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從營利性領域退出”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綱領

曾飛

　　最近，以茅于軾、樊綱、張曙光、高明華等“專家”為骨干的天則經濟研究所隆重推出《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的研究報告，對“國有企業”研究的最新結論是：“國有企業的近期改革方案，應當圍繞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取消國有企業無償或低價占有和耗費國有資源的特權，規范國有企業的行為等重要方面而設計。其意義在于，促進不同經濟主體充分、公平地展開經濟競爭，從而更好地實現我國的社會正義，提高經濟效率。國有企業的終極改革目標有兩個：其一，將國有企業轉變為非營利性公法企業；其二，建立國有資產的憲政治理架構。為實現國有企業的終極改革目標，國企必須從營利性領域（而不單是從競爭性領域）中逐步退出。”

　　對此，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江三良教授在《評天則研究所的《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研究報告：國有企業也需要公平》一文中指出：“無論是政府、學者，還是公眾，都要樹立真正市場經濟下的價值標準，對“國企”、“民企”、“外企”不應帶有感情和主觀的偏向。”

　　而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則說，細心的人會發現，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通過“抓大放小”、“有進有退”的調整，國有經濟比重趨于下降，基本形成了國有、民營和外資三足鼎立的格局。（2011年03月01日中國廣播網，《國資委：國有企業要有進有退 也應參與市場競爭》）

　　可見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們急于讓“國企”不但“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而且還要進一步“從營利性領域退出”，也就是急于把中國的競爭與盈利的市場全盤讓給“民企”與“外企”。所謂的“市場”割除了“競爭性”與“盈利性”還剩什么？恐怕只剩下一張“畫皮”。在“促進不同經濟主體充分、公平地展開經濟競爭，從而更好地實現我國的社會正義，提高經濟效率”冠冕堂皇的說辭里，“國企”既然被隱退了，所謂的“不同經濟主體”其實也就剩下“外企”與“民企”，中國的整個市場也就徹底送給了“外企”與“民企”，也就是最終實現全盤私有化的所謂“社會正義”——讓全體勞動者掌握生產資料的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在市場中徹底失去競爭與盈利的權利，從而把市場中的全部控制權和盈利權拱手讓給國際壟斷資本和中國的官僚資本。而民間資本在國際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的眼里只不過是他們菜板上的魚肉——只能任其宰割，根本無關輕重。于是市場所產生的剩余價值也就盡歸國際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所有。這無疑就是在中國徹底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恢復吸勞動者的血的社會制度。

　　一句話，他們的所謂“國有企業的終極改革目標”——“國企必須從營利性領域（而不單是從競爭性領域）中逐步退出”，也就是實現生產資料的全盤私有化，徹底復辟資本主義。

　　這一群“專家”洋洋十萬言，給“國有企業”重新界定，然后依照他們規定的前提搜羅所謂的“數據”來論證“國有企業”既不符合社會正義又缺乏效率，務必被退出。

　　然而，他們的邏輯前提是錯誤的，江三良教授等有正義感的學者在他們框定的邏輯前提下與他們論爭，實際上是掉進了他們預設的陷阱。

　　這一群“專家”的邏輯前提明顯是錯誤的，所謂的“國有企業”的概念原本就是非法概念。專家們對“國有企業”重新界定也聚只能是非法的概念。它既不符合憲法，也不符合黨的路線方針。

　　這一群“磚家”這樣界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應當存在較為明確的邊界，其適合于市場機制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提供。尤其當政府成為唯一買家或者生產過程需要嚴格控制的產品，應當由國有企業提供，其他產品則由民營經濟提供。國有企業存在的條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融資階段和生產階段不可分離。國有企業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業的公共機構。國有企業不應以營利為目標，應以實現社會公益為目標。”

　　而黨的十七大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基本概念是“公有制”，而不是“國有”制。所謂的“國有經濟”根本不是一種所有制，社會主義也根本就沒有一種叫做“國家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憲法則規定：1993年《憲法修正案》，憲法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修改為：“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無論是原來的“國營經濟”還是修改后的“國有經濟”都明確界定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而不是獨立的一種所有制。

　　而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規定：“第二條 本法所稱企業國有資產（以下稱國有資產），是指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出資所形成的權益。第三條 國有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

　　這個規定把“全民資產 ”，“全民所有制”淡化了：“國有資產”、“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出資所形成的權益”成了正式的法律規定，而“全民所有”反而成了“國家所有”的別名。用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取代了政府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國家”替代了“全民”。其用意是刻意淡化“國有資產”的“全民所有制”的根本屬性，構筑了暗渡陳倉的全盤私有化的通道。

　　關于企業國有資產這樣的規定，完全不符合憲法的相關規定，不符合黨的基本方針。這種篡改正才是當前“國企”結癥的真正起源。資產階級改革派一方面違憲、違背黨的方針篡改“公有企業”的全民資產、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屬性，一方面把由此而產生的弊端歸罪于全民所有制和“公有企業”，企圖借此徹底吃掉全民資產，徹底消滅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從而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其用心十分歹毒！

　　所謂的“國有企業”既然本質上不再是“全民所有”的一種所有制，那么整個中國社會能夠合法存在的就只剩下私人所有的所有制。而與官方沒有血緣關系的民間資本遲早會被官僚資本和外國壟斷資本所吞吃掉。也就是說，在資本市場的博弈中，總是那些壟斷資本把那些散民資本掠奪過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 既然“國有”與“民有”的本質都是私有制，差別只不過是個人或股東們所有，還是政府要員所共有的差別而已。因而也就有了所謂的“國企”所有者缺位的叫喊聲，這不過是嫌政府“代表全民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的官員所有過于含糊，不如明明白白歸于私人所有來的痛快和令官僚放心。因而所謂的“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只不過一場官僚資本竊據國民財富的“韜光隱晦”與“明火執仗”的狗咬狗鬧劇罷了。這和美國的兩黨爭得死去活來，非常民主地讓國民挑選統治代表人物，骨子里這無論如何選擇都只有一種結果，那就是壟斷資本的絕對統治。“國有”與“民有”的選擇，“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的選擇與此相同，表面上讓國人選擇，實際上無論如何選擇都只有一種結果，那就是官僚資本和國際壟斷資本的絕對統治。國人切不要誤以為這是一場公有與私有之爭，或者是維護人民利益與維護官方利益之爭而上當受騙，讓他們乘機暗渡陳倉，積累官僚資本。

　　因而，天則經濟研究所磚家們所指證的所謂“國有企業部分身份互換與相互流轉的官員和國企管理者正在結成利益集團，其運用“院內活動”和“部門立法”等方式，借助公權力而謀取私利”之類的“國有企業”的弊端，并不能證明公有經濟缺乏社會正義。反而是揭示了“國有資產”、“國有企業”概念的荒謬性。也就是證實了把全民資產、全民所有制企業偷換成“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有違社會正義。而根本無法證明“國企必須從營利性領域（而不單是從競爭性領域）中逐步退出”的正當性。

　　關于這一點，江三良教授尖銳地指出：“關于國有企業的性質。報告稱“經濟學的規范分析表明：國有企業應當存在較為明確的邊界，其適合于市場機制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生產，尤其當政府成為唯一買家或者生產過程需要嚴格控制的產品，應當由國有企業提供，其他產品則由民營經濟提供。法學研究則表明：國有企業應當成為有別于政府機關的公共機構，其應以公共利益而非營利為目標，屬于公法而非私法范疇。”這是相當有趣的說法，殊不知國有企業并非我國所創，而是資本主義世界先有之。國有企業的普遍出現始于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一般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時，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動下，企業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純粹靠自由競爭維系的市場經濟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性，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對經濟生活進行全面的干預和調節。從 1945年開始，英國將一系列基礎工業和英格蘭銀行收歸國有，法國將能源部門、保險部門、金融部門和一些大公司改為國家接管。與次同時，日本政府設立的國有企業從戰爭結束的7個迅速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114個;美國政府也創辦了一些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主要集中于能源部門、基礎設施部門、提供公共產品部門和科技開發部門。既是企業，當然就要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無論其為國有還是私有，也無論其處于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顯然，報告所稱的國有企業邊界在理論與現實里都是不存在的。倘若真如報告所指這樣去進行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那豈不是我們的私有化程度比之于資本主義世界還徹底？這難道是我們社會主義所應該追求的方向？”江三良教授一針見血地揭示了這一群專家“國有企業邊界”的真面目。所謂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概念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概念，而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的特有概念：“國家所有制”。

　　人們不應當忘記德國人民被希特勒的“國家所有制”耍弄的歷史教訓。《希特勒是如何發展納粹經濟的》一文披露了“國家所有制”的真相：希特勒“一方面加強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將國有財產轉到私人壟斷資本手中。希特勒政府時期，德國國家所掌握的股份資本絕對和相對額都增長。1932-1939年，‘國有的’股份資本額，由29億馬克提高到36億馬克，它在全國股份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國國家壟斷資本共計248億馬克，占全國總資本的五分之一。在擴大國有化的同時，希特勒政府還執行了國有財產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期間，當時的德國政府為挽救一系列壟斷資本集團，以優惠價格收購了柏林各大銀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業公司的部分股票。隨著這些企業的扭虧為盈，希特勒政府把國家持有的巨額股票廉價賣給有關的私人壟斷資本集團。在德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壟斷企業同政府的結合也加強了。企業主職能與國家官僚職能達到了高度的融合。”“社會福利政策。1.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2.擴大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使工人享有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3.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

　　“國家所有制”的真相就是壟斷寡頭壟斷國家權力之后，直接利用國家的名譽壟斷經濟的一種所有制。它根本不同于“全民所有制”。

　　“國家所有制”是國家對企業以各種形式出資，形成權益，也就是所有權；因此國家有權獲得企業紅利，有權出賣國有企業的資產。與“國家所有制”配套的“福利國家”則是掩飾其資本主義所有制，麻痹無產者的補充手段。

　　“全民所有制”是全民對企業以各種形式出資，形成權益，也就是所有權；因此全民才有權獲得企業紅利，才有權出賣國有企業的資產。勞動者獲得公平的分配，首先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而保障勞動的合理分配權和盈利的分紅權，而不是依靠官僚資本的所謂“福利國家”之恩賜。

　　當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實質上是“全民所有制”還是“國家所有制”呢？顯然正在逐步演變為“國家所有制”。否則國家、政府如何享有“國企”的全部權益呢？國家、政府又如何敢于把通鋼、林鋼等全民資產說賣就賣呢？通鋼、林鋼的產業工人——他們也是全民所有者的一個組成部分，法理上他們對“國企”也有一份所有權及發言權。他們反對出賣通鋼、林鋼的正義行動反而被公安機關視為違法動亂，否則如何解釋河南省濮陽市林州鋼鐵公司4000多名職工及家屬，因不滿變賣國有資產，大量解雇工人，而進行的抗議行動，公安機關要出動4、5千名警察的“優勢兵力”來對付他們呢？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當時的發展程度怎樣。”“ 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今天，憲法和黨的綱領還規定中國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既然是社會主義，就必定“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中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只能是全民持股，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和分紅權的“公有企業”；這些“公有企業”要不要委托給政府經營管理需要由全體股東，全體所有者來確定，而不是由政府獨斷。實際上，“公有企業”根本就不能交給國家機關來經營管理。交給給國家機關來經營管理很容易讓國家機器有機可乘，從社會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公有企業”只能委托給人民代表大會（不是如今的官員代表大會）來監管。并且組織獨立于國家機關的全民資產的經濟管理機構“公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由人民選舉產生——來進行治理。并把全民資產：資本和所有的國土資源分授予許多獨立的全民所有的財團來進行市場經營，參與市場競爭，合法盈利，并把盈利的一部分向全民分紅，一部分繼續發展生產。而國家機構的費用只能由人民代表大會從稅收中撥款，并且遵從小政府和廉價政府的基本原則。一切“舉全國之力”的奢侈的“盛世”炫耀都必須禁止。

　　正因為如此，企圖禁止公有企業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合法盈利，就是企圖絞殺公有企業。也就是從根本上廢除無產階級的所有制，為資產階級的所有制讓路——在當前的中國就是讓官僚資本和外國壟斷資本統治一切。這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就是圖謀實現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下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社會。因此，茅于軾等“專家”的“國企從營利性領域退出”的主張，就是地道的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綱領。

　　茅于軾等“專家”為何會大張旗鼓地提出如此陰險的“改革”綱領呢？人們早就清楚他們的底細：“茅于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而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系的私人免稅基金會。”（何雪飛：《流氓會武術，誰都擋不住——旁觀天則兩會期間偷襲國企 》）這幫沒有骨頭的家伙，拿人家的錢財，為人家消災！而這一切只不過是美國壟斷資本擺脫經濟危機，“徹底解決中國”，以求保住日薄西山的資本王國的雕蟲小技之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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