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房補”政策看資本的力量　　

李定凱（2010.10.31）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給富翁發房補的消息，在國內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也引起了大陸境外媒體的關注。這件事說起來并不大，但是我們透過這一爭論，可以進一步認識到一些深刻反映當今社會矛盾的現象和本質，比如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里的思想分裂，資本對政府部門制定和執行政策的影響力，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等等。　　

今年10月12日，在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官方網站上，公布了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2010年第三季度住房補貼擬發放人員名單。在這個名單中，共有被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定為國家級領軍人才、地方級領軍人才和后備級人才684人，分別享受購房補貼（180人）、購房貼息（454人）和租房補貼（50人）。上述684人分別在各類公司、各類學校、科研機構、公共服務機構和政府機關任職。其中在公司任職的473人，占69.15%；在學校任職的144人，占21.05%；來自科研機構的16人，占2.34%；公共服務機構的47人，占6.87%；政府機關的4人，占0.58%。顯然，公司人員超過了三分之二。　　

對深圳房補政策的爭論是圍繞應不應該給億萬富翁和企業高管發房補展開的。在享受購房補貼和貼息的人員中，有騰訊公司CEO馬化騰，金蝶軟件董事長徐少春，還有華為、中興通訊、中集集團、深圳邁瑞、創維集團、TCL、廣東核電、深圳證劵交易所等大型（跨國）上市公司的高管。馬化騰在最新的胡潤中國富豪榜上，以擁有293億元人民幣資產排名信息技術領域富豪第二位；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在大陸富豪中排名第六。但他按照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政策，每月可獲得3100元的購房貼息。　　

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議論紛紛，至今未絕。爭論之一是，人才激勵是否一定要與房補掛鉤。有的認為沒有必要，因為顧名思義，“房補”是給買房租房有困難的人群的一種扶助，而不是為了專門招攬人才的需要，解決“人才”住房困難還有其它多種渠道；有的認為有必要，因為這已經成為國內許多地方引進人才的通行做法，比如引進一個兩院院士，一般要給予100 – 200萬元的住、租房補貼，認為這種補貼也是對人才價值的肯定。爭論之二是，深圳的房補政策是否有違公平原則。許多人認為，現在國家的分配政策趨向是要縮小貧富差距，注意分配方面的社會公平，但深圳市政府卻給既不缺房也不缺錢的富豪和企業高管們發“房補”，錦上添花，顯得十分荒唐可笑，相反對弱勢群體的“雪中送炭”做得怎樣？持不同意見的人認為，既然是激勵人才政策，就應當一視同仁，不管人才們有錢無錢，錢多錢少，該怎么補就怎么補。像馬化騰這樣的大富翁，得到房補的一點錢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一片“心”。　　

對社會上的各種議論，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回應是：馬化騰被認定為深圳市地方級領軍人才，可在5年內享受購房貼息，這屬于人才激勵范疇，與其它社會福利政策無關。《羊城晚報》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對“深圳房補”政策進行“理性解讀”，認為該項政策的“初衷旨在激勵為深圳發展做出貢獻的高端人才”，“不能否定政策的善意與合理性”。這篇文章被新華網、中國新聞網、《證劵時報》等新聞媒體轉載，算是主流輿論對“深圳房補”達成的共識吧。　　

我不想討論“深圳房補”政策的是非得失，而只想指出我從這項政策再次看到了資本無孔不入的力量。深圳的崛起伊始就是靠資本打頭陣的，不管那些資本是來自香港、澳門、臺灣、日本、美國、韓國、新加坡，還是大陸本身。所以，為深圳的發展立了頭功的不是別的，正是資本。資本產生了GDP，資本創造了利潤，資本帶來了稅收，資本拉動了就業，資本建立了外向型經濟，資本……不然為什么“招商引資”幾十年長盛不衰呢？正因為如此，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要認定深圳的領軍人才，理所當然地主要要到資本的大本營里去發掘。結果三分之二的領軍人物出自擁有巨額資本的各類公司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不能把馬化騰、徐少春等億萬富豪和一言九鼎的企業高管們僅僅看成是一群有錢有房的富人，更應當把他們看作是資本的化身。雖然千百萬農民工用精力、汗水和鮮血蓋起了深圳的一座座高樓、廠房、商場，修建了一條條道路，生產了一件件商品，但是他們不過是資本增殖活的工具和資本競爭戰場上的兵卒而已，和“領軍人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資本主導的社會意識里，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基本上是按照擁有資本的多寡作為評判的標準。馬化騰一族憑著資本的力量，從勞動的剩余價值這塊大蛋糕切去可觀的一部分，這是社會財富的一次分配。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從一次分配剩下的蛋糕上又切了一塊以“房補”的名義作為對馬化騰一族的激勵，這是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這些分配的原則都是根據個人貢獻的大小，也就是根據個人所代表的資本的大小。如果站在資本的立場上，這就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而且是天經地義的。這是資本的力量在“深圳房補”政策中的第二重體現。　　

馬克思說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二卷117頁）在資本主導的社會里，離開資本的屬性抽象地談論社會公平和正義，不是在騙人，就是被騙了。　　

附文：一篇談資本剝削的文章

按照《憲法》，中國工人應將富士康收歸公有

塞北之雪

一、郭臺銘控制了巨額財富

中國臺灣網《臺灣科技首富——郭臺銘》介紹：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ebportal/W2001366/A12100.html

1988年，郭臺銘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投資大陸，在深圳成立了廣東深圳富士康精密組件廠，生產電腦周邊接插件。在這里，郭臺銘找到了他成功的著力點，即得到了豐沛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資源，開始了企業飛速發展的歷程。

到上世紀90年代，富士康依靠前期積累的力量，在深圳和昆山分別設立了科技工業園。如今，鴻海在深圳、昆山、杭州、天津等地設有36家全資子公司，專業生產電腦接插件、精密零組件、機內線纜、精密模具及電腦整機。

正是靠著在大陸的投資，郭臺銘得以實施“扎根中國，放眼全球”的策略，達成全球最大的電腦整機和零組件生產企業集團及全球個人低價電腦的主要制造基地的經營目標。

據傳：1974年郭臺銘開辦了鴻海塑料企業有限公司，啟動資金只有7500美元，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向其母親借的。最初，郭臺銘在臺北附近生產黑白電視機的塑料調頻旋鈕，20世紀80年代初期，郭臺銘開始涉足個人電腦行業，但是一直到1988年在深圳開辦只有百來人的工廠時，郭臺銘也不算是頂層的巨富。然而進軍大陸以后，郭臺銘的資產就好像吹氣一樣迅速膨脹，自1991年至今富士康集團年均營業收入保持超過50%的復合增長率，是全球最大的計算機連接器和計算機準系統生產商，連續9年入選美國《商業周刊》發布的全球信息技術公司100大排行榜(2005、2006年排名第二)，連續四年穩居中國內地企業出口200強第一名。如今，那個投資少的可憐的小工廠已經躋身《財富》全球500強。全球90萬員工中80多萬在大陸，僅深圳就有45萬人。

富士康老板郭臺銘現在是臺灣首富，擁有資產55億美元，2010年福布斯全球巨富排行榜第136位。

到今天，富士康（鴻海集團）當前總市值15631億新臺幣，大約3500億人民幣。

現在的問題是：郭臺銘個人擁有的55億美元財富，是他自己創造的，還是剝削來的？他所付出的勞動真的值55億美元嗎？

富士康老總郭臺銘與林志玲

二、郭臺銘的55億美元大部分為剝削大陸工人所得

財富（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第一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第二是來自人類自身的勞動。人類社會的價值來自于人類勞動的創造。按照公平正義的理念，來自大自然的財富，應該平等地分給每個人；由人類勞動創造的財富，應該根據人的勞動付出分配財富。——這種公平正義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勞分配。

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自然資源等財富應該歸屬于所有人。每個人勞動的成果，都應該全部歸這個人所有，而不能被其他人剝奪。

在私有制社會里，生產資料都會最終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勞動者則喪失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按照傳統的觀點，資本主義分自由競爭階段與壟斷階段，自由競爭階段，資本家的數量多些，壟斷階段，資本家數量少些。但是這種劃分僅僅是在資本家內部觀察的結果。實際上從全社會看，資本家人數再多，相對于工人也是一小撮。無論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還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都是一小撮人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這一小撮人可以通過這種壟斷權力對沒有這種權力的無產者進行剝削。所謂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僅僅是資本家間的自由競爭，而不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的自由競爭。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僅僅是資本家階級通過壟斷控制了生產資料，并通過這種壟斷性的權力剝削工人。

生產資料所有權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掌握生產資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剝削大多數的勞動者，因為前者相對于后者是絕對的強勢者。

比如，封建社會，地主或莊園主們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農奴們沒有土地，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地主們可以不參加勞動。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如土地，農奴提供勞動。地主通過收取地租方式，無償占有了農奴的大部分勞動成果。設想最簡單的情況：甲擁有一塊土地，乙一無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勞動，而雇傭乙，從而剝削乙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這塊土地，那么甲很難再剝削乙。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里，眾多企業被一小撮資本家所有，廣大工人喪失企業所有權，這雙方在經濟權力上極度不平等。一個工人如果失業就無法出賣勞動力則無法生存，而資本家則可以任意處置如侮辱、解雇這個工人，因為門外還有更多工人在排隊等待雇傭。資本家提供工廠等生產資料，工人提供勞動力。因此資本家根本不用參加勞動。資本家憑借這種企業所有權，就可以雇傭工人，無償占有工人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從而獲得極大的收入。因此，工人得到的工資，僅僅是自己勞動成果的一小部分，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只有工人們共同占有了企業，那么資本家則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如果他不勞動，便沒有任何收入，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剝削。

以富士康為例，理論上講，當前富士康內所有的工作，郭臺銘都可以通過雇傭的方式解決。理論上郭臺銘可以不投入任何勞動，僅僅憑借他對富士康的所有權，就可以獲得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郭臺銘死后還可以將企業交給他的兒子（當然，據說郭臺銘沒有兒子，這里僅僅是比喻），即便他的兒子是個白癡，照樣可以憑借企業所有權獲得巨額財富——當前中國富二代大多如此。當然，一般情況下，為了不是企業失去控制，郭臺銘還是要做些必要的關鍵的工作的。

企業產權被少數人壟斷的確會產生剝削。我們假如郭臺銘讓他的兒子進入富士康工作，他兒子的能力可能還不如一般員工，但是他兒子是屬于企業的老板，擁有富士康的所有權，那么這個富二代獲得的收入肯定是一般員工的百倍千倍。

資本家階級在產生的初始階段可能還較多地參加一部分勞動。但是由于資本家擁有企業所有權，而工人沒有，這種權力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剝削，資本家可以憑借這種所有權無償占有工人勞動。所以資本家所獲得的收入一定會高于他勞動創造的價值。隨著資本的擴大，理論上看，企業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過雇傭勞動的方式來解決，如雇傭職業經理人，雇傭技術員，雇傭體力勞動者。而資本家們則逐漸可以完全脫離勞動，他什么都不用干，僅僅憑借企業的所有權來剝削其他人的勞動成果。所以，既然資本家不投入任何勞動都能獲得大部分勞動成果，那么當他投入勞動時，也必然存在剝削。

可以說，職業經理人的出現揭破了所謂資本家養活工人的最后一層遮羞布，因為任何資本家的勞動都能通過雇傭職業經理人來完成，但職業經理人做同樣工作所獲得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由于資本家對工人有巨大的剝削，為了維持這種剝削，資本家一般會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多于他勞動價值的工資。這就是說企業高管盡管不是資本家、沒有企業的所有權，但是他憑借他接近資本家的地位，參與瓜分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也變相剝削了工人。以封建社會做比喻，資本家相當于地主，企業高管相當于家奴，工人相當于田奴，家奴比田奴日子好過多了。

如果消滅了企業所有權上的不平等，一個企業如果屬于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則誰也不能剝削誰。而這時，廠長、經理及工人的工資都是他們勞動價值的體現。在毛時代公有制下就曾經消滅了資本剝削，當工人們對企業擁有和廠長一樣多的所有權控制權時，廠長工資最高也就是工人的十倍。

所以，如果富士康企業是公有制，消滅了剝削，屬于勞動者共同所有，那么按照毛時代國企的經驗，郭臺銘屬于廠長經理一類的角色，廠長的工資最高是普通員工的10倍。也就是說，如果郭臺銘不剝削工人，他在大陸工作20年所獲得的財富也僅僅是普通工人的十倍。一個富士康普通工人做牛做馬做奴隸工作一年能積累多少財富？絕大部分僅僅維持生存而已，一旦遭遇工傷、疾病則等于陷入地獄。所以富士康工人每年最多積累兩萬元人民幣。也就是說，郭臺銘在大陸奮斗二十年，他所創造的財富折合到現在的價格最多值400萬人民幣。按照吳敬璉、高尚全們的教導，我們以最善意的角度善待資本家善待郭臺銘，假設郭臺銘屬于超級能人，將他創造的價值核算為800萬人民幣，這已經頂天了。但是郭臺銘身價55億美元，可見他的大部分財富是通過私有制、通過企業所有權剝削大陸工人所得。

按道理，毛時代，類似郭臺銘這樣的企業管理人才太多了。正是這些人與工人階級一起打下了共和國的工業基礎，才有了兩彈一星、雜交水稻、紅旗渠、大慶、鞍山等一大批項目產業。如果富士康是毛時代共產黨人搞的國企，將是類似大慶、鞍山等企業，實行鞍鋼憲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生產效率高，內部管理民主、分配平等。只不過改革開放后，共產黨集體腐敗，大多數黨員喪失了信仰，只會搞腐敗。再加上受新自由主義誤導，共產黨全面退出企業管理，社會財富、經濟權力才被資本家們逐漸壟斷控制。世無英雄，豎子才成名。

假如88年郭臺銘投資大陸100萬，他在大陸創造了800萬，所以當前富士康工人可以支付郭臺銘1000萬人民幣，然后將郭臺銘的55億美元及企業富士康收歸大陸工人集體所有。工人可以將富士康改造成當年毛時代大慶、鞍鋼一類的國企，實行鞍鋼憲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利潤平等分配。這是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推導出來的唯一結論，而馬克思理論是寫進中國《憲法》中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國家主人、要消滅剝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公有制占主體這些也是寫進憲法中的。當然憲法中也規定可以允許私有制存在，允許按資分配，但總不能太過分吧？我們的《憲法》寫得很清楚，以按勞分配為主體，以公有制為主體，其他的都是有益的補充。可見憲法只允許少量的剝削，不允許剝削現象太過于殘酷，成為主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郭臺銘在大陸付出的勞動僅價值800萬人民幣，出于統戰臺灣人的考慮，給他5個億，讓他剝削大陸工人49500萬人民幣，應該足夠了吧？郭臺銘卻將55億美元據為己有，而大部分打工者遭受郭臺銘等資本家殘酷剝削，還被逼到自殺的邊緣，短短幾個月已經是十幾跳了。這已經徹底顛覆了《憲法》規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郭臺銘們大量出現，如此猖狂，中國社會怎么不會兩極分化？

鑒于富士康等血汗工廠已經嚴重顛覆了《憲法》，應該將富士康收歸公有。

勞動者如果失去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那么他只能成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要消滅剝削，只能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按勞分配。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其基本含義就是按資分配--資本家擁有資本擁有生產資料，他們就獲得了大部分財富。

今天中國出現的資本家們，對勞工有沒有剝削，今天的勞工有沒有受到資本家階級的剝削，只要不是白癡，任何有生活常識的普通人都清楚：中國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不僅存在，而且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實稍微有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微觀領域考察一個企業內部存不存在剝削，要看該企業的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有沒有雇傭勞動存在。如果一個企業歸資本家所有，而工人不占有生產資料，則工人必須被雇傭才能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那么就肯定存在剝削。因為資本家可以不參加任何勞動，單單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無償占有工人的勞動，這種無償占有就是剝削，這種被無償占有的勞動成果就是剩余價值。也就是說，由于資本家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企業所有權，而工人沒有企業所有權，這種權力的不平等，必然導致資本家壓迫、剝削、無償占有工人勞動果實的情況出現。

舉個最簡單的只有兩個人的企業的例子。情況A是私有制：該企業只有兩個人，企業歸甲所有，乙被雇傭，甲是老板，乙是工人。情況B是公有制：企業歸甲乙共同所有，甲和乙都是老板。事情很明顯，即使甲乙二人在AB兩種情況下投入的勞動都是一樣的，但是在兩種制度下勞動結果的分配將明顯不同。在私有制中，甲憑借自己是企業的主人，可以投入較少的勞動但獲得較多的勞動成果，即甲剝削乙。而在公有制中，由于甲乙都是企業主人，權力地位平等，甲乙二人各自投入的勞動將決定他們的分配。情況A的分配方式是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情況B的分配方式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

所以，生產資料所有權，是人的第一人權，也是一個社會最根本性的權力。誰控制了它，誰就是這個社會最根本的主人。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要消滅剝削，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基本條件。當前中國，絕大部分企業已經是歸資本家階級所有，絕大部分勞動者不得不依靠被雇傭、依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難道不會存在剝削嗎？按照一般規律，生產資料、企業所有權被少部分人壟斷，資本家階級控制經濟命脈后自然會去控制國家權力、媒體、甚至軍隊。沒有生產資料，勞工階級被剝削壓榨，怎么會有尊嚴？

三、國退私進中郭臺銘等暴富資本家大量出現，是中國一切危機的根源

中國國企改革、國退私進的私有化進程伴隨的國有資產流失是共和國第一腐敗大案，其腐敗金額遠遠高于其他類型的腐敗金額總和，其危害更是難以估計。但由于追究國資流失可能會撼動資改派的私有化路線，所以資改派官僚一直竭盡全力阻止勞動者對國資流失的追究，資改派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機關對涉及工人維權、國企改革案件不予立案的程度。伴隨著國有企業被資改派扼殺，多少勞工大眾失去了國家主人身份，淪為受資本家階級剝削的奴隸。由于中國不能侵略其他國家，中國勞工階級的苦難程度遠遠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其他國家一樣是極其血腥的，中國的國資流失及私有化進程，和英國資產階級搞的羊吃人、美國資產階級搞的屠殺印第安人，日本資產階級屠殺中國人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無恥地資本運動。

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其根本原因是憲法被資改派顛覆了：所有制上，生產資料已經是私有制占主體。分配方式上，已經是以按生產要素即按資分配占主體。新生的資產階級侵吞了國有資產后，他們憑借對中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了中國勞動階級的大部分勞動成果--即剩余價值。

資本家剝削對兩極分化的貢獻比官員腐敗對兩極分化的貢獻要大很多。蘇聯解體前，右派官員們的腐敗已經達到了頂點，但由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其獲得財富受到種種限制，而且其腐敗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脅。正是這批右派腐敗官員推動了蘇聯的解體，搖身一變成為新生資產階級，大搞私有化。我們看到，蘇聯地區在解體后實行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數迅速上升。

官僚腐敗獲得的財富從根本上看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即公款、國庫，第二是拿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獲得利益。而后者其規模數目遠遠高于前者。前者屬于一般性腐敗，通過進行審計可以得到有效監督。當前突出性的官員腐敗不再是貪污公款之類的初級型腐敗，而是更加隱蔽、無法監督的腐敗，即利用手中權力為掌握巨額財富的資本家階級服務從資本家手中獲得非法利益。

富士康事件出來后，深圳地方官員大力庇護富士康。這不僅僅是為了官員的政績吧。郭臺銘為了收買大大小小的官員，肯定付出了許多資本。但這些腐敗資本只是郭臺銘剝削大陸工人的一個零頭。深圳的地方官僅僅是郭臺銘們的狗腿子而已。

富士康的工人說：老郭的助理要想見深圳的一哥（大家應該知道一哥是什么意思），只要一個電話，深圳一哥就屁顛屁顛的過來。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現象已經見怪不怪了。

當前官員腐敗主要是通過替資本家服務而從資本家手中獲得服務費。那么官僚腐敗所得將遠遠少于資本家剝削勞工所得。在國有企業資產全面流失殆盡、國民經濟整體上私有化后，整個國民財富已經被資本家階級攫取。所以從根本上看，腐敗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僅僅是資本家獲得的剩余價值的一個零頭。

所以腐敗官僚只是依附在資本家階級身上，參與了剩余價值的瓜分而已——這是中國實現市場經濟、大搞私有化后官員腐敗大面積上升的根本原因。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是資本家階級控制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從而瓜分全世界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現象，甚至許多官員本身就是資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爾森、高盛財團等等。

只要實現公有制、實現按勞分配，中國的兩極分化狀況則會基本緩解。腐敗官員們也喪失了為資本家服務從而參與瓜分剩余價值的機會，腐敗現象就會得到大面積解決。在此基礎上加強人民群眾對干部的監督，杜絕干部對國家財政等公共財產的貪污，那么腐敗問題也就會隨之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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