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我購書是為了閱讀，除非看走眼買了一本爛書，一般買的書至少都翻閱了。自從網上可以下載書，就省了不少銀子，不再去買書，但睡覺前有時還會翻翻紙質書。偶爾翻到四川文藝出版社的《夜航船》，陡然發現是冉云飛寫的序，又仔細閱讀了一遍，對冉先生心生感佩，實沒料到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的國學修養深厚。那是冉先生1995年寫的，從對明末清初的張岱的身世感懷，可以看到今天冉先生的影子。　　

我很少看經濟類的理論書，主要是看不懂，可操作有指導性的經濟類的書會去讀，比如韋爾奇的《贏》，特別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冊子《22條商規》，我是常看常新、獲益匪淺，當然，有故事的書也會看，比如《藍血十杰》，不知道這算不算經濟類的書。由于自己不懂，所以對這一領域的專家很是敬畏，發現經濟領域的專家總是研究出一些很雷人的科技成果，盡管結論違背常識，但我不大敢質疑。因為很多結論并非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感受到的，這確實是事實。在我從事的研究領域就是如此。　　

可經濟學家冬雷震震、不分春夏秋冬的雷人，使得我去多讀了幾篇他們的文章，發現他們雷人的結論沒有事實表述，也沒有數據支撐，結論就出來了。作為學術文章，這就是造假。由于明星級的經濟學家茅于軾特別小沈陽，我就把他放在博客上的文章通讀了一遍，驚奇地發現，茅于軾的經濟學就兩個字“市場”。判斷社會現象政治形態的標準也是“市場”，看它是否市場化，若是，則是正確的。解決一切問題也是“市場”。把所有問題交給市場，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就自然而然地替他解決了，經濟學家甚至不用裝神弄鬼地再念其他咒語，這樣當明星做經濟學家實在是太輕松了。為了不使自己顯得太無知，我又去讀了“市場”的祖師爺斯密的《國富論》，那只無所不在的“看不見的手”就是從這伸出來，茅于軾拿來以不變應萬變。　　

茅于軾的博文中有幾篇談自由主義，自己也標榜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什么主義，以一個人、一本書、一個觀點為人生所有的價值判斷，這就愚不可及。以一個德國人的一本書為標準，規定和指導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以此為國家的立國根本，確實很愚蠢。但以另一個蘇格蘭人的一本書為標準來反對，難道就聰明了嗎？奉馬姓德國人為真理的，取的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民主自由、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社會福利，對自己不利就放棄。標榜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也一樣，只取有利于自己的“市場”，而根本不去理會祖師爺斯密還有一本《道德情操論》，講得是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中國人總愛在外國人的書本中，尋找政治制度的依據和經濟生活的方式。并非它山之石不可攻玉，但把任何一種理論當成教條，非得它山之石方可攻玉，則無疑是錯誤的。沒有一種理論和學說可以適應任何時期和任何方面。標榜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經濟學家，與馬教的信徒犯的是一個毛病，僵化、傻。　　

在我讀了幾本經濟類的書籍后，我不得不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大多是白癡和騙子，至少與天則經濟研究所有關聯的經濟學家是如此。作為沒有實證的一門學科，經濟學在中國淪落成了玄學，一句“天意”在經濟學家的嘴里換成“市場”而已。經濟學家實則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至少得通五行八卦、會察言觀色；經濟學家則簡單得多，只需學會兩個字“市場”。　　

張岱在《夜航船》記錄了一個測字先生，說一個學子趕考前寫了一個“串”字讓測測能否得中，測字的說可連中，果然中了又中。又一學子聽說了，也寫一“串”字求測，回答說是不僅不得中還有難，問何故，答說無心“串”為連中，有心“串”則為“患”。測字先生也許當時名聲大振，引得張岱記錄下來，幾百年后讓讀者領略測字先生的急智和神通。經濟學家要成為茅于軾這樣的小沈陽，無需什么能耐，整天說昏話也行，找好東家傍好大款是第一。茅于軾深諳此道，所以想不“明星”都難。　　

一、茅于軾是如何“經濟學家”的　　

如今，茅于軾儼然中國經濟學界的班頭，連本身不可一世的張維迎、樊綱等都聚于茅的麾下，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單單是年紀大，諒也得不到這般待遇，想必在專業方面定有過人之處。一個半路出家、據自己說1975年直到滿46歲才開始接觸經濟學的人，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有常人不可企及之處。茅于軾是怎么完成身份轉換，又有那些理論建樹呢？　　

從火車司機到經濟學家　　

茅于軾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國著名橋梁專家，父親茅以新是鐵道專家，1950年任鐵道部機務總局副局長，副部級待遇，直到離休。茅于軾1950年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畢業后，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做火車司機，1955年調鐵道科學研究院，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75年開始從事運輸經濟的研究，從這時開始與經濟學沾邊。茅于軾自承他的研究并沒閱讀西方經濟理論書籍，也沒說是不是從《政治經濟學》著手，但明確表示了，完全是憑自己的腦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論。1985年，茅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從事中美經濟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本經濟學理論書籍《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　　

茅于軾躋身于中國“經濟學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克萊因是美籍猶太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80年，以克萊因為首的七位美國經濟學家在中國舉辦了為期七周的學習班，有100多名中國學員參加，日后，參加這個學習班的，或赴國外成為了前沿經濟學家，或如茅于軾這樣成為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參加這個學習班可看做是他接觸到真正意義的經濟學。　　

1986年，受美國福特基金資助赴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一年。茅于軾在博客中坦誠，在哈佛聽了三四門課，并無收獲，因為他自己就可以開課，唯一的收獲是有了稅收的概念。1990年應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所聘任高級講師，給碩士研究生講授“經濟學專題”、“經濟計劃”和“環境經濟學”，這個教職的得來，是因為與經濟系的系主任相識。這三門課的內容與經濟學有多大的關系，我不得而知，看“經濟系專題”象是一個系列講座性質，“經濟計劃”可能是給沒在計劃經濟下生活的學生講故事，滿足外國人的獵奇心理。錢鐘書先生在《圍成》中，借方鴻漸之口評價過訪問學者的“講學”，說講的人以為自己在“講學”，聽的人以為講的人是在“學講”，學講外國話。茅于軾也許講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給研究生講的課，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講完后都會集結付梓，但給外國研究生講的課都沒印成書，我感覺講得不會是自己的東西。　　

在整個80年代，經濟學家呼風喚雨的時期，茅于軾并沒露出今日隱隱然幫主的身段，他幾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舉措。說明那時茅于軾“經濟學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認同亦未獲同行認可。　　

1980年，國務院體改辦《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起草這份文件的有薛暮橋、徐雪寒、馬洪、廖季立、劉明天、林子力、柳隨年等。1985年，針對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宏觀經濟改革國際討論會”，通過對經濟學家劉國光、趙人偉論文的分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對當時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識。1983年，經濟學家吳稼祥和金立佐寫了一篇《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系統地提出了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此前，厲以寧也提出股份制，主張多元持股，破產重組，并致力推動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厲股份”之稱。這都沒看到茅于軾的身影。　　

除了“厲股份”，還有吳市場、張產權、曹破產、楊賣光等，用以說明“經濟學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這些作用無論好壞，都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表征。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據他們的行為按上的。最近，在“經濟學家”這個幫派中，自己給茅于軾按了個“茅維權”，大概是覺得茅于軾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沒個綽號很丟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誰也想不到某維權是茅于軾。說是茅于軾致力于為社會弱勢群體“維權”，所以“茅維權”。暫且不說茅于軾是否為弱勢群體“維權”，僅就“維權”這個社會活動家的表征放在“經濟學家”頭上，實在是說明這個“經濟學家”很不經濟、浪得虛名。　　

茅于軾“經濟學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沒自學，完全是自創。在80年代發表的經濟類文章也只是以經濟學的視角觀照實際問題，談不上經濟學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這些文章：“環境經濟學中的三個基本問題”（《經濟研究》，1982年8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報告”（1983年）、“中國的能源政策及其國際背景”（《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7年）、“美國人口的分布和流動及地區經濟發展”（《美國研究》，1988年）、“溫室效應的經濟后果”（《科技導報》，1989年）。與經濟學沾上邊的是1985年出版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這本書面世后，并無影響，只是近年，張維迎屈尊做了茅于軾的小弟后，張維迎將它吹上了天。　　

給茅于軾帶來“經濟學家”人氣的是90年代的兩本普及讀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三版時改為《生活中的經濟學》；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中國的專家，要不身陷書齋，要不奔走于與政治權貴的屋前門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給百姓解釋一下他的學問的，少之又少。茅于軾看準了這點，走了一條群眾路線，推出的兩本書恰恰迎合大眾急于了解美國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羅大眾首先認可了茅于軾“經濟學家”的身份，名聲在民間鵑起。那時，茅于軾尚未完全把自己賣給國內外的權貴，說的大多還是人話，又通俗易懂，大眾自然認可。　　

1993年，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是茅于軾人生的分水嶺。這是一家民間經濟研究所，在美國人眼里，只要是民間的，就會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間的，政治就是正確的。美國福特基金會帶有偏見地看中了茅于軾和他的研究所，開始資助他的研究項目，這個信號傳遞給已有“經濟學家”身份的白癡，那些白癡第一反應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資助，那一定“經濟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對茅于軾冷漠的態度，接納了他。茅于軾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個從民間到“主流”的逆向過程。　　

社會科學的學術與資本結盟，會變得邪惡，但學術這個怨婦總歸出身名門，邪惡的就不徹底，總惦記著要立牌坊，況且，學術離開了資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象茅于軾這樣非學術和偽學術，就非得被資本包養，否則生存堪虞。茅于軾搭建了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窯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產資本，賣身給任志強潘石屹等，而任、潘則以資助研究項目、頻繁舉行研討會讓茅于軾在媒體頻頻露臉，一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就這樣包裝誕生了，茅也從此不再說人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4/76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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