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跨越半個中國的紡織因緣

　　訪談員：管田欣(中國人民大學中 共黨史系碩士生)

　　受訪者：文珍

　　訪談時間：2014年2月11日9:00-14:00

　　訪談地點：青島市受訪者寓所

　　人物簡介：文珍師傅，1933年生，湖北沙市人，現居青島市區。1954年在武昌高級工業學校畢業后來到國營青島第六棉紡織廠工作，1954年底實習期滿，擔任國棉六廠細紗車間甲班輪班長(郝建秀小組所在的班)。1957年被評為青島市第二屆勞動模范。1970年任細紗車間操作管理技術員。1981年起調往青島國棉十廠工作，歷任青島國棉十廠的細紗車間主任、技術科副科長和質量檢查科科長、工程師、高級工程師。1983年在青島國棉十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0年退休。

　　文珍生于1933年的湖北省沙市，家中姊妹四個，她排行老大。文珍的父親早年跟著別人扛活賣棉花，微薄的收入幾乎不能維持日常開銷。日本侵華戰爭打斷了一家人貧窮但平靜的生活，漫長的逃難路上刻滿了戰火與生死，文珍就這樣磕磕絆絆地念完了初中。湖北解放后，倔強的她沒有聽父親的話成為一名小學老師，而是獨自前往武漢考學，1950年進入武昌高級工學院學習紡織。她回憶說，當時報考的高級商業學院、高級工業學院和護士學校都考上了，但是舅舅建議說，現在國家解放了，以后一定重視工業，你要學工，文珍就選擇了高工。

　　1953年年底，二十歲的文珍從武昌高工畢業，和班里其余53個同學集體坐火車去青島，班主任帶隊將他們送到青島紡織局。一班同學被分到了青島的九個國棉紡織廠里。文珍在學校里成績最好，是團員和班干部，被分到當時規模最大、最有名的國棉六廠，成為郝建秀所在的細紗車間的一名實習工。

　　文珍至今清楚地記得，她正式進廠的時間是1954年1月13號，實習工資32塊錢，20塊錢寄給家里，剩下12塊錢是自己每月的生活費。半年后實習提前結束，她成為細紗車間的一個輪班長，工資漲到了81塊錢，這在當時是非常高的收入，文珍開心地說“在工廠里面干活讓我體會到做主人的感覺，解放了，我們自己工作，自己做主。所以我拼命地干，使勁地干。”這個湖北姑娘慢慢適應了工作，也習慣著北方的生活，吃面食，學方言，并在青島遇到了后來的丈夫——同在細紗車間工作的技術員布青。他們本計劃在1955年的春節回丈夫老家江蘇常州結婚，卻因為丈夫要培訓車間副工長而不得不臨時取消，在職工宿舍——舊式日本職員宿舍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公家的房子，公家的桌子，公家的床，還有兩把公家的椅子”，一捧糖果，幾碟花生，算是結了婚。他們決定生五個孩子，孩子們的名字連起來是“布爾什維克”。婚后一年，丈夫脫產去華東紡織工學院念書，文珍帶著不到一歲的大兒子，懷著二兒子開始了一段艱難的日子，“開辟了車間外的戰場”。

　　車間內，作為輪班長她要兼顧的責任也多起來，不光抓生產，組織工人學習，還要帶著骨干去職工家里走訪。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輪班長通常要提前半小時到車間完成交接班，并組織生產小組開班前會，給每個生產組長布置任務，說明當天工作的重點。在巡回過程中，發現有小組的女工臉色不好看，下班后輪班長要跟這個組的工會組長溝通，問一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難，是孩子病了還是兩口子吵架了?下了班和小組里的骨干一起去女工家里走訪，幫助女工解決問題。因此，文珍“心里像裝著一份地圖似的，誰家住在哪里一清二楚。”全班一共七個小組，她要挨個布置任務，督促生產，觀察工人狀況，工作細致認真，所以細紗車間甲、乙、丙三個班，哪個班成績不好，計劃完不成了，就把文珍調過去。她不僅善于管理工作，而且注意留心總結小組工作經驗，經常寫郝建秀小組的工作介紹，因此當來自全國各地的紡織工人到國棉六廠細紗車間學習郝建秀工作法的時候，經常都是文珍來負責接待和介紹。文珍說，郝建秀工作法改變了人和機器的關系，使人成為主動的勞動力，而不是依附于機器的工具。這個工作法不僅可以用在細紗值車技術中，誰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好自己的工作。

　　“郝建秀工作法里有一條分清輕重緩急，我就記住了，不管干什么工作，必須找到什么東西是重點，什么東西是次要的，輕重要分開，這樣干起來又快又好。還有一條是穿插結合進行，你干這個事情的時候要心里想著另一件事情，要是這樣的話，干一件工作的時候能夠順帶把另一件工作也干好，這樣工作效率不就提高了嗎?”

　　1957年，文珍被評為青島市第二屆先進生產者。訪談中，文珍拿出了珍藏的兩枚獎章，一枚是自己1957年的先進生產者獎章，另一枚是丈夫布青先生1956年的先進生產者獎章(第一屆)。她說，這是我們最珍貴的榮譽之一。她念念不忘當時評獎的過程，一遍遍地講著“那時候，我們只看勞動，別的不管，是真真正正的。”

　　“大躍進”在文珍的記憶里是最辛苦的歲月，本身紡織工人三班倒就已經非常累了，之前各種生產競賽已經將體力逼到了極限，但是“大躍進”期間要趕產量，三班輪換改回之前的兩班輪換，12個小時連續工作累得女工們苦不堪言。吃飯不停車，趁落紗空當狼吞虎咽地吃飯，漫天飛舞的花毛就著茶水冷飯，五六分鐘解決吃飯。下了班還要大煉鋼鐵，回到家中還有永遠做不完的家務。

　　“上夜班累得眼都睜不開了，端起車頭上的茶缸子喝幾口茶葉水提提神接著干，所以紡織工人離不開茶水，我到如今都喝茶。但那時候的工人好領導，思想很單純，開會就開會，學習就學習，勞動就勞動，大煉鋼鐵的時候上班那么辛苦，下了班還去搬鐵搬磚，什么都干，三年困難時期我組織女工下農村，刨地挖地瓜，回來給工人們分分吃。那時候也沒有菜，只能吃胡蘿卜，真是受苦的日子!”

　　廠里搞運動的時候，未婚的年青人特別是團員，都爭當積極分子，她們下了班往往不能回家，要“自覺”留在車間公益室里等待召喚，時刻準備著加班促生產，同時，她們也要爭取進步，打老虎、寫大字報、學習、開會都得參加。但是車間里的輪班工人要趕生產，上班沒時間，下班累得只想睡覺，一般不脫產參加運動，即便到了“文革”時期，即使車間內外貼滿了大字報，機器車頭插滿了小旗，運轉工人也沒有因為參加政治運動而誤了生產，文珍說：

　　“我們很清楚，車不能停，工作不能落下，要抓革命，也要促生產。我是輪班長，既要抓生產，也要組織工人學習、開會，也就是下班的時候組織工人們去看看外面貼的大字報，了解革命形勢。”

　　1970年，文珍成為車間技術員，負責整個車間技術工作，組織開展操作技術比賽，并且經常組織工人去外地學習和參加操作比賽。這期間，三個孩子一個在港務局扛大包，一個上山下鄉，另一個當兵去了。文珍那時候介紹起自己的孩子總會說，我家的孩子工、農、兵都占全了，我覺得光榮，但背后又會偷偷抹眼淚：三個成績優秀的孩子，一個扛大包做苦力，肩膀磨出了血泡;一個在鄉下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吃盡了苦頭;小兒子在部隊吃著咯牙的胡粟米飯，生了病。

　　1981年，文珍服從組織安排，調離工作了27年的國棉六廠，參與籌備建立國營青島第十棉紡織廠，主要負責細紗車間的工人培訓，從那時起，大家見到她都會親切地喊她周老師。次年一場大火燒毀大量廠房設備，新生的國棉十廠陷入困境，她的丈夫布青先生臨危受命擔任十廠廠長，新老工人們一點一滴將十廠建立起來，開工后成為青島十個國棉廠中利潤最高、福利最好的廠。但是，它卻成為國企改制過程中最先倒下的一個國棉廠。1990年后，新生的半計劃半市場的國棉十廠走入危機，文珍聽說有人往墻外扔東西出去倒賣，她不明白為什么人心壞了，因為之前從來沒聽說工人會偷自己的工廠(里的東西)。當她說到“自己的工廠”，滿是皺紋的手掌反復摩挲著茶幾玻璃桌面的一個角，眼睛里似乎還是當年的她聽說這些傳言時候的疑惑，八十多歲的老人感慨道，是人心變壞了嗎?1995年國棉十廠與日本合資，五千多個工人分成兩撥，老工人回到原廠，新工人裁員分流，文珍回到了國棉六廠。

　　在訪談中，年過八旬的老人時而興奮，時而沉思。她常常對比著“上青天”時代的青島紡織人和如今散落各地的下崗女工，再也沒有上青天的光榮和驕傲，而是掉下了九天。家里面三個兒子、三個兒媳中有五個下崗，下崗不能投保，兩位老人便從自己不多的退休金里拿出錢來補貼孩子們投保的錢，紡織工人再也不是當年那般風光。文珍展示著一張張當年笑著拍的舊照片，講述著勞累艱難但充滿干勁的青春和壯年，也質問著物是人非的現實。“紡織工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部，為何過早給撤掉了?”“如果孩子們讀過大學該有多好呀!”冬天午后的陽光柔和得像溫暖的水一樣撫過她的白發，文珍放下手里的一疊黑白照片，摘下老花鏡，背過身去抹掉了眼角的淚水。

　　“從1954年來到青島，我這個外鄉人在青島已經整整六十年了，離開湖北沙市后只回去過兩趟，家鄉話都不會說了。那個時候的我沒顧得想家，對家的思量很淺，一心想著工作奉獻，當時大家都這樣的。現在閉上眼睛我還會想起湖北老家的事情，想起我媽媽，我想她。”

　　來自湖北的文珍女士與來自江蘇的布青先生都是中專畢業分配來青島國棉六廠的學生，他們代表著1949年前后為建設新中國而遷徙的一代青年學生。鄉音已改鬢毛衰，老夫婦跨越半個中國，為共和國紡織業奉獻了半個世紀，以紡織人的身份經歷了政治運動、經濟政策和社會變遷的跌宕起伏。紡織，紡著他們生命的軌跡，織著他們生活的故事，誰在操縱那機器呢?誰牽引著年青人的目光讓他們不遠萬里來青島奉獻，誰用當家作主的允諾掀起了工人空前絕后的勞動熱情，誰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這么久了，我還時常想起文珍告訴我，她熱愛跳舞和運動，年青時候能在工人俱樂部歡跳通宵，她喜歡除了足球以外的所有球類，曾經是廠排球隊的主力。我以為她一定渡過了疲倦的青年時代，她卻從藤椅上站起來，告訴我，她不僅是生產的好手，也是舞池里的明星，球場上的英雄。那讓驕傲的女工不再年青的，僅僅是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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