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謂世人皆醉人生如夢，大夢誰先覺？自中國人與市場經濟國際潮流接軌以來，全民“向錢看”爭先富的追趕狂熱，似乎比“拜金主義”的西方富人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至于到現在，人人還都為收入差距而慨嘆，個個還都為錢少而恐慌。更為憂心的是，這樣的日子，不知何時才能是個盡頭？我們不妨先來看幾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中石化154億資產減值之謎：為私有化埋單

據理財周報2011年04月04日報道，凈利潤707億，史上最高，增長12.8%。上市第十年，中石化交了一份看上去很美的2010年成績單。但相比老對手中石油1399億的凈利潤、35.6%的增長率，仍顯單薄。即使是中海油，2010年凈利也有544億，增長率更是高達 84.5%。“三桶油”相較，中石化增速最慢、驚喜最少。不少分析人士坦言，至少，和此前預期相比，這不是一份讓人驚喜的成績單。

中石化到底怎么了？答案的關鍵在中石化突然間大手筆計提的154億資產減值損失。歷年年報顯示，2006年以來，中石化每年都計提減值損失，累計計提479.77億，平均每年計提96億，而期間中石化的年平均營業利潤為611.74億，相當于平均每年計提掉中石化15.7％的營業利潤，對業績吞噬甚多。

為5年前私有化埋單，62.77億商譽蹊蹺計提。困惑還在于，中石化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點計提如此之大的減值準備？年報披露，中石化最大的兩塊減值損失是商譽和固定資產。其中，62.77億的商譽（指收購成本與所獲得可辨別的凈資產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異）減值損失主要來自石油大明、齊魯石化和揚子石化。石油大明計提了13.61億，齊魯石化計提了21.68億，揚子石化計提了27.37億。正是對這三家子公司商譽的計提，讓分析師們連連說“看不懂”。“計提的62.77億商譽減值損失很奇怪，這幾家被計提商譽損失的子公司是幾年前買的。”北京一位分析人士的疑惑頗具代表性。

追溯這三家公司的歷史，這筆關于商譽的計提其實根源于由2006年中石化發動的那場聲勢浩大的“私有化”運動。2006年2月25日，中石化董事會通過斥資143億現金要約收購旗下齊魯石化、揚子石化、石油大明、中原油氣四家A股上市子公司的全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決議。經一番復雜流程后，中石化順利完成收購。

5年后，這筆收購到底給中石化帶來了什么？2008年，中石化首先對中原油氣的商譽計提13.91億減值損失；2010年對石油大明、齊魯石化和揚子石化計提共62.57億商譽減值損失。至此，4家公司76.48億商譽全部計提完畢。“這說明中石化覺得，要約收購的這些公司盈利能力沒有達到當初的預期。后果是，中石化2008年、2010年的業績被侵蝕了一些。”廣州一位資深審計師表示。

【2】國企成高官“搖籃”     高管從政感慨收入差距大

據南方日報2011年04月04日報道，4月2日，中石化總經理蘇樹林正式調任福建省委常委、副書記。同時，蘇樹林還將擔任福建省政府黨組成員、書記。這一紙調令，讓中國政壇的“國企CEO”群體更加龐大。此前，李小鵬、衛留成、郭聲琨、竺延風、苗圩等一批國企高管紛紛步入政壇，讓中國政壇涌現出令人矚目的“國企CEO”群體。

近年來，像蘇樹林一樣，由國企高管出任地方高官的例子不勝枚舉。

2008年6月2日，李小鵬告別華能集團——— 中國最大的發電企業，赴山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長。

2008年1月25日，世界最大不銹鋼生產企業——— 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川平當選為山西省副省長。

2007年年底，中國一汽集團公司總經理竺延風調任吉林省副省長，長城電腦掌舵人陳肇雄擔任湖南省副省長。

更早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衛留成調任海南省長，后任省委書記；廣西省委書記郭聲琨曾任中國鋁業董事長，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曾任中國包裝和食品機械總公司總經理；工信部部長苗圩曾任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上海寶鋼老總艾寶俊調任上海市副市長……中央部委多名首長也曾任職“中”字頭旗艦企業主管，例如中國國家安全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曾任中國石化總經理，水利部長陳雷曾任中國灌排技術開發公司總經理，中國僑聯黨組書記林軍曾任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總經理。原中國地質工程公司總經理葉冬松先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現任河南省政協主席。

從商場轉戰官場，這些官員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特征？不可否認，每一個政壇CEO都有自己獨特的經歷和可圈可點的成績，但是不難發現，他們身上還是有一些共同的素質特征：年輕、高學歷是這個群體的標簽。他們大都生于上世紀60年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上大學、參加工作的，年輕是他們共同的特征。蘇樹林生于1962年，陳川平生于1962年，艾寶俊1960年出生，竺延風1961年出生，陳肇雄1961年出生。他們都具有高學歷，早在1989年，陳肇雄就已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獲博士學位。艾寶俊，碩士，高級會計師；苗圩，碩士，高級工程師；竺延風，浙江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他們從企業家轉變為政治家的路線，也是有章可循的。首先，他們從政前，早已有從國企過渡到政壇的跡象，衛留成、郭聲琨、竺延風早在2002年十六大時就已經是中央候補委員，而蘇樹林、陳川平是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他們走向政壇，大多是從地方的副職起步，幾年以后逐步轉正，例如衛留成、郭聲琨。2003年4月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衛留成調任海南省副省長、代省長，2004年2月當選為海南省省長，2007年4月被任命為海南省省委書記。郭聲琨，2004年4月從中國鋁業公司任上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同年6月，兼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2007年12月被任命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他們是杰出的企業家，經營業績常常讓外界津津樂道。從政以后，往往具備新銳的施政理念，他們也因此被公眾寄予厚望。但從商與從政畢竟是兩碼事，如何順利實現角色轉換，是蘇樹林們必須解答的問題。

比如衛留成與網友在線交流時曾談到：“在中海油的收入與在海南省委的收入，兩者差距是非常大的，當初我還以為是小數點打錯了。但是感覺也不一樣，作為一個地方官，能夠給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實事，得到老百姓認可，是另外一種收獲。”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表示，國企領導轉任政府官員，不能成為政治企業家。因此，他們必須把政府看做是民眾委托的提供公共產品的權力機構，而不能把政府當做企業去經營，更不能僅僅為政府自身的利益而使其公司化。因為政府行為企業化是一種巨大的風險，這也意味著以提供公共產品為己任的政府更深度地滑入單純追求效率的泥淖。

“目前，中國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嚴重問題就在于他們的公司化，不斷為了這個‘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利益的惡行。因此，國企領導人轉任政府官員必須調整心態，從企業家轉變為政治家。誠能如此，則是國之大幸、民之大幸。”陳光金表示。

【3】“天價墓地”年年被“炒”后，網友哀嘆：“生時做房奴，死后做墳奴”

據南方日報2011年04月04日報道，“不看了，大通鋪似的，活著扎人堆里，死了還是人擠人。”《非誠勿擾2》里，孫紅雷飾演的李香山在看墓地時說的經典臺詞，成為對現實生活的莫大諷刺。事實上，能住上“大通鋪”已算奢侈，網友哀嘆：生時做房奴，死后做墳奴。

又到一年清明，倍受關注的“天價墓地”近日又曝出新的“禍端”。如何才能終結公眾年復一年“死不起”的憂慮，又能讓逝者“有尊嚴”？廣東各地頻出惠民殯葬措施，為何依然有天價殯葬事件發生？在一連串的疑問面前，專家市民齊聲呼吁，相關殯葬改革法規不該一拖再拖，是時候該出臺了！

墓價對比：不到20年起碼漲十幾倍。

經營性公墓20年使用期滿，廣州已開始出現未續租而欠交管理費問題。這是否意味著欠費墓穴將成為“無主孤墓”？目前尚未明確。“天價墓地”年年被“炒”后，今年的清明時節因“不少地方出現公墓20年使用期滿，面臨續收管理費問題”而有了新的爭議點：墓地只能用20年是否合理？

4月2日，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副司長李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一直強調，墓地只是租賃關系，不是產權關系，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簽訂合同時，20年是一個期限，20年到期以后，雙方根據協議規定執行管理費的收費。霎時，互聯網上針對這一“言語”的聲音一浪蓋過一浪。截至昨日中午12時，單是三家門戶網站組建的微博即時交流平臺上就有近萬條次的轉貼，爭議之聲更是不絕。一則名為《雷人催款單：您的墓位已欠費》的網帖還直言：“活著，買個商品房還有70年使用權呢！死了，花那么多錢買三尺見方的地方安個身，怎么就只剩下了20年使用權？”

“墓地沒有所有權”令生者也難安。

“安迪兒的blog”在微博上哀嘆，“生時為房奴，死后做墳奴”；網友“蜜蜂豬”則在自己的空間上說，“城市墓地每隔20年便要被催費一次，否則就要視作‘無主孤墓’，這讓死者何安，又令生者何安？”

據介紹，由于很多地方，比如廣州的許多墓園建設時間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而民政部和各地的相關規定都是在九十年代出臺的，因此，20年的使用期限也將臨近，可以想象，在未來幾年內，公墓將面臨越來越多的續租問題。民政部有關人士也表示，墓地不屬于殯葬基本需求之列，所以并不鼓勵大家都要去尋找墓地，也就不屬于國家必須要去保障的范圍。

民政部日前發布了《遺體火化服務》等七項推薦性行業標準，將從4月5日清明節當天實施。據悉，這是中國殯葬行業首次發布服務標準，將對提升殯葬服務水平，更好地滿足群眾殯葬服務需求產生積極影響。但學者們指出，除了行業標準以外，還迫切需要制定符合時代要求、滿足百姓需要的殯葬新法。

“死不起”已經不是一句玩笑話。

此前有媒體報道，廣州墓地每平方米的均價早已超越了房價。一塊普通墓地售價在2萬元到6萬元之間，而靠近市中心的墓區，墓地價格超過3萬元，最高的達幾十萬元。除了墓穴價格，每個墓碑還需要收取管理費、安葬費等。像彭老太太老伴在銀河公墓的墓地，10年前，面積約6平方米花費就將近20萬元。一筆賬算下來，墓地每平方米均價超越房價的說法并不夸張。價格越走越高，面積卻越來越小。更重要的是，花了這么大筆錢做了“墓奴”，并不意味著長久擁有，公墓使用20年后還要續費。

【4】網聞博評：“貨幣化”制造的“金錢黑洞”

你看，“中石化154億資產減值之謎：為私有化埋單”，國企成高官“搖籃” 高管從政感慨收入差距，網友哀嘆：“生時做房奴，死后做墳奴”，上述媒體報道，全都和錢多錢少脫不了干系。這就是市場化的結果，更具體來講，就是市場經濟“貨幣化”的必然結果。所謂市場化，就是讓所有的一切都進入交易流通，或者說是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所謂貨幣化，就是所有進入交易的商品都可以用金錢貨幣來標價計量。于是，就必然產生出天量的貨幣，更產生出天量的鈔票需求和短缺。貨幣發行越來越多，面值越來越大，人們反而越來越感到錢不頂花錢不夠用，這便是所謂“貨幣化”制造的“金錢黑洞”效應。

就像從前計劃經濟時期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社會福利分配產品，一旦進入市場經濟的產業化與貨幣化分配，鈔票的增多與短缺現象就相伴發生了，這就是所謂“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和“上不起學”的民生之艱。這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就是所謂的私有化。稱私有化而不稱私有制，其實正是反映了一個看不到底的動態趨勢。而所謂的私有制，僅僅只是私有化的一個階段狀態。因為只有市場化和私有化范圍的擴大，私人資本才有更多的牟利空間，廣大窮人手中的財富也才能更快地向少數富人手上集中。所謂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就是這個財富集中和轉移的表現。否則，像高房價問題，根本就不是什么難題。假若政府通過國營開發公司恢復福利性住房分配制度，私營開發商的房子還能繼續漲價嗎？即使是“死不起”的“天價墓地”問題，假若政府直接建設一些公共墓園，為社會提供一些免費公益服務，又有何不妥呢？

可自從中國的經濟學家批量產生以來，卻反倒使社會大眾對經濟生活越來越看不懂了。而一旦明顯感覺到不大對頭時，往往就已經“被增長”和“被幸福”了。就拿“中石化154億資產減值之謎：為私有化埋單”這件事來說，其間的云霧繚繞，肯定不是常人能夠看明白和想明白的。再從此前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股份化改制、上市融資與重組等等，這樣一路走來，國營企業就改制成了國有企業。而更多的，則是國有企業又被拍賣改制成了民營企業、私人企業乃至外資企業。如今，大家都在抱怨收入差距。也難怪，即使是現在的國有企業與原來的國營企業相比，管理層與普通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拉大了多少倍？更不用說下崗工人與獲取了國企改制收益的私企老板之間，個人資產數額差距又拉大了多少倍？因此，媒體和主流專家們總是聚焦于工資收入差距問題，其實是掩蓋了私有化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本質。

多年以來，公務員隊伍與市民百姓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資本階層與工薪階層的貧富差距在拉大，超富階層與富裕階層的差距也在拉大。經濟結構發展失衡，社會分配格局失衡，最嚴重的是人們精神和心理的失衡。這其實就是市場化私有化和貨幣化的惡果，也都是錢惹的禍。

【5】擺脫“錢奴”命運，首先需要精神的解放

市場化私有化的本質，是根源于人類自私自利與物欲貪婪的原始本性。而人類的文明進化過程，就是對原始本性的不斷超越，就是群體互助意識和大公無私精神的不斷升華。如果任由弱肉強食的資本叢林法則橫行于這個世界，若把世界上所有的財富和資源，包括土地、山川、草原和水源等等都據為少數人所私有，那么我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哪一樣不得花錢去買？如此以來，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得有多少錢且買到什么時候才是個夠呢？難道人生一世，就是為了疲于應付這樣的“生錢”、“搶錢”、“圈錢”、“追錢”和“守錢”游戲嗎？

遺憾的是，人人平等的文明道德理念，并不是人人都能夠恪守。“學而優則仕”的尊卑貴賤等級禮教，固然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千年遺毒。而以資本叢林法則加速制造世界貧富兩極分化，則是西方先進文化的發明創新。特別是篤信金錢萬能和資本叢林法則的精英階層人士，總認為錢能夠買到一切，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權力。而正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有錢和更有權，所以他們往往堅信自己就是高人一等的貴族。于是，他們便以資本叢林法則的強勢，極力地把弱勢大眾拖入為錢奔忙的游戲場。

自15世紀老歐洲資本列強開始征服世界以來，他們就是在建立和維護著這樣的世界資本叢林法則。五百年來，由此所造就的富國與窮國和富人與窮人，其實就是用金錢標準把人進行等級劃分的市場化描述。當今的“美元帝國”，也正是通過市場化私有化的資本叢林法則，繼續對全世界進行金融霸權統治。在所謂的市場經濟全球一體化時代，金錢紙鈔，特別是美元紙鈔和債券，只不過是給“錢奴”們量身訂做的迷幻餌料。

據說，在古老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社會成員之間是不存在貧富等級差異的，盡管那時的生產技術很不發達。而自從私有制的奴隸制時代以來，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卻使絕大多數人陷入了貧困和苦難。中國人后來創造了“四大發明”，生活富裕水平也遙遙領先于世界，但卻被自己用尊卑貴賤的等級禮教自我捆縛起來。可當歐洲人學習掌握了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及航海技術時，卻開始走向世界進行遠洋搶掠。那時候，相對于中國人，他們全都是叫花子一般的窮人。有西方學者的研究資料顯示，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開戰時，當時中國的GDP總量仍然保持著世界第一，而且是英國的6倍。可見，貧富差距的形成，并不一定是因為科技發展落后。而貧窮落后，也并不是因為沒有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西方列強由窮變富的過程和維持世界貧富分化格局的核心秘訣，其實就是強盜式的市場化私有化資本叢林法則。“金錢崇拜，并臣服于這個世界資本叢林法則”，這才是他們制造貧窮和控制窮人的思想魔咒。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直到抗日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才終于砸碎了帝國主義列強的鐐銬，才真正成為自己生活命運的主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為國家社會的公共精神價值追求而奮斗，我們每個人才能真正獲得生活的自由和幸福。而如果我們只是為自己個人的利益追求而奮斗，那么我們最后收獲的，就只能是擺脫不掉的窮困和憂愁。

在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更應有理由和信心排除資本叢林法則的精神流毒。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原則下，所有國家公職人員，都應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而不能是凌駕于人民之上的“官”。當“人民公仆”，是一項光榮而神圣的事業，而絕不應是追求個人發家致富的職業。譬如像焦裕祿那樣的“人民公仆”，他們會斤斤計較于自己個人的“收入差距”嗎？而一旦我們全社會的人，都不過分看重自己個人的金錢財富和收入差距時，錢這玩意，還能奈我何呢？

事實證明，精神的貧窮，比物質的貧窮更悲哀。而能否破解市場化私有化的金錢圈套和思想緊箍咒，這個主導權，其實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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