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能不憶江南?

　　文/梁敬婷

　　只要提起中國近現代史，就不可能繞開江南造船廠。從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成立算起，到今天它已經走過了近一百五十年的風雨歷程。作為我國近代船舶工業的發祥地，它是我國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業企業。我國的第一代產業工人也在這里誕生，把江南廠視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搖籃亦不為過。

　　歷史波瀾：時代進程中的江南造船廠

　　辛亥革命前，江南廠生產技術落后，工人的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都極其惡劣，工傷事故屢見不鮮。廠里以洋匠收入最高，每天有2石多米收入，分別是中國匠目的5.6倍、工匠的16.5倍、幼童和小工的67.8倍。國民黨政權接管江南廠后，雖然工人的工資水平較之早期有所提升，但以當時的物價計算，工人實際的工資購買力不升反降。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侵占船廠，對工人們剝削更甚——不僅強迫工人每日至少勞動11小時，而且極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填不飽肚子還過勞死的工人比比皆是。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早期的江南廠工人通過罷工爭取改善勞動環境、工作待遇和組建工會的權利，并且和一批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一道反帝反封，成為革命的生力軍。抗戰時期，工人們運用自己的智慧，用“磨洋工”、“怠工”、損壞機床、藏匿器材等方式拖延生產，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同時間接支援抗日前線。然而，抗戰勝利后，老百姓沒有盼來太平日子，國統區嚴重的通脹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日益困難，江南廠的工人們也不例外。1946年的時候，一個普通的三等技工的平均月工資底薪尚能維持一個五口之家的生活，到1949年3月時這筆工資卻連3斗米都買不到。同時，隨著國軍節節敗退，國民黨當局下令將江南廠的機器、員工疏散到臺灣，對不能搬遷的廠房和設備實行就地破壞，解放初期的江南造船廠滿目瘡痍，百廢待興。

　　1949年5月，解放軍上海軍管委正式接管江南造船廠。在對機器和船舶進行突擊搶修和對生產關系進行民主改革后，江南廠正式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并逐漸恢復生產。社會主義時期的江南廠，無論是生產過程，還是再生產領域，都生動地體現了何為工人當家作主，何為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市場化浪潮不斷把我們裹挾向前的今天，我們重溫江南廠的故事，不僅是在思考新一輪國企改革的何去何從，更是從基層勞動者的角度出發，來理解新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經驗。

　　工人故事：江南廠的生產建設

　　“解放前，國民黨的時候，電子、電線技術很落后。我們那時候沒有無線電廠的，燈泡也是用的外國人的。我們用的東西都是落后得多。……日本人的時候，窮人吃苦在上海也蠻多的。日本鬼子是最壞的，看在眼里啊他媽的!有的老師傅要被他們審查，被他們搶東西。所以老百姓最恨就是日本人。而且過去上海啊，白相人很多，像什么黃金榮啊這些就是。他們不勞動，剝削下面的窮苦老百姓。苦的人太多了!……解放后的情況那就好多了，那叫天差地別啊!解放前的那些窮人，后來就變成了工人，進了工廠。共產黨……把所有的窮人，失業的人叫到東亞那里，就是上海總工會啊，去開講座。講什么?講中國的革命情況。他們問，為什么你們的窮人這么窮?我們會說啊，因為阿拉命苦啊。他們就跟大家說，不是你命苦，就是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壓得你們沒有辦法的!然后他們就一點一點地講啊，講得非常詳細，講到你明白為止。”

　　吳師傅是名副其實的“老江南”。1951年，他通過分配進入江南造船廠，從此一直在電工這個崗位上兢兢業業，直至1991年退休。今年85歲的他精神矍鑠，說起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目睹的社會兩極分化、日本侵略者的橫行霸道、流氓地痞的趾高氣揚，依然咬牙切齒。在吳師傅看來，新中國成立意味著一個全新的開始。

　　1949年5月，解放軍上海軍管委接管江南廠。隨后船廠馬上搶修拖輪、廠房和設備，不少職工群眾還主動把國民黨撤退前隱藏起來的貴重器材、精密儀器、工具和圖紙等資料悉數獻交。到了1949年年底，船廠已基本恢復生產，復工職工總數達4000人。在“一五”計劃之前，江南廠以突擊修理海軍艦艇為主。從1953年起，江南廠的生產任務則主要由船舶工業管理局安排，有造船也有修船，有軍用品也有民用品，有客輪也有貨輪，還有工程船。

　　那時候的吳師傅在電氣車間，進廠前還參加了三個月的技術培訓。培訓是船廠自己辦的，學習結束后要進行考核，考核通過才能上工。上工后還要實行一段時間的師徒制，即跟一個師傅邊學邊做，大學畢業生也不例外。師傅之間還有競賽，比試誰的徒弟干得更快更好。作為軍工廠，車間的勞動其實并不輕松。“熱鐵板很燙，夏天的時候就更不用說了，但電焊工還是要上去做電焊。車間里啊，冷的時候，極度的冷，熱的時候，極度的熱，非常辛苦!”吳師傅直言。那時的吳師傅每天工作八小時，車間三班倒，一般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第一班，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第二班，晚上十二點到次日早上八點第三班，一周休息一天。像吳師傅這樣的技術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每月工資按其技術評級來計算。吳師傅當時每月工資66.7元。這是什么概念?“我們那個時候，大餅兩分錢一張，吃飯八分錢管飽，一個月下來花十來塊錢已經算多的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廠，工人在上崗前有培訓，上崗后工廠分發勞保用品，真的出現工傷的時候，廠里也會“罩著”——吳師傅剛進廠時跟的老師傅，因操作機器不當引致爆炸，受了工傷。不同于今天的富士康等工廠的做法，江南廠馬上把重傷的老師傅送進醫院，全數支付老師傅治療和住院的費用，給家屬發放撫恤的同時還派工作人員去看望家屬，“做思想工作”。老師傅傷愈出院后，又回到原來的崗位繼續工作，一切如昔。

　　但真正體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不是這些比解放前要好的“硬件”，而是工人能民主參與和民主管理自己的工廠這一“軟件”。當時江南廠的組織架構是工廠-車間-工段-小組，車間主任、工段長和小組長由車間推選和指定候選人，然后車間內部開會對他/她進行評議，得到多數職工認可后他/她才能就任。“五十年代工人很少有對管理層不滿，有意見主要是改革開放以后。評議嘛，要下面全體工人百分百擁護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擁護就是對的人，只得到百分之十五的擁護就不是對的人了。”那時工人和干部之間的工資差距也很小，一個普通的技術工人月平均工資是50元左右，廠長的月平均工資是120元左右，廠長的工資只比普通技術工人多一倍。另外，干部也常常到生產一線工作，沒有“當官”的高高在上感。

　　流金歲月：江南廠的幸福生活

　　“我1935年生。我小時候還是解放前，生活也不好，在鄉下讀書讀到三年級，解放后來到上海。當時我15歲，投奔姑姑，來學電器開關，學到55年去江南廠。然后響應國家‘156工程’的號召，考進江南廠。我愛人本來在浦東，是新界機器廠的人。因為當時孩子在我們廠里的托兒所，愛人往返托兒所來照顧孩子很辛苦，我就寫信去給華東的馬司令反映問題，然后有女同志過來考察，就把我愛人調到江南廠。那時候江南廠是國家所有，新界廠是集體所有，都是全民所有。這種問題放到今天不可想象可以這樣解決，只有那時候才能解決的。……工廠里有療養所，有醫院，什么都有。現在這些都沒有了，78年改革開放把它們全部改掉了。毛澤東時代工人生病，去哪里看病都可以，也不要錢。現在托兒所、幼兒園、醫院、療養所，全都沒有了。……現在的工人，錢也沒有，房子也沒有。毛澤東時代哪會這樣?”

　　十月初的上海，秋意漸濃。江南二村的敬老亭里，79歲的老管路工王師傅正在和身旁的老工友們聊天。這個位于茶陵路的小區是江南造船廠在1954年為職工新建的工房，共有504戶職工和職工家屬。除了住房，江南廠的職工福利還包括興建職工醫院、職工食堂、職工子弟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以及療養所，可謂一應俱全。

　　然而，如果沒有工人自己的民主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這些工人階級的“特權”可能就會變味，就像今天我們看到的經適房小區里停滿豪車，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官”背景“房哥”、“房姐”、“房祖宗”，衛生廳長視察醫院時發出的“假如我不是廳長，我肯定排不上隊看不上病”感慨。據江南廠當年主管分房的老工會主席郭師傅回憶，剛解放的時候，廠里大部分工人都生活得很苦。為了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江南廠蓋起了專供工人居住的工房。五十年代中后期，江南二村蓋起來后，工會就開展分房工作：首先是申請，郭老印象中當時全廠共有一千多人申請入住。接著是收集申請人每家每戶的信息，比如一家有幾口人、幾代人、多少老人、多少小孩，還有申請人的工齡。收集好這些信息后，工會再進行統計和排序，最后把所有明細張榜公布，讓全廠工人監督有無虛假和錯漏。除了分房，江南廠其他的職工福利，比如就醫和子弟教育等，也向全廠公開相關信息，歡迎職工監督。郭老所在的工會當時在工人福利方面總共收到三百多條意見，“我們也絲毫不敢怠慢，一條一條地去處理。”

　　建起工房供廠內職工居住，不僅解決了廠內工人及其家屬的住宿和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工人社區，為社群培育乃至階級意識萌芽提供了基礎。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西蒙·庫珀在曼徹斯特的工人社區中走訪時發現，社區里的人互相照應，和中產階級社區的隔閡與相互疏遠大相徑庭。工人們互相幫忙照顧彼此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幫助沒法出門的鄰居順道去商店買東西，讓親戚借住自己家。他認為，工人們這種鄰里的互幫互助正好代替了不斷縮減的政府服務。在江南二村里，我看到吳師傅笑盈盈地接過另一位老師傅給他修好的老腕表。還有一次，我和近90歲的曹師傅聊天。和大多數老師傅不一樣，曹師傅耳背很嚴重，平時不怎么和人說話。他喜歡自己一個人戴著頂帽子，靜靜地坐在長椅上休息。我很費勁地在他耳畔“喊”話，但他似乎沒怎么聽懂，回答也不過只言片語。談話期間，時不時有個三四歲的小女孩跑到他面前。兩個人面對面也不說話，就是相互笑著握握手。我后來才知道，曹師傅家沒有小女孩。那個活潑的握手小女孩，或許就是他晚年難得的慰藉?

　　我想，這樣的故事，在江南二村一定還有很多。

　　思考追問：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這批江南廠老師傅大部分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退休。那時的江南廠剛剛改制，搞起了股份有限公司。老師傅們對此沒有太深刻的印象——當我問起普通工人購買股票的情況時，他們大多一臉茫然，或者寥寥數語一筆帶過。但他們清晰地記得，從八十年代開始，干部“變了”，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常常在一線車間工作了;工人和干部的工資差距越拉越大，干部有了自己的小金庫;甚至有人羨慕江南廠的好福利，花錢把自己的孩子買進來做工……老勞模趙師傅談起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的“打老虎”之舉贊賞有加，“而且要我看啊，打老虎還不夠，還要打蒼蠅，打虱子!毛澤東的時候怎么可能有貪污?即使有也是很少，很少的!一個干部貪污了60塊錢，那是要拿去槍斃的!”

　　當年江南廠對工人的承諾是“生老病死有保障”。我把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對這種工人“鐵飯碗”的評價——“大鍋飯，養懶漢”——告訴吳師傅。他聽了，先是一愣，隨即沖我又是搖頭又是擺手：“不可能的!什么大鍋飯啊!”然后他說起自己當時在外廠工作，日曬雨淋，風雨無阻。正是在這些老工人們的勞動基礎上，江南廠早在五十年代就建成了自己的潛艇、貨輪、客輪、軍艦，在六十年代派出普通工人去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建。工人階級的主體性，不是別的，就是工人自己當家作主。“生老病死有保障”，不僅是“職工福利好”，更是勞動者的尊嚴。我們很難想象，今天的富士康會給工人“鐵飯碗”，讓他們“生老病死有保障”。江南廠的老師傅們苦苦工作，卻明明白白地看到自己勞動的價值，自己作為一個勞動者真真切切的自豪感。富士康工人則拿著微薄的薪水，卻一輩子都買不起自己親手制造的蘋果產品，看不到自己勞動的價值所在。與他們而言，江南廠老工人們的故事，或許是天方夜譚。歷史即異域，一語成讖。我們不禁要問：是誰書寫的天方夜譚?又是誰言說的異域?

　　新一輪國企改革又該何去何從?江南廠的故事告訴我們：回到基層，傾聽普通勞動者的聲音，是唯一的辦法。

　　作者單位：香港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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