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1925年，毛澤東從上海回湖南開展農民運動，這些寒秋，他站在滾滾湘江之邊吟下了這樣的詩詞，字字句句里飽含著他對自由的向往，流露著他要創建一個“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新世界的遠大志向。

　　自由是人的天性。古今中外，無數英雄豪杰為自由而折腰。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被譽為“美國革命之舌”的帕特里克· 亨利在第二屆弗吉尼亞代表大會上發出了 “不自由，毋寧死”的呼喊，激勵著千百萬北美人為自由獨立而奔赴戰場。19世紀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更是寫下了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動人詩句，成為人們追求自由的精神旗幟。20世紀，人類追求自由的洪流浩浩蕩蕩，奔涌向前。在世界東方，在壓迫最重的中華古國，自由的呼聲更是響徹天宇，為了自由和解放，中華民族進行了一場自有史以來最徹底、最偉大、最可歌可泣的自由之戰。毛澤東就是這場戰爭中的一名不屈不撓的自由戰士。

　　1913年，少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記下了他對自由的思考：“中國固自由也，人民與國家之關系，不過訟獄、納賦二者而已，外此無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無關系也，故缺乏國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國自由，西國專制;中國政法簡，租賦輕，西國反之。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臺灣朝鮮是也。”

　　1915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給湖南一師的教師黎錦熙的信中說：“弟在學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縛，終見此非讀書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儔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逐漸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實大悲傷。昔朱子謂：‘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誠不能為古人所為，宜為其所譏，然亦有‘幽谷喬木’之訓。如此等學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棄去，就良圖，立遠志，渴望兄歸，一商籌之。生平不見良師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趨前請教。”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見于宗教方面，為‘宗教改革’，結果得了信教自由。見于文學方面，由貴族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形的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見于政治方面，由獨裁政治，變為代議政治。由有限制的選舉，變為沒限制的選舉。見于社會方面，由少數階級專制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兌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

　　1919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二)》中說：“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們!我們于今醒了!我們要進行我們女子的聯合!要掃蕩一般強奸我們破壞我們身體精神的自由的惡魔!……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無論何人都有分的事，就應聯合各種各色的人，組成一個大聯合。”

　　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草擬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列舉了眾多需要研究的問題，其中寫道：“女子問題……戀愛自由及戀愛神圣問題……經濟自由問題……海洋自由問題……自由移民問題……”

　　1919年11月，長沙女子趙五貞因抗婚自殺。毛澤東就此事在湖南《大公報》、《女界鐘》等報刊上連發10篇文章進行剖析。他在11月16日的《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中說：“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吾們討論各種學理，應該傍著活事件來討論。昨日天籟先生和兼公先生已經作了引子，我特為繼著發表一點意見。希望有討論熱心的人，對于這一個殉自由殉戀愛的女青年，從各種論點出發，替他呼一聲‘冤枉’。”11月18日，他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一文中指出：“趙女士要是有人格，便不會死。何以呢?人格這件東西，是由于對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決問題，是要意志自由。趙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怎么不自由?因為趙女士有父母。在西洋，一個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響的。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嗚呼，嗚呼!不自由，無寧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紅的鮮血。柑子園塵穢街中被血灑滿，頓化成了莊嚴的天衢。趙女士的人格也隨之涌現出來，頓然光焰萬丈。”11月27日，毛澤東在《打破媒人制度》一文中指出：“‘媒人’、‘月老’等話，要從國語辭典中一概刪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兩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盡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親友皆知，最好在報上登一啟事，說明我們倆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廳注冊，鄉間則在自治局里報名，亦盡夠了。媒人這種東西，應該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11月28日，毛澤東在《婚姻上的迷信問題》一文中指出：“我們倡言改革婚制，這些關于婚姻的迷信應該首先打破，最要緊是‘婚姻命定說’的打破。此說一破，父母代辦政策便頓失了護符，社會上立時便會發生‘夫婦的不安’。夫婦一發生了不安，家庭革命軍便會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的大潮，接著便將泛濫于中國大陸，乘潮打槳的新夫婦，便會完全成立在戀愛主義的上面。講到這里，便不得不聯想到人人會說的那一句老生常談‘教育普及’了。”

　　1920年1月19日，毛澤東在起草的向大總統(國務總理)呈交的《湘人控張敬堯十大罪》中寫道：“長沙《大公報》、《湖南公報》，因主持公論，兩次被封。學生聯合會發行《湘江評論》，研究學術，同遭封閉。各學校周刊，亦被禁止。湘人銜哀飲恨，無敢出聲。言論自由，掃地以盡。其罪七。”

　　1920年2月，毛澤東在寫給新民學會會員陶斯詠的信中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至于女子赴俄，并無障礙，逆料俄羅斯的女同志，必會特別歡迎。‘女子留俄勤工儉學會’，繼‘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1920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就“湖南建設問題”寫道：“完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1920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中寫道：“自張敬堯到湘，極鏟括淫殺之能事，湘民冤痛慘怛，無可告語。……吾人對于湘事，以‘去張’為第一步，以‘張去如何建設’為第二步。今特將軍務、財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權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條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種條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實行民治’為兩大綱領。以廢督、裁兵，達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便利交通，達到‘實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顧一切阻礙，持其所信，向前奮斗。蓋歷史上世界各國民權、人權之取得，未有不從積極之奮斗與運動而來者也。”

　　192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湖南人民的自決》中指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無公利;有猜疑，無誠意;有賣國，無愛國;有害人，無利人。八九年來的大亂，都是此輩干來的營私勾當。腐敗絕頂的政府，娼妓生涯的黨徒，盤據國中，甘心為惡，鐵道賣盡，礦山賣盡，森林賣盡，商埠賣盡，乞得日本來的槍械、餉款、訓練官，屠殺人民，與市民戰，與學生戰。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亂者，少數之武人。而人民鉗口結舌，合手并腳，半死半生，應說話的不說話，應反抗的不反抗，先自示弱，怎怪彼等之乘隙呈兇。……吾湖南人唯一無二之希望與責任，即在恢復自由，不能不求全國同胞熱腸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

　　1920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中說：“最重要者，廢督裁兵，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之希望也。”

　　1920年9月6日，毛澤東在《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一文中指出：“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專制壟斷之毒，奮起而爭自由，從湘人自決、粵人自決、川人自決以至直人自決、奉人自決，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澈底的總革命。”

　　1920年10月7日，毛澤東在《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中寫道：“西洋各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無一不起于市民運動。不但現在俄德諸國震蕩全球的大舉動，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從專制家手里爭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權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驕子!市民呵!起來。創造未來湖南的黃金世界只在今日。”

　　1920年10月，毛澤東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中指出：“湖南人應該移其消極的破壞的精神，來集注于積極的建設上面。我們又覺得湖南這一回主張自治，應該要主張‘全自治’，而不要主張‘半自治’。絕不要顧及什么中央，和什么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內要自治，絕不要瞻前顧后，自餒其氣，棄‘全自治’而主張那不痛不癢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的自治者，湖南人為自由而戰，所不惜也。”

　　1920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請愿書》中寫道：“竊以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載在約法，已歷九年。市民等于此九年之中，雖在約法上應享受種種自由之特權，而在實際上則幾被少數官僚軍閥剝奪至于凈盡。此固由于一國之根本大法未能成立，亦實由于地方自治尚未實施有以致之。……再吾湘現處特別地位，應采革命精神，趄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鏟除舊習，創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慘。”

　　1920年夏，毛澤東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這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歷經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反對北洋軍閥、國共分裂，于1927年舉行南昌起義走上了獨立的武裝革命的道路。毛澤東也于這些在湘贛地區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還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的詩詞：“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中國共產黨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朱德帶領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在井岡山進行了頑強的斗爭，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與解放積累了豐富的自身建設和斗爭經驗。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對部隊建設問題寫道：“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半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信中說：“從同志從朋友稱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國事業，聞之而歡躍者，更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全民族之誠實兒女，毫無疑義也。然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持此大義，起而率先，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則先生者，必將照耀萬世，留芳千代，買絲爭繡，遍于通國之人，置郵而傳，沸于全民之口矣。”

　　1936年12月，毛澤東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而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寫道：“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暴發，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下和平解決。12月26日，蔣介石在洛陽發表聲明《對張楊的訓詞 》，表示堅守聯共抗日承諾。毛澤東于12月28日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其中寫道：“我們將在蔣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確守信義，是否實行他所允諾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這些條件的實行，首先需要確守信義，并且需要一些勇氣。我們將于蔣氏今后的行動表現中考察之。”

　　1937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指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愿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斗。”

　　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指出：“‘為什么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梁，因為它帶著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也不與民主任務和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

　　1937年6月20日，陜甘寧特區政府通過第一個施政綱領《民主政府施政綱領》，其中包括：實行民主普選制度與議會制度;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保障農民已分得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廢除苛捐雜稅，采用單一累進稅;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全國人民的總動員。開放愛國運動，釋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和《新聞檢查條例》，承認現有愛國團體的合法地位，擴大愛國團體的組織于工農商學各界，武裝民眾實行自衛，并配合軍隊作戰。一句話，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

　　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自己一貫的方針下愿意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攜手地團結起來，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戰勝萬惡的日寇，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投降妥協的漢奸理論，同時也應該堅決反對那種以為無法戰勝日寇的民族失敗主義。中國共產黨堅決相信，在實現上述十大綱領的條件下，戰勝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達到的。只要四億五千萬同胞一齊努力，最后的勝利是屬于中華民族的!”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中指出：“還在一九三三年，中國共產黨就發表了在停止進攻紅軍、給民眾以自由和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之下，準備同任何國民黨部隊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那是因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但是我們的目的沒有達到。……今年二月十日，當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乃以一個系統的建議電告該會。在這個電報內，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召開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項;共產黨也向國民黨保證取消兩個政權敵對，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項。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步驟，則兩黨合作的建立勢將推遲，而這對于迅速準備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里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

　　1938年7月15日，毛澤東在《解放》報刊文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后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

　　1939年1月17日，陜甘寧特區第一屆參議會制定《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其中規定：“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與通信之自由……實行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地位……實行免費兒童教育，發展民眾教育，實行干部教育……增加農業生產，提高工業生產，獎勵商人投資和保護其自由營業。”

　　1939年9月1日，毛澤東關于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中指出：“蘇德互不侵犯協定(1939年8月23日)是蘇聯社會主義力量增長和蘇聯政府堅持和平政策的結果。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團對于蘇聯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間的和平，保障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在東方，則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增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中國的投降派。在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基礎。這就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全部政治意義。”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特別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因為我們的敵人不給中國人民以和平活動的可能，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權利。斯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是完全正確的規定。因此，那種輕視武裝斗爭，輕視革命戰爭，輕視游擊戰爭，輕視軍隊工作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中指出：“‘訓政’多年，毫無結果。物極必反，憲政為先。然而言論不自由，黨禁未開放，一切猶是反憲政之行為。以此制憲，何殊官樣文章。以此行憲，何異一黨專制。當此國難深重之秋，若猶不思變計，則日汪肆擾于外，奸徒破壞于內，國脈民命，岌岌可危矣。……夫青年乃國家之精華，進步青年尤屬抗戰之至寶。信仰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絕非武力所能壓制者。過去十年‘文化圍剿’之罪惡，彰明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國，保護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營，嚴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舉。”

　　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

　　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提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指出：“在宣傳問題上，應該掌握下列的綱領：(1)實行《總理遺囑》，喚起民眾，一致抗日。(2)實行民族主義，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3)實行民權主義，人民有抗日救國的絕對自由，民選各級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革命民主政權。(4)實行民生主義，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發展農工商業，改良人民生活。……”

　　1940年7月5日，毛澤東在為延安《新中華報》寫的紀念抗日戰爭三周年的文章《團結到底》一文中指出：“現在國難日深，世界形勢大變，中華民族的興亡，我們要負起極大的責任來。我們一定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把中國造成獨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而要達此目的，必須團結全國最大多數有黨有派和無黨無派的人。”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論政策》中指出：“關于人民權利。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政府僅僅干涉在我根據地內組織破壞和舉行暴動的分子，其他則一律加以保護，不加干涉。”

　　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演《反對黨八股》中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中說：“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指出：“抗戰到底，制止投降危險，繼續合作，制止內戰危機，承認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恢復新四軍，制止反共運動，撤退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四五十萬軍隊，不要再把國民參政會當作國民黨制造反共輿論的御用機關，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減租減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業，取消特務機關，取消特務教育，實行民主教育，這就是我們對蔣先生和國民黨的要求。”

　　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中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并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于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愿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斗。”毛澤東在報告中還專門就“人民的自由”展開論述，他指出：“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眾運動的要求，就是為著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毛澤東就自由與工業的關系指出：“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就宗教問題，毛澤東指出：“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1945年7月10日，毛澤東為在新華社寫的評論《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中指出：“中國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實行民主改革，例如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給人民以自由，給各黨派以合法地位等項。對于這些，你們一件也不做，卻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的時間問題上耍花樣，這是連三歲小孩子也欺騙不了的。沒有認真的起碼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會小會也只能被拋到毛屎坑里去。”

　　1945月7月12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中指出：“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顯地造成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在中國的前途這個問題上，看清楚了中國人民要求獨立、自由、統一的不可阻止的勢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而勃興的美國一部分輿論界，對于赫爾利式的危險的對華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們要求改變這個政策。但是，美國的政策究竟是否改變和哪一天才改變，今天我們還不能說什么。可以確定地說的，就是贊助中國反人民勢力和以如此廣大的中國人民為敵的這個赫爾利式的政策，如果繼續不變的話，那就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這一點，必須使美國人民認識清楚。”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的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曾經有個美國人向我說：‘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里去做官。’我說：‘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說：‘不做不好。’我問：‘為什么不好?’他說：‘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說：‘你們吃飽了面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愿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么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同志們，這個美國人的話是嚇人的。帝國主義者就會嚇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許多人也就是怕嚇。他們以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嚇，但是不知道中國有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

　　1945年8月，毛澤東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寫的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指出：“請你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罷免貪官污吏和一切反動分子，懲辦漢奸，廢止特務機關，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民主黨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認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承認中國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解放區的軍隊，釋放政治犯，實行經濟改革和其他各項民主改革。”

　　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堅決反對內戰的。‘確立內部和平狀態’，‘成立臨時政府，使民眾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并確保盡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立對于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這是蘇美英三國在克里米亞說的話。中國共產黨正是堅持這個主張，這就是‘聯合政府’的主張。實現這個主張，就可制止內戰。一個條件：要力量。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內戰就可以制止。”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指出：“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蔣介石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蔣介石的軍警憲特同學生群眾之間，到處發生沖突。蔣介石用逮捕、監禁、毆打、屠殺等項暴力行為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學生運動因而日益擴大。一切社會同情都在學生方面，蔣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蔣介石的猙獰面貌暴露無遺。”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指出：“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

　　1949年1月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揭露國民黨利用和平談判來保存反革命實力的評論《評戰犯求和》中辛辣地寫道：“中國買辦地主階級必須維持其向全國人民實行壓迫剝削的自由和他們目前的驕奢淫逸的生活水準，中國勞動人民則必須維持其被人壓迫剝削的自由和他們目前的饑寒交迫的生活水準。這是戰犯求和的終極目的。倘若戰犯們及其階級不能維持其實行壓迫剝削的自由和驕奢淫逸的生活水準，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這個，當然就要維持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公教人員目前這樣饑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與最低生活水準’。這個條件一經我們的可愛的蔣總統提了出來，幾千萬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職業者，幾萬萬的農民，幾百萬的知識分子和公教人員，惟有一齊拍掌，五體投地，口稱萬歲。倘若共產黨還不許和，不能維持這樣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準，那就罪該萬死，‘今后一切責任皆由共黨負之’。”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中寫道：“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使其喪失合法的地位;壓迫青年學生們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等項正義的運動;濫發偽法幣和偽金圓券，破壞人民的經濟生活，使廣大人民陷于破產的地位;用各種搜括的方法，使國家最大的財富集中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系統。總之，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其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之上所舉行的國內戰爭，業已陷全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決不能逃脫自己應負的全部責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同志注意：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并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們絲毫也不應當松懈你們的戰斗努力。對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之。”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都認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團結奮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也是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礎。”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8月28日，毛澤東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中指出：“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這個政府是對于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中寫道：“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于換來了一個新的中國，在這個新中國里，“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人民獲得了徹底的解放和自由。然而在一個全新的社會里，自由被賦與了新的內容和意義，人民剛剛解放的自由的雙手又是否會被新的枷鎖所捆綁?毛澤東又開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1953年10月-11月，毛澤東在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期間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為什么法律上又要寫呢?法律是說保護私有財產，無‘確保’字樣。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農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帶幾戶鰥寡孤獨，問題就解決了。”

　　195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駁“輿論一律”》中指出：“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們的復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周恩來等的信中就一位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的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問題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少數人鬧事問題指出：“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硬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國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動搖，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

　　1957年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指出：“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凈，這是不能留情的，但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種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個偉大的鞏固的國家，保存這樣一小批人，在廣大群眾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不會有什么害處。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毒草的功勞就是它們有毒，并且散發出來害過人民。”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中說：“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說：“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說：“中國的發展變化很快、很大，你們是我在世界各國看到的發展變化最快、最大的一個國家了……從歷史上，一個中國，一個日本，是全世界發展變化最快、最大的兩個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完全獲得了自由，每一個普通勞動者都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這在別的國家是很難做到的。”毛澤東說：“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環境，變化越來越快了。從現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

　　1965年，美國約翰遜政府派出三萬多名美軍進駐多米尼加進行武裝干涉，5月12日，毛澤東發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聲明指出：“美國武裝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衛自由’的旗號，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自由呢?這就是用飛機、兵器、大炮屠殺別國人民的自由，這就是任意侵占別國領土的自由，任意蹂躪別國主權的自由，這就是汪洋大盜殺人劫貨的自由，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腳下的自由。他們在多米尼加是這樣，在越南是這樣，在剛果(利)是這樣，在其他許多地方也是這樣。”

　　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的自由的追求者、奮斗者和維護者，他視任何剝削者、壓迫者為天然的仇敵，他畢生謀求中華民族的自由、中國人民的個性自由，中國人民在近百年乃至幾千年以來在毛澤東時代第一次得到了自由的舒展和呼吸，那些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被砸得粉碎，最廣大的人民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得到了從未有過的自由。1971年，26屆聯大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在11月15日的聯大全體會議上，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發言說：“我們可以稍為回想一下我們童年時代圖畫書里的中國苦力，他們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剝削最重的人，很遺憾，他們非常類似目前不發達世界中受到蔑視、剝削和陷于貧困的千百萬無產者。在中國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萬能的外國剝削者已經完蛋了。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而毛澤東滿足的絕不只此，他對自由追求的徹底性和完善性，迫使他比同時代任何的革命者思考得更多、更遠，當更多的人依然躺在革命成功的功勞薄上曬著太陽的時候，他隱約聽到了將要扼殺人民自由的幽靈的腳步聲的迫近。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記載，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很憂慮地說：“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當今天的人們還在喋喋不休地控訴著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時候，有幾個人能體味到毛澤東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良苦用心?而對一個把一萬年以后的矛盾都看得見的人指手劃腳，將會被歷史無情的曬笑。

　　“萬類霜天競自由”，那個傲立在湘江岸邊的書生，他的吟詠穿越時空，依然在神洲大地的山川回響，低沉而悠長，蒼勁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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