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若干思考（提綱稿）　　

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因為各方面原因一直沒有真正啟動，從溫總理最近的深圳講話釋放出來的信息看，中央似乎有啟動“政改”的跡象，但是，根據我的判斷，真正要啟動“政改”，還是要先經過公開的大范圍討論，在沒有經過人民廣泛討論的情況下，匆忙在深圳搞“政改”，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很有可能把中國帶入比“經濟轉軌”更艱難的混亂局面，普通民眾更要冷靜觀察，不要一提“政改”就以為光明在前了，事情沒那么簡單。中國不可能永遠不搞“政改”，那么就有一個問題實實在在地擺在了我們面前：怎么改？如何把握好“政改”大方向？

前年，我曾經寫了兩篇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文章，后來私下也做了一些研究，因為時機不合未曾發表，既然政府和媒體層面現在都有所動作，我想還是把自己的一些東西大致列幾個提綱供大家參考一下：

1，如何保證“政治體制改革”與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協調一致？　　

中國為什么要進行“政改”？是因為絕大多數人認為政治體制已經不適應經濟體制了，甚至已經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制約了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這是一個大的社會共識，也是一個好的改革契機，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我們在判斷政治體制有問題的時候，是否有人或者有研究機構真正看出了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在我看來，政治體制出現問題，很大程度上與社會主義憲法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國體和政體都是由《憲法》規定的，政體有問題，就說明現在的《憲法》與現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不相適應的，如果是相適應的，那么就不存在與經濟基礎出現大矛盾，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證明了的。如果說我講的這個假設真實存在的話，又出現了兩個新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執行的政治體制不合現行《憲法》，就要考慮違憲的代價問題，首先必須回到《憲法》的軌道，因為違憲造成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矛盾是可救的，也是必須要救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現在的政體是合乎憲法的，是我們的經濟體制離開了現行《憲法》的軌道，從而導致政經不合體。要么繼續改革經濟體制，要么就意味著先修改《憲法》中的政體部分，沒有憲法支持的“政改”是違法行為，必須先“修憲”后“政改”。

2，如何處理好國體和政體的關系問題？中國“政改”不是為“西化和私有化”作準備！　　

    我們整天討論如何對政體進行改革，是否考慮過政體與國體的關系問題，單一的“政改”能滿足兩者的統一性問題嗎？國體和政體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國體與政體的關系是統一的。任何一種國體都要采用一定的政體才能實現起統治階級的任務。國體是內容，政體是形式，國體決定政體，政體適應國體，表現國體，為國體服務，并對國體起鞏固作用。從變化的角度來看，國體與政體二者相比，國體往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一類型的國體，由于受歷史條件、文化傳統、民族特點、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政體。“政改”在同一國體下有改革的空間，但是，務必要注意政體不能脫離國體，如果“政改”的結果是與國體相沖突，那么就會形成新的更大的問題，希望“政改”操作者要早期介入該理論的研究和創新。把深圳作為“政改特區”，毫無疑問是一種向西方靠攏的積極步驟，對普通人民來說，不會有好結果。中國的確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不是迎合西方的改革，更不能是拋棄人民的改革。

3，政治體制改革之前必須弄清楚中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框架是什么？　　

現在，很多人都只是口頭上談到必須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包括中央黨校和中央智庫在內的眾多精英還沒有任何人搞清楚了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政體，未來中國要底要選擇何種政體是事關上層建筑的問題，是一個全民性問題，必須取得國民共識，至少要在一定范圍內取得共識，正如新中國成立時，共產黨還要與民主黨派協商一致一樣。未來的中國政體不應該讓人民置身事外，不能把民主黨派排除在外，最低限度必須要在中央高層、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大范圍討論取得基本統一的看法，給出一個改革的基本藍圖和范本，只有這樣，才能讓改革者和改革區域有一個大體的方向感和法律正義性。改什么，怎么改必須先建立框架，“政改”決不能再象“經改”一樣再摸著石頭走三十多年，“經改”的問題現在還堆在那里，如果按“摸石頭過河”的思想，“政改”會留下更多更難的大問題題，甚至會把中國帶入混亂不堪的局面。

4，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先確定改革層次。　　

不管在任何國家，上層建筑的任何重大變革都是關系政權穩定的問題，“政改”試點到底是從上層開始好還是從基層開始好？抑或是全國一盤棋更好呢？據我個人的看法，“政改”應當采取“中間先行、兩頭后跟”的步驟進行。怎么解釋呢？我所指的中間主要包含：省會城市、地級市和計劃單列市等大中型城市，兩頭是指省部級及以上高層領導和縣級以下政權，為什么要中間先行呢？主要是由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決定的，這部分地區的人總體素質相對較高，有較高的認識能力和較強的分析能力，并且有較好的國際視野，能夠在很短時間內接受“政改”的觀念和“政改”的展開，能夠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實現“政改”的較大成績，讓整個社會看到“政改”的好處和新面貌，選擇兩頭先行都不合適，高層先推行，如果失敗，引起的政治風險太大，尤其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非常危險，從底層開始也不行，今天的“政改”是一種大文化背景和大政治背景下的改革，需要有相當好的認識能力，否則，推行起來會非常痛苦，道路會非常曲折，總體來講，我比較認同“中間先行、兩頭后跟”的“政改”模式。

5，政治體制改革之前必須先進行政治文化輔導。　　

“政改”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哥們義氣，不是打牌賭博，打著赤膊上陣是不行的，一個社會要進行具有時代意義的政治改革必須要有與之適應的文化背景，“政治文化”就是中國目前相當缺乏的一種文化，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大部分中國人都知之甚少，急需快速補課，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國“政改”之路將非常漫長。有關這方面，我想多說幾句。

政治文化是什么？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形成的一種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關系在人們精神領域內的投射形式。如果我們做一個比喻，把政治體系分為“硬件”和“軟件”兩個部分，那么，各種制度化和結構化的政治組織、機構和規則，可以說是政治體系的“硬件”部分，而構成“軟件“的東西則是政治文化。猶如計算機運行需要軟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樣，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國現在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兩者均落后，兩者均互不適應。 　　

政治文化屬于政治社會的精神范疇，它是一個社會關于政治體系和政治問題的態度、信念、情緒和價值的總體傾向。由于政治文化與政治體系關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為政治體系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體系的特點，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為研究政治的一個重要方法和途徑。政治文化是一個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卻歷史久遠。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曾專門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變遷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羅馬盛衰原因論》，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和《論美國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系觀念形態的東西，包含著廣泛的內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可以看作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較為系統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認知或意識、政治價值觀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態度等形式表現出來。政治文化不同于公眾輿論或民意，前者具有穩定性，反映的是長期形成的比較穩定的一貫性的政治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們對于某一具體事務或問題所產生的一時性的反應。政治文化具有延續性，它通過政治社會化得以傳播和沿襲。政治文化的延續性使一國文化有可能代代相傳，也使國家、地域、民族之間的政治文化呈現出長期的差異性。 　　

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參與現實政治生活過程的經驗積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能動性：一方面，它在現實生活中形成，將現實政治生活通過觀念的方式保留下來，并隨著政治生活的變化和政治制度的改變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它對于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行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進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對既有政治體系起著維護和延續的作用，同時，政治文化的變化最終又可能帶來現實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變遷。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系的“軟件”部分，一般與政治制度性結構安排相匹配。跨國性比較研究和現代化研究顯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運轉，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為條件．　　

    我相信經過連續的政治文化的普及，中國人接受政治改革的熱情會越來越高，“政改”之路也會越來越順利。

6，黨派政治是否納入中國政改規劃之中是需要認真討論的事情，如何整合中國的黨派力量？　　

中央反復強調：中國不搞西方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我是支持這種講法的，但是，不搞多黨制，并不意味著中國就可以不尊重其它政黨在中國“政改”中的主體地位，他們同樣代表著眾多社會階層，同樣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他們有權參與到中國政治的任何運動中去，搞“一黨制”并不是讓其它政黨靠邊看，既然中國想下決心搞大的政治改革，何不把各民主黨派的改革問題也一并解決呢？在針得各民主黨派同意的前提下，我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協商制度”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中國是否需要這么多民主黨派？能否進行黨派整合？在國家整體穩定的大原則下，民主黨派能否可以劃定相應的“權力區域”？“參政議政”能否改成“局部競爭”？如果不能做到局競爭，能否要求共產黨執政官員在政協會議中定期接受民主黨派實質性的“質詢”，是否可以做到有些“火藥味”？

黨派政治比較復雜，在此不便多說，希望中央政府拿出新方略。

7，深圳特區絕對不能作為“政治特區”。　　

今天當我看到深圳有可能作為“政治特區”以后，感到非常的震驚，這絕不是一個喜訊，這是一個讓大多數人看不懂的招法，絕不可為，千萬要警醒，我想講幾點理由：

第一點：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被作為經濟特區是由其特殊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是在中央政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展開的，是不允許爭論的一個試點區，然而，時間推進到二十一世紀，一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中央政府在內，沒有任何絕對的威信能保證“政改”在一個區域范圍內推行成功，經濟體制改革頂多只來經濟效益問題，而政治改革會涉及到政治環境的問題，很有可能在中國出現“一國多制”的狀況，現在中國是“一國兩制”，香港本來一直都不在中央管轄之下，沒有太多沖突，如果在大陸內部出現“一國多制”的情況，必定比當年的“經濟雙軌制”危害更大，試點時間越長，問題越大，控制難度也越大，有可能導致分裂意識的膨脹，我是堅決不贊成的。

第二點：深圳特區的“特權”到底還要保持多久？古今中外，沒有任何政治符號能夠萬萬歲，總歸是要結束一個時代的，深圳已經在國家的支持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特別照顧”，還需要被“特別”下去嗎？我看不必，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多人的大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方面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還需要國家更多更大的支持，如果再次把未來寄托在深圳身上，對中國其它地區的人民來說是極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因為要突出“改革開放”的偉大就永遠把深圳撐得飽飽的，讓別人餓肚子也不公平呀！不管是“政治特區”還是“經濟特區”，終歸是要得到中央特別贊助的，深圳不能再踩著全國人民的肩膀過自己的“發達國家生活”。

第三點：深圳特區即使作為“政治特區”也不能成功。我講過，“政改”不同于“經改”，“政改”的關聯效應特別大，中國不是沒有過教訓，在朱總理主政時期，中央政府曾經試圖搞過政府內部改革，最后都以失敗告終，為什么呢？關聯度太大，沒有做好改革的充分準備，改到最后越改越糟。如果以后中央要選深圳作為“政改”試點的話，就不僅僅只限于政府內部，我相信黨政系統將是一個全面的大變動過程，涉及到的矛盾將是前所未有的，矛盾出現后如何泄洪？今天，我先預測一下：為了保證深圳的成功，廣東省和中央會將深圳的洪水泄到廣東其它地方，從而顯示“政治特區”的偉大勝利，但是，這種“泄洪式的改革”遲早都是要害人的，不害這邊就害那邊，總要有人承擔，一種不具有可推廣性的“政改”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只有當全國大范圍同時展開“非泄洪式政改”，才能在改革過程中發現更多問題，做出更多合理方案，所有地方的政改必須自行消化陣痛和難題。政治改革也是一項政治競爭，也是考驗不同地區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我認為，在保證國家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全國絕大部分地區都要同時開展同級別“政改”，決不要隨意搞“特區”，盡可能不要留盲區。

今天我只是就有關問題寫個簡單提綱，如果官方和朋友們有興趣，還可以私下交流研究成果。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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