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的全球經濟治理都有一個特定的主題。“治理”就是用各種實力要素去實現(xiàn)政治、經濟、社會等目標。在冷戰(zhàn)時期，西方陣營在其勢力范圍內的國際經濟治理目標是強化遏制蘇聯(lián)的美歐政治軍事聯(lián)盟，并削弱蘇聯(lián)的經濟實力。在后冷戰(zhàn)時期，隨著西方在政治軍事領域與蘇聯(lián)競爭的“勝出”以及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的盛行，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治理目標是推動自由貿易、資本流通以及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世界經濟政策必須遵循在美英等國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經濟學，必須在自由市場原則下運行。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對西方自鳴得意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大打擊。很明顯，西方主流經濟學沒有任何能力預測金融危機這類重大事件，癡迷于數(shù)學建模的新古典經濟學是純粹象牙塔尖上的學問，不接“地氣”就難免失敗。但是，雖然西方經濟治理在金融危機后受到普遍質疑，后危機時代的經濟恢復政策卻還是離不了新古典經濟學。如果連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都無法破除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還能對西方改革全球經濟治理寄太大的希望么?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治理改革上，中國可著重強調“平等”。新古典經濟學的極端自由市場派是不會強調平等的，他們甚至認為不平等是經濟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美國共和黨的經濟教條即基于此)。雖然完全平等是個烏托邦，高度不平等卻能對經濟與社會造成極大危害，我們需要的是能激勵人們勤奮工作、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溫和有益的不平等。

　　當今世界的一大特征是明顯的高度財富不均。據(jù)慈善組織樂施會的估計，到明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將控制全球總財富的一半以上，這些超級富翁未來的總財產超過所有其他人財產總額的可能性也并不少;世界上80個最富有的人擁有1.9萬億美元的財產，這是世界上35億低收入人口擁有的財產總額;與此同時，世界上還有超過10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以下。從國家和地區(qū)來看，雖然新興市場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傳統(tǒng)發(fā)達國家，北美和歐洲仍是財富高度集中區(qū)，在全世界1%最富有的人中，有77%來自這兩個地區(qū)。

　　如此巨大的不平等不僅在道義上說不過去，也對全球經濟的運行造成了現(xiàn)實的傷害。新自由主義極端鼓吹市場的萬能，而在過去30年新晉的超級富翁中，占據(jù)“市場”核心的金融家們越來越多。新自由主義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而世界范圍內的財富不均也是從那時開始劇增的。不平等與西方資本市場特別是金融業(yè)發(fā)展之間的因果關系呼之欲出了。有些人之所以變成超級富翁，并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或勤奮，而是經濟模式有利他們之故。

　　在全球經濟治理上，中國高舉“平等”大旗會得到發(fā)展中國家的共鳴，也會得到發(fā)達國家相當一部分人的響應。過去30年來全球經濟治理史的一大主線，就是新自由主義如何在世界各地制造經濟危機的歷史，也是新自由主義導致的不平等如何成為經濟危機誘因并導致全球經濟發(fā)展失衡的歷史。這種局面需要得到扭轉了。▲(作者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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