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模式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政治背叛
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深圳在最近的政府權力劃分與行政部門設置上的一些嘗試，似乎也很引人注目。按照市場經濟和政府權力規范運行的要求，深圳在2009年率先調整了自己的行政設置，并通過大部類的整合，把原來合一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重新分拆開來，旨在使其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這樣的權力拆分與部門整合能不能讓辦事的政府機構高效、精干、廉潔地運轉起來，中央在期待，人民更在期待。
改革很少有現成的經驗，一切都需要我們的先行者去闖、去試驗、去摸索。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深圳的歷史定位似乎就是這樣一位的先行者。通過自己的“闖”，深圳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開辟了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路。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基礎上的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政府調控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
作為改革的先行者，這樣的闖是絕對少不了。鄧小平就很贊賞深圳的這種“闖”。他對自己的黨內同志告戒道：“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頁）
依靠這種不斷試錯前行的“闖”，固然可以開辟出前人從未走過的路；然而，這樣的闖也還是離不開理論的某種引導，否則就可能迷失自己的階級本性和政治立場。
列寧最懂得理論的重大意義以及它對革命實踐的指導作用。早在1902年他就向全黨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按照列寧的這一原理，斯大林更是對那些輕視理論學習和研究的人告戒道：“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斯大林選集》上卷第199～200頁）
問題是我們的這些年來的改革，有沒有堅守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呢？如果我們的改革不以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這還算不算是一種革命的實踐？
不用諱言，這些年來我們的改革一直都在摸著石頭過河，是依靠自己的“闖”來開辟前進的道路的。因為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老祖宗都沒有講過這些事情，只能靠自己去闖、去摸索。但無論我們怎么去闖、去試、去摸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也還是必須堅守住的，決不能丟掉。只有這樣，才可能堅守住自己的階級屬性和歷史使命。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是什么？說穿了就是為廣大勞動人民謀利益，就是為了讓廣大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它的歷史使命是什么？說穿了就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消滅階級和國家，實現自己和全人類的徹底解放。
按照這個歷史的標尺來看一看我們的深圳經改吧。通過這種市場取向的體制改革，深圳的各種經濟指標和發展的速度效益，的確都突飛猛進了起來，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發展奇跡，而讓整個世界都在矚目和贊賞。然而若從人文發展指標上看，這種改革有沒有堅守住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呢？按照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階級本性，我們進行這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都應是為了增進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福利和精神需求，都應是為了讓廣大勞動人民過上更加富足殷實的生活。從這一層面上看，深圳經改的立場、使命，實際上已經背叛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本性。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深圳的經改并沒有增進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福利和基本的安全感，而是讓他們整天為著自己的購房和糊口，提心吊膽、焦慮不安地茍活著。住房、教育、醫保、養老這些新的四座大山，把他們折磨得身心疲敝、精神崩潰。而我們政企中的官權集團則通過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和收入的主導分配，把這種改革的收益攫為己有，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妻妾成群的帝王生活。貧富的兩極分化、底層的民不聊生，就是深圳的這種經改所自我孕育出的一個怪胎。口頭上說的是“為人民”，而實際上增進的卻是政企中資本和官權集團的利益。這實質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一種政治背叛。
2010年9月18日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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