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提一個小問題。一農戶冬種小麥，麥種是要用農藥拌的，如果用不完，他會怎么辦？第二年再用是不可能了，那么他會選擇把有毒的農藥種子摻入其他小麥中賣掉呢？還銷毀呢？或者多數人會選擇銷毀，但有沒有人會做出第一種選擇？如果你認為不可能會有第一種選擇，那么請你再參考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重新考慮一下。　　

前面舉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下面我們再來考慮常見情況。在所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行為人出于故意的情況多還是過失的情況多？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害人的東西竟然成了所謂“潛規則”大行其道。在對三鹿事件的當事人做出相當嚴厲的處理之后，三聚氰胺仍然陰魂不散。另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小麥粉中添加增白劑（學名大概是過氧化苯甲酰）的問題。按當前標準規定，這種增白劑是可以限量添加的。對于該增白劑是否對人體有害，有爭議，但對人體無益，卻沒有爭議。企業添加這個東西有什么好處呢？依筆者度之，大約可以讓質量差一點的面粉看起來跟優質面粉一樣。大家清楚，如果小麥出面粉量多，面粉顏色就會顯得黑一些。小麥本身質量也會影響面粉顏色。添加了增白劑后，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于是在是否添加增白劑的問題上，也還是沒有最終“達成共識”。還有一個轉基因糧食的問題。從目前情況看，此類食品是否對人體、環境、物種造成危害以及可能產生多大危害，至少是不確定的。主糧的商業化種植也沒有明確推廣，然而據比較可靠的消息，我們可能已經吃了不少了。　　

我們每天都能吃飽，不感覺到饑餓，或許營養問題已經解決，但安全問題確實沒有幾個人能感覺放心。人們應當吃到放心安全的食品卻吃不到，市場經濟崇拜者對這一問題所提供的解決辦法有二個，一是希望“企業家心里流淌著道德的血液”，二是政府給力。那個“希望”差不多可以說是“已經破滅”了，因為企業家在用他們的行為表明，他們心里只流淌拜金的血液，沒有空間去流淌道德的血液。政府的表現也是很不給力。這里筆者要替政府辯解一下。政府出于ＧＤＰ和稅收考慮，出面保護有關違法企業，阻礙、干擾有關部門對其查處的情況可能存在，不法腐敗分子，收了人家的好處，就要出面干預的情況也存在，然而即使將這二種情況完全杜絕，政府依然難以很給力。為什么呢？一方面，有著違法意圖的企業數量眾多，沒有違法意圖，但因為過失而導致食品不安全的情況也難以完全避免，另一方面，政府各有關部門都不是只有一項職能，事務繁多，一個十幾萬人口的小城市，把各部門負責食品安全的所有行政人員加起來，只怕也不超過一百人。如果多數企業都愿意選擇通過違法來提高利潤的話，那么管理人員就是累死，也管不過來。另外，每一種食品幾乎都有其獨特的生產工藝，行政管理人員的專業性水平絕對趕不上食品企業的技術人員，這又給管理增加了難度。所以，如果想老百姓吃上安全食品，應當有一個多數企業甚至所有企業都有守法經營的意識，故意違法生產者只是極少數或者根本沒有這樣的環境。目前，我們食品生產工業缺少這樣的環境。比如，公安局的編制應當算是龐大的了，但公安局能保持社會治安穩定的前提是多數愿意遵守治安法律，否則擴大十倍編制，社會治安也搞不好。　　

所以說，食品難以保證安全的根子就在于市場化，企業為了利潤生產而不是為了需要生產。為了利潤生產的企業存在違法的原始沖動。計劃經濟時代，沒有食品企業添加三聚氰胺、蘇丹紅這類東西，糧食統購更不會讓農民無限度使用農藥、化肥。行政管理人員當然很輕松就能管好。因為他們只需要引導企業建立健全的質量管理制度就行了，而且企業與行政管理人員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生產出質量有安全保障的產品，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行政管理人員的目標在不少時候是對立的。在市場經濟崇拜者看來，這個矛盾是無法解決，因為他們認為，計劃經濟失敗了，市場經濟才是上帝。但依筆者看來，計劃經濟僅僅是在那個時候出了一些問題，卻是當時特定的物質條件造成的，比如，當時的信息非常不發達，所以計劃常常落后或難以符合實際。現在的條件發生變化了，計劃管理部門完全有可能及時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信息，所以原來限制性的物質條件也不存在了。計劃經濟應當比市場經濟更可靠。至少在特定行業如此，比如食品、比如房地產等。　　

有人或許會說，美國不就搞商場經濟嗎，食品不也安全嗎？對此，筆者有異議。首先，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了泔水奶，他們的食品也沒有某些人鼓吹那么安全；其次，美國安全了自己，把別人推向了不安全。等到其他國家阻止美國這種行為力度加大的時候，這些不安全會回流的。最后，美國也好，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好，食品安全只是相對的，限于消費者能接受的水平，卻永遠也達不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食品安全的高度。　　

還有提議，請食品企業想一想食品生產為了誰及為了什么生產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也不用想了，只要大環境不變，答案只有一個，為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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