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外交?

　　網絡上曾經流傳著據稱是日本前任首相菅直人的一段演說：“外交就是內政，這兩者絕不是兩碼事，不是。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國民要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人，這種愿望是民主主義的根本。在這同時，大政方針，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眾的政治責任感的強弱，也就在相應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外交的強弱。在這個意義上，外交難道不就是內政嗎?曾經有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是好是壞歷史會有說法。作為一位沒怎么出過國的政治家，他在中國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領域，他使中國在世界上的存在感變得非常卓著。曾經有一段時期，毛澤東毫不畏懼與美國對峙并一路走來。可見，執政黨在自己的國內獲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國民以天下為己任，在某些場合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國家的未來，不惜付出些許代價，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力量，外交才會有根本的力量。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這是我對毛澤東的外交感觸最深的地方。”

　　這段話是否真為菅直人所說其實并不重要，真正引起人們共鳴的是對外交的獨到闡釋，是對毛澤東外交精邃認識的恰如其分。“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這是我對毛澤東的外交感觸最深的地方。”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在外交領域一直都是在驗證著“弱國無外交”的規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甚至有當權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在外交的最大的“成就”，就是簽下了一個又一個變本加厲的不平等條約，就是讓中國人一步一步陷入了屈辱而憤怒的深淵。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中指出：“古來各種聯合，以強權者的聯合，貴族的聯合，資本家的聯合為主。如外交上各種‘同盟’條約，為國際強權者的‘聯合’。…… 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毛澤東著力喚起國家的民力，也是在筑起強固的外交之力。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一百年來中國面臨的外交問題指出：“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斗爭，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經過那時的賣國頭子袁世凱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條約二十一條，不得不宣告無效。一九二二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沒有很久，這種情況又起了變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圍暫時還限于東北四省，就使人們覺得似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一定再前進了的樣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最近的冀東事變和外交談判，顯示了這個方向，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么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兩者之間呢?……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1936年7月、9月間，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就蘇維埃政府的外交問題指出：“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并被用于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過去幾乎連動都沒有動，相反地，卻受到了壓制—一受到本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在我們贏得獨立之后，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對于日本，我們現在只有一種辦法，武裝抵抗的辦法。但是同其他國家，中國準備進行規模比現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它們建立這樣的關系。至于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一包括像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為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

　　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就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報告指出：“蔣委員長在自己的報告中又認為：‘半年來外交的形勢，大家相信并未到達和平絕望的時期，與其說是和平絕望，反不如說是這半年來較之以前的形勢，還有一線的希望。我敢說最近外交途徑，并未達到最后關頭。’因此蔣委員長依然不愿提出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依然拒絕了立即發動神圣的抗日戰爭，以阿比西尼亞的失敗為借口，繼續了自己的退讓政策。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是非常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國人民看來，東北四省的淪亡，察哈爾大部的失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會的傀儡化，日本大軍的進駐冀察，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泛濫全國的公開走私，民族工商業的陷于絕境，國家財政的趨于破產，海關權的破壞，華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務機關的遍設，日、偽蒙軍對于綏遠的大舉進攻，內蒙獨立政府的成立，敵機在我領空上無限制的飛行，日本浪人的橫行無忌，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愛國言論遭受日寇直接間接的干涉，大批工農群眾的遭受屠殺，許多愛國人民、愛國軍人、愛國警察、愛國記者，甚至許多貴黨的要員與貴黨政府的官吏，無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軍隊的被迫撤退，青島的告警，華南自治運動的策動等等，無一而非中國領土主權的極大損失。在全國人民看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華北防共協定，以及其他沒有宣布的成文與不成文的協定，無一不是喪權失地的條約。因此在全國人民看來，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后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的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強盜計劃，除了動員全中國的力量給以堅決的擊破之外，是決不會改變的。它的侵略方式的變換，侵略方向的轉移，以及所謂‘經濟提攜’的表示，絲毫不是因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為冀察進兵之后，日寇一時著重于華北五省的經濟侵略，而即以為和平途徑有了希望，這是自欺欺人之談。如果以為日寇的侵略會停止于黃河以北，而我們可偏安于黃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們高談和平尚未絕望的時候，察北的日偽軍又大舉向綏遠進攻了。綏遠、寧夏、內蒙、甘肅各地遍設特務機關之后，又在這些地方建立航空總站與許多分站了。在四川強設領事館激動了殘殺愛國同胞的巨變。華北增兵之后，兇橫的日軍蠢蠢欲動，二十九軍的防線時有小接觸，華北局勢日趨險惡。日寇軍事考察團、經濟考察團等偵察集團遍行各地，無孔不入。日寇的偵探網遍布全國，并且遍布于貴黨與貴黨政府的各種組織中。所有這些，只是指明日寇滅亡中國的形勢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絕不可能，抗戰決不可免，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事實，先生們的想法是完全錯了。 ”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盧溝橋事變后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地聯合這個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夠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敵人的。”

　　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寫道：“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聯合朝鮮和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抗日戰爭中敵我之間的幾種包圍分析道：“如果我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我們就比敵人多了一個包圍，形成了一個太平洋的外線作戰，可以圍剿法西斯日本。這一點在今天當然還沒有實際意義，但不是沒有這種前途的。”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演講《論持久戰》中進一步闡述了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的問題，他說：“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系。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后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1939年9月28日，毛澤東在為紀念十月革命22周年寫的文章《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中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很明顯的，應該是抗日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的外援。而所謂外援，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的情況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會主義的蘇聯;(2)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只有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謂外援，即使還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暫時的。當然，這些部分的暫時的外援，也是應該爭取的，但決不可過于依賴，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對于帝國主義戰爭的交戰各國，中國應該嚴守中立，不參加任何的一方。那種主張中國應該參加英法帝國主義戰線的意見，乃是投降派的意見，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意見，是應該根本拒絕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第四個問題。”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指出：“孫中山又在其遺囑上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關于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所有這些，就把適應于舊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改造成了適應于新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就是指的這種三民主義，而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中就中共外交政策指出：“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于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國民黨有區別的。在國民黨是所謂‘敵人只有一個，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國家一律平等看待，實際上是親英親美。我們則應加以區別，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黑時期和在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

　　1941年6月23日，毛澤東針對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為中共中央寫的指示《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的任務：“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1944年6月、7月間，中外記者團、美國軍事觀察組先后到達延安，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一段影響廣泛的外交經歷。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中外記者和美國軍事人員頻繁接觸，增進了互信和了解，為中美外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毛澤東在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機智、靈活和堅定的原則性， 1945年1月底，赫爾利在國共談判中提出，要為中共軍隊設一美國軍官作總司令，周恩來當即拒絕，毛澤東也指出這個方案是“將中國軍隊，尤其是我黨軍隊隸屬于外國軍隊，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之后又指示周恩來，今后“史迪威式之指揮全國軍隊，請勿強調。”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外交問題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于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召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和在其后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后，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人民對于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的這些援助，表示感謝。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后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并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并無條件投降之后，為著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地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我們認為開羅會議關于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我們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對于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對于泰國，應當仿照對待歐洲法西斯附屬國的方法去處理。”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指出：“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要求美國政府撤退其威脅中國獨立的駐華軍隊，反對任何外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使日本侵略勢力復興。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一九四九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指出：“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斗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只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時局的聲明》中指出：“在這兩年半的戰爭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違背民意，召集了偽國民大會，頒布了偽憲法，選舉了偽總統，頒布了所謂‘動員戡亂’的偽令，出賣了大批的國家權利給美國政府，從美國政府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債，勾引了美國政府的海軍和空軍占據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美國政府訂立了大批的賣國條約，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參加中國的內戰，從美國政府獲得了大批的飛機、坦克、重炮、輕炮、機關槍、步槍、炮彈、子彈和其他軍用物資，以為屠殺中國人民的武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上述各項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指揮它的數百萬軍隊，向著中國人民解放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殘酷的進攻。……總之，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其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之上所舉行的國內戰爭，業已陷全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決不能逃脫自己應負的全部責任。……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1949年2月初，毛澤東在同斯大林特使米高揚談對外政策問題指出：“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她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對香港問題，毛澤東指出：“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相反，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和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發展再作最后決定。”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就工作重心的轉變指出：“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斗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蔭蔽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在國民黨軍隊被消滅、國民黨政府被打倒的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地方，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權也被打倒。但帝國主義者直接經營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依然存在，被國民黨承認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依然存在。對于這些，我們必須分別先后緩急，給以正當的解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后再去解決。對于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1949年4月，國共兩黨在北京擬定“國內和平協定”，協定第七條第十八款規定：“雙方同意，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所訂立的一切外交條約、協定及其他公開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檔案，均應由南京國民政府交給民主聯合政府，并由民主聯合政府予以審查。其中，凡對于中國人民及國家不利，尤其是有出賣國家權利的性質者，應分別情形，予以廢除，或修改，或重訂。”該項協定于4月20日被國民黨南京政府拒絕。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央軍委給渡江戰役總前委的指示中指出：“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共的舊政策已破產，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政策。”

　　當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時候，侵入中國內河長江的紫石英號等四艘英國軍艦先后駛向人民解放軍防區，妨礙渡江，中英雙方發生了軍事沖突。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中指出：“人民解放軍不希望任何外國武裝力量幫助渡江，或做任何別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軍要求英國、美國、法國在長江黃浦江和在中國其他各處的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項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的敵人打內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直到現在還沒有同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保護從事正常業務的在華外國僑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國政府所給予的任何帶威脅性的行動。外國政府如果愿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并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列寧和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個帝國主義國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國家，也是這樣。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斗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斗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必須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愿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并不是什么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使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系，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并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里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1949年8月30日，毛澤東針對美國白皮書及艾奇遜講話發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文章指出：“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里，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圣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戰時和戰后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余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余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并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圣的原則在那里‘依然維持’著。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鎖。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圣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1949年12月12日，毛澤東出訪蘇聯。1950年2月14日中蘇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條約規定，蘇聯要提前歸還《雅爾塔協定》中劃與的大連、旅順和中長鐵路。這個條約是中國自1842年以來第一次以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身份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和平友好條約。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七屆三次全會上作的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中指出：“目前我們國家的情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已經成立。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先后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戰爭已在大陸上基本結束，只有臺灣和西藏還待解放，還是一個嚴重的斗爭任務。”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7月13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提議，作出《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組成東北邊防軍。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開始了歷時3年的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在戰爭期間，中國向聯合國提交“美國侵略臺灣案”，并于11月24日首次派出以伍修權為特派代表的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會議。用毛澤東的說法是“伍修權大鬧天宮去了”。伍修權在聯合國大會上慷慨陳詞，憤怒控訴了美國侵略臺灣以及侵犯中國東北領空的罪行，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是聯合國的會場上第一次響起新中國外交代表的正義之聲。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國際問題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斗爭。出了這個范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是要支持。……對于國際問題的觀察，我們認為還是這樣：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他們是假借跟我們的矛盾來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這里很有文章可做。這是關系我們對外方針的一件大事。……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為好。這比較有利。蘇聯跟美國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持續到一九三三年。這一年，德國是希特勒上臺，美國是羅斯福上臺，這個時候，蘇美才建交。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再講一講中蘇關系。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斗爭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爭。現在中蘇之間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干凈，手里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1959年6月11日，毛澤東在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指出：“我們已經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工業才這么一點，農業還是手工業式的，也許再有十年才會有些進步。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同別的國家一樣，不僅要為自己而且還要對世界做些貢獻。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中美、南美有二十個國家，同亞洲的國家例如中國發生經濟聯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聯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換有益的東西。日本是亞洲國家，是我們的鄰國，我們同他們打過仗，最近關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間的交往還是有的，現在還有日本民間代表團在中國訪問。雖然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關系，日本政府對我們不友好，但兩國人民還是互相來往，人民間互相來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話，我們還會派代表團去南美洲訪問你們國家的。”

　　1960年5月13日，毛澤東在武漢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話指出：“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帝國主義分子想封鎖我們，而我們要想辦法打破他們的這種封鎖，怎么辦呢?我們的策略就是‘近守遠交’，團結好周圍的朋友，走出去廣交遠方的朋友，以我們有限的實力和財力，支支援那些受帝國主義欺負的弱小國家和人民，從而提高我們的國際地位和聲望，徹底打破帝國主我的政治封鎖和經濟封鎖。”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同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指出：“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我們要有兩個方面的準備。一個是繼續冷戰，另一個是把冷戰轉為和平共處。所以你做轉化工作，我們歡迎。……你是英國人，你到法國跑過，你去過兩次蘇聯，現在你來到了中國。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我們希望你們的國家強大一些，希望法國強大一些，希望你們的發言權大一些，那樣事情就好辦了，使美國、西德、日本有所約束。……我們不要同美國用戰爭解決問題。同蔣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們也不用武力。……五十年以后，中國的命運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中國沒有上帝，有個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圍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實際上，我們是被侵略者，美國還占著我們的臺灣。可是聯合國卻給我們一個封號，叫我們是‘侵略者’。你在同一個‘侵略者’說話，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對面坐著一個‘侵略者’，你怕不怕?……你們的政府只要改善一點態度，我們就可以同你們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互派大使。”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指出：“在國際范圍內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么團結。只要有可能，我們也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系，爭取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范疇的兩回事情。”

　　1963年8月9日，毛澤東在同索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談話時指出：“我們的經濟搞得還不行，現在還不能滿足你們的要求。我們正在努力，幾年或幾十年之后，總會有所進步，到那個時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滿足外國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人民，在爭取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獨立和解放的斗爭中共同努力，爭取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就是我們的希望。……現在我們不為西方國家生產財富而為自己生產財富，所以它們就天天罵我們，特別是美國。你們的主要斗爭對象不是美國吧?我們的主要斗爭對象是美國，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國主義在我國周圍建立很多軍事基地來包圍我們，這是你們知道的。……日本人民很好，我們同日本人民關系很親密。美國反對中國的也不是美國人民，我們和許多美國人有來往。我們同英、法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關系也是如此。……美國不承認我們，日本同我們沒有外交關系，英國、荷蘭同我們只是半建交關系，法、意、西德迄今與我們沒有外交關系，還有跟它們走的土耳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也與我們沒有外交關系。現在美國還在占領我們的臺灣，假如：第一條，美國把臺灣交還給我們;第二條，聯合國讓我們進去，趕走蔣介石;第三條，取消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做起生意來;第四條，兩國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系，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因為這不僅是我們自己一國的問題，我們要團結世界大多數人民，這樣才能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它們最恨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在國內打倒帝國主義，而且要在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我們的武器不多，沒有原子彈，經濟也不發達，但是我們贊成全世界人民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只有到那個時候，世界人民才會安寧，我們自己也才會最后得到安寧。你們不信嗎?帝國主義總有一天會被打倒的。……對臺灣，我們也不準備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臺灣有美國軍隊，我們軍隊進攻，就要同美國打仗。至于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系，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這一點也許你們不了解。……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我們不動它并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

　　1963年10月24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和抗議美國再次操縱聯合國大會阻撓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毛澤東對此說：“美國人不想讓我們加入聯合國，是他們害怕我們的表現，我們要是真的去了，是有否決權的，是會妨礙他們干壞事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是他們不想讓我們去，二是我們現在也不想去，去了也是天天吵架，有什么意思啊。”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我們做個朋友，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在我們之間有兩個根本的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就是說，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講得很粗。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你們國家的本錢比我們的大，你們的原子彈都已經制造出來了，可能已經成批地生產了吧?我不反對你們生產原子彈。大批大批的原子彈在美國、在蘇聯，它們經常拿在手上晃著嚇唬人。第二，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什么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現在賣給我們的只是些民用物資，戰略物資還不賣，美國不讓賣。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如石油，因為是戰略物資，現在還不許你們拿此做生意。糧食，生意我們已經做成了，因為它不是戰略物資。英國賣給我們一些飛機，你們也可以做這生意。有些普通軍火為什么不可以做點生意呢?……我們同英國已有十來年的外交關系，它也像你們那樣，要我們派個大使去，它派個大使來。我們說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幾十年也可以，我們不派大使去。聯合國進不了，那也不要緊。十五年沒有進聯合國，我們也活下來了，再讓蔣介石‘大元帥’在聯合國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們照樣活下去。要我們承認‘兩個中國’或者是‘一個半中國’，那都不行。你們要派就派個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樣，搞了十幾年，還是個代辦，不要鉆進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里去，事先講個清楚。我見富爾先生時，也同他講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外交部發表過聲明，也在瑞士和你們打過招呼，取得了協議。……我們不反對你們同美國好，對你們說來，也是又團結又斗爭。我們同美國在臺灣問題解決了以后，要恢復外交關系。即使恢復了外交關系，美國如果還像今天這樣到處干涉、控制，我們還是要反對。我們要求美帝國主義從亞洲滾出去，從非洲滾出去，從拉丁美洲滾出去，從歐洲滾出去。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人去干什么?英國有個上議院議員，就是蒙哥馬元帥，他就反對北大西洋條約中美國人來稱霸。”

　　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蘇聯論戰時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指出：“在對外政策方面，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社會主義陣營是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斗爭的產物。社會主義陣營不僅屬于社會主義各國人民，而且屬于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必須真正實行‘全世界無產階級者聯合起來’和‘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戰斗口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應當建立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的基礎上。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主要地應當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外政策上實行民族利己主義，甚至熱衷于同帝國主義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蛻化變質，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1964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打破核壟斷，消滅核武器》，其中指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一向是根據中國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來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的。有了核武器之后，我們仍將一如既往，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們既不會用這個東西去嚇唬別人，進行任何冒險;也不會把它當作參加‘核俱樂部’的入場券，做任何損害世界人民革命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事情。”

　　1965年9月29日，外交部長陳毅舉行記者招待會，有外國記者問“中國好戰”和陳毅本人是不是“好戰分子”，陳毅說：“老子就是好戰，老子就是好戰分子。……我們中國人本來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國主義和世界上的 一切反動派，總是想挑起戰爭。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頭發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現在不打將來打，老子等不上，老子還有兒子，老子的兒子也要跟他們打。”此事傳到毛澤東那里，他高興地說：“講得好呢，陳老總這個外交部長，是個真正的外交部長，這一下外國人也曉得了，我們的這位外交部長不大好惹哩。”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中、美、蘇三個大國之間的矛盾錯綜復雜，毛澤東從矛盾中發現了改善中美關系的契機，把中美關系較中蘇關系放在優先考量的戰略高度。1971年3、4月間，毛澤東親自導演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中美乒乓球隊進行互訪，用小球轉動大球，為中美之間開啟了破冰之旅。

　　1971年10月25日，聯大二十六屆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要求恢復我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巨大的外交勝利，在經歷長期的外交封鎖后重返世界政治舞臺。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指出：“這次聯合國大會投票的結果，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要求同中國人民友好的大勢，同時，也說明一兩個超級大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其他國家，操縱聯合國和國際事務的蠻橫作法，已經越來越沒有市場。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這是當前世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這是敵視、孤立和封鎖中國人民的政策的破產。這是美國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圖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的計劃的失敗。這是毛澤東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勝利。……我們反對大國優越于小國，小國依附于大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理論。我們反對大國欺侮小國、強國欺侮弱國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我們主張，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超級大國就是要超人一等，騎在別人頭上稱王稱霸。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控制、干涉和欺負別人的超級大國。”馬里代表團發言指出：“歷史已經揭開了新的一頁，現在我們大家必須準備好書寫這一頁，因為這種改變是無法扭轉的。1971年10月25日的勝利，是對美國偉大的政治家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一句非常有名的警句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證明。他們：‘你能在一個時間里愚弄所有的人，也能把某些人老是愚弄下去，但是你不能永遠愚弄所有的人’。正義戰勝了專斷行為，理智戰勝了墮落和盲目，民主戰勝了帝國主義，善戰勝了惡，我們在10月25日取得的勝利將作為光輝篇章之一載入史冊，我們將把它傳之于子孫后代。……我們不久前共同在當今最大的外交戰役中取得了勝利。最重要的是，現在已經恢復了八億一千四百萬中國人的合法權利， 這個行動使全人類感到光榮。……由于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權利，聯合國最大的一個缺點現在已經糾正。”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公報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報告中指出：“我們同各國人民一道，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斗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我們粉碎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侵略和顛覆，加強了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我國在聯合國長期被非法剝奪的席位得到恢復。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增加到近百個，有經濟貿易關系和文化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到150多個。我們的斗爭得到各國人民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要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著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對外工作做得更好。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社會主義國家，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我們要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愿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關系。”

　　1976年2月，已卸任總統的尼克松再次訪華，毛澤東以總統的規格會見了他。在會談中，毛澤東舉起茶杯與尼克松碰杯說：“我們是幾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頭，不打不成交嘛!我們應該為冤家干一杯!我不會喝酒……不過不要緊，中國有句老話‘君子之交淡如水’，沒有酒有水，以水代酒——干杯!”9月9日，毛澤東溘然長逝，尼克松在發表的聲明中說：“1972年在北京會見時，我們兩個作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學觀點的領導人都認識到，中美友誼已成為對我們兩國利益同樣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對于他不僅對本國人民的問題，而且對世界形勢的客觀現實都有深刻的了解這一點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我們在那時建立的新關系應當歸功于他的這種高瞻遠矚。……在今年2月23日我最后見到他時，他再次表現出了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在位于美國南加州橙縣的尼克松圖書館，豎立著10尊與真人大小一樣的20世紀世界政治人物雕像，他們是尼克松最為欽佩的政治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身著中山裝、穿圓口布鞋、坐在沙發上健談的毛澤東。

　　遙望歷史，當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只有區區幾個國家承認了這個新國家，也只有區區幾個國家與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那個時候，中國在國際上是孤立的，影響是微弱的，美帝國主義想用封鎖的武器扼殺它，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想用霸權的手段彈壓它，在當時世界處于美蘇兩大陣營、一個非此即彼的格局之下，可供中國選擇的現成的道路幾乎全部堵塞。毛澤東于夾縫里求生存，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硬是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外交道路，讓天地翻覆，讓世界易容，在世界的大棋盤上，有了新中國的一方舞臺。當毛澤東逝世的時候，中國已與11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與全世界廣大的國家和地區開展了全方位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往來。前聯邦德國基督教聯盟主席施特勞斯在70年代訪問中國后著文談到毛澤東的功績時特別指出：“而他的最大功績無疑是,他通過以他本人為象征的政策和學說，使八億人民獲得了在獨立自主思想基礎上的對內對外的政治自信心。”

　　毛澤東提出的處理外交事務堅持的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工作的基石，它為中國贏得了尊嚴，贏得了地位，贏得了朋友，贏得了尊重，贏得了中華民族一片開闊的發展空間。毛澤東的外交是有原則的，是有智慧的，是有遠見的，也是非常靈活的，他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外交時代，他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強大的外交力量，他讓那些強硬的對手們放下了高傲的身段，他讓那些弱小的國家體會到了平等的喜悅。有人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可以肯定,今后無論歷史跨過多少年頭,世界和中國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毛澤東在70年代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發展的里程碑上。”我是相信的，這段話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什么是外交?毛澤東用神來之筆給出了最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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