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早期(1840-1913)的自發經濟斗爭

　　——《中國工人運動史》讀書筆記

　　“工人為勞動價格而與資本家斗爭的必要性，是根源與工人所處的被迫把自己當作商品出賣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表示畏縮讓步，他們就決不能開展任何規模較大的運動。”

 ——馬克思

　　基于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點，在早期，中國工人的經濟斗爭往往是反對各種形式的民族歧視和封建性的壓迫剝削。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研究我國工人早期抗爭的歷史，將有助于理解當下矛盾的發展。以下分三個時期介紹中國工人經濟斗爭的情況。

　　1840-1894年

　　作者在本章中一開始就提到，“1894年以前工人群眾的經濟斗爭，和他們在同一時期參加的反對外國侵略、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政治斗爭一樣，都是我國工人階級從產生的時候起就具有的革命性、斗爭性的表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如果工人馴服地接受資本家的意志，接受資本家的命令，并把它當作最高的經濟規律，他就一定要接受奴隸所受的一切痛苦，而又得不到奴隸所享有的生存保障。”“在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下，誰想不僅口頭上，而且實際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須堅決參加戰斗。”“我國工人階級在開始產生的階段，就表現出了強烈的反抗性和堅決、勇敢的戰斗精神，這是非常可貴的。”

　　1894年之前的50多年前，中國工人階級群眾性的自發斗爭還處在比較低級和原始的階段，表現為：

　　1、斗爭次數[[1]]稀少，比較零星和偶然，沒有形成一種頻繁發生、彼此聯系、互相呼應的社會運動。1840-1861年，1863-1867年，1873，1878年，除了有些工人參加反侵略和反殖民統治和農民起義外，至今沒有發現一次有文字記載的工人經濟斗爭。其余26年，每年有1次斗爭的有5年，有2次斗爭的有10年，有3次斗爭的有5年，有4次斗爭的有4年，只有1881年發生過8次，1882年發生過7次，是最多的兩年。分布地區最多的是上海，共計34次，

　　2、斗爭絕大多數是由于雇主、監工和封建把頭等加重對工人的壓迫和剝削引起的，失敗的多，勝利的少。71次斗爭中由于加重對工人壓迫剝削而引起的共計50次，占總數的70%，而工人提出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的只有17次，只有兩次是產業工人的斗爭。

　　3、斗爭大多發生在手工行業和苦力運輸工人中，近代產業工人的斗爭還沒有在所有工人斗爭中占主導地位。作者認為，“這是近代工業和工人階級產生時期，由舊的封建行會時代的工人斗爭向新的近代工人運動開始轉變的突出表現”。

　　4、多數斗爭規模不大，堅持時間不長。人數在100人以上的只有21次，很多斗爭人數還不到10人。最大一次是1876年江西景德鎮瓷業工人要求改善飯食的斗爭，遭到當地政府鎮壓時，曾“集眾至萬人”。堅持時間最長的只有一個月左右，產業工人的斗爭超過10天的只有1882年7月上海德豐公司駁船水手的罷工。很多只是堅持幾天甚至幾個小時。手工業工人和苦力運輸工人斗爭的規模相對較大和堅持時間較長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是按照行業進行斗爭的，封建性的幫會組織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雖然有時候是破壞團結的消極作用，但在早期工人階級缺乏覺悟和階級組織的情況下，對于團結人數眾多但很分散的手工業工人堅持斗爭來說，是很重要的。

　　5、比較確定的是23次采取了向官府告狀的形式，采取了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有10余次。告狀表現了工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對官府存在幻想，如1870年上海車夫反對租界強迫征稅時，委托商人向外國人上書說到“采取豁達的態度，不要再催促對你來說只不過是區區小數而對我們卻是繁重的稅收了。”雖然這次上書被外國殖民者稱贊為“更為聰明的辦法”，但租界當局并未發善心免除他們的捐稅。還有采取封建方式的，如1877年蘇州絲織業機匠七八十人為反對屢次減工價而“焚香環跪堂府”。比較暴力的有1889年云南錫礦1200多名礦工因官府閉礦，斷了生路，聚集起來，“戕官劫庫，掠去庫銀二萬五千兩”，像這樣的礦工暴動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在許多地方屢次發生。這些工人暴力行動表明近代工人的早期斗爭中還存在許多封建社會舊式的手工業工人斗爭和農民斗爭的傳統影像。

　　6、當時城市手工業個人和苦力運輸工人的斗爭比較多，文字記載71次經濟斗爭，手工業工人占40次，占一大半，其斗爭規模之大和時間之長以及激烈程度，均超過同一時期的產業工人。1870年江西紙廠手工業工人罷工，和當地的紅蓮教組織有聯系，該組織和當時南方各省流行“哥老會”、安清道友、黃蓮教、白蓮教一樣，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一直在地區醞釀進行小規模的農民起義，打擊封建統治。那次罷工由于形勢不利而失敗。1886年上海和祥棧房裝卸工人罷工和1888年上海英法租界小車夫罷工，是當時城市苦力運輸工人的兩次大規模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斗爭。1868年英國資本家在牛莊(今遼寧營口)創辦機器榨油廠，1874年香港、廣州等地引進縫紉機出售，都遭到了當地榨油工業的手工業者和舊式裁縫的反對，直到1918年北平還發生過人力車夫砸毀電車的事件。

　　7、1894年以前的產業工人的經濟罷工不算多，舉例有：1862年上海茶葉包裝工人和洗衣房工人反對英國資本的斗爭，要求洋人增加工資。1868年10月，上海英資造船廠工人反對降低工資，是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產業工人的經濟斗爭。1872-189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3次罷工，可能是那個階段官辦企業和所有產業工人罷工中規模最大的。1872年罷工的起因是小官吏和造船工被毆打，1883年資方某個管理人員嫌工人做工慢，加快機器轉速，導致罷工，1890年罷工則因為資方延長工時所致。

　　1895-1913年

　　1895年到1913年期間，早期工人的經濟斗爭有了初步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由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資本輸出為主，外資企業在中國有了較大的發展。同時，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也有了初步發展，中國近代產業工人數目從甲午戰爭前的9萬人增加到了90萬左右。并且，隨著中國的自然經濟在外來資本沖擊下逐漸解體，破壞了城鄉手工業，大量的農民涌入城市謀生，形成了廉價的勞動力大軍，有利于資本的剝削，壓低工資比重和延長勞動日、提高勞動強度成是常見的手段。基于以上一系列因素，中國工人與中外資本家的矛盾也在相應的范圍和程度上發展起來。這一時期資產階級領導的反清、反帝愛國運動的不斷發展也無疑對當時工人的經濟斗爭十分有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給了工人很大的鼓舞。

　　這一階段工人斗爭的特點如下列所述：

　　1、罷工次數顯著增多，19年277次，是前一階段50多年罷工總數的4.8倍。上海罷工116次，占全國的69.8%。1912-1913年比較厲害的是漢陽兵工廠的3次大罷工，與民國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發生了直接沖突。工人因薪資問題罷工，黎元洪對此十分惱恨，將一個叫做梁瀚生的罷工首領斬首示眾，引起全廠工人憤慨，再度罷工。最終當局沒能用武力懾服工人，想另招工人也因為兵工廠生產要求有熟練技術而不得，工人的罷工取得了勝利。

　　2、產業工人罷工的比重增加，罷工次數超過了非產業工人。143次罷工，占全部罷工的51.6%，罷工最多的是繅絲廠和棉紡織廠的工人，其次是煤礦和鐵路工人。1912年11月，廣東順德各個絲廠工人反對苛刻待遇和用紙幣發放工資，是一次規模較大的同盟罷工，參加人數達5000余人，可惜沒有詳細記載。1905年6月，江西萍鄉煤礦工人因反對將三班制改為兩班制而罷工，當局派來駐軍彈壓罷工，并把罷工首領游街示眾。這次罷工最終失敗，但加深了安源礦工對反動當局的仇恨，他們不久就參加了革命黨人領導的萍瀏醴起義。1913又發生兩次反對克扣工資的罷工，當局又請來軍隊彈壓。1907年山東濰縣坊子煤礦發生爆炸致110多工人慘死，激起的罷工延續了“好幾個星期”才平息。包括其他諸如安徽、湖北、東北等地區的礦業工人的罷工都顯示了這一時期剛剛形成的新式礦業工人隊伍的戰斗精神。

　　1911年底，中國(除臺灣外)已建成鐵路干線和支線里程合計9200多公里(70%以上受外資控制)，共有鐵路工人8萬余人。1905年，在俄國國內反對沙皇的總罷工和起義的影響下，沙俄控制的東清鐵路1400多工人(俄籍工人占3/4)罷工，反對加班加點和軍警壓迫。1907年中俄工人還舉行了紀念1905年俄國革命的集會，1908年又為紀念國際勞動節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罷工和群眾集會。1909年京漢鐵路工人反對廠首串通法籍工程師和工頭克扣工資和向工人索賄，集體停工，是京漢鐵路第一次較為重要的罷工。在143次產業工人罷工中，除4次罷工所在企業性質沒有明確記載外，其余139次中，罷工發生在外資和中外合資企業的有49次，發生在官辦企業的27次，發生在民族資本企業的63次。主要是民族資本有了初步發展，民辦企業工人罷工次數大大增加，但是民辦企業的罷工規模都比較小。53次有人數記載的罷工中，參加人數在1000人以上有14次，外資5次，官辦3次，民辦1次，三種企業都有的聯合罷工5次。

　　城市手工業和運輸工人的罷工共計134次。最集中的是上海，其次是江蘇、浙江的一些中小城市和漢口、長沙等地。1897年上海公共租界小車夫罷工，遭到軍隊開槍鎮壓而失敗。1911年11月，上海在一周之內發生兩起手工業工人的全行業罷工，一是木匠，二是銀樓業工人，均因工資太低，到月底都未結算。當時外國人辦的報紙評論銀樓業的罷工時，認為這次罷工和當時其他一些罷工都“非常強烈地表現了工會的精神”，“有些工人愿意在工資增加少于團體所要求的條件下復工”。1901年蘇州全城織布工人罷工，因物價上漲而要求增加工資，外國報紙稱這次罷工“跟西洋的方式一樣”。杭州絲織業“機戶工匠不下萬人”，從1901年8月到1906年6月，因銅錢貶值物價上漲，先后罷工四次，大都取得了增加工資的勝利。1911年1月漢口租界人力車工人抗議英人踢死車夫一人，全體罷工，遭到英國軍艦水兵上岸鎮壓，開槍打死工人一人，傷十幾人。1912年8、9月間漢口3000余人力車工人要求減少車租而罷工，取得了部分勝利。

　　1914-1919年4月

　　這一階段有記載的259次罷工中有184次是因為工資問題，占71%。非產業工人130次罷工有106次是因工資問題引起的，占81%。與前一時期類似，但是比重更大了，而且突出的是為要求增加工資而進行罷工的次數大大超過了為反對降低、克扣和拖欠工資而進行的罷工。上述184次因工資引起的罷工中有130次是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發動的。產業和非產業工人還為反對雇主、監工、包工頭和軍警的打罵、凌辱、監禁和勒索等舉行了40多次罷工，反映了早期工人不甘奴役的斗爭精神有了發展。

　　一般手工業工人和一些規模較大的產業工人的罷工，大多是在舊式的行會和幫會的領導下進行的，斗爭中沿襲了很多舊式行會、幫會的一些傳統方法，比如齊行罷市，聚眾要求雇主答應條件和集體向官府告狀請愿或者跪求，在遭到無理拒絕和蠻橫壓迫時則形成騷動和暴動。不團結的現象也時有出現，例如上海各船廠廣東幫木匠發起罷工，寧波幫木匠往往拒絕參加，甚至趁機應招代替廣東罷工工人的工作，引起雙方的爭執和沖突。

　　該時期不同于前一個時期的特點是：

　　1、開始出現產業工人的同盟罷工和幾個不同行業的非產業工人的同時罷工。例如1911年上海閘北4家絲廠女工同盟罷工，發表了共同的宣言，還得了梧州路和法租界絲廠女工的罷工相應。1912、1913年上海10個船廠的翻砂工人兩次聯合罷工，還受到了工黨的支持和幫助，并在其影響下建立了翻砂工人同義會的組織。1913年工黨同盟會領導了漢陽10余家工廠的千余翻砂工人聯合罷工。還有安慶、杭州和開封的各行業的手工業工人為著同樣的原因和共同的經濟要求同時或相繼舉行過罷工斗爭，在過去是少有的

　　2、有些采取了散發傳單和游行示威的斗爭方式。這表明早期工人的經濟斗爭正在由舊式的行會斗爭和毫無組織的斗爭，轉向新式的有組織的罷工斗爭。

　　3、辛亥革命前后在上海、武漢和長沙等地曾出現了一些在工黨領導或影響下舉行的罷工斗爭，也有在工人自己建立的組織下領導的斗爭，如1911年上海印字館工人在工人朱全麟倡議建立的“西字聯合會”領導下進行罷工，1912年上海首飾業工人在以張鴻堯為首的“飾業團”領導下罷工，還設立了事務所，散發傳單，并派調查員到工人中活動，提出條件向雇主交涉。當時外國記者認為這些罷工都表現了“日趨顯著的”“工會主義的精神和方法”。特別是受到1905年俄國革命影響的哈爾濱等地，有些罷工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和影響下進行的，可以說這是在中國工人早期自發斗爭階段的個別特殊條件下出現的某些自覺的斗爭。

　　這一時期工人經濟斗爭走向高漲的原因分析：

　　(1)一戰后，歐洲列強忙于戰爭，日、美帝國主義趁機在華發展，中國產業工人人數成倍增加，隨之中國工人與中外資本家的矛盾相應發展以來，這是工人罷工斗爭日益頻繁的客觀基礎。

　　(2)辛亥革命時開始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銅元和紙幣貶值的問題在這一時期更加嚴重。

　　(3)早期工人經過前兩個時期的斗爭實踐，逐漸萌發了階級意識，積累的斗爭經驗。國際工人運動和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對國內的影響。

　　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5年零4個月的時間里，各地工人群眾共舉行經濟性質的罷工斗爭185次，平均每年34.7次，是前一階段14.7次的2倍多。并且幾乎月月都有罷工。1919年開頭4個月，即五四前夕，就發生了24次罷工，其頻繁程度超過了之前最多的1918年(一年60次)。

　　罷工最多的仍然是上海，有85次，占全國的46%之多。1919年2月發生了日華紗廠3000余工人反對改行計件工資的罷工，3月份有全市人力車夫8000余人反對增加車租的罷工，4月份三新紗廠8000余工人要求加薪而罷工，這些是當時規模的最大的罷工。1919年2~4月，武漢連續發生了揚子機器廠、翻砂機器業、制筆業、打石業、鐵工廠、漢陽鐵廠、印花廠等工人的7次罷工。1914年，東北地區諸如沈陽、大連和哈爾濱都少有罷工的記載，到了這個階段共發生罷工49次，其中沈陽7次，大連11次，哈爾濱9次，它們成了除上海、武漢外罷工最多的城市。

　　全國185次罷工中，產業工人的作用更加突出，有114次，占62%。與前一階段相比，產業工人年均罷工21.3次，約為前一階段的5倍，非產業工人年均罷工13次，為前一階段的3倍多。從地方上看，上海85次罷工中產業工人占49次，廣州5次罷工產業工人占4次，大連11次罷工全是產業工人舉行的，東北地區產業工人罷工41次，占總數84%。

　　表1為兩個時期的罷工情況的對比簡表，可以明顯看到工人斗爭程度的加深。

　　表1 1895～1913年、1914～1919年兩個時期的罷工情況的對比

　　根據現有材料的不完全統計，這個階段產業工人的114次罷工中，大約有25次或多或少地突破了幫會、行會界限，具有不同職業、不同企業的工人聯合起來進行的同盟罷工的性質。例如英美煙草公司新老兩廠工人在這個階段舉行了4次同盟罷工，人數最多一次達到3000人，罷工工人還在廠門口阻攔進去上班的工人，類似工人糾察。1916年上海13家翻砂廠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在工匠領袖王義杰、江臨泉等人組織的翻砂工人同義會的領導下，堅持斗爭有一個多月!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人1000多人罷工，罷工在之前部分工人創設的“集成同志社”的領導下，提出了工資和工廠管理方面的要求，并曾向其他商店的工匠及苦力宣傳，準備聯合起來斗爭，但罷工堅持不到一星期就在資方的威脅利誘和分化瓦解下失敗了。罷工領袖4人被斥退，集成同志社組織也遭到破壞。

　　1918年，帝俄反動勢力仍然統治遠東部分，為了利用鐵路向俄國國內運輸軍隊進攻革命，加強了對鐵路工人的統治壓迫，激起了全路中俄兩國工人強烈反抗，哈爾濱鐵路工廠和火車站工人的罷工使得機車開行僅有平常的三分之一，有力地支援了十月革命。

　　從罷工人數上看，超過500人(包括成千上萬)的罷工共66次，占有人數記載的罷工綜述的72%，超過1000人就有42次，占46%。上海油漆工人、水木工人、英美煙廠工人、三新紗廠工人、日華紗廠工人和帝俄控制的中東鐵路的工人的罷工，都是一些規模巨大的罷工。

　　這期間上海人力車夫工人的3次大罷工曾引起帝國主義當局的驚慌，在當時社會上有很大影響。特別是1915年12月的罷工期間，革命黨人陳其美為反對袁世凱稱帝，在上海聚眾起義，“聞有大半車夫，約四五千人，為革命黨所利用，雇充前敵”，表現了人力車工人的革命精神。有罷工經過記載的130多次罷工中，就有20余次工人群眾同資方及軍警發生激烈沖突而造成了人員傷亡，而這些都是由資方和反動軍警野蠻殘暴的壓迫引起的，其中以礦業工人的斗爭最為激烈。

　　這一階段的罷工斗爭，工人群眾除了采取一些傳統的方式進行斗爭外，還有一些新的做法：

　　(1)根據群眾的共同意愿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條件。

　　(2)散發宣言傳單等，發動更多工人群眾，謀求各界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3)先進工人召集群眾大會，發表演說，進行宣傳鼓動，并到附近單位的職工群眾中去爭取支援。

　　這一階段已知罷工結果的共計115次，勝利和部分勝利的共66次，占57%，和前一階段相比，勝利的比例是在上升的。取得的勝利越多，就越能促使工人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力量，鼓舞他們的團結和斗爭。

　　結語

　　作者在本章結尾提到，從19世紀40年代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斗爭方面經歷了比較原始的階段(1840~1894)，有了初步發展的階段(1895~1913)和開始走向高漲的階段(1914~1919年4月)”。“早期工人隊伍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這些發展，為我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和在五四運動以后建立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并在黨的領導下走上自覺地為謀求本階級和全國人民徹底解放的革命道路準備了條件。”

　　確實，以前在看到教科書上的“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這種說法時，我沒有多少理解。現在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建黨的條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重大的歷史轉變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群眾運動的積淀，正如列寧所說，“隨著人們歷史創造活動的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家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

　　[[1]] 該書中關于罷工的信息(次數、人數、堅持時間、斗爭結果等)都是根據已有歷史資料整理得來的，因此都是不完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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