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作家，我只會用一支筆跟社會打交道。”多年來，張承志身上的理想主義與激情始終未褪。

　　以筆為旗的別樣人生

　　與張承志的交流中，記者發現他有異于其他作家的是他的生活選擇。他有強烈的信念，有理想主義色彩，還有不媚強權和金錢的人格力量。他說：“我曾就職于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海軍政治部文藝創作室、日本愛知大學，但是均以退職為結束;因為生命的本質，不能玷污和束縛，哪怕放棄公職，意味著巨大的生存壓力。”

　　1989年夏天，張承志辭掉公職，離開了海軍政治部文藝創作室，成為一位靠稿酬生活的自由撰稿人。雖然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但他還是惜墨如金，捍衛一個作家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他堅持：“一位優秀的作家應該輕量而重質。”接受首屆愛文文學獎時，他說：“一個作家的文學質量，在于他對中國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實踐的徹底性。”

　　每年，張承志拿出稿酬的十分之一，捐給西海固的農民;自己長年乘坐沒有空調的公交汽車，混入上下班的人流之中渾然不覺委屈。然而，在這種經濟狀況下，他仍沒放棄遠行，他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大洲。每年他都有一半時間四方游學，擴大自己的觀察范圍，用心靈感受著異鄉生動的歷史和文明。他說：“我們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億人都變成財主。基于這種認識，我希望自己的文學中，永遠有對于人心、人道和對于人本身的尊重;永遠有底層、窮人、正義的選擇;永遠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氣質。”張承志的作品是中國文壇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迄今依然撼動著一代人的心靈。

　　張承志說，從清華附中畢業后，1968年~1972年間，到內蒙古烏珠穆沁插隊當了四年牧民。其間，他學會了蒙古語，并用蒙古語寫詩發表。1978年，張承志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從此走上了文學道路。《黑駿馬》、《北方的河》等系列小說，成為新時期文學的標志性作品，也是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的代表作。1998年張承志獲得了首屆“中國愛文文學獎”，其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

　　早在1978年，張承志已經得到主流文壇認可。1984年，王蒙以《大地和青春的禮贊》為題，盛贊張承志獲獎小說《北方的河》，他說：“五十年內，大家不要再寫河流。”言下之意，張承志已經把北方的河流吃透，寫絕了!

　　寫作是對文明的解釋

　　廣州日報：您的作品一直在竭力表達什么？

　　張承志：我竭力想表達的，大概有這么兩部分：一部分針對如今天下的大是大非，做一個作家必須的發言。哪怕再難，也要堅持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批判，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堅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題目我都在寫，一切能發表的機會我都不放過。這樣的寫作帶來的一種對文明的解釋作業。

　　另外的第二類散文，是描寫自己熟悉的一些體驗，表達自己懷著的感情。在中國的西北，在內蒙古草原，存在著我依靠的基地，儲蓄著我半生的知識教益。凡能成形為文的，我常把它們隨意寫出。它們涉及的文化背景豐富，北與西、紅與綠，從各種民族的文明，到革命和歷史的積淀。這本書，以及我的寫作究竟在社會和讀者中獲得什么樣的反應，我不可能預料太多。對我來說，只是生命不息，堅守不棄，一年年這樣工作下去。

　　廣州日報：有評論文章認為您和魯迅“是二十世紀兩位交相輝映的文學大師和‘真的勇士’”，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張承志：這反映著一部分人希望有人站出來，對他們愈來愈失望與孤獨的生存給予支持。

　　廣州日報：近年來，文學界受到商品經濟大潮的猛烈沖擊，許多作家的創作中都出現了“商品化傾向”。您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未介入任何商業性創作的少數作家之一。請談談您這種獨立不群的藝術選擇。能透露一下您現在的經濟收入來源嗎？您認為您的讀者群分布在什么范圍？

　　張承志：自1989年以來，我沒有工資、醫療和依靠工作單位獲得的經濟利益，已經整整18年。出版是我取得生活費的基本方式。這種狀況，成全了我不愿墮落、追求真知和文學的理想。

　　“我追求真知灼見的優美表達”

　　廣州日報：取得如此巨大的文學成就，您是如何走上創作之路的？

　　張承志：巨大的文學成就，我認為說得不準確。當年的我就很清楚，《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頂多是一篇中學生作文，完全談不上什么文學素質和水平。它雖然獲了獎，但如很多人的獲獎一樣，只是社會給予的機緣而已。只不過，也許我和許多作家的區別是，我敢于對機緣進行回報，必要時主動粉碎既得利益。

　　我的寫作開始于自己對內蒙體驗的激動。對文化回味的興奮是非常強烈的。后來因為各樣的原因，我離開了蒙古草原題材的小說寫作。在這些原因中最本質的，或許可以說是我這個人不能在一個文化范疇里被限定，我注定是要接觸更多的文化，把它們變成自己內心的參照體系。

　　滿足于狹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學會了或沾染了一種底層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聲音、立場、感情，是多么寶貴。

　　1981年在新疆做研究生畢業實習，我制定了走伊犁阿勒泰的路線。在天山深處，在哈薩克的氈房，我的畢業實習，如一次美麗的夢游。

　　那一次，我發生了微妙的改變。這使我更趨于向一名作家的方式傾斜。蒼白無力的論文，沒有見解的散文，不是我渴望的。我追求真知灼見的優美表達。

　　“我蔑視那些流行網絡中的低能兒”

　　廣州日報：有批評說您有“神化人民”的傾向？

　　張承志：插隊之后，我與內蒙古維持了30年的關系。我不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請到北京家里來。我與我的蒙古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電話。于我而言這很自然，沒有想到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種感情的行為，不過是想念他們。二三十年彈指而過，我沒預料到收獲來到了：與一塊大陸一個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聯系，造就了我這個作家。

　　我蔑視那些流行在大學、文壇、網絡中的，生活中的低能兒。他們沒本事與百姓交往，雖然沒吃過幾頓西餐，卻忘了怎么蹲著上廁所。而我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養育的江湖浪人，在與人民百姓的糾纏交往中，豐富自己的閱歷，鍛煉自己的本領，最終還將投身于改造農民、改造人民的偉大事業。只不過，那是太大的話題，不必來與鼠肚雞腸的小人浪作議論!

　　今天是個浮躁的時代

　　廣州日報：您在文章中曾提出，中國知識界中存在著一種“全盤媚西”的傾向，并對此進行嚴厲批評。有學者提出反駁，認為向西方學習絕不意味著文化姿態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視現實，繼承“五四”傳統，以健康的心態向西方學習，才能真正擺脫中國當前落后、恥辱的現狀。反之，則易重新陷入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心態中。你對這種說法怎么看?

　　張承志：如果說15世紀“全球化”殖民主義是使用奴隸船和皮鞭子的話，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資本主義列強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這樣的形勢下，全世界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在投入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國，也有如《讀書》雜志近十年來堅持的批判。

　　面對利己主義“全球化”，全世界的人民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抵抗和批判，也形成了“全球化”的規模。這就是今日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它并不像中國知識精英渲染的那么孤立和偏執，而是一種全球化的正義思想的大潮。我個人所做的微末星點，只不過是為了自己不至于墮落，不過是投身世界的進步潮流。

　　以上，是一個極其簡化了的觀點。站在這個批判的觀點反面的，已經不僅是文化姿態的媚西，而是新帝國主義的幫兇。向西方學習的“最健康的心態”，就是敢于批判西方的劣行。看過上次世界杯的土耳其隊的表演么?要踢敗它們!而不是病態地追著人家舔屁股。

　　廣州日報：有人認為，您的觀點與新近興起的“國學熱”——有人也稱之為“后國學”，有暗合之處。您作何感想?

　　張承志：說這個話的人不會多。今天是個浮躁的時代，人不讀書，書不細讀。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悄悄做的一點學術，不至于成為話題。

　　張承志小傳

　　張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祖籍山東。曾供職于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海軍創作室、日本愛知大學等處。現為自由職業作家。1978年開始筆耕。曾獲第一屆全國短篇小說獎，第二、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及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已出版著作30余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義氣質”著稱。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駿馬》等。

　　原載于《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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