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關于“高層次人才”與“低端勞動力”的規劃，侮辱了誰？

作者：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北京市剛剛發表《首都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按照這個綱要，未來的北京將給予所謂的“高層次人才” 在戶籍、薪酬、稅收、社會保障等方面優惠。同時，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在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的同時，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　　

什么是“高層次人才”，什么是“低端勞動力”？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給個定義，但是不難看出，他們所謂的“高層次”，不過是具有高學歷，特別是具有洋學歷的那一類人群，那些從事體力勞動者，就自然被侮辱為“低端”了。自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就把人人平等作為人類社會的共識，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把“勞動者只有社會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在人人平等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卻把人分為“高層次”與“低端”兩類，這是赤裸裸的封建等級觀念，這是赤裸裸的對普通勞動者的人格的侮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北京市的那些規劃或人大的建議，明顯違背“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則。人人平等了，也就是說沒有什么特殊的公民，法律、法規不能規定對那一類公民可以給予優惠，也不可以規定那類公民給予歧視，而北京市的那個規劃與建議，給予了所謂“高層次人才”優惠的條件，把那個“低端勞動力”趕出京城，歧視了普通的勞動人民，侮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那么，國家或地方的法律法規該向那些人傾斜？關于這個問題，首先要遵循的原則是“人人平等”，不能看出生，不能看文憑，不能看是中國文憑還是洋文憑，那應該看什么？只有一條，就是看誰對社會的貢獻大。　　

是不是只有那些“高層次人才”才能對社會做出很大的貢獻？這一類人群中一部分人的確為社會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像錢學森、錢偉長、鄧稼先、李四光、袁隆平等。但并不是這一類人都為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的還對社會起了很大的危害作用，如一些網絡游戲開發者，使多少優秀的學生荒廢了學業，使多少幸福的家庭毀于一旦。那些被侮辱為“低端勞動力”普通的勞動者也可以為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當然，在一些人的眼中,普通的勞動者從事的工作是下賤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值得一提的。“寧肯一人臭，換來萬戶香”的掏糞工人時傳祥，當年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周恩來總理曾親自為其敬酒。如今，時傳祥的后人們，卻受到了歧視，社會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當年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與今天以任志強為代表的房地產業的大佬誰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呢？站在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答案。以王進喜為代表的新中國石油工人，他們大多沒有讀過書，更談不上有高文憑，當然也不會有洋文憑，以王進喜為代表的中國石油工人應當是那種“低端勞動力”了，但他們把新中國“貧油國”的帽子扔進了太平洋，為新中國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石油，為新中國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為了新中國獨立于世界之林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以任志強為代表的中國新時代房地產業的大佬們，他們都有高學歷，甚至是洋學歷，還有新時代的特色“洋野雞學歷”，他們應當是那種“高端人才”了，這些大佬們，為當今中國的GDP的高速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是為新中國在帝國主義封鎖下貢獻了寶貴的石油重要，還是當前為中國制造泡沫狀態的GDP更重要，這個不會有標準的答案，不同的人會有不同點解讀。　　

今天，為中國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那些農民工，他們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認。去年，中國的農民工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去年中國的“保八”的成功，經濟危機下的世界經濟的回暖，這些都是中國農民工用血汗換來的，他們不僅使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而且挽救了世界的經濟，他們的貢獻得到世界認可。中國的農民工背井離鄉，離開了親人，掙得是低廉的工作，他們的生活是最值得國家和他們建設過的地方去關心的。在北京，就有很多這樣的農民工，北京理所當然應該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給予他們在如子女上學、醫療、戶籍、住房、社會福利等提供一些方便，而不是把他們趕回貧窮的家鄉。　　

是不是北京不需要像農民工那些所謂的“低端勞動力”了？如今，在北京各個行業，這些“低端勞動力”始終是主力軍，是這些“低端勞動力”創造了首都的繁榮，沒有這些農民工，就不會有北京的繁榮。今后，北京要維持高度的繁榮，仍然離不開這些可敬的農民工。北京不需要這些“低端勞動力”的說法，不過是為了逃避他們應當為這些農民工盡的一些社會責任，如子女上學、醫療、戶籍、住房、社會福利等。北京不需要這些人了，應當為這些人提供的社會保障設施就不需要建設了！　　

最后，告誡北京市的所謂“精英”們，首都是全中國人民的首都，首都的繁榮，是與全國千萬個普通的勞動者，特別是那些農民工的辛勤勞動實現的，是以犧牲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實現的，不是少數幾個北京的“精英”實現的，也不是單單依靠北京本地人實現的，北京繁榮了，少數的“精英”要獨享北京繁榮的成果，要把對首都作出巨大貢獻的全國勞動者排除在外，是逆歷史潮流的行為，是會被廣大的勞動人民唾棄的。　　

他們驅趕外地農民工的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解決北京人口增加過快問題。解決北京人口增長過快問題，不應該是堵，不應該是把普通的勞動者攆出去，而應當是疏。在全國的支持下，北京繁榮了，如今，應當是北京支援全國的時候了，如果全國都繁榮了，自然就不會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北京了，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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