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員工狀告富士康，恐懼來自哪里？
文/吳聚平
原告席上的張麗花穿粉紅外套，劉海擋住了她的半邊臉頰，無法看到她的表情，只見她在回答法官問題時微微顫抖的雙手。
“請被告回答，對被告所說的受到人身攻擊認可嗎？”法官冷靜的聲音穿過午后的塵埃落到被告席上。“不認可。”富士康的男代理律師輕松給予了否認。整個下午他都在嚼口香糖，對張麗花的所有訴訟一律否認。
“那‘把人處理掉’是什么意思？！”坐在旁聽席的一個男人激動地喊。他是張麗花的男朋友，在兩個多小時的庭審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逾矩發言，從而被法官一再警告。
這是記者于2011年3月28日下午在深圳市龍華人民法院第四審判庭見到的一幕。
原告張麗花是原龍華富士康10年的老員工，因為在工作分流中受到威脅恐嚇導致精神受損，向富士康提起訴訟要求17萬元的賠償。
盡管富士康代理律師漠然否認一切，但當庭播放的一段錄音，卻讓光怪陸離的一幕幕呈現在人們眼前……
不滿分流被踢皮球
2000年8月30日，河南女子張麗花進入富士康CCPBG（消費電子產品）事業群做檢測員，主要負責新產品導入，不良解晰和產品失效管理。
一做就是10年，直到去年9月20日下午被告知離職。她的主管汪仁德沒有經過張麗華同意，已經在9月16日之前將她的資料私調至SNCBG（網絡通訊產品）事業群事業群生產部于思渺處，做裝配工。
張麗花懵了。
事情要從富士康的遷移和因此而產生的員工分流說起。
去年5月26日郭臺銘道歉事件后，富士康為了擺脫員工跳樓陰影做了系列動作，一邊加薪，一邊迅速將工廠向內地遷移，河南建廠，成都投產等。
張麗花所在的CCPBG事業群也面臨遷移。CCPBG事業群是富士康最早成立的事業群之一，集中電子產品研發制造，生產線主要分布在深圳龍華和山東煙臺兩個廠區。在這次搬遷潮中CCPBG事業群將全線遷往煙臺。
這樣一來，深圳這邊很多業務面臨調整，特別是老員工的安置。記者采訪了負責這一安置工作之一的課長嚴吉，嚴吉說這邊的很多老員工不愿意跟去煙臺，只能分流，去年有兩千多員工被內部分流。
張麗花就是這其中的一員。但，從做了十多年的工程部技術員被分去做流水線工人，她如何也接受不了。
嚴吉承認分流最大的困難在于員工無法適應新部門的工作。事實卻沒有他說的那么簡單，記者采訪到在這次分流中自離的員工鄧集燈。他說聽到被私調到CNSBG事業群的消息，只好去報到，那邊的課長卻對他說：“我們這里人已經夠多的了。”由于上級沒有溝通好，沒有給他安排具體的工作崗位，郁悶之下他只好申請離職。
但張麗花卻沒有認命自離。她直接找到事業群分流的總窗口負責人王銳，要求重新合理安排。但接下來她卻遇到一個被踢足球的局面。
王銳讓張麗花先到于思渺處退資料。于思渺電話里答應了，但當張麗花當面找他時，他卻說資料不在他那。張麗花只好打電話給人力資源的郭芬要求退資料，郭芬說要看到于思渺的退單才會做退資料的過程，并確定張麗花的資料還掛在于思渺那。張麗花回去質問于，這時，于思渺突然轉口：你的資料已經錄到我這了，你們老板把你丟到我們這邊，我這就是做生產線的，你就老老實實地給我一天呆夠8小時，就這么死的說。”
張麗花對記者說這期間她精神承受不了這種壓力，病倒了，一直住在龍華醫院。
噩夢的發生
但張麗花還抱有一絲希望。
2010年10月11日，借著出來請病假的機會，她徑直來到富士康D5樓2棟聯合辦公室找王銳。再次要求給予合理安排。法庭上播放的那一盤錄音完整記錄了她走進王銳辦公室后所發生的一切。
為此，記者專門給錄音帶里的當事人王銳，張志民和嚴吉打電話。王銳和張志民拒絕接受采訪，而嚴吉在談了員工分流工作后，一口否認張麗花這個人和張麗花事件。
錄音里，張麗花一直在問王銳這是合理安排工作嗎？王銳含糊不清地敷衍張麗花，糾纏到最后，終于不耐煩地說：給你工作就是合理，這種態度，我馬上叫總務的人把你處理掉！”
這時，另外一個男的聲音吼了起來， “滾出去！這是你鬧的地方嗎？你知道安排工作有多難安排嗎？哪有辦法跟你們這樣玩？”
張麗花事后說，這是事業群副總廖英郎走了進來，同時張志民、嚴吉等幾個課長也來到了王銳的聯合辦公室。
情緒崩潰的張麗花邊哭邊叫，大聲叫喊著要回家，要回醫院。剛走到聯合大公司的大門，讓張志民等拉了回來。張志民在錄音里說，“你這樣怎么走，你這樣走，我們也不安心。你先坐下來休息，我們現在幫你找解決的辦法。我請衛生課過來。”
充滿了恐懼的張麗花已經失去了對他們的基本信任，掙扎著要出去，推搡中他們將張麗花的鞋子弄丟，并撕毀了她的病歷本。隨后，“他們強行將我關進一個小房間里。”張麗花后來說，而錄音里的她一直在哭，“我害怕，我要回家。”，聲音從激烈到逐漸微弱。這時，富士康的女職員試圖安慰她，“別怕”，“喝點水吧，一會就叫你男朋友來接你了。”
后來張麗花打電話出去，讓旁邊的富士康女員工告訴對方自己的具體位置，富士康女員工對著電話說：“她是在CP人資，D5棟,1樓辦，北一門”
9個小時候后，張麗花的男朋友沒能進來，警方過來把張麗花帶了出來。
2010年10月11日發生的一切成了張麗花后來揮之不去的惡魔。
張麗花的男朋友對記者說，出來后她的依然處于極度恐懼中，常常睜開眼睛大叫大喊。不僅如此，還出現嚴重的幻聽，被深圳康寧醫院診斷為應激性精神病。
記者見到了她在康寧醫院的診療書。因為這個小邱的家人堅決反對他們即將的婚事。但小邱依然對張麗花不離不棄，并辭掉了自己的工作陪女朋友治病，找律師。
于是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只是當天法院并沒有對此事作出判決，希望雙方庭下和解。張麗花同意和解，她說自己再也無法跟他們繼續耗下去了。富士康已于去年12月份停止給她發工資，并單方面解除了勞動合約。
這位來自河南農村的孩子，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十年前放棄了鄭州大學的入學機會，來到深圳尋夢。
想不到十年后迎接她的卻是這樣一個噩夢。
恐懼背后的陰影
無疑，富士康員工分流安置是該事件的直接導火線，然而，張麗花噩夢的發生也許有著更深刻的原因。
聽錄音時記者有點難以理解張麗花巨大的恐懼。張麗花說，當時聽到“把你處理掉”這樣的話，然后一幫人圍過來，她想到了最壞的結果。“在這片土地并非沒有可能！”她說。
那么張麗花這時的恐懼有一部分是精神崩潰后的自我想象。
如果跳出這種想象，是否可以對富士康人在這時候強行拘留張麗花做出善意揣測。錄音中張志民說，“你這個時候回去我們也不安心。”包括后來人資處的幾個女職員一直在試圖安慰張麗花，并答應叫她男朋友來接她回去。因為如果這時讓情緒失控的張麗花出去，確實難以想象會發生什么事，而后果也許比強行拘禁要嚴重得多。
想想半年前發生的那些事，難道他們不是出于另一種恐懼？
盡管跳樓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但陰影依然籠罩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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