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

　　這是毛澤東1917年在長沙讀書時寫的一篇文章《心之力》中的一段話，他用“熒熒之光”、“星星之火”比喻自己的“大心”、“聚愛”，用“通天之亮”、“燎原之勢”比喻自己“翻天覆地，扭轉乾坤”的志向之必達。讀之不僅朗朗上口，而且語義貼切，讓人信心百倍，心潮彭湃。毛澤東是個做大事的人，傳布大道理的人，形象的比喻是他與廣大的受眾溝通的橋梁，再大的事情，再深奧的道理，他用恰當的比喻一下子轉化成有趣而淺顯的事情和道理了，難怪他的文章人們愛讀，他的報告人們愛聽，他的道理遍布天下。

　　毛澤東是個擅用比喻寫文章的人，他的比喻很形象，他的比喻很生動，他的比喻很獨到，他的比喻很通俗，他的比喻無處不在。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各國的罷工風潮》一文中，就法英美等國政府財閥會給罷工工人施以一點恩惠的做法，他這樣寫道：“正如小兒哭餓，到著十分傷心，大人也不得不笑著給他一個餅子。但終是杯水車薪，濟得甚事。所以廣義派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見識。從老虎口里討碎肉，是不能夠的。”

　　1919年11月，長沙女子趙五貞因抗婚自殺，毛澤東就此在系列文章之一《婚姻上的迷信問題》中寫道：“婚姻的中心在戀愛，人生戀愛的要求，其勢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別勢力，決不是能擋得住的。戀愛既是人生極重大的要求，他的勢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應該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婦之間便應該充滿了戀愛。為甚么打起屋大的燈籠，尋遍了全中國的社會，竟看不見半點戀愛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塊假招牌，竟可以將這種非常勢力輕輕擋住，是什么原故呢?”

　　1920年10月7日，毛澤東在《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中說：“我勸湖南人，我勸我三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說。大風和海潮要來了，這大風和海潮曾經掃蕩過我們多少次，現在又將要來掃蕩我們了，我們的海堤尚沒有筑好，并且還沒有開始筑，多危險!大家知道嗎?但是三千萬人實在太疏遠了。道路也遠，覺悟的也少，趕不及這個堤工。因此這個責任，便不得不歸到我們三十萬長沙市民的身上了。”

　　1921 年12月，毛澤東在為安源煤礦及湖南長沙人力車夫等工人上課時，在黑板上先寫一個“工”，再在旁邊寫一個“人”，這兩字的合義就是“工人”，然后再寫一個“天”。他說把“人”字放在 “工”的下邊就構成“天”字。他進一步解釋說，如果工人團結起來力量可以頂天。

　　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新時代》創刊號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他寫道：“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教育更發停滯，壓迫人民的辦法更發厲害。質言之：民主的臉面更發抓破，完全實施封建的反動政治，這樣的期會要有十年八年都說不定。……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圣藥，大家不可不知道。”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有余錢剩米的小資產階級階層寫道：“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

　　1927年8月7日，毛澤東在漢口舉行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就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問題發言說：“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就紅軍的民主建設問題寫道：“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針對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問題征求意見的信寫的答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對革命前途寫道：“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關于調查研究問題寫道：“調查就象‘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象‘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近來紅軍第四軍的同志們一般的都注意調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調查的結果就象掛了一篇狗肉賬，象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這種調查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從前的調查還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同志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斗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 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紅軍中顯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現狀，不求甚解，空洞樂觀，提倡所謂‘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錯誤思想，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對人講話一向是那幾句老生常談，使人厭聽。”

　　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關于官僚主義問題寫道：“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

　　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報告的結論部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寫道：“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墻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墻鐵壁呢?倒掉了。……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在闡述任務與方法的關系時寫道：“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 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不注意擴大紅軍的領導，不講究擴大紅軍的方法，盡管把擴大紅軍念一千遍，結果還是不能成功。”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分析國內買辦階級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時說：“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過去這種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于今只說被蔣介石禁閉過的國民黨政客胡漢民，不久以前也簽名于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文件。胡漢民所依托的兩廣派軍閥，也在所謂‘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騙口號之下，同蔣介石對立。你們看，不是有點奇怪嗎?并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斗，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但是這點爭斗，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于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講到長征的時候，毛澤東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1936年7月至9月，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就有人認為蘇維埃中國受蘇聯控制支配問題時說：“現在，如你所說，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囂‘莫斯科控制中國’。如果這一切都屬實，那末造一條鐵路通往火星并向威爾斯(H.G.Wells)先生買一張火車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就有人認為的“赤色威脅”問題，毛澤東回答：“日本人現在叫嚷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就是共產黨。但全體中國人民，除極少數賣國賊之外，都堅定不移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中國人民看來，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抗日，意味著民族解放斗爭，那末大多數中國人民就不怕這樣的共產主義，只有在漢奸賣國賊的惡夢里才存在所謂的‘赤色威脅’。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 ”就外交問題，毛澤東指出：“如果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這將不僅意味著中國獨立的毀滅，也將意味著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和文化遭到毀滅的威脅，將是一長串可怕的、愚蠢的戰爭的開始。必須作出抉擇。中國人民自己將走同壓迫者進行斗爭的道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將同我們一起在這條道路上邁進，而不要走帝國主義血腥歷史鋪設的黑暗小道。”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殲滅戰問題指出：“‘拚消耗’的主張，對于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于幾乎一切都取給于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給敵以殺傷，是作為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則便沒有意義。”就軍事工業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并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并不是笑話。”

　　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的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關于黨內民主問題指出：“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就國共合作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為什么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并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斗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為什么這些同志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于他們觀察時局不從根本之點出發，而從許多局部和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楊虎城出洋等等)出發，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于一個黨派、一個階級里頭的分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的十年污濁洗掉得干凈。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夠把內戰、獨裁和不抵抗的舊毒掃除干凈。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于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梁。”

　　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接受國外記者韋爾斯采訪時就中日戰爭的結局問題指出：“日本帝國主義達到它的目的，把中國變為它獨占的殖民地，此種危險也是存在的。但這必由于中國人民的分散，不團結，不抗戰或不堅決不徹底的抗戰，不聯合世界上幫助它的友人等條件下才發生此種危險，中國人民如果繼續睡覺，房子就會被敵人搶去。”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論持久戰》中就戰略相持階段指出：“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于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就指揮員的戰略戰術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就動員民眾問題，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新民主主義論》中就三民主義問題指出：“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在講演結尾，毛澤東充滿激情地描寫了未來的新中國：“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所作的講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就統一論問題指出：“只有進步才能團結，只有團結才能抗日，只有進步、團結、抗日才能統一。這就是我們的統一論，這就是真統一論，這就是合理的統一論，這就是實際的統一論。那種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義的統一論，乃是亡國的統一論，乃是喪盡天良的統一論。他們要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消滅，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滅，以便統一于國民黨。這是陰謀，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我們今天開大會，就要戳破他們的紙老虎，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反共頑固派。”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中指出：“八曰取締貪官污吏。抗戰以來，有發國難財至一萬萬元之多者，有討小老婆至八九個之多者。舉凡兵役也，公債也，經濟之統制也，災民難民之救濟也，無不為貪官污吏借以發財之機會。國家有此一群虎狼，無怪乎國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憤已達極點，而無人敢暴露其兇殘。為挽救國家崩潰之危機起見，亟宜斷行有效辦法，徹底取締一切貪官污吏。此應請采納實行者八。”

　　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孫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張的國民會議至今沒有開。天天鬧訓政，把時間糊里糊涂地鬧掉了，把一個最短期間，變成了最長期間，還口口聲聲假托孫先生。孫先生在天之靈，真不知怎樣責備這些不肖子孫呢!現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會進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還不覺悟，所以要‘促’。…… 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這樣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于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后來，就要變，變為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愿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1941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中寫道：“我們還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過于沖昏頭腦。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種火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腦袋。……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變誰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領的地方嗎?你們為什么不讓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滅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于是七個師的聚殲計劃出現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發布了，于是葉挺交付審判了。但是我還要說重慶發言人是個蠢豬，他不打自招，向全國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計劃。”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中說：“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這些作風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演《反對黨八股》中指出：“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么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上海人叫小癟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干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里的藥柜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著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42年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精兵簡政)中寫道：“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形勢，截至今天為止，雖然已比過去增加了幾倍的困難，但還不是極端的困難。如果現在沒有正確的政策，那末極端的困難還在后頭。普通的人，容易為過去和當前的情況所迷惑，以為今后也不過如此。他們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將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頭腦把握船舵，繞過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戰最后階段中的物質方面的極端嚴重的困難。黨中央指出了這個困難，叫我們提起注意繞過這個暗礁。……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著變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變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變換衣服，要鬧出些毛病來，這就是由于習慣的力量。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輕快快地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卻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于作戰。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1943年7月12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中就國民黨軍隊破壞抗戰指出：“假如你們也沒有什么對付日本人的‘蒙汗藥’、‘定身法’，又沒有和日本人訂立默契，那就讓我們正式告訴你們吧：你們不應該打邊區，你們不可以打邊區。‘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于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于進攻邊區，忙于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寫道：“國民黨人亦感到了這個變化。他們在這一形勢面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他們以為歐洲解決，英美可以騰出手來替他們打日本，他們可以不費氣力地搬回南京。懼的是三個法西斯國家一齊垮臺，世界成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偉大解放時代，國民黨的買辦封建法西斯獨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個渺小的孤島，他們懼怕自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主義有滅頂之災。”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中指出：“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于中國人民究竟有什么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么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凈。”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中指出：“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說，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毛澤東就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問題指出：“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哪里來的國民代表?哪里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

　　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中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1945年7月1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中指出：“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聲明，除了抹殺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動，宣稱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國主義的濫調而外，還極力替蔣介石的‘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如此，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從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氣的命運。反對者無論在中國人和外國人中，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外，在有黨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中，到處皆是，不計其數。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赫爾利蔣介石這一套，不管他們怎樣吹得像煞有介事，總之是要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后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

　　1945年7月12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中就美國對華政策寫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以羅斯福私人代表的資格來到延安的時候，他曾經贊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計劃。但是他后來變卦了，赫爾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說的話。這樣一種變卦，露骨地表現于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聲明。這時候，在同一個赫爾利的嘴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變成了美人，而中共則變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里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在目前，妨礙抗日戰爭，在將來，妨礙世界和平。”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的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后，他上了山。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這個調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著東西了，我們就要調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拿刀殺誰?要殺人民。調查了這幾件事，再調查一下：中國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沒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這個真理。軍閥、地主、土豪劣紳、帝國主義，手里都拿著刀，要殺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樣辦理。”就促進人民的覺悟問題，毛澤東指出：“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鐘不敲是不響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去打，敵偽就不繳槍。掃帚到了，政治影響才能充分發生效力。我們的掃帚就是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手里拿著掃帚就要研究掃的辦法，不要躺在床上，以為會來一陣什么大風，把灰塵統統刮掉。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絕不作空想。中國有句古話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黎明者，天剛亮也。古人告訴我們，在天剛亮的時候，就要起來打掃。這是告訴了我們一項任務。只有這樣想，這樣做，才有益處，也才有工作做。中國的地面很大，要靠我們一寸一寸地去掃。”

　　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后在干部會上報告《關于重慶談判》中指出：“和平這一條寫在協定上面，但是事實上并沒有實現。現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當大，例如在山西的上黨區。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腳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腳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回，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世界上沒有直路，要準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不能設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動派會統統自己跪在地下。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面前困難還多，不可忽視。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指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前，俄國國內究竟哪一方面擁有真正的力量呢?從表面上看，當時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陣風，就把沙皇吹走了。歸根結蒂，俄國的力量是在工農兵蘇維埃這方面。沙皇不過是一只紙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經被人們看作很有力量的嗎?但是歷史證明了他是一只紙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國主義也是如此。相反的，蘇聯以及各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卻是比人們所預料的強大得多。”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蔣介石反動集團在一九四六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反人民的國內戰爭的時候，他們之所以敢于冒險，不但依靠他們自己的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們認為是‘異常強大’的、‘舉世無敵’的、手里拿著原子彈的美國帝國主義。一方面，以為它能夠像流水一樣地供給他們以軍事上和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設想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 美國的戰爭景氣，僅僅是一時的現象。它的強大，只是表面的和暫時的。國內國外的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脅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就是坐在這座火山上。這種情況，迫使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劃，像野獸一樣，向歐亞兩洲和其他地方亂竄，集合各國的反動勢力，那些被人民唾棄的渣滓，組成帝國主義和反民主的陣營，反對以蘇聯為首的一切民主勢力，準備戰爭，企圖在將來，在遙遠的時間內，有一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敗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狂妄的計劃。全世界民主勢力必須打敗這個計劃，也完全能夠打敗它。”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寫道：“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里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并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腔，說什么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么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么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當作神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朋友。”

　　1949年1月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的評論《評戰犯求和》中寫道：“大觀園里賈寶玉的命根是系在頸上的一塊石頭，國民黨的命根是它的軍隊……根據我們所得的北平城內的消息是：‘元旦物價上午略跌，下午復原。’外國通訊社說：‘上海對于蔣介石新年致詞的反映是冷淡的。’這就答復了戰犯蔣介石的銷路問題。我們早就說過，蔣介石已經失了靈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1949年2月15日，毛澤東在新華社評論《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么還要空喊“全面和平”?》中寫道：“國民黨反動派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搬起的一塊名叫‘和平攻勢’的石頭，原想用來打擊中國人民的，現在是打在他們自己的腳上了。或者說得正確些，是把國民黨自己從頭到腳都打爛了。除了傅作義將軍協助人民解放軍已經和平地解決了北平問題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決的還大有人在。美國人站在一旁發干急，深恨其兒子們不爭氣。其實，和平攻勢這個法寶出產于美國工廠，還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國人送給了國民黨。司徒雷登本人曾經泄露了這個秘密。他在蔣介石發出所謂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記者說，這是‘我過去所一直親自努力以求的東西’。據美國通訊社稱，該記者因發表了這段‘不得發表’的話而丟了飯碗。……雖然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人對于這一手曾經作過各種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較可看的雙簧，但是結果卻和他們的預期相反，不但臺下的觀眾愈走愈稀，連臺上的演員也陸續失蹤。”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七屆二次全會報告中，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指出：“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主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的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寫道：“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指出：“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并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1949年8月28日，毛澤東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中寫道：“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對于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于人民則是獨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斗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斗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云外去。”

　　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中說：“要學習，不要驕傲，不能看不起人。鵝蛋看不起雞蛋，黑色金屬看不起稀有金屬，這種看不起人的態度是不科學的。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對兄弟國家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對外貿易方面，有些人驕傲，妄自尊大，這是不對的。要在全黨特別要在出國人員中進行教育。要苦學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那時，我國強大了，也要謙虛，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揭露高崗的中央會議上，我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從上面這許多事看來，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干戶。”

　　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就左傾與右傾問題說到：“什么叫左傾?什么叫右傾?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就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就是右了。”

　　1955年9月、12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中寫道：“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于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還沒有明確地指出‘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歷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里頭去。……不去接觸干部，不去接觸群眾，或者接觸他們的時候老是教訓人，而不是跟他們商量，交換意見：‘你看究竟我想的對不對，請你談一談你的意見。’這樣，就嗅不到政治氣候，鼻子很遲鈍，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時候有什么氣候，聞不到。”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論十大關系》中談到工廠的獨立性問題時說：“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讀書，有人吃飯，就是獨立性。如果我們不給每個人散會后的獨立性，一直把會無休止地開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嗎?個人是這樣，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也是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就革命與反革命的關系說：“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第三條，消滅證據。鎮壓反革命要有證據。這個反革命常常就是那個反革命的活證據，有官司可以請教他。你把他消滅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證據了。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條，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殺了他們，你得一個殺俘虜的名聲，殺俘虜歷來是名聲不好的。還有一條，機關里的反革命跟社會上的反革命不同。社會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頭上，而機關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遠些，他們有普遍的冤頭，但是直接的冤頭不多。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么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后，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就是與非的關系說：“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于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崗本來是想搬石頭打人的，結果卻打倒了自己。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就中國與外國的關系說：“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比如，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后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講到中國的缺點時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 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人士談話時說：“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總有一天，紙老虎會被消滅的。但是它不會自己消滅掉，需要風吹雨打。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后總能成功。”

　　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就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歷史經驗說：“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走馬看花，不深入，因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們從拉丁美洲到亞洲來，是走馬看花的。你們國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這是很不夠的，還必須用第二種方法，就是走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北京城里頭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我們的古人林黛玉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呢，不是陽風陽火壓倒陰風陰火，就是陰風陰火壓倒陽風陽火。他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一種問題是我們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現在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級才起床。他這么一鬧，就解決了一個問題，什么干部評級，根本不評了，工資大體平均、略有差別就是了。以前北洋軍閥政府里有個內閣總理，叫唐紹儀，后頭當了廣東中山縣的縣長。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后頭帝國主義幾棍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幾棍子，連赫魯曉夫的腔調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他們又搖過來了。大勢所趨，不搖過來不行。墻上一南草，風吹兩邊倒。搖過來不是本心，搖過去才是本心。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臺風一刮，動搖分子擋不住，就要搖擺，這是規律。我勸大家注意這個問題。有些人搖那么幾次，取得了經驗，就不搖了。有那么一種人，是永遠要搖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類作物，因為稈子細，風一吹就要搖。高粱、玉米比較好些，稈子比較粗。只有大樹挺立不拔。臺風年年都有，國內國際的思想臺風、政治臺風也是年年都有。這是一種社會的自然現象。政黨就是一種社會，是一種政治的社會。政治社會的第一類就是黨派。黨是階級的組織。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主要是由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出身的人組成的。但是，也有許多黨員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中間有相當多的人，雖然艱苦奮斗多少年，有所鍛煉，但是馬克思主義學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還是跟稻子一樣，風一吹就要搖。……　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斗爭。田里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你說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長糧食，不能長一根草。話盡管那樣講，凡是到田里看過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動手鋤，草實際上還是有那么多。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你說它沒有用?可以化無用為有用。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所謂鍛煉出來的，就是奮斗出來的。你草長，我就鋤。這個對立面是不斷出現的。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斗爭一萬年。”就中美關系問題，毛澤東說：“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就發行《參考消息》問題說：“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合作化問題說：“農民生產很起勁，雖然去年的水旱風災比過去幾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國的糧食仍然增產。現在有一些人卻在說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吹來了一股小臺風。”就如何對待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說：“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并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畢竟好的是多數，壞的是少數。人們說釣大魚，我們說鋤毒草，事情一樣，說法不同。有反共情緒的右派分子為了達到他們的企圖，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臺風。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會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裝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起來。這有什么不好呢?”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中說：“人這個地方叫頭，頭有一張皮，叫頭皮。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的加以批評。……我們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來，又怕天塌下來。從古以來，只有‘杞人憂天’，就是那個河南人怕天塌下來。除了他以外，從來就沒有人怕天塌下來的。至于房子，我看這個房子不會塌下來，剛剛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來呢?……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頭一鍛煉就更好了。孫悟空不是很厲害的人物嗎?人家說是‘齊天大圣’呀，還要在八卦爐里頭燒一燒。不是講鍛煉嗎?鍛者就是錘打，煉就是在高爐里頭煉鐵，平爐里頭煉鋼。鋼煉出來要鍛。現在鍛要拿汽錘鍛。那個鍛可厲害哩!我們人也要鍛煉。有些同志，你問他贊成不贊成鍛煉，那他是很贊成的，‘啊，我有缺點，很想去鍛煉一下’。人人都說要鍛煉一番。平常講鍛煉，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鍛煉了，真正要拿汽錘給他一鍛，他就不干了，嚇倒了。這一回就是一次鍛煉。一個時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就是兩股風來吹：一是大多數好人，他們貼大字報，講共產黨有缺點，要改;另外是極少數右派，他們是攻擊我們的。兩方面進攻的是一個方向。但是多數人的進攻是應當的，攻得對。這對我們是一種鍛煉。右派的進攻，對我們也是一種鍛煉。真正講鍛煉，這一回還是要感謝右派。對我們黨，對廣大群眾，對工人階級、農民、青年學生以及民主黨派，右派給的教育最大。……牛鬼蛇神讓它出來，然后展覽，展覽之后，大家說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讓它出來，然后鋤掉，鋤倒可以作肥料。這些話講過沒有呢?還不是講過嗎?毒草還是要出來。農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講，就是每年都要鋤它幾次，那個草根本不聽，它還要長。鋤了一萬年，草還要長，一萬萬年，還是要長。右派不怕鋤，因為我講話那個時候，不過是講要鋤草，并沒有動手鋤;而且他們認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們這些人是毒草，他們并不是應當鋤掉的，而要把我們鋤掉。他們就沒有想到，他們正是那些應當鋤掉的東西。……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沒有經過充分辯論，黨內沒有充分辯論，社會上也沒有充分辯論。象牛吃草一樣，先是呼嚕呼嚕吞下去，有個袋子裝起來，然后又回過頭來慢慢嚼。我們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層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識形態也好，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沒有展開充分辯論。這回經過報紙，經過座談會，經過大會，經過大字報，就是展開辯論。……大字報這個工具有利于無產階級，不利于資產階級。一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好象是利于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那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你們不是講鍛煉嗎?有幾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這就是鍛煉，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爐里頭去燒。……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幾次教條主義路線問題，因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綱領。現在的教條主義沒有形成制度、政策、綱領，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東西，現在這么一錘子，火這樣燒一下，也軟了一點。各個機關、學校、工廠的領導人，不是在‘下樓’嗎?他們不要那個國民黨作風和老爺習氣了，不做官當老爺了。合作社主任跟群眾一起耕田，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同工人一起勞動，官僚主義大為減少。……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于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有些同志怕群眾跟怕水一樣。你們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處提倡游水。……打個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象游水的一樣，你不要離開水，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象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么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后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制，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中間派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就是動搖，看不清楚方向，一個時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識，為什么犯錯誤呀?你那么厲害，尾巴翹得那么高，為什么動搖呀?墻上一克草，風吹兩邊倒。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民里頭的半無產階級。……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知識來源于群眾。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跟群眾的關系，就象魚跟水的關系，游泳者跟水的關系一樣。……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里頭去見閻王。你對閻王說，我是五張皮的維護者，我很有‘骨氣’，共產黨、人民群眾斗爭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過來了。但是你曉得，現在的閻王也換了。這個閻王，第一是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寧。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主義世界的閻王大概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就是這些人當閻王。”

　　195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現在有股風，是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指標高，沒有措施，那就不好。總之，要有具體措施，要務實。務虛也要，革命的浪漫主義是好的，但沒有措施不好。”

　　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中指出：“講一講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問題。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干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

　　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中指出：“緊張局勢除了有害的一面外，還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后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斗。怕打原子戰爭的，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我就沒有料到現在這個世界鬧得這樣滿城風雨，煙霧沖天。這就是因為人們怕戰爭，怕美國到處闖禍。……美國現在在我們這里來了個‘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門、馬祖，還有些什么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一切包過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的頸吊在我們中國的鐵的絞索上面。臺灣也是個絞索，不過要隔得遠一點。它要把金門這一套包括進去，那它的頭更接近我們。我們哪一天踢它一腳，它走不掉，因為它被一根索子絞住了。……現在不講別的，單講兩條絞索：一個黎巴嫩，一個臺灣。臺灣是老的絞索，美國已經占領幾年了。它被什么人絞住了呢?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絞住了。六億人民手里拿著一根索子，這根索子是鋼繩，把美國的脖子套住了。誰人讓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絞索的一頭丟到中國大陸上，讓我們抓到。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國自己造的一條絞索，自己套上去的，絞索的一端就丟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丟到全世界大多數人民手里，大家都罵它，不同情它，大多數國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著這個絞索。比如中東問題，聯合國開了會。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脫身。它現在進退兩難，早退好，還是遲退好?早退，那末所為何來呢?遲退，越套越緊，可能成為死結，那怎么得了呀?至于臺灣，它是訂了條約的，比黎巴嫩還不同。黎巴嫩還比較活，沒有什么條約，說是一個請，一個就來了，于是乎套上了。……臺灣是我們的，那是無論如何不能讓步的，是內政問題;跟你的交涉是國際問題。這是兩件事。你美國跟蔣介石搞在一起，這個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電解鋁、電解銅，用電一解，不就分離了嗎?蔣介石這一邊是內政問題，你那一邊是外交問題，不能混為一談。……戴高樂現在還有威信，你這會把他打敗了，他沒有死，人們還是想他。讓他登臺，無非是頂多搞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沒有第二個戴高樂了，這個毒放出來了。這個毒必須放，等于我們右派的毒，你得讓他放。你不讓他放，他總是有毒的，放出來毒就消了。”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在內，大概是冒失鬼，赫魯曉夫很謹慎，他已有五千五百萬噸鋼，一億多噸石油，他尚且那樣謹慎，還要十二年準備過渡。他們有他們的困難，我們有我們的長處。他們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級生活懸殊，像貓和老鼠。我們干部下放，從中央以下干部都參加勞動，將軍當兵。他們缺乏群眾路線這一條，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較慢，還有幾種差別，工農、城鄉、腦力體力，沒有去破除。……人去壓迫自然界，拿生產工具作用于生產對象，自然界這個對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這是一條科學。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個反抗，如果沒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進去就拔不出來，這種田要摻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它就要把你整死。”

　　1959年2月-3月，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指出：“干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并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輸出，自己吃，這是馬列主義，沒有修正主義。公社倒是有修正主義，攔路劫搶、不等價交換。一平二調三提，不是馬列主義，違反客觀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義。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于放屁。”

　　1959年5月10日，毛澤東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中就西藏和臺灣問題說：“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中說：“一九五七年國際上有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級臺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的陣地都拿過來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躍進。六○年開始搞十二條，六一年搞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過去分田是農民跟地主打架，現在是農民跟農民打架，強勞動力壓弱勞動力。”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時說：“那時，我們啥東西也沒有，也沒有飛機，也沒有坦克，更沒有原子彈。我們就是有些步槍、手榴彈、輕炮。感謝美國人給我們運來一批重炮，當運輸大隊長的是蔣介石。我們沒有兵工廠，也沒有任何外國援助。你們沒有到我們那個小地方——延安去過嗎?那里很落后，只有農業，一點點手工業。那時，我們說美國和蔣介石是紙老虎。我們也說，希特勒是紙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美國一手拿橄攬枝，一手拿劍，在越南南方打了幾年，越打人民的斗爭就越發展。它的劍在那里殺死了兩個人，一個叫吳庭艷，一個叫吳庭儒，做法很惡劣。我看你們也不高興吧?做這樣的事干什么!現在扶植起來的所謂新政府照樣不行，美國的政策太錯了。我們中國四川省有一句俗話，叫做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捉不到。”

　　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審閱文件時加的一段關于大躍進的文字時寫道：“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中說：“黨內出右派的時候，我就是左派。黨內出‘左’傾機會主義時，我就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

　　1965年3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中蘇公開論戰很好，許多問題在概要用公開論戰的方式才能搞清楚。公開論戰不過打筆墨仗而已，一個人也死不了。第一，天塌不下來;第二，樹木照樣生長;第三，河里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

　　毛澤東在寫文章、作報告、講話時用喻之廣泛、之豐富在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中是很少見到的，他是一個能把枯燥的政論文寫得妙趣橫生的人，再長的文章在他筆下也絕然見不到“懶婆娘的裹腳又臭又長”那樣的問題，他的善于用喻的能力，源于他對中國社會的最深切的了解，源于他對自然的深入的洞察，源于他對規律的深度的徹悟，更源于他是一個人民的領袖，他的文章是寫給人民看的，他的文章是為人民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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