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擂臺傳說”：作為近代史寓言

　　傳奇式的武術家霍元甲在擂臺上擊倒外國大力士，為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故事家喻戶曉。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大陸風靡一時的香港“經典”電視劇《霍元甲》中，就對這一幕做了濃墨重彩般的描寫。在擂臺上打倒外國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如《陳真》系列：霍元甲的高弟陳真闖入日本人的“虹口道場”，把日本浪人打得人仰馬翻，而“虹口道場”實際上便是一個擴大了的擂臺。較近的《葉問》系列電影中，第一部與第二部最后的高潮段落都是擂臺：在第一個擂臺上，葉問打倒了作為侵略者的日本軍官;在第二個擂臺上，葉問打倒了作為殖民者的英國拳王。在李連杰主演的電影《霍元甲》里，霍元甲更是一個人在擂臺上車輪大戰英﹑西﹑德﹑日四大高手。從近代以來一直至今——其中有一個時期是例外，我們將在稍后論及——霍元甲﹑韓慕俠﹑“陳真”﹑“葉問”......無數相似的“擂臺傳說”出現。盡管在真實的歷史中霍元甲沒有擊倒過外國大力士⑴，而“陳真”﹑“葉問”的英雄壯舉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大多數的“擂臺傳說”其實都是虛構的，然而卻又不斷地出現。傳說是心理的現實。永樂皇帝是元順帝的遺腹子與乾隆皇帝是漢人之子的傳說，反映的是復元和復明心理的衰退，是對存身漠北和“剃頭辮發”的逐漸接受。那“擂臺傳說”反映的是何種心理的現實呢?

　　1840年之后，中國的所謂“近代”開始了。毋庸諱言，中國的“近代”是一部充滿了屈辱與失敗的歷史。如果說二次鴉片戰爭，一次中法戰爭，中國雖然對西方列強低頭，但在亞洲依然保持著“上國”心態的話，那么1894 ~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戰就把這殘存的體面也擊得粉碎。1900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包括一些中國“義勇”——在六百年的帝都屠掠，家家戶戶打出“順民旗”，到這時，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已經跌到了谷底。霍元甲擊倒外國大力士等“擂臺傳說”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現的，“擂臺傳說”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的“果實”之一。

　　“打擂臺”作為一種傳統的文藝敘事，在中國老百姓中深入人心。關于“打擂臺”的故事通過小說﹑評話﹑戲曲等各種形式在民間廣泛流傳，《水滸傳》中“浪子”燕青打倒巨漢“擎天柱”的擂臺美談恐怕無人不知。“擂臺”被認為是一個公平決定勝負的地方，是人類最原始﹑最純粹力量的比試。在“擂臺”上，無論是“洋槍洋炮”還是“科技文明”都失去了魔力，那種黑格爾所興嘆的“怯懦的小人”“竟然可以將最勇敢﹑最高尚的人擊斃在彈丸之下”的“文明的丑陋”至少不會在這里發生。而在“擂臺”之外的現實世界，中國卻正是受著帝國主義列強的“洋槍洋炮”和“科技文明”的極大壓迫，幾乎沒有任何招架的能力。近代以來的“擂臺傳說”，雖然是嫁接于傳統民眾文化之根，但卻是對當時黑暗現實的一種曲折的心理反映。中國武術家在“擂臺”上的對手(敵人)是列強的象征，“擂臺傳說”中幾乎從來不曾出現過非列強國的對手——即便是非列強國中同樣存在著兇悍的武術，比如泰拳，但恐怕沒多少中國人會因為在擂臺上打倒了“暹羅大力士”而備感榮耀——因此，大多數的“擂臺傳說”都有著一個“東亞病夫”的引子：

　　上海來了一個名叫奧皮音的英國大力士，在張園設擂，辱中華是“病夫之國”，民眾是“東亞病夫”。霍元甲應上海武林友人之約......為雪病夫之恥與奧皮音約期比武......賽前霍元甲已在張園擺起擂臺，用英文刊登廣告，文曰：“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愿與天下健者從事!”并聲明“專收外國大力士，雖有銅筋鐵骨，無所惴焉!”比武那一天，奧皮音早已被嚇得逃之夭夭。霍元甲威震俄、英大力士，為中華民族雪洗了“東亞病夫”之恥，鼓舞了中華民眾之志氣，為億萬同胞所欽佩、仰慕。

　　在現實中無法戰勝列強，受著百般欺凌的憤懣最終在“擂臺”上得以一暢，而且是以一種最公正的方式——不過即使是在“擂臺”上，外國人也常常違背規則，采用偷襲和作弊的方法來擾亂中國武術家——這很自然會被視為典型的精神勝利式的“阿Q”癥狀。這么說或許沒錯，但另一方面，中國人不甘心屈膝受辱，盼望著復仇雪恥的普遍性心理同樣不能夠被忽視。中國的“近代”基本上處于“戰敗—不平等條約—戰敗—不平等條約...”的惡性循環結構中。雖然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最直接同時也是最直觀的原因就是：中國在軍事上失敗了。中國被列強看作是軟弱無能的國家，中國人被貶低為“病夫”。“擂臺傳說”想表達出中國人并非從來就軟弱無力。恰恰相反，中國有著悠遠博大的尚武傳統，只是這一傳統由于各種原因在歷史中昏睡了。霍元甲等光輝榜樣則證明了個別的中國人仍然可以將自己偉大的傳統喚醒，并且能夠激勵起更多的人。此外，“擂臺傳說”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發展。

　　自從有了槍炮，卑鄙的懦夫就能殺死勇敢的好漢。值得萬世留名的勇士，也許正英氣勃勃，施展豪杰身手呢，一顆流彈飛來，馬上結束了他的性命，斷送了他的雄心壯志。⑵

　　1900年，八卦掌一代宗師程廷華死在“八國聯軍”的亂槍之下，震驚武術界。“擂臺”上再多的“勝利”——即便都是真實的——也無法挽救“擂臺”之外積貧積弱的中國;怎樣身懷絕技的武術家和江湖俠客，也不能敵擋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精武門》里陳真剛走出“虹口道場”，立刻就被外面的一排洋槍殺死——就像在馮驥才著名的小說《神鞭》中，主角傻二最終割掉了曾經威震天津衛的辮子，改用起了洋槍。宗師之死與傻二割掉辮子告訴我們：要想真正改變中國的命運，必須走下“擂臺”。

　　2.“擂臺傳說”的消失

　　公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此之后的近30年中——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毛澤東時代”——“擂臺傳說”基本上不再出現，與之相關聯的是“武俠小說”這一通俗文學形式也消失了。那么“大俠”們的消散是不是如“改革開放”后某些文藝評論宣稱的，是“極左文藝路線”的產物呢?“擂臺傳說”究竟因何而消失?

　　2013年是朝鮮戰爭停戰60周年。很多觀點都正確地指出，真正奠定人民共和國基石的是1950 ~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在這場史詩性的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以與對手相比處于絕對劣勢的軍事裝備和近乎簡陋的后勤供應體系，戰勝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⑶。我們且將抗美援朝戰爭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戰爭做一下簡單的歷史對比：

　　對比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通州八里橋之役。“黃金家族”最后的勇士僧格林沁指揮的蒙古騎兵雖然舍死忘生，但還是全面潰敗，“英法聯軍”僅僅損失了12人。

　　對比二：1894 ~1895年同樣發端于朝鮮的中日甲午戰爭。當時中日兩國在軍事裝備上的差距遠遠小于1950年代的中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中國軍隊還具有優勢，但是日軍實際還未等到投入最新的軍事裝備，戰爭便已結束⑷。除了左寶貴﹑鄧世昌等個別英勇殉國的悲壯瞬間，中國可以說是很窩囊的戰敗了。

　　對比三：1900年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一路長驅直入，基本上沒有遭遇到特別大的傷亡，而六百年帝都在短短四十年里第二次陷落。

　　對比四：今天被某些輿論胡亂吹噓的抗日戰爭中的所謂“正面戰場”。其實態卻是國民政府不僅失去了中國的“舊都”(北京)，還丟掉了“新都”(南京)，最后險些連“陪都”(重慶)都不能保存。

　　但再來看看1950 ~1953年的朝鮮戰場，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對手是“十六國軍”⑸——恰好是8支“英法聯軍”，2支“八國聯軍”——結果不僅是美軍，包括像驍勇善戰的“土耳其旅”等其他“聯合國軍”部隊都遭到了毀滅性打擊;美國除了沒有使用原子彈，幾乎窮盡了當時一切最先進的武器。志愿軍在這場戰爭中所表現出的英勇頑強及軍事素養得到了包括敵人在內的各方的廣泛尊重——而就在半個世紀之前，自詡通曉“支那國民性”的日人德富蘇峰曾認定中國“最有名的特點就是‘軟弱’”，“對中國人來說，竭盡全力擊退入侵的勢力是不可想象的。具備了戰斗的能力才會得到和平之類的話聽起來過于偉大遙遠”，并且斷言“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中國人都無法改變這種“特性”。

　　通過這樣鮮明的比照，我們可以看到抗美援朝戰爭與中國近代以來所有的戰爭如同云泥一般的差別。正是在這樣輝煌勝利的新時代里，不再需要“擂臺傳說”，因為曾經產生“擂臺傳說”的歷史、文化及心理背景如今發生了巨變。那些虛構的﹑幻想的“勝利”被現實世界中堂堂正正的勝利所取消了;不再需要能打倒外國大力士或是十幾個洋兵的武術宗師和江湖俠客，因為已經有了一個可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帝國主義的人民共和國。

　　既然“擂臺傳說”失去了使其生長的風土，那么“武俠小說”的消失也就是一個合理的結果。近代“武俠小說”與“擂臺傳說”屬于一母同體式的關系，都是“白日夢”式的幻想勝利。民國“武俠小說”的奠基性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在《俠義英雄傳》里宣揚“武術救國”，并且對于霍元甲的“擂臺傳說”和“毒殺傳說”⑹的大眾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他的經典名作《江湖奇俠傳》則更為突出，該書既是一部奇幻武俠小說，又是一部政治教育小說。為此，書中不惜使用中國法術和西方水晶球這樣多少有些突兀的筆法來做反帝的吶喊。然而歸根結底，中國不是靠“江南酒俠”或“紅云老祖”就能夠拯救的，能夠拯救中國的只有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正如上面所論述的，隨著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以及與抗美援朝同一時期的西藏和平解放，自近代以來，中國還從未如此緊密地被整合成一個真正強而有力的現代“中華國家”⑺——在此以前，入侵中國的日本甚至只把“支那”視為一個解決其資源和人口問題的地理概念⑻——在這樣的時代里，個別的英雄俠客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現實主義的﹑集體主義的﹑理想主義的激情驅逐了“白日夢”式的個人幻想，這是當時歷史潮流的必然。簡單地譴責“極左文藝路線”，實在是無視這一巨大的歷史現實與歷史成就。而當80年代重新“解禁”“武俠小說”時，無論對其作何種評價，一個基本的文化事實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兩個主要來源地——香港與臺灣——無疑都是深受殖民地文化影響的地區，這絕非單純的巧合。

　　虛構的英雄俠客雖然消失了，卻這并不意味著英雄主義和俠義精神的消失。恰恰相反，那個時代是充滿著英雄主義和俠義精神的時代：黃繼光﹑邱少云﹑歐陽海、雷鋒﹑王進喜、焦裕祿......他們雖然不會飛花摘葉或踏雪無痕，但這些既平凡又非凡的人難道不是真正大寫的英雄嗎?而當時的中國聲援萬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支持像多米尼加這樣的小國的反美抗暴斗爭，這不僅是一種偉大的國際主義，又是一種何等崇高的俠義精神!

　　插曲：“擂臺傳說”的“普世性”

　　“擂臺傳說”與中國人的“國民性”無關，而是具有“普世性”。

　　1954年日本東京藏前國技館，被稱為“日本摔角之父”的摔角手力道山在擂臺上打倒“美國”摔角冠軍夏普兄弟，通過電視實況畫面，聚集在一起觀看這場比賽的日本人欣喜若狂，力道山一下子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雖然因為“朝鮮特需”而出現了經濟景氣，但日本仍然處于戰敗的陰影之下，民生依舊困苦多艱。力道山狠揍高頭大馬的白人，對于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就好象是在痛打趾高氣昂的占領軍，近10年的自卑和屈辱至少在這時得到了發泄。不過當時大多數的日本人并不知道，摔角比賽實際上是一項按照劇本演出的娛樂節目，夏普兄弟不是美國人是加拿大人，而“民族英雄”力道山其實是隱姓埋名的在日朝鮮人金信洛⑼。1970年的日本出現了意義略有不同，但卻更加戲劇化的“擂臺傳說”。當年3月，藝術家寺山修司﹑東由多加等人舉辦了一場正式的葬禮，追悼拳擊漫畫《明日的丈》⑽中一個虛構的人物力石徹。在這部長篇漫畫里，力石徹在擂臺上戰勝了故事主人公矢吹丈，卻由于之前減體重過度而當場死去⑾。作為戰后日本最重要的漫畫作品之一，《明日的丈》中的“擂臺傳說”與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動蕩不安的政治﹑文化沖突相激蕩，獲得了從“共產同赤軍派”⑿成員到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在內的不同立場者的廣泛支持。

　　美國人在上世紀70年代末創造出了他們的“擂臺傳說”，那就是著名的《洛奇》(Rocky)系列電影。《洛奇》系列的第一集出現于1976年，當時的美國雖然已從越南戰爭中脫身，但是失敗主義情緒仍像夢魘一般揮之不去;國際上，蘇聯的攻勢咄咄逼人，此時的“美國夢”正遭遇著空前的危機。《洛奇》系列電影表現了“憑借艱苦的工作，全面的身體訓練和堅定不移的必勝信念，窮困潦倒的三流拳擊手”如何“贏得了一場又一場勝利，從而證明美國夢仍然可以實現。”不過評論家也指出：“這種夢想是與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等反動價值觀緊密相連的。”⒀在《洛奇》系列的前3集中(1976﹑1979﹑1982)，西爾維斯特•史泰龍飾演的洛奇•巴爾博亞在擂臺上擊倒的都是黑人拳手——這可以看作是對之前從金牧師到黑豹黨一系列黑人解放運動的反動——而在第4集里(1985)，雖然洛奇裝腔作勢地和他的手下敗將阿波羅成了朋友，但阿波羅很快就被兇惡的蘇聯拳王打死。在蘇聯人挑釁地嘲笑美國的“無能”時，洛奇懷著家仇國恨挺身而出——與中國“擂臺傳說”的模式幾乎如出一轍——故事馬上變成了美國拳王洛奇與蘇聯拳王的對決戲，前3集中羞答答的種族主義也一轉為里根時代赤裸裸的反共主義。影片中頻繁出現以美蘇兩國國旗為背景的場面，在最后高度象征性的的擂臺段落，洛奇闖入“敵人的心臟”，在一個裝飾著蘇聯國旗和巨大紅星的擂臺上將美國的敵人打倒，面對著滿場的蘇聯軍人和黨政高官舞動起星條旗，甚至連黨的總書記也起立為他鼓掌(一個戈爾巴喬夫模樣的人，如同某種預言)。洛奇的“擂臺傳說”成為消除對蘇恐懼，重新樹立美國必勝信念的一劑心理“良藥”⒁。盡管“從拳擊史上看，洛奇的原型，即洛奇•馬西亞諾與弗洛伊德•帕特森﹑索尼•利斯頓﹑喬•弗雷澤和穆罕默德•阿里(阿波羅的原型)這樣的黑人重量級拳手相比可以說是黯然失色，但影片改寫了歷史年表，使洛奇成為1980年代最偉大的白人。”⒂難怪史泰龍與“超人戰士”施瓦辛格成為美國兩大右翼總統里根和小布什最鐘情的男演員了。

　　3.“擂臺傳說”的復活

　　我們本來以為，“擂臺傳說”將會永遠告別我們——同時也是永遠地與中國的“近代”告別。但是事實不是如此。

　　從1980年代開始，武俠熱席卷而來。1981年2月，廣州《南風》刊載了梁羽生的《白發魔女傳》;6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氏《萍蹤俠影》，這是大陸出版的首部“新派武俠小說”。1982年，《少林寺》轟動全國，電影講述了一個擁有特殊技能的集團(武僧)如何拯救國家(唐王)的故事。在此片的影響下，如醉如癡的青少年們紛紛前往少林寺拜師學藝，當時根本無人會武術的少林寺只得請來了作為1980年代一大神話的海燈法師。1983年，《武當》中的陳雪嬌“終于”跳上“擂臺”，打倒了日本武士。到了今天，“武俠”和“擂臺傳說”已經泛濫于各種影視劇中。

　　1970年代末以后的中國，正再次處于巨大的焦慮之中，憂心著要被開除“球籍”的大問題。1979年底，《歷史研究》發表左步青等人的文章《評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1980年初，同刊又發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義義和團運動》一文，指控戚本禹“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卻給義和團“冠以‘愛國主義’的美名。”同年11月，歷史學家黎澍在一次義和團討論會上強調：“義和團是最頑強的排外主義者。”——今天的袁偉時﹑張鳴輩不過是其余唾而已——以黎澍﹑李時岳一派為代表的“近代化史觀”在時代的大勢下逐漸壓倒了以范文瀾﹑胡繩一派為代表的“階級斗爭史觀”(又稱“革命史觀”﹑“反帝反封建史觀”)⒃。對義和團運動“極端排外”﹑“愚昧迷信”﹑“群眾性歇斯底里”的影射性否定，影響深遠。“改革開放”的提出意味著之前的時代是“僵化”﹑“封閉”的時代。當時有一套著名的叢書《走向世界》(1980 ~1983)，正是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的歐美游記為選題。晚清時代的歷史敘事與“改革開放”后對于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事以類比的方式被重疊在了一起。在“打開”的國門面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信心像手中的沙子般流去，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自慚形穢、痛悔前非著一路走向了“三百年殖民地”﹑“藍色文明”對“黃色文明”所謂無可爭辯的“勝利”的極端境地。這一代人中很多都由此患上了一種精神上的不治之癥，即在面對“文明進步”的西方時失去了任何批判的能力，成為了“永遠的八十年代人”或是福山那本“名著”標題中所引用的尼采哲學中的所謂“最后的人”。而“決定”著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則從人民公社瓦解﹑“砸三鐵”，到90年代以降國有企業的大規模解體和私有化，集體主義與團結互助的思想遭到破壞，為各種“白日夢”式幻想敞開了大門。特別是1990年代之后，銀河號事件(1993)﹑五八事件(1999)﹑4•1中美南海撞機事件(2001)，一系列關乎國家和民族尊嚴的沖擊性事件發生。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浴血奮斗，中國仍然沒有根本擺脫“近代”的事實已經很明顯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意識形態的分化——“自由主義”(“永遠的八十年代人”或“最后的人”)﹑民族主義﹑左翼——歸根到底也是一個如何超越中國的“近代”的問題。

　　對于那些“永遠的八十年代人”或“最后的人”來說，“近代”無須超越，也超越不了。正是因為徒勞地想要超越，結果造成了無數的苦難，偏離了“世界主流文明”的康莊大道。“永遠的八十年代人”，他(她)們所有思想的起點和終點就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福山“歷史的終結”，只是在他(她)們看來，歷史不是終結于1989或1991年，而是終結于1840年。很不幸的是，盡管“永遠的八十年代人”在思想上十分貧困，但卻并不妨礙他(她)們在當下中國社會中占據著“主流”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身居廟堂之上的，是與他(她)們一樣的“永遠的八十年代人”，一樣的“最后的人”。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正式發聲于1996年，代表事件是《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一書的出版。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以及在海空軍事力量上的加強，“大國崛起”似乎如旭日東升，民族派-“工業黨”獲得了更多的自信來挑戰“近代”。《中國不高興》(2008)被認為是“民族主義者”繼《說不》之后的又一代表作﹑“升級版”。不過由于《不高興》的作者陣容中觀點并非完全一致，比如書中“持劍經商”等主張是民族主義的，而“打倒拳王，打碎拳壇”的譬喻，卻更接近于左翼思想。其原因在于中國的民族主義此前一直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以反帝反殖為其主要特征，所以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民族主義與左翼是長期的同路人。但是在“大國崛起”、“走向深藍”等口號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有沒有轉變為那種“西方式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呢?從某些民族派-“工業黨”在朝鮮等問題上的言論來看，實在不能過于樂觀。民族主義者究竟是想“打倒拳王，打碎拳壇”，還是看著美國威風的樣子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是想徹底地超越“近代”，還是只想顛倒一下“近代”的權力與支配關系，這些選擇將決定中國民族主義的去向。

　　中國左翼，具有一個歷史優勢來超越“近代”，那就是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1950年代末新中國對毒品的根絕是對“近代”的一次標志性的勝利。眾所周知，中國悲慘的“近代”正是由毒品(鴉片)開始的;而當“近代”在1980年代重來之時，也正是毒品問題再度出現的時候⒄。當然，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超越“近代”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有過很多需要深刻銘記的經驗與教訓。對于中國左翼來說，在21世紀的今天，如何總結和檢討這筆巨大的遺產，攸關著左翼最終的前途，不過這顯然已經超出了本文討論的范圍。

　　注釋：

　　⑴關于霍元甲沒有打倒過外國大力士一事，當時已經有過一些報道。但是這個“擂臺傳說”卻作為壓倒性的存在而流傳開來，以至于變成了一樁歷史事實。與之相關的“毒殺傳說”也是如此。

　　⑵塞萬提斯《堂吉訶德》上，楊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p291～292，2003。黑格爾的那段話也許受此啟發。只是對于堂吉訶德來說這意味著“墮落”，而對于黑格爾來說卻意味著“進步”。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p399，2003。

　　⑶當時第2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在朝鮮戰場上的美國軍隊可以說是“沙場百煉之師”。

　　⑷“時日本陸軍改良兵器方在過渡之期，步兵用無煙火藥連發銃者雖有二師團，其抵滿洲未入戰線而受休戰之命......機關炮亦同。”日軍的“新式利器”后用來摧毀唐景崧﹑劉永福等人的臺灣抗戰運動。山縣有朋《陸軍史》，收錄于大隈重信編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p195 ，2007。

　　⑸這里沒有將主要提供后勤和偵察任務的日本算在內。

　　⑹作為留日學生的向愷然，在日時的經歷，使得他對日本恨之入骨。他曾在名作《留東外史》中稱日本是“賣淫國”，日本侵華后，他將家中的一條狗取名為“甲板”，即“Japan”。所以他傾向于霍元甲是被“倭人”毒殺屬順理成章之事。

　　⑺西藏和平解放是確立現代“中華國家”的關鍵性一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在西方歷史下形成的那種純粹的所謂“近代民族國家”，這一點很重要。今天，各種地區分裂勢力活動對現代“中華國家”形成了挑戰。

　　⑻根據美國國務院調查分析局在1945年12月對旅居北京的日本人所做的提問調查，認為“中國并非國家，而是沒有政治性結合的各種人的集合”的日本人達到50%，吉田裕《日本人的戰爭觀——歷史與現實的糾葛》，劉建平譯，新華出版社，p52～53，2000。原始資料出自栗屋憲太郎編《日本現代史資料3》，大月書店，1981。

　　⑼1963年他因與一名黑社會分子發生沖突，被登山刀刺中后傷重而亡。有趣的是，與力道山齊名，被稱作日本“三大格斗家”之一的大山倍達，也是本名崔永宜的在日高麗。

　　⑽《明日的丈》(あしたのジョー)，高森朝雄原作，千葉徹彌畫，1968~1973年間連載于講談社的少年漫畫雜志《周刊少年Magazine》。

　　⑾“漫畫的出場人物，而且還不是主人公的人物受到了超越虛構框架的熱捧，可以說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事件。”竹內長武《戰后漫畫50年史》，李斌譯，南京大學出版社，p112，2010。

　　⑿全稱“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著名的“聯合赤軍”的前身之一。

　　⒀約翰•貝爾頓《美國電影美國文化》(第二版)，米靜等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p361，2010。

　　⒁實際上這一時期的蘇聯正逐漸失去70年代的進攻勢頭。國外，蘇聯軍隊在阿富汗陷入困境;國內，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黨的總書記一個接一個地去世。

　　⒂上引約翰•貝爾頓書。

　　⒃引文部分及關于兩種歷史觀的消長與評價，參見林華國《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兩種歷史觀的論爭》，收錄于論文集《近代歷史縱橫談》，北京大學出版社，p16～40，2005，

　　⒄即使并非“毛澤東時代”的同情者也不得不承認，“經過150年的掙扎和破壞，中國人民最終從‘惡之花’中解放出來。超過半個世紀的中英兩國的立法都作廢了，毛澤東的政策在十幾年內取得了成功。”特拉維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周輝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p331，2005。“從五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宣稱她已經是一個‘無毒’的國家，這個榮譽她享受了二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再次出現海洛因問題為止。”周永明《民族主義﹑國家認同與政權建設：人民共和國的禁毒運動，1940—1952年》，收錄于論文集《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卜正名等著，弘俠譯，黃山書社， p433～43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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