發稿，未見回復。

反“轉”派公車上書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次調研直接源自近期“反轉基因”派（以下稱“反‘轉’派”）的上書。

2009年8月，農業部為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和一個轉基因玉米品種頒發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獲得安全證書是通向商業化種植的關鍵一環，這宣告我國將成為第一個對主糧實施轉基因的國家。此舉迅即引發了反“轉”派的強烈反彈。

去年兩會期間，百余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反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稱，一批開國元勛的后代亦在近期聯名給中央高層寫信，要求暫緩轉基因糧食的商業化推廣種植。

據公開的資料，去年和今年兩會期間，任弼時之女任遠征曾兩次提案關注轉基因的食品安全問題。

就在不久前，一位新華社記者撰寫的關于轉基因水稻不能立即商業化推廣的內參再次得到國家高層的批示，要求相關部門展開調研。

據環保部官員披露，來自多位高層的批示下達后，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已連續召開了九次會議征求各方意見。

最近的一次座談會發生在5月3日上午，由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召集討論轉基因水稻商業化問題。作為農業系統為數不多的反“轉”派，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佟屏亞獲邀參加。佟屏亞發現，參會的幾乎都是反“轉”派，且大多都是食品安全領域的專家。據此，他判斷這次調研并不在于讓挺“轉”與反“轉”派直接爭論，而要聆聽各方意見。

事實上，針對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問題，反“轉”和挺“轉”兩派一直難得共識。

“農轉委”委員、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曾在多個場合表示，轉基因水稻的評審經過了十一年之久，總體上是安全的。農業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山西省農業生物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孫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正因為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才恰恰需要大力發展轉基因。在孫毅看來，大豆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因為我們自己不搞轉基因大豆，結果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吃轉基因大豆，而且是美國的轉基因大豆”。

“轉基因是一個技術，是服務于社會的。”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所長萬建民說，“技術本身并不是惡的，安全不安全可以評估，但是現在被政治化了。”

“先玉335”再調查

玉米轉基因問題是此次四部委調研的核心之一。已經接待多個調查組的楊成功發現，這次他接待的規格最高的調查組問的仍然是同樣的問題：反映的情況屬實嗎?怎么知道“先玉335”是轉基因作物？

2010年9月，媒體報道了山西晉中、吉林榆樹兩地的農民反映大老鼠少了、豬崽死亡率上升等動物異常情況，楊成功等當地農民懷疑這些現象與“先玉335”玉米品種有關，并直指“先玉335”為轉基因玉米。

在“先玉335”被懷疑為轉基因玉米之后，山西省農業廳、國家農業部都曾組織專人赴楊村等地進行調查，并多次為“先玉335”正名，稱其并非轉基因作物。

然而，這些聲明并未盡釋公眾疑慮。農業部正名之后，多年來一直研究玉米育種的佟屏亞曾感到慶幸，“假如‘先玉335’真的是轉基因玉米，后果不堪設想”。一個最直接的后果是嚴重影響中國玉米生產形勢。據佟屏亞稱，2010年“先玉335”種植面積可能在三四千萬畝，按畝產500公斤計算，年產量兩百億公斤。

和大多數人一樣，關注此事的佟屏亞迄今并未見到詳細的檢測報告。2011年3月，農業部根據《農業主導品種和主推技術推介發布辦法》，公布了26個主推玉米品種，而產量頗高的“先玉335”不在此列，再次引發坊間聯想。

參與了山西調研的孫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次四部委對“先玉335”再次進行了取樣。調研結束十余天后，孫毅曾應邀赴京為調研報告背書。

“三家獨立的檢測結構對‘先玉335’的檢測均未發現有轉基因成分，”曾目睹了檢測報告的孫毅說，“這是此次四部委山西之行調研的主要結論之一。”

如此看來，這樁“先玉335”是否為轉基因的懸案似乎已有定論。然而，多位受訪專家預測，這次調研或將仍不公布詳細的檢測報告。

被雪藏的結論

屢屢被調查，詳細檢測報告卻屢屢不公開，對爭議頗多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而言，這樣的懸疑已不是第一次。

2010年，農業部曾開展堪稱“史上最大”的種子執法專項行動，有超五分之一的種子企業被責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業的許可證被注銷。根據農業部的總結，這次執法的一個重大突破是首次進行轉基因檢測，并對違規參加區域試驗的組合材料和相關單位采取了處罰措施。

然而關于事涉哪些企業、哪些品種、流向如何等進一步的信息，農業部則諱莫如深。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潘文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綠色和平曾經兩次致信農業部要求公開涉及水稻和玉米的違規商業化信息，但先是被告知執法活動尚未結束，后被告知不屬于信息公開范圍。

據南方周末記者調查，這些違規行為都已經被“內部消化”。2010年12月16日，農業部發布了第1504號公告，清退了27個玉米品種，其中登海3686、中農大236、中農大4號、鐵研124等四個品種被知情人士指出系轉基因品種。

佟屏亞透露，因為查處的違規玉米涉及農業大學的院士、登海種業的老板，農業部官員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沒有明說這是轉基因。“農業部的官員、農業大學的院士、登海種業的老板，結成了一條穩固的保護鏈和利益鏈。”

由于1504號公告預留了一年的緩沖期，2011年春節前后，被指為轉基因的玉米種子在東北、河南、廣西等地火爆促銷，“幾百萬斤一下子就沒了”。此事引發農業部種子管理部門的關注，最后有官員“勸說”登海種業老板停止促銷并給農民退貨。

而轉基因水稻的情況更不容樂觀。早在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發放之前，市場就已發現售賣非法轉基因水稻。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調查，早在2005年，湖北多個地方的種子市場、農技站和種子站就在非法售賣還沒有通過安全審評的轉基因水稻，并將源頭指向了正在研究轉Bt基因抗蟲水稻的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的研究團隊。2010年，該組織的再次調查亦發現，在湖北和湖南等地仍舊存在違法轉基因稻種的銷售，第三方的檢測結果顯示，這些轉基因稻種的品系為Bt63，正是張啟發團隊研發的品種。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歐盟食品和飼料類快速預警系統（RASFF）通報發現，從2010年至今，中國出口歐盟的大米制品因檢測出含有Bt63等轉基因而被拒絕入境或召回的次數已近五十起。“農轉委”委員劉標稱，我國棉花已經80％都是轉基因抗蟲棉，番木瓜也基本上都是抗病毒的轉基因品種。水稻和玉米已經獲得了安全證書，但是并沒有批準商業化生產。現在市場上所有銷售的轉基因稻種和轉基因大米均屬違法。“這些水稻會從天上飛下來嗎？”劉標說。在他看來，研發者有責任控制自己研發的轉基因水稻的外流。但目前，無論研發者還是監管者都沒能控制轉基因作物的非法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