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焦慮

徐世輝

諾貝爾和平獎名單在上周公布后，各方的反應頗值得玩味。表面上看來，這個獎項引發(fā)的爭議、討論，是民主人權議題；實際上，民主人權是假，內在的政治焦慮大爆發(fā)才是真。西方國家對于中國議題的焦慮、中國對于自身國際形象的焦慮，透過這個獎項展露無疑。

對於諾貝爾獎委員會、西方國家而言，這個獎項的針對性太強，幾乎不存在想像的空間。這不是諾貝爾相關獎項的政治風格。1959年物理獎的李政道、楊振寧，搭配中國大躍進的全球震撼，外加吳健雄作為杰出中國女性學者的若隱若現(xiàn)，才是諾貝爾獎在操作政治隱喻時，所想要傳達的風格：訊息清晰卻又不容易被貼標籤。

但是，近幾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包括高爾、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的全球暖化議題，以及去年的歐巴馬，卻顯示完全不一樣的風格：政治指涉異常清晰，政治意圖直來直往、毫不遮掩；「和平」的意義，被局限在狹義的政治運作，類似陳樹菊這樣的「小人物一步一腳印來改變人心」的想像，幾乎消失殆盡。今年的和平獎則是繼續(xù)把這個空間壓縮得更小。

今年的和平獎，徹底展現(xiàn)西方國家的焦慮。西方社會，對于中國即將從青少年階段，茁壯成為青壯年期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似乎還沒有找到對話的位置、對話的方式；中國則還沒有找到自我的定位。在自我身分的認知、倫理關系都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人權、政治改革議題，就成為雙方對應關系調整的象征。

以往，日本、亞洲四小龍被視為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在民主、經濟模式上的模范；就像是部隊中的老兵，既是新兵的榜樣，也是長官向下屬傳遞指令、經驗的中介。當新兵成為老兵，或自覺自己不再是菜鳥時，倫理關系的調整往往成為各方齟齬的導火線。

從人民幣匯率、中國在非洲大筆投資、大陸礁層畫界的相關討論中，就可以看到，西方國家與中國，都像伊索預言裡的「北風、太陽與路人」：北風越是盡力吹送，路人越是把大衣裹得緊緊的。雙方都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對方，然后，都自認為對方誤解了自己。

從這個脈絡來看，臺灣長期以來所擔任的，處於西方與中國之間的緩沖角色，將會暫時隱身消退，而這個角色的轉變，正是臺灣在得獎名單公布后，各種臺面運作的深層焦慮來源。臺灣忙不迭的呼吁對岸要進行改革，就像是學長獲知長官即將直接與學弟溝通時，不斷努力維持「資深人士」的架勢。

其實，整個情況還蠻像另一種版本的《新兵日記》。

2010-10-13

（作者為臺灣的策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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