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國

　　從中學時代上俄語課時開始，“祖國的田野”、“伏爾加河母親”、還有跟著姐姐哼會的《山楂樹》，就一直是我心中的俄羅斯形象。后來兩國交惡，在烏珠穆沁草原的邊境線上向北眺望，打馬一鞭便能到達的對面，就是被渲染成魔鬼的敵國。望著北方，有一瞬曾想撿起俄語，但轉瞬又去忙別的了。后來世事循環，國的關系又好了，但唯一在課堂念過的這門外語已經徹底忘掉。

　　今天（2019）——俄羅斯又成了世界焦點。邊境兵陳，軍演連連，火藥味已經濃得嗆鼻，了解它，已經刻不容緩。

　　從一步踏入蒙古史“專業”開始，讀書中自然知道了金帳汗國，它的首都叫薩萊。這個地名很親切：因為懷著“色赫騰-加洛”[1]的牧民心情在新疆考古的我，特別喜歡蒙古知識中增添的突厥概念。“托古斯·薩萊”是九座宮殿，遺址在古道南邊的沙漠里。我沒完成古城調查，卻對這個名字著了迷。

　　從剛剛成為一名作家時開始，我就留意閱讀托爾斯泰。那時由于闌入文筆生涯感受復雜，也由于自己也正被信仰與文學的命題撕扯，我讀得特別入神。托翁的思想，還有他的經歷，深深地使我感到吸引。我愈來愈覺出自己向他的傾倒，以致把一段關于他的話，插入到《心靈史》的前言中。

　　從不知哪一年開始——從北方到南方，波羅的海，黑海，電視機上喧囂著北約在俄羅斯邊界的軍事演習。實話說我感到驚奇：西方并沒有因為俄羅斯對紅旗的拋棄和它在高加索亮出的十字軍旗號，而放棄對它固執的敵意。這是怎樣一種思想？它的根源在哪里？

　　——金帳汗、喀山、伏爾加河、托爾斯泰，如朦朧遠影引誘著我。

　　我翻出高中俄語課的輔導教材《Витя Малеев》（蘇聯兒童文學《維加·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里》的俄文縮寫本），不管什么變位變格，哪怕單詞忘得光光，我只圖讓嘴張開，在出發前的日子，每天念它一節。

　　我知道，不管基礎多么薄弱：該去俄羅斯了。

　　高中俄語輔助教材《維加·馬利耶夫》，不知為什么55年沒丟了它

　　（1）

　　1995年的一次南疆旅途中，像一節天方夜譚，一個地名像一顆星匪夷所思地亮起了：喀山。

　　遲至那時我才留意到，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之初，維吾爾知識階層中流行一種文人習慣：誰若是覺得自己在修身、學問、見識——都已經積累足夠，他就立志寫一本書。

　　十年風霜，增削打磨，再吟上一首波斯式的花式尾詩，書稿寫成了。去哪兒把它印出來呢？喀山。

　　稿子托付給駝隊，跋涉沙漠，穿過草原，數月半年，抵達了伏爾加河畔的喀山。那里有漂亮的經書印刷廠，有熟識可信的塔塔爾故交。經過他，付出積攢日久或鄉親捐贈的銀幣，把書印成。

　　待到書款兩清之日，不是稿子而是書——再交給駝隊，迢迢沙漠，一路向東。書運回到塔城、喀什、烏魯木齊以后，或出售，或贈送，讓它在長者、哲人、讀者和家鄉流傳。不用說它的數量不會多，流傳下來的都是珍本。

　　《東方五史》就是這么一冊。那一年我判定時不再來，于是把它的校樣從出版社借了出來。我背著一大捆紙繞過塔里木北緣遠去喀什，在夜宿的一個個旅店里讀完了它。

　　實話說，那時我的腦子里概念在互相干擾，我還不具備把那么遼闊的世界和蒙古合為一體琢磨的能力。只記得讀完那晚，我一邊把厚厚的校樣捆起來，一邊默默琢磨“喀山”。

　　響亮的名字常有一股吸力，Kazan！你是怎樣一個地方呢？你的本事好大，居然惹人趕著駱駝去投奔！

　　再一個回憶是1978年前后，那時我常去近代史所找周清澍老師求教。讀了他的《汪古部事輯》，只明白了“韃靼”一詞內涵復雜，但是并沒有建立起成吉思汗時代、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血統和族屬背景。

　　烏珠穆沁賦予我的蒙古概念是狹義的。以前我全然不知在“蒙古”里聚合著那么多突厥語部落，后來也不在意它們與蒙古的共生與遮蔽——但是到了俄羅斯，這些概念必須清晰。

　　由于初衷的不同，我無法把讀過的那么多蒙古史著作原樣存儲。我難改一個毛病：總企圖以自己的游牧體驗進行再判斷。而那一類體驗太單薄了：二十世紀中葉我曾放羊的烏珠穆沁是地道的“鄉下”（hudē），它的牧人頂多去過甘肅的拉卜楞寺。比起十三世紀前后成吉思-拔都汗帳下動輒從阿勒泰以東跑到里海以西的游牧戰士——視野的差距，宛若天地之別。

　　既然牧民的視野受限，被他們“再教育”的我，當然也看不多遠。

　　我們烏珠穆沁牧民都知道長城，把它叫作“查干·赫侖姆”（白圍墻）。還親手修建過很多大小的泥土或石頭的“赫侖姆”（herem）即圈或墻，但既然不知西部蒙古人把h念k把赫侖姆叫“克侖姆”[2]，也就不可能聯想它們居然就是“克里姆林”和“克里米亞”。

　　長城、黃河、塔爾寺——大概是古典烏珠穆沁的知識地理邊界。我常得意知道黃河的蒙語名字是“哈敦高勒”（皇后河），而拔都汗的兵士卻望著伏爾加河大聲喊道：

　　“東方人的草原到此為止！這條大河把世界分割成兩半！”

　　這句準確傳神的世界地理認識，是作家華·楊契維斯基筆下的句子。漢譯本《拔都汗》是從蒙文轉譯的，扉頁上作者戴著一頂塔塔爾人的帽子[3]，雖然他生于烏克蘭。

　　再后來，我知道了許多重要的近代歷史人物。他們是一幕幕悲劇的主角：在克里米亞的巴赫奇薩萊把經文學院改為新式學校、與死硬派毛拉們斗爭的啟蒙思想家伽斯普林斯基（Gasprali Ismail）；原是全俄穆斯林宗務會穆夫提、后來終老于日本的阿布杜拉施德·易卜拉欣姆（?Abdal-Rashīd Ibrāhīm）；后來變身為著名突厥學家圖坎（A.Z.V.Togan）、其實是曇花一現的巴什基爾共和國的創建者瓦里多夫（Validov）；甚至還有奧斯曼帝國末代海軍大臣恩維爾·帕夏；以及一生致力于建立第三世界國際的塔塔爾共產主義領袖、后來慘死于暴政之手的蘇爾坦·加利耶夫（Mirsäet Soltan-galiev）——都與喀山塔塔爾關系彌深。

　　這么多的線頭，怎么才能把它們梳理清楚呢？既然從結緣蒙古以來一直似懂非懂，我是否該回到原初重新學習呢？

　　夜色中的莫斯科喀山車站難以形容，甚至它使我初次覺察到車站之美。

　　哦，喀山，我感覺著心里的向往。等著列車員核對姓名時，我盯著旁邊一列火車想入非非：它的車身標著“Андижан-Москва”（安集延-莫斯科）。它跑得更遠……一種從未有過的、地球圓圓的感覺，在心里悄然升起。安集延，對一個蒙古史的學生這名字很熟悉。它已經離喀什噶爾很近，我吃過薄薄硬皮的安集延大南瓜。

　　車到喀山后，我已迫不及待。

　　從地圖上我發現：火車站是眺望伏爾加河的好地方。于是沿著鐵道，問了路，爬天橋，再穿過一片小樹林——

　　韃靼人稱它亦得勒（Itil）、俄羅斯叫它伏爾加的深沉大河，就在我的眼前流過。

　　大河臌漲，豐沛的水流在眼前緩緩行進。

　　今日的伏爾加河，它曾叫作亦得勒河

　　人一生不知要經歷多少，才能把腳踏上一個地點。我久久凝視著這條大河，再一次回味那句“把世界分成兩半”。

　　一瞬間突兀地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草海牧羊的過去。

　　馬上它又莫名地變成一種——從術赤的一個營地，遠遠眺望察合臺[4]地盤的古怪念頭。

　　中世紀游牧民族的地理感覺，已經真被抹消了么？如今除了游牧民，任誰都對這句話無動于衷。但我喜愛它。不單由于它引人發掘真實，還因為它無比傳神的語言。

　　如今我的腳踏著喀山的土地，我凝視著“喀山克里姆林”的宮墻。

　　已經在莫斯科和這里兩次確認：它就是“赫侖姆-克侖姆”，草原上“圈墻”一詞的延伸，一個圍起的堡壘。

　　空氣里傳來飄渺的喚禮聲，令人莫名地聯想土耳其或馬六甲。托爾斯泰和列寧曾經就讀的喀山大學，此刻就在我的眼前，與喀山的標志、傳奇女王蘇尤姆別凱的尖塔毗鄰并肩。遠處，大名鼎鼎的伏爾加河正與喀山河匯流一處，在晴空下波光粼粼。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自己蒙古史求學的盡頭。

　　或者，是站在開頭。

　　（2）

　　若想看透俄羅斯這動蕩的帝國，必須回顧逝去的蒙古帝國。若是帝國留下了無窮的后遺癥，那么托爾斯泰可能是解毒的一劑藥。

　　——所以我同時想著蒙古（韃靼）、俄羅斯、托爾斯泰，想讓它們三個，串起一條思路。

　　談及這些，先要把宋朝游歷者使用的“韃靼”舊詞，與后來的“塔塔爾”稱謂作一次清算。

　　蒙古帝國方興未艾時，宋朝人對北方草原早有清晰的認識。由于他們特選的音譯漢字，“韃靼”一詞因他們的著作流傳。宋人所著的《黑韃事略》《蒙韃備録》表明，遠勝過千年過后還迷糊懵懂的我們，兩宋時期的漢地知識分子對北亞諸族的性質一清二楚：

　　“韃靼……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遇父母之喪，則嫠其面而哭。……

　　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眾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

　　引文分為三段，因為它分別是三層內容：游牧諸族概括、白韃靼突厥、生韃靼蒙古和成吉思汗王族集團“黑韃靼”。

　　這一篇言簡意賅至極，它一語點透了北亞諸族的特征與聯系。但讀懂它，不僅需要知道它寫的是什么，還要親身接觸它一筆勾勒的人。

　　《黑韃事略》

　　其中“黑、生”常指原始、不開化、游牧；而“白”則指發達、部分農耕與城郭、或者所謂文明。它們也包括膚色：只不過多是印象，看著黑，有的是被烈日曬的。

　　但“顏貌稍細”一語，揭示了北亞古代游牧世界的種族構成。

　　“白韃靼”，它一直溢出了我的知識體系。直到揭開了舊日“牧民印象”的眼障，我才意識到——突厥語族的規模之大，它們之中的白種成份。

　　“黑”大致就是“生”，黑白生熟之間，也意味著種族與文化的過渡。游牧草原的雜居、毗鄰、混血、聯合——規模是宏大的。通俗些說可能更難懂：“白”常指突厥，“黑”多是蒙古。

　　白韃靼確實是蒙古，但它是突厥化了的蒙古。以拔都汗侵入俄羅斯為斷代線，它與我躋身其間的“生”韃靼，漸行漸遠，后來便不再互相認同。

　　——其實顏色詞“黑”與“白”，正是突厥與蒙古語言最深奧、最有滋味的表達點！由于它們給我的感觸太過刺激，我曾忍不住借《黑山羊謠》《錯開的花》等框架大肆抒發。[5]

　　但它卻被宋人讀懂，簡潔列入漢語。只是在通俗傳播開的過程中，一再地被無視或誤解。“黑、生、古”，“白、熟、新”，“韃靼”一語從宋代至民國乃至世界，成了草原蠻族的代名詞。

　　概念的“狹義”使愈是蒙古人愈不懂：為什么蒙古汗國的旗號，招致了眾多的爭奪者。既然它們另有別名，而且滿口突厥語。

　　比如哈薩克族至今堅持說：成吉思汗與他的長子術赤都有一半蔑兒乞惕血統，而蔑兒乞惕不單由于和成吉思汗家族兩代搶親而著稱，而且至今仍是哈薩克內部的部落（il）之一。

　　我的一個蒙古朋友有過一次有趣的體驗：他與一位哈薩克人閑談，那哈薩克不解地問他：“咦，你們怎么說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聽懂這句問話并不容易。

　　更官方的例子，是片頭有納扎爾巴耶夫總統題言的哈薩克斯坦電影《游牧戰神》。我想對那個電影最感費解的可能是蒙古人，因為哈薩克的阿布賚汗驕傲地以成吉思汗的光榮，號召迎戰蒙古的準噶爾。影片中充當反角的準噶爾大汗有一句話：“哪怕你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發生了概念的混亂么？

　　不，成吉思汗和拔都汗是蒙古人，但他們也更是突厥人。隨著動地的蹄音，在新一頁蒙古史中，韃靼這一稱謂脫褪了宋元古籍的費解，鮮明地凸顯出突厥的音色。一點都不是悖論：因為“蒙古”一詞隨著成吉思汗黃金氏族的崛起炫目而震耳，它遮蔽了認識它的目光。

　　這遮蔽，包括了對“白韃靼”范疇的實情細部，與在它之前的突厥諸汗的遮蔽——比如，遮蔽了讓人一無所知、如今不得不特加審視的“可薩”[6]的存在。

　　而這一股烤灼地球的烈火，這一片呼嘯向西的怒潮，這遍布北亞大小數十的部族之群——它們嘯聚于蒙古大纛之下，閃電落雷地涂改世界史。它的名字，那個一直到伏爾加河以西令人談虎色變的名字，雖也叫作“蒙古”，但更響亮地被傳誦的是“Tatar”，它宋譯韃靼，今稱塔塔爾。

　　本文在現代意味上多用“塔塔爾”，依從文脈間或使用“韃靼”。

　　它與漠北的鄰居，比如與總括為“林木中百姓”,與Oy-arat /Oy-irgan，斡亦剌特、瓦剌、衛拉特、尤其語焉不詳的準噶爾——等蒙古部落之間的大劃分，早已開始。

　　我在莫斯科與一位布里亞特蒙古人聊過，他對“本是同根生”的塔塔爾人，顯然缺乏認同意識。

　　為什么呢？回答這個為什么是很費力的：它涉及了前十三世紀北亞游牧民的雙語流行、各大部落的混居共處、它們的各個獨立、地域的過于遼闊、尤其宗教涂染后彼此的隔閡。

　　慢慢地稱謂也不再共享。不僅“突厥”，包括“韃靼”一詞也漸漸劃給西邊，而“蒙古”只被東翼（Jegun-gar，左手，左翼或東部）留用。

　　分斷一旦形成，彼此便形同陌路。何止烏珠穆沁，連阿勒泰也完全聽不懂塔塔爾的故事。被爭搶的只余下“成吉思汗”——這遠逝的名字。

　　就世界意味和領域面積而言，蒙古運動的主流，蒙古人的三分之二，都在大規模的“西征”運動后發生了變化。他們的東部親戚，包括我的烏珠穆沁，雖然效忠一般傾訴對成吉思汗的愛、對馬踏俄羅斯的昔日威風陶醉不已，卻一步步地對他們本人——感到陌生了。

　　（3）

　　說到底還是對“白韃靼”的視野狹窄。這一局限，其實是對前十三世紀北亞草原“突厥”諸部的認識不足：對他們分布之廣，對他們的白種成份，對他們的文明程度——都認識不足。

　　在蒙古帝國征服的第一波即成吉思汗本人率領的西征，以及術赤汗之子拔都汗發動的金帳汗擴張敘事中，藏著歐亞內大陸西半的大致地理布局。從亦得勒河（伏爾加河）至波蘭，這片今日隸屬俄國的大地上，分布著突厥語諸汗國與東歐基督教公侯國，它們被《元史·兀良合臺傳》簡明地歸納為——

　　“欽察、兀魯思、阿速、孛烈兒”。

　　雖不全面，但梗概如此。

　　“欽察”包括了操突厥語欽察語支的各部族汗國，主要有保加爾、哈扎爾、馬扎兒。“兀魯思”即俄羅斯，“阿速”即亞速海周邊，今天正戰火彌漫。“孛烈兒”是北部，指波蘭、普魯士一線。

　　南部的“馬扎兒”就是匈牙利，它沒有作為一個稱謂地名列入《元史》的概括，但馬扎兒之戰卻膾炙人口。老將速不臺的聲音至今震動耳膜：“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茶城，不還也！”馬茶城即布達佩斯的佩斯城，而禿納河就是多瑙河！[7]

　　南部的“捏迷思”也沒有列入上述地理概括。它就是德國-普魯士，俄語像給《元史》標音：немец。1241年拔都汗的騎兵大破波蘭與普魯士聯軍的里格尼茨戰役[8]，是令歐洲談虎色變、也使歐洲奠定了“亞細亞認識”的大事件。

　　那一次，速不臺擄獲了一批“條頓奴隸”，把他們送到“不剌城”煉鐵。這件事被出使蒙古的傳教士記了下來。1980年我在讀蒙古史時，為了尋找它的痕跡專門到了新疆博爾塔拉。一個維族農民幫助我拉皮尺丈量了博樂古城，在殘破曬酥的遺址上，撿到了幾塊鐵渣[9]。

　　俯瞰今日俄、烏、波、匈、德等歐洲諸國以東，在黑海與里海之間的欽察（Kipchak）草原上，除了西遷多瑙河的馬扎兒，本文將談及的“保加爾”與“哈扎爾”——它們都是白韃靼的一支，都是說突厥語的汗國。

　　向著這樣一個布局，韃靼的暴風摧毀一切地刮來了。

　　黃禍，黃禍，歐洲人聲聲詛咒黃禍的黃面孔東方人，其實是包含著濃重白種血統的突厥語部族。

　　由于這恐怖的暴風，在半是迫近眉睫半是放縱想象的危機中，“基督教西方”的各種門派與思想，都從現實到心理，開始了對“東方”的思索。

　　日本蒙古-伊斯蘭學者佐口透所著《蒙古帝國與西洋》，對那個震動世界的十三世紀和東西雙方，作了清晰的勾勒。

　　1235年從匈牙利首都佩斯出發的四個多明我會修士，經歷了千辛萬苦，殘存的尤里安抵達了伏爾加河畔的保加爾地。他此次冒險旅行的動機是高尚的：搞清“多瑙河匈牙利人”的異教徒祖先（馬扎兒人）——找到他們，并使他們改宗天主教。

　　于是尤里安作為西方歐洲人的第一號，目擊了韃靼的掃蕩。他沒有尋根成功更沒能傳教，但他為歐洲提出了一個“諧音的名稱”，這個名稱直指“地獄的魔鬼”。佐口透寫道：

　　尤里安一行徑直走到羅斯的盡頭，知道了蒙古已經開始向東歐的侵犯。尤里安在南羅斯草原上遇到了大量難民，他們告訴他，保加爾和其他很多的王國，都被tartar人（指蒙古的詞）完全毀滅了。tartar人說自己是“大地的強力”，他們要讓全世界服從自己。……

　　蒙古侵略的恐怖使西歐諸國戰栗，在里格尼茨，西歐聯軍的失敗特別使神圣羅馬帝國發抖。西歐人堅信，這東方的蠻族要全滅基督教，呼吁羅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向著這恐怖的tartar派出十字軍。[10]

　　尤里安記錄的重要有兩點：一是他念出的“Tartar”（其實應該是Tatar-塔塔爾），被聯想為Tartaro[11]——后日將成為西方的意識形態之一；二是他記載了在當時，保加爾國已被韃靼的巨浪吞沒。

　　“欽察”草原的主角“保加爾”，就這樣登場了。

　　但是若想究明保加爾，必須要先觸及另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它就是既非《舊約》傳說的“十二支族”之一也非巴勒斯坦出身，但后日成為白種東歐系即阿什肯納茲（Ashkenazi）猶太人主流、并提倡猶太復國主義的世界金融資產階級中核——Khazar[12]人。它被唐代杜環《經行記》最早漢譯為“突厥可薩”，后來又被中文寫作“哈扎爾、可薩爾”等名稱。

　　歷史要遠溯公元922年：

　　遠在拔都汗西征（1236年）之前，伏爾加河上已經信仰了伊斯蘭教的保加爾王國，為了掙脫哈扎爾王國的壓迫，派出使節前往巴格達，希望獲得強大的阿拔斯朝哈里發的支援。于是922年，一個哈里發派來的使團為了避開哈扎爾的襲擊，繞行里海以東，千辛萬苦抵達了伏爾加河。使團成員伊本·法杜蘭（Ibn fa?lān）留下了一本寶貴的紀行《伊本·法杜蘭的伏爾加-保加爾旅行記》。

　　書名是整理者添加的，阿文原題是《報告書》（?????/Risāla），因為它是為了回去后向哈里發述職而寫的。這本書寫得詼諧隨意，充滿難以想象的十世紀趣味，寶貴的細節充斥其中。

　　首先它記錄了十世紀里海以北的草原上，壓迫著保加爾人的哈扎爾國。這個后突厥時代的汗國曾經在伏爾加河上橫征暴斂，不僅要求保加爾人每戶繳納黑貂皮一張，而且一副蠻橫的帝國嘴臉：

　　保加爾王的王子被哈扎爾王抓去當了人質。而哈扎爾王又獲悉保加爾王有個漂亮女兒，就派出了求婚使節。保加爾王找了些借口沒有同意，而哈扎爾不管自己是猶太人而公主是穆斯林，另派人強力帶走了公主。最終，公主在哈扎爾的宮里死了。

　　哈扎爾王又派來了使者，要求保加爾王再送一個女兒給他。但是趁使者到達之前，保加爾王已經緊急地讓自己女兒和阿斯吉爾大公結了婚，由于擔心哈扎爾王會像對姐姐一樣硬把人抓走。于是保加爾王開始和哈里發通信，請求幫助修建要塞。唯一的原因就是，害怕恐怖的哈扎爾王。

　　可薩-哈扎爾，這個猶太汗國一度強盛，它曾稱霸于里海北西的欽察草原，并成為新興的阿拉伯哈里發國與拜占庭東羅馬帝國之間的緩沖。

　　但隨著周邊諸勢力也次第強大了，哈扎爾人漸漸被從北方貿易中排擠。965年基輔大公斯維亞托斯拉夫攻陷了里海北岸的亦得勒河口要塞，哈扎爾作為一個汗國從此一蹶不振。但它的徹底被逐以及它的“離散”，還要等到蒙古-韃靼風暴的掃蕩。

　　哈扎爾：它是我從成為游牧民族一員、到翻開《蒙古秘史》的書頁——半個世紀以來的盲點。

　　（4）

　　保加爾人在亦得勒大河與欽察草原上，早已登場。

　　它同樣是幅員遼闊的突厥語游牧族群的一部，它的祖先的一支像馬扎兒一樣也早早西去，成了今天保加利亞的源頭。但它的主體留在亦得勒大河（羅斯人叫它伏爾加）與卡瑪河交匯的肥沃草原上，向南朝北，從事著中介貿易。

　　從大馬士革或巴格達北上攀越了險峻的太和嶺（高加索山脈）的穆斯林商人，與他們交往密切。漸漸地，隨著族群的經營愈來愈轉向商業，許多保加爾人也被伊斯蘭教濡染。交際與貿易朝著大河匯入里海的河口，那座河口的城塞亦得勒（itil）早就是商人麇集——也一直被汗王選作都城。

　　寶貴的《伊本·法杜蘭的伏爾加-保加爾旅行記》，記載和證明了伏爾加河畔蒙古-韃靼人的伊斯蘭化。

　　這也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例:因為它不僅不是經由軍事征服、甚至也不是經由和平傳教——伏爾加河畔的保加爾人先是自己選擇，再是為了抵抗哈扎爾國的壓迫，才決意投靠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庇護的。

　　他們派遣時節前赴巴格達，邀請阿拉伯人來指導宗教，并協助建筑防御哈扎爾侵犯的城堡。

　　在如此背景下，哈里發派遣了包括伊本·法圖蘭在內的使節團前往保加爾國。他們放棄了近路，即穿越高加索山脈與里海之間著名的“打耳班”關隘（阿拉伯人稱它“眾門之門”：Bab al-abwāb[13]）從伊拉克進入伏爾加下游的商道——繞過猶太哈扎爾勢頭正大的里海北部，迂回去伏爾加河中游的欽察草原。

　　花了一年時間，使節團才抵達保加爾地——伏爾加河與卡瑪河的匯合點。

　　除了修筑要塞、聯合阿拉伯抗擊哈扎爾侵犯之外，保加爾王關心的是一旦當了穆斯林將怎么確認他的地位。伊本·法圖蘭的敘事充滿幽默。

　　須知：“胡圖白”套詞對政教合一的國王是何等重要！因為“胡圖白、海推布”乃是同源詞“講演”（????/khu?bah）和“宣講人”（????/ kha?ību）——講的不是別的，是“大聲地對民眾宣布國王的地位”！

　　那么，要怎么對我作這個胡圖白呢？

　　我回答：那要根據你的名字，還有你父親的名字來作。

　　他接著說：但是我那父親，可是個不信者喲。我可不愿把他的名字刻在胡圖白臺上。而且我也一樣，所以刻我名字也免了吧，何況唱我名的都不是信徒。不過，我的主君、敬虔的信士之長[14]的尊姓大名是？

　　我于是答：他叫賈法爾。

　　這么一來他說：那我能不能也使這個名字當稱呼呀？我說：沒問題。

　　于是他說：那就這么定了！我的名字是賈法爾，我父親的名字是阿布杜拉。把這個決定，告訴念胡圖白的海推布！

　　我按照他說的辦了。從此，對他的胡圖白詞就是：“我們的主啊，請你給予你的仆人賈法爾·本·阿布杜拉,即虔誠的信士之長的仆人、保加爾的首領以安寧吧！”[15]

　　“信士之長”這一稱呼更非同小可，它是王權的最高稱謂。行文這一處指的是遙遠巴格達的哈里發：俯瞰世界的信士之長（???????? ???/Amir al-mu?minīn）。

　　保加爾王一聽說自己也能用哈里發的大名，當然高興得不得了。但其實這幅速寫背后還藏著文化的變遷：保加爾從汗王到人民，都紛紛丟棄了突厥語的名字，改用了穆斯林的“經名”。

　　例子不勝枚舉，如“阿赫瑪托娃”就源自阿語“艾合買提”。姓名系統只是標志之一。隨著伊本·法杜蘭的活潑描寫，一幅生動的十世紀伊斯蘭發展畫躍躍在目。它給伏爾加-里海史填補了空白，勾勒了要點，還留下了一個完整的“胡圖白祝福套詞”。

　　雖然后來“胡圖白”淪為了一個儀式（甚至在中國，古典派就因為不具備政教合一的國王阿米爾而主張不念胡圖白），但在古代，它念詞里的祝福套語、其中對國王地位的確認卻是字字千鈞。大概今天也不例外：一到星期五，海灣的那些艾米爾們就豎起耳朵，留神聽是否祝福了他而且稱呼他什么——差一個字就可能出事。

　　該在此停頓，再回顧一下《元史·速不臺-兀良合臺傳》勾勒的大局：

　　對“欽察、兀魯思、阿速、孛烈兒”這一字并肩的地區族群，10世紀不僅是群雄鼎立的瞬間，還是選擇宗教的時刻。

　　就在這個9-10世紀之間，哈扎爾-可薩爾國先行選擇了猶太教。

　　這是一個世界史的大事件：由于“可薩”猶太人的加入，歐洲發生了最深刻的思想動蕩。下文還將再次地提及：他們屬于非中東（巴勒斯坦）出身的、白種的和歐洲的猶太教徒，日后卻創造了分裂世界的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他們是脫胎于突厥游牧世界的人群，后來卻成了新興的金融資產階級的中核。

　　有趣的是，從北方蠻族中脫穎而出的羅斯人也作了類似的選擇。

　　9世紀中葉侵入的北方諾曼人征服了分散的斯拉夫人，在“阿速”的要沖基輔，建立了新興的大公國。他們不斷劫掠亦得勒-伏爾加大河流域，特別威脅著保加爾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稱這種諾曼人為“羅斯”[16]，此即“俄羅斯”一名的緣起。

　　986年，毀掉了亦的勒城的羅斯人來襲愈來愈烈。保加爾人為了對付這些擾亂商路的兇悍之徒，心生一計：他們派使節前往基輔，勸告斯拉夫人的梟雄弗拉基米爾——信仰伊斯蘭教。

　　據島田襄平總結，這一“宗教戰術”的念頭并非匪夷所思：

　　“弗拉基米爾自己也找過保加爾穆斯林，打聽他們的信仰實情，為究竟投向伊斯蘭抑或基督教一時猶疑不決。不過因為拜占庭皇帝把公主下嫁于他，就挑選了基督教。[17]”

　　——從哈扎爾，到羅斯人，他們的行為令人感受到當時的政治-宗教布局。保加爾人的主動投靠伊斯蘭哈里發，當然更順理成章。

　　宗教如一層顏色，涂在人群的臉上，使他們“不同”了。

　　這種不同，并非緣在種族或語言。它是人心里發生的變化。職業，階級，文化，都與它關聯。就是它，在人群的分離之上，又造成了日后千年的不和、敵視、與不人道的行徑。洞徹它，究明人之間的“不同與相同，不同與大同”——誰知竟成了人類的艱難大業。但細數起來，它肇始的一個源頭，就在公元10世紀的“欽察-兀魯思-阿速-孛烈兒”之間。

　　保加爾的伊斯蘭化，只是世上的一朵浪花。一旦拔都汗的大海怒濤也急速地伊斯蘭化，保加爾的溪水便更被韃靼-蒙古的洪流吞沒得無影無蹤——它變作了金帳汗國的一部分，沒有誰細加甄別。

　　確實保加爾不是韃靼征服帶來的，但它已經被人tatar、tatar地叫順了口。是的，它就是“塔塔爾”，樂意的話也可以用舊寫法稱它“韃靼”，它就是這名字的主人。

　　再往后，另一個呼嘯而至的，是后日被俄羅斯人信奉為“軍神”的跛子大汗帖木兒。像蒙古古歌唱的一樣，“命中的苦難若是來了，又有誰能躲得開呢”？劫難中，當年哈里發幫助修筑的舊都被舉著伊斯蘭大旗的帖木兒毀壞了。保加爾穆斯林放棄了卡瑪河口哈里發援建的廢墟，沿大河遷移了不遠，修建了一座新的“克里姆林”（城），它就是喀山。

　　深綠色為亦的勒-伏爾加河。橙色字：下為保加爾，上是喀山

　　若回首瞭望宋朝人《黑韃事略》的時代，確實，不僅白韃靼、包括黑韃靼或生韃靼，凡是抵達了欽察汗國即金帳汗、包括位置更靠東一些的西伯利亞汗的游牧民，都完成了大變身。

　　他們的整個人和部族都脫胎換骨——此即歷史的第二步：語言和體質的突厥化、以及與突厥化大致同步的伊斯蘭化。

　　長久以來學界重視這一現象。有人認為突厥化尤其伊斯蘭化是“與定居同步”的，可能這是一個銳利的看破[18]。但一旦定住以后，不祥的厄運也臨近了。所以比如游牧的哈薩克就厭惡定住，盡管他們是突厥化的主角，而且堅持著“易行的伊斯蘭”實踐。

　　游牧的生活方式，漸漸地被人們放棄了。雖然他們還喜歡悵惘地唱著牧歌，畢竟定居的日子更便利。曾幾何時，“塔塔爾斯坦”（韃靼斯坦，Татарстан）已經不再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綿延牧場，而是伏爾加流域密集的、穆斯林村莊的代名詞。

　　伏爾加河畔的喀山塔塔爾村莊

　　喀山汗，克里米亞汗，都不過是金帳汗國的一隅或延伸。而統治了“欽察”到“阿速”，俯瞰著烏克蘭與伏爾加流域數百年的金帳汗帝國，又只是古代蒙古運動的西北角。

　　那一部吸引著人們津津樂道、也吸引著剛脫下烏珠穆沁袍子的我不顧一切投身的“蒙古史”，除了元朝和“林木中百姓”的一段，都次第更衣，口中色蘭[19]，變成了伊斯蘭史。

　　只有從最遠的視角來重新回顧，人才真地覺得震驚。

　　它的規模居然這么宏大，它席卷的民族居然如此眾多！……突厥化及伊斯蘭化，這真不是一句干癟的學術話語，而是“蒙古”給從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到克里米亞半島帶來的巨變。它是一幅無邊的歷史圖景，也許還能說，是一個無常的前定、不可抗拒的宿命。

　　當年一葉障目懵懵懂懂，如今才仿佛靠近地觸碰到了——什么是世界史的蒙古運動。

　　金帳汗與塔塔爾，連接著中亞的察合臺汗、波斯的伊爾汗、印度的莫臥兒汗。它們當然各具色彩，卻更是似若相識。它們都演繹了那么偉大的歷史，還宛若暗踩著鼓點，完成了酷似的變身。它們彼此毗連，但遠隔山海，它們互為犄角，卻又各自獨立。它們每一個都悲劇連連，可是都千年余韻，魅力不死。它們的故事連襟接踵，一個個都富于哲理，訴說著命運的無常，勝利的短暫。

　　它們一樣有過“帝國的野蠻”。

　　掠人城池、強征貢稅，與征服地人民或貴族的交涉中，一旦遇到抵抗，就還以恐怖的屠戮。

　　羅馬教皇的特使普蘭伽賓的行記《蒙古史》中，有1246年雅羅斯拉夫大公列席貴由大汗即位儀式時被毒死在哈拉和林、同1246年米哈伊爾大公因拒絕向成吉思汗像行跪拜禮而被活活踢死、再用小刀割掉頭顱的記載[20]。

　　另據佐口透轉引的《亦帕提耶夫年代記》，在1250年戰敗的貴族丹尼爾生不如死，遭受的屈辱從日常習慣直到內心：

　　他盤著腿坐，自稱奴隸，郁郁寡歡。即便如此，塔塔爾人還恫嚇著他，要求他納貢。噢，該詛咒的、韃靼的榮光喲！他的父親曾是羅斯的王，征服過波羅維茨，與諸國交戰。如果他的兒子不能得到光榮，又有誰能夠呢？說到底韃靼人的惡意是沒有邊際的，他們用毒酒殺死了斯茲達利的雅羅斯拉夫大公，把拒絕與附近的貴族費沃德爾一塊行跪拜禮的切爾尼果夫的米哈伊爾大公用腳踢死，并殺害了其他的公侯貴族。

　　丹尼爾大公在他們那里過了二十五天后被放免，公國也委托給了他。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公國，見到了自己的哥哥和兒子。他們一邊為自己的屈辱而哭泣，一邊又為平安無事而歡喜。

　　當然仇恨深埋心里。這位丹尼爾·羅曼維奇大公就是這樣，確保了他對卡里奇·沃倫尼公國以及基輔公國的統治權。而且與此同時，他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得到了匈牙利國王與教皇英諾森四世的支持。[21]

　　蒙古-韃靼大汗的心理，是天空之下、萬國之王。由于從法國皇帝到天主教教皇都急切想了解塔塔爾，從1235年尤里安到蒙哥大汗去世（1259）的幾十年間，西方一連向蒙古汗派遣了四批修道士信使。大汗們回復歐洲君主的信件至今猶存，它們鮮明地描畫了帝國大汗的跋扈心理。

　　本文只引用其中最短的一封復信。

　　第七次十字軍期間駐軍在塞浦路斯島上的法王路易，幻想著聯合傳說中信仰基督的蒙古汗，完成對中東穆斯林的夾擊。于是他派遣了多明我會修士安德魯等人，前赴未知的、可能藏著他的十字軍盟友的韃靼草原。

　　歷盡千山萬水抵達了蒙古汗廷時，恰值貴由汗駕崩。給這位法王路易回信的，是攝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女后斡兀立海迷失的復信堪稱奇文。它惟妙惟肖，幾句話勾畫出了帝國汗王的蠻橫：

　　好人能得和平。因為國和平了，四條腿走路的可以安靜地吃草，兩條腿走路的也能放心耕種長好東西的土地。但是朕告誡汝等：因為若不服從朕，汝從哪里得來和平呢。這個王那個王，能數出很多名字，還有其他人，都曾與朕為敵。但是朕把他們都刺殺掉了。汝，每年將獻給朕若干金銀，朕則與汝為友。若是汝不這么做，朕將像滅掉上述之眾一樣，滅了汝，還有汝之民。[22]

　　事有兩面。只不過，就像這位游牧皇后的蠻橫一樣：蠻橫中又埋下了一個關鍵詞：和平。

　　一旦獲勝之后，它并不逼迫被征服者改宗棄教。因為它服從一個規矩：“宗教不強迫”。在掠奪與重稅的同時，它大致也允許臣屬的各族自治。金帳-欽察汗國伊斯蘭化是在1273年前后，到15世紀之前，早已放棄了游牧的它已然變容，擁有嫻熟的統治術。

　　它并未自視高尚，更不想執行一項人道國策。只是遠近的叔伯親戚，從它警惕的察合臺諸汗，到它討厭的伊爾汗——到處都這么做。所以它也一樣。它要求俄羅斯諸大公跪下納貢，但是也讓他們率子民享有自治，家族里誰都這么做，這是一項伊斯蘭規矩。

　　這一點早就應該強調，其實不必等到——只是為了詛咒某個帝國、才對另一帝國不惜絕贊的“大元史”出場。說到底，在“大元史”喧囂中對蒙古帝國的贊美話語里，能辨出一絲“亞細亞主義”中右翼的老調[23]。雖然其中有明治以來蒙古研究的蓄積，但它選中蒙古的原因仍然多少曖昧。而且，除了華麗學術包裝的政治性外，它還是小覷了韃靼。

　　因為一旦變身之后，游牧民便接受了一種“思想”。這里藏著古典帝國與殖民主義帝國的區別：金帳汗對伏爾加流域的間接統治，與奧斯曼帝國為各種非穆斯林宗教信徒劃出的“米拉”（????/millat）聚集區，水出同源，法依一處。那是一種共存的契約。它源于麥地那時代（622-632）穆斯林與其他諸族的共同約法，是一種“守約則享自治，違約嚴加懲罰，宗教各行其便”的協議，后來被尊稱為“麥地那憲章”。

　　包括伊本·巴圖塔，很多到過里海北端的西方旅行家或傳教士，都記載了金帳汗的首都薩萊。他們描述了它的繁盛，以及一種傳奇般的、稱作“韃靼和平”（Pax Tatarica）[24]的景色。

　　也許，從曾經膻食酪漿的游牧民族伏爾加塔塔爾人身上，我們更會吃驚于那個“韃靼和平”時代的力量，感受到它依據的思想，以及那思想的浸透之深。終于在今天，在人類只因差異便相互殺戮的文明今日，人們開始對穆斯林的古代刮目相看了。

　　至于潛伏的霸王、北亞的新主角俄羅斯，一本內容特殊、受人注目的《第十三支族：哈扎爾帝國及其遺產》一書這樣歸納：

　　拜占庭人稱之“羅斯”的部族，被阿拉伯年代記寫為“波羅古人”。若據湯因比，羅斯一語或許源于瑞典語的“劃槳手”。而阿拉伯使用的“波羅古”一詞也被《俄羅斯原初年代記》用于對斯堪的納維亞以及北歐人的稱呼。其實，他們把波羅的海就叫作“波羅古人的海”。[25]

　　而拜占庭人稱謂的羅斯，又被蒙古人改叫了“俄”羅斯。

　　如我的烏珠穆沁蒙族哥哥Rahua，名字的起首輔音必須加上一個元音a讀成Arahua——羅斯被加上一個元音o，讀成了“俄羅斯”（oroz）。

　　而“俄羅斯的查干汗”（白汗，Chagān Han）這一現代蒙語中，藏著“被賦予的權利和被承認的地盤”的含義。“白的汗”，它有高貴的語感。

　　他們很快就“坐大”了。

　　從給韃靼人充當征稅吏，到把“達爾罕”證書（領地與財產的不可侵犯）拿到手[26]，羅斯的貴族們漸漸確保了自己的地位。如拔都汗曾對領有基輔等地的大公丹尼爾說的一樣：“汝，已經和朕等一樣是韃靼人了。那么就飲俺們的馬乳酒吧！”[27]

　　強權，自治——以雙重的手段，韃靼統治了俯首稱臣的羅斯。

　　恭順，強兵——跪在蒙古大汗腳下的羅斯貴族還不敢幻想帝國，他們還只是一些武裝的小公侯集團。但金帳汗是他們的大可汗（常被標示為“合罕”）與保護傘，二百多年畢恭畢敬，他們暗中壯大了實力。“恭順則自治”，這是求之不得的幸運。他們畢恭畢敬，平時為韃靼汗收稅，打仗時充當前鋒，等著崛起與報復的一天。

　　帝國像一種轉圈的魔鬼。

　　二百五十年卑微俯首于韃靼的馬韁之下，幾輩子在“韃靼之軛”下喘著粗氣的羅斯貴族、小“查干汗”不敢料想：稱王稱霸、殺人如麻、恣意蹂躪的大帝國大可汗的好運氣，居然轉到了他們頭上！

　　耀武揚威的日子，就要來了。

　　（5）

　　宮殿就是要塞，首都建在邊界——你不覺得奇怪嗎？

　　無論東方西方，比如咱們的慈禧老佛爺哪怕唐太宗，敢把他們的黃金床放在邊境線上么？

　　而圣彼得堡，就是一個矗立在刀鋒上的首都。

　　圣彼得堡，作為一個首都它令人驚嘆。這種首都的位置選址，顯示了彼得乃是帝王中第一大膽。

　　把國都筑造在波羅的海岸邊的涅瓦河上還不夠，他還要把自己的“頤和園”建在海上要塞喀瑯施坦德的旁邊，緊貼虎視眈眈的敵國。在彼得霍夫夏宮的噴泉綠茵之間散步時我抑制不住驚嘆，這兒本該是一個岸炮連隊的哨所，卻成了一個帝國大王的花園。他也許是西歐詛咒的“野蠻”異類，但也確是新鮮血液的兒子。他不在乎危險，喜愛扮演邊境衛兵。

　　他的根子就在這北海之濱。他與芬蘭灣、與斯堪迪納維亞半島關系彌深。彼得堡與其說是俄羅斯的首都，不如說是陸戰隊的灘頭堡。從海邊開始算，國土南北并無多少縱深。而且，既然伏爾加河曾經是“把世界分成兩半”的東方邊界，那么俄羅斯大帝們“固有的”帝國領土也并不寬，就本質說——它只是南北窄窄一條，窄得像一條刃口朝上的刀鋒，左手是韃靼故地，靠右則都是敵人。

　　奢求是無用的，從出發的一刻我就明白：只能作最粗略的一瞥。

　　那么追究就只能從北到南，在這條國境線上觀察。

　　第一站先去圣彼得堡。

　　我總大睜著眼睛。既然聽不懂幾句，就不能再放棄掠過視野的東西。

　　我竭力想看懂圣彼得堡的平面。我猜想若能看懂它，就能看出帝國的布局。因此當聽說可以去喀瑯施坦德時，我難以抑制興奮。待到從喀瑯施坦德再回到彼得堡，首都的“要塞性質”一目瞭然: 鑄造的大炮瞄準著海洋，首都是一條邊境的北端。

　　圣彼得堡本質上是一個海上邊境要塞

　　它的工業崛起、帝國擴張、文明飛躍，如三駕馬車并駕齊驅。到今天仍讓人們稱奇：冬宮迅速躋身世界四大博物館，與前輩列強的大英博物館、盧浮宮、大都會博物館一字并肩。

　　不久前聽說話劇院上演的《靜靜的頓河》長達八小時，中間數次幕間休息、包括一次正餐——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感到了一種象征性。它意味著殖民主義建設起來的“物心兩面”的財富，踐踏著伏爾加流域以東的草原，積累發達，到了怎樣的程度。

　　我很想弄清知識人怎么想。確實，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文明、它對內的民族壓迫與對外的殖民擴張呢？

　　這就是此文重讀托翁的原因。我直感，托爾斯泰是回答這一質疑的人。他的理想引誘著我，他的思想脈絡，可能給我們指一條路。

　　弗拉基米爾大公在988年于赫爾松受洗，確立了希臘正教的意識形態。沙皇（Царь）作為稱號，最初只是夸耀對韃靼宗主權的顛覆。后來隨著伊凡三世與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完婚，Царь顯示了新的志向：它將成為拜占庭的帝號[28]，俄羅斯將成為第三羅馬帝國，去征服一切已知和未知的世界。

　　標志性的勝利是它對喀山的占領。

　　這個勝利太輝煌了，“從此后俄羅斯靠它使塔塔爾等異族對自己的服從，也從此開始了向多民族帝國的變身”[29]。為了紀念這一勝利，在一望異色的、韃靼穆斯林風格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城堡墻外，一座俗稱“喀山教堂”的眾塔攢尖彩色大圣堂拔地而起。

　　追逐著塔塔爾蒙古大汗曾經的轍印，前進——向東！俄羅斯的軍人與農民，踏上了向著天盡頭地之角、永無休止的開拓與征服之路。

　　同時，“南進”是帝國更永恒的口號。一個與祖國、前進、勝利同樣響亮的名詞“新俄羅斯”（Hово-россия），在黑海以北的茫茫草原出現了，一直使用到與烏克蘭撕咬的今天。血斗的雙方好像都沒意識到：當他們在地圖上或者在嘴頭使用這個詞組時，他們是在惟妙惟肖地模仿著殺人以千萬計、把中美洲墨西哥一帶叫成“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殖民強盜老前輩!

　　新帝國向著東方，向著南方，懷著復興羅馬帝國與東方十字軍的自信，急速地擴張。

　　以喀山落城的1552年為斷代標志，帝國炮隊逐次征服的異族土地是: 克里米亞、高加索、西西伯利亞、哈薩克草原、中亞細亞——我們即使知道也常常沒意識到：這些地方大都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是伊斯蘭化之后的韃靼。

　　到進入二十世紀（即它在黑龍江沿岸建設了海參崴、海蘭泡等一系列新城）時，新帝國懷抱的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百分之13，共計有2000萬之多。只不過意識到這一點還要等上近百年，等到帝國的大解體和俄羅斯的崩潰。

　　東，西，南，俄式殖民主義吹著軍號挺進。在高加索，在烏克蘭，在西伯利亞，傲慢與武力塑造了一個“大國精神”。車臣人決死地抵抗著，塔塔爾反抗后沉默了。新帝國后來居上的工業化很難抵擋，巨炮傳統衍生出炮隊，專打窮鄉僻壤的弱小民族。

　　在西伯利亞它甚至不屑使用正規軍。

　　兇惡的武裝農夫團，劃著木漿，推著小炮，向東朝著地盡頭和日出處，殺戮、搶奪、占有，而且把侵占的他人故鄉浪漫地稱為“處女地”。他們就是“哥薩克”，俄式殖民主義的民兵——他們貪婪地攜家而來，把古老的游牧草原，變為星羅棋布的新村鎮。

　　記得好些事都是火車上發生的么？

　　列寧是坐著火車回來講演的。沙皇是在火車上被迫退位的。好像俄羅斯使勁地修鐵路，不單是為了運軍火運移民，而是為了運歷史。

　　是的，新帝國的特色是坐火車。

　　先把鐵軌鋪上，帝國再去征服。鐵軌延長到了哪兒，哪兒就是哥薩克和俄羅斯農民的殖民地。

　　韃靼帝國由于貪戀騎馬所以被淘汰了，羅剎帝國的鐵騎是火車。

　　莫斯科的喀山火車站2站臺

　　令人瞠目的西伯利亞鐵道，它破天荒的規模，表達著新興殖民主義的野心。它掠過一叢叢烏拉爾的“山楂樹”，穿越了哈薩克草原、橫貫了蒙古利亞。它深入了森林漁獵的通古斯人，使一個個讓黑澤明著迷的“德爾蘇·烏扎拉”變成了它的臣民。

　　腦滿腸肥的蒙古王公，病入膏肓的清朝皇帝，都眼睜睜束手無策。

　　火車在鐵軌上轟鳴，像蒙古騎兵的逆襲。

　　烏拉爾被“發現”了，并人為地定為歐亞分界。其實在拔都的騎兵或西部的牧民看來，烏拉爾山不過是從阿勒泰西行路上起伏的草原山崗之一，是他們從斡難河或額爾齊斯河走來時經過的一片“mongul-in sayhan oron”（“蒙古美好家鄉”，納楚克道爾吉的詩句）。

　　殖民主義也催生了一代學者。制作了一套回鶻文鉛字的突厥學家拉德洛夫（W.Radloff，名著《回鶻語言資料集-Uigurishce Sprachdenkmaler》的編者），在天山山脈西部發現硇砂、并正確揭示了天山煤層自燃成因的地理學家謝苗諾夫（П.П.Семёнов），都是一個領域的奠基大師。謝苗諾夫說得實在：

　　在喀山陷落的同一時期，歐洲的俄羅斯才開始在歐洲的東邊接連不斷的開發亞洲。這種殖民化首先使歐洲占據了人種學上的屬于亞洲的大片土地……。

　　“人種學上的屬于亞洲的大片土地”，就是“蒙古美好家鄉”。已反復說過：它更被稱為韃靼斯坦，說突厥-蒙古語的、游牧民的的無垠牧場。只不過樸素的表達被強勢的術語取代，變成了“中部亞細亞”（Cредняя Азия）和“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把烏拉爾山脈宣布為歐洲和亞洲分界線，不是一個符合自然文化真實的學術結論，而是帝國主義的厚涂鉛粉。

　　俄羅斯擠進了18世紀以來的西方科學殿堂。隨著新帝國的瘋狂擴張，它一再刷新著成績單。

　　必須承認殖民征服之后的建設，以及它造成的文明。只不過，“教育”不能列于其中：如下文將述的殖民主義教育家伊利民斯基，他們為民族同化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將被歷史厭惡地拋棄，被進步的科學一筆剔除。

　　火車一開，不舍晝夜。它沿途播撒著殖民者。

　　鐵道鋪成一尺，國土便擴大千丈。西伯利亞、鮮卑利亞、東清鐵道、南滿鐵道，如今“寓兵于農”一語里的兇惡畢露無遺。

　　俄羅斯農業殖民的占領與掠奪，像一道一道竄著黑煙火苗、在草枯風高時燒焦大地的“霆沐勒”（tuimur、火災）。它向東燃燒著挺進，吞噬著一片片草原牧場，也吞噬了人民文明。蹂躪過它也統一了它的蒙古大汗，如今遭到了滅頂的報復。

　　鐵道，鐵道，鐵道上跑瘋了的帝國！

　　祖國！前進！勝利！

　　沿著鐵道，三個詞響徹了云霄：Вперёд（前進）！Родина（祖國）！Победа（勝利）！三個都是我在中學就背熟的詞。

　　沿著鐵道，祖國在前進。只要天在延伸，只要地有盡頭，它就哐當哐當地駛過去，滿載著軍人和農民。它文武兩道，農夫荷槍，吞并了全數東方，超過了它刻意繼承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成了一個驚人的世界記錄。

　　海參崴的俄語地名毫不韜晦：Владивосток，抓住東方！若不是帝國在地理上和氣數上都走到了極限，終于在日本海遭遇了毀滅的大破局——何止蒙古，何止黑河，包括朝鮮，甚至日本，“東方”的命運誰也不敢浪言！

　　——但以上的奇跡，包藏著一股濃烈的不祥。

　　是運氣太順了么？是作孽太多了么？是帝國肚子里活吞下的“他人”和他人的土地太多了么？

　　不知道。但一個不祥的危機在孕育。

　　它很耐心。它冷冷凝視著，如一個魔影緊隨著帝國。

　　（6）

　　太沉重的歷史，像一把巨鎖。

　　我只憑直覺，決心把托爾斯泰當作解讀俄羅斯的鑰匙。

　　也把思索地點放在喀山——不僅因為喀山是俄羅斯帝國的主要殖民地。還因為就在這里，托爾斯泰，后來因對人類終極問題的思考而成為世界上最重要作家的托爾斯泰，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而是在喀山進入了大學（1844-5）并準備學習阿拉伯-塔塔爾語。

　　可惜沒有人記錄他在喀山大學讀書時，是否覺察到了喀山塔塔爾知識分子激動的自救。估計沒有。早期的托爾斯泰，還僅僅是新興帝國里上層文化的享受者，一個貴族，欣賞地瞟著“東方情調之最”的喀山、打算去它那排名第一的“東方學系”一試運氣的青年。

　　他自己更回憶說，那是他迷失于賭博、情欲、“任何旁的壞習慣都沒有像對女人的渴望那么難于克制”[30]的時代，要求那時的他洞悉塔塔爾問題并給我們留下指導，是過份的奢望。

　　但對一個認真走向信仰的人而言，“不信階段”常是重要的信仰基礎。一個對他者懷抱大愛的人，也一定曾把熱情胡亂揮灑。

　　至于阿拉伯-塔塔爾語，如今人們懂了這一類語言的重要。但托爾斯泰命定不是在大學，而是在社會和現場、在與人的相處和回味里、在筆劃過稿紙的思考中——對它們學習感悟，直到生命最后。

　　說“生命最后”，是因為描寫帝國侵略高加索的小說《哈吉穆拉特》顯然使他費了不少心思。這部直截描寫俄羅斯擴張與殖民運動的作品，被他反復修改，久久不愿刊出。

　　他為什么猶豫？

　　我想他意識到了什么。他對《哈吉穆拉特》遲疑，久久不能定稿出版的原因，就在他意識到的這個情結或死扣。毫無疑問，當他對著阿拉伯-韃靼語講義猶豫時——在同化與自救的兩極，喀山正發生著最激烈的意識形態動蕩。年輕的他可以毫無覺察，而晚年的他不能再若無其事。

　　意識形態動蕩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塔塔爾人的自救與啟蒙（后述）。

　　而另一方面，則是祖國的行為。其代表，是帝國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天才、語言學家與教育學家伊利民斯基（Н·И·Илминский）。

　　伊利民斯基喜歡住進塔塔爾街區，愛去麥德萊斯（清真寺附屬的經文學校）聽講。這位喀山神學大學數學物理系的理科生尤其對語言學情有獨鐘。他畢業后留校，成了塔塔爾語講師。

　　這是一個最典型的殖民主義和同化主義者。由于塔塔爾穆斯林頑強地守護自己的文化傳統，他意識到:在強力推行俄語同化的同時，必須把“異族人”的子弟培養成教師，再經過他們嘴中的母語，去推行東正教。

　　像一切著名的殖民主義知識分子身上都有的光環：傳說他精通八種地方語。他和他的同志者，對宗教洗腦懷著執倔的熱情。他創建的以異族人子弟為對象的初級學校和師范學校，是帝俄殖民征服的有力工具。

　　在托爾斯泰放蕩迷失的1848年，伊利民斯基被任命負責“把東正教儀禮文獻翻譯為塔塔爾語的委員會”。到了1851年，托爾斯泰已離開喀山參加帝國軍隊一頭鉆進了穆斯林的腹地高加索——而這位伊利民斯基雖然已被內定為喀山神學大學宣教部的伊斯蘭諸語教授，卻自視鴻鴣另懷大志，一個人跑到奧斯曼帝國的領地埃及和敘利亞，目的是去“學習伊斯蘭的弱點”[31] 。

　　其實這種知識分子應運而生的歷史背景，是在生存威脅下已經被迫集體改宗正教的“克倆申”（кряшен，后述），又一度“集體再改宗、伏爾加-烏拉爾地域的非正教少數民族向伊斯蘭皈依”的現象，日趨顯著[32]。

　　在比暴力征服長久得多、也固執得多的民族同化史中，伊利民斯基未必是第一主角。但伊利民斯基是一個象征，他的履歷證實著一種知識分子和一種時代思想在國家主義蠱惑下能達到的程度。

　　與殖民主義列強一樣，為了從文化與精神兩面摧毀塔塔爾并強迫它同化，俄羅斯奪人子弟，毀人風俗。鄉村東正教堂的教士們是最主要的圣戰者。而伊利民斯基以及與他承前啟后的一類，則努力營造一種裝飾著繁縟理論、特別強調語言學的“同化文明”。喀山大學是他們的橋頭堡。誰若批評他們的學術是野蠻的，大學門衛會趕走他。

　　沒有篇幅征引托翁的文獻。但可能在此時，已經到了評論一下托爾斯泰“早期”的時候？

　　無論關于國家主義者伊利民斯基或是塔塔爾的啟蒙主義者馬爾扎尼——年輕的托爾斯泰知道他們的行為嗎？

　　各種傳記都鮮有涉及。

　　顯然傳記和回憶錄作者對這樣的話題，缺乏知識也缺乏敏感。托爾斯泰與帝國——對1851到1853年的他來說一切尚早。

　　他可能并未被伊利民斯基之流的學者腔吸引。但是他也像無數人一樣，成長在俄羅斯十九世紀前半——在南俄異族環境中設計小說或敘事詩主人公的文學情調中。用一個讀者對《邊境上的托爾斯泰》（本文前一版）的讀后感來形容，是“讀著漁夫和小金魚”長大的。

　　他留下的那一期文字，也不過是“靠著大炮的幫助去摧毀那些強盜般的、叛逆的亞洲人”[33]的沙皇軍官自畫像，以及浪漫的武裝殖民者哥薩克。他還沒有蛻變成真正的托爾斯泰。那個年輕的他，只是奏響著大俄羅斯的國家主義軍樂、向著弱小民族野蠻征服的帝國軍隊一員。他一邊酗酒與縱欲，一邊邂逅了高加索的山民。

　　大部頭的《同時代人回憶托爾斯泰》上卷，收錄了后晉升少將的弗.阿.波爾托拉茨基對托爾斯泰參加的1853年6月23日戰斗的追憶。

　　據他轉引的托爾斯泰細膩的日記，那是一次與車臣抵抗戰士的死斗。青年貴族軍官托爾斯泰親眼目擊了炮兵準尉舍爾巴喬夫被強悍的車臣人用“冷兵器砍的頭上三處，肩上四處。肩上的傷特別嚴重，簡直把右肩砍成兩半，已能看到內臟……”

　　不僅如此，托爾斯泰的逃脫，是依仗了他的塔塔爾隨從薩多的“換馬”。回憶錄的注釋里記到:

　　“從托爾斯泰后來對他的親人講述這次追擊中，又知道了另外一些詳細情況：薩多把自己經過考驗的馬給了朋友（托爾斯泰）騎，而他自己改乘了托爾斯泰的小走馬，大家都知道，小走馬不善于奔馳……”

　　我猜中國的托翁讀者里，未必人都知道什么是“走馬”[34]。由于對主人來說它比一般“顛馬”舒服得多，因此不分中外它們從來是長官的坐騎。追擊的車臣人沒有開槍是為了活捉他們，“尤其想俘虜薩多以報仇”。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騎著自己朋友的快馬有可能疾馳而去，可是沒有丟下他。”

　　細節還有一些也都富有內容：被車臣抵抗者每人砍了一刀的“舍爾巴喬夫”，他的名字令人無法不聯想“舍爾巴”（阿拉伯語“八月”），這是個常見的穆斯林名字。此外，“奪他手中鑲銀的刀”也使人浮想聯翩：

　　“車臣人從馬上向巴維爾（舍爾巴耶夫）彎下身來，奪去他手中的鑲銀的軍刀，又去拉他的刀鞘。可是看見第三排趕來營救，他用軍刀對著巴維爾的頭部砍了一刀，就逃走了。還有六個山民照著他的樣子，一個跟著一個向巴維爾的頭部和露在外面的肩膀，砍一軍刀，疾馳而去。”[35]

　　這一段敘事很重要。因為它同時寫出了偉大作家曾置籍于殖民軍隊，他目睹了各種真實，而“國家敵人”的一方在追殺他，另一方卻拼死保護他。10天后他在日記里寫道，他“深感痛苦”。

　　托爾斯泰早期作品的特例，是《哈吉穆拉特》。

　　我一直在反復地讀它。我在若干個時期都曾打算寫關于它的心得。對那一部分托爾斯泰的經歷，傳記里缺少記錄，尤其英國人莫德的那一本。莫德傳記中難能可貴的，是它摘錄了1852年1月6日托爾斯泰給姑媽塔吉安娜的信。那一天狼藉的他突然向姑媽傾訴：

　　我應該告訴你營地附近有一個車臣人居住的村落。有一個叫沙多的年輕人……我應該告訴你，要成為一個庫納克，這就是說，一個朋友，按照習慣要交換禮物，以后還要到你的庫納克家里去吃飯。這以后，按照這些民族的古代習慣（現在已差不多不存在了，除非是作為一種傳統），你們就成為生死之交的朋友了。……沙多要我允許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庫納克。我去了。[36]

　　聽說了托爾斯泰困于欠債，按穆斯林規矩嚴禁賭博的沙多（即薩多）居然去找債主，賭回了小托翁輸錢時押上的一張期票。而愁困的托爾斯泰為了那張期票，剛在前一夜祈禱過“主的幫助”。那一年的他，尚沒經歷被車臣人追殺而被韃靼人救護，他只以為“祈禱通過沙多靈驗了”。他對姑姑起誓說，這事使他更堅信上帝。

　　這告白讓人聯想魯迅的“一件小事”。

　　從喀山大學退學是對的：他注定不是通過課本，而是靠體驗獲得知識。對迫切想從托爾斯泰主義獲得參考的人來說，這次傾訴像一年后的預告：他被上帝驅使，正在與國家規定的敵人親近。

　　托爾斯泰修養構成的一大支柱，是他的韃靼知識。這種知識，是他在高加索-薩馬拉-克里米亞的土地上，一點一滴蘸著“敵人”的情誼和血污，在心里慢慢拼起來的。

　　莫德的《托爾斯泰傳》和托翁次子伊·李·托爾斯泰的回憶錄《薩馬拉之行》，都講到了托爾斯泰在薩馬拉與巴什基爾人的密切交往。1871年那次薩馬拉的逗留令疲憊的托爾斯泰身心松弛，他不住房子而住氈房，“每天晚飯是羊肉，從木碗里用手指抓起來吃”——可能莫德不懂，但經歷了高加索的托爾斯泰懂，他在隨主人遵從“遜奈”[37]。我想，一定是他舉止的得體才使穆斯林決心回報，聽見他夸獎了馬，就把那匹馬拴在他的車上。

　　課程的安排不在大學教室。巴什基爾人穆罕默德·沙，還有車臣人薩多——雖然他們只是“溫和的、或選擇順從的韃靼”，接替了大學教授（如那位“伊斯蘭諸語教授”伊利民斯基），幫助他去理解阿拉伯-塔塔爾語及它的主人。

　　這一課程打下的基礎，其程度不易揣測。但無論多少，它遲早會加入托爾斯泰的思想，抵達與專制的對峙。

　　如此過程更激起我個人的共鳴。由于我自己在內蒙古草原和西海固鄉村的體驗，包括神秘論的注腳，薩多（沙多）的故事。

　　在托爾斯泰歷程的“六十年代”（指1850-60），他只是俄羅斯擴張的一名志愿兵，參與了以祖國名義進行的不義征戰。

　　但敏銳的心自會捕捉訊息，不惜冒死救護朋友的薩多，“用腳在山泉邊洗衣服的車臣女人”，悄悄地提醒著未來的他。薩馬拉歸來后，托爾斯泰根據1853年的體驗，寫出了《高加索的俘虜》。

　　暮靄中的喀山克里姆林

　　他的內心可能已經與國家主義發生矛盾，但尚未抵達與殖民主義的對決。

　　他還蹲在帝國的戰壕里，顯然對鄰居的自救運動一無所知。尤其十九世紀的小說技法，白描冗長只及一扇，回避了占領與同化的內容——但我有僭越議論的資格么？若寬恕我的放言：那批高加索小說對“迫害比殺人更殘酷”的事實視而不見，說到底只是“軍人托爾斯泰”的敗筆涂鴉。他既描畫了山民的淳樸，也欣賞著殖民者的村莊，尤其小說《哥薩克》。

　　即便局限如斯，唯有《高加索的俘虜》一部，不同于普希金的同名作那般輕浮。因為它提供的故事輪廓，正是解讀高加索的輪廓：包括抵抗的實態、無辜的人民、尊嚴的民族氣質、以及悲劇的宿命。

　　我指的是這一段，它一筆寫清了事情的起因、過程及揪心的悲慘：

　　“俄羅斯人來了，燒了村子，殺死了他的七個兒子。留下的一個兒子降了俄羅斯人。老頭也去投降了俄羅斯人。他在他們那里住了三個月，找到了自己的兒子，親手殺了他，逃走了。”[38]

　　一百五十年后，《高加索的俘虜》在經過了一位優秀電影導演（謝爾蓋·波德羅夫）的修改演繹后，就成了無懈可擊的人道主義經典。

　　我的讀解，只順從類近的體驗：因為他對軍隊的見解。所以，只有他給我以吸引，并使我引為導師。

　　何況，若是從他最后的無條件反對戰爭、否決軍隊、拒絕兵役、甚至呼吁放棄一切暴力的終點再作回顧的話——早期的欠缺被原諒了。

　　比一切更有力的，是他的一句獨白。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我：

　　“軍隊已經把它的影子投在我身上，玷污了我”。[39]

　　（7）

　　像積貧積弱的其他帝國：清末中國或奧斯曼帝國一樣，隨時光流逝，沿著那條“把世界分成兩半”的大河，塔塔爾汗國也漸漸腐化，步步病入膏肓，漸漸不堪一擊，終于轟然頹潰。

　　至于《元史》提及的“阿速”——黑海以北的遼闊土地，曾是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牧場。待到新帝國俄羅斯強奪了它，慶賀一般把它稱為“新俄羅斯”(Ново-россия)。有趣的是，直至今天人們也不說：這是個殖民主義的名字。

　　所謂“認同”（identity)，在這條大河兩側形成得比較特別。拔都汗的大海嘯之后，無論保加爾，抑或哈扎爾（可薩爾），都被滔滔洪流吞沒，成了這片后來稱為欽察草原上的一支。新的名稱“塔塔爾”如旗幟一般，也把它們的舊稱一卷而去。

　　喀山人不滿這種宿命。他們尤其不喜歡一口咬定他們是金帳汗國主流的誤解。但是無濟于事，因為哪怕拔都汗的近衛萬人隊也說不清誰第一個來、誰資格老。世界的上空只是響著一個滾滾雷聲:tatar！tatar！

　　歷史流逝了，人卻留了下來。既然祖先曾夸耀過“韃靼的榮光”，塔塔爾人就必須承負韃靼的罪與罰。

　　既然你是穆斯林，當然你就是塔塔爾——世界異口同聲地說。

　　扯什么保加爾呢，你敢說你和那些騎馬的蒙古人沒有關系么？你推不掉、躲不開、糾纏你的今生來世膾炙人口的名字，正是Tatar，韃靼，塔塔爾！

　　考古意味的“保加爾”，被蕩滌得無影無蹤。輪到帝國大換班、俄羅斯說了算的后來，喀山塔塔爾遭到了狠狠的報復。那可就不是對敗者的什么“恭順則自治”了，塔塔爾人替它的蒙古帝國遭受的，是對異類的清洗、驅逐、剝奪，和殘酷的侮辱。

　　哪怕你高舉伊本·法杜蘭的“不在場證據”，但沒有誰聽這幾句爭辯。也就是說：無論愿意與否，溪流只能與洪水共命運。

　　洶涌泛濫的蒙古大河，吞沒了這些歷史的一股股支流，不管誰懷著怎樣的遺恨。包括喀山，保加爾的舊稱已呼之不回，新的名字Tatar-塔塔爾覆蓋而來，它瑯瑯上口響亮誘人，徹底刷新了舊名。既然“農民就是基督徒”[40]，那么凡是游牧民——都是塔塔爾。

　　它的東方遠親，不消說鄉下人烏珠穆沁，尤其呼和浩特等都市蒙古——對它已經非常生疏。但這種生疏的心理深處，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選擇了藏傳佛教的“東部”一翼。

　　而他們，是“西部右翼”。他們是“Alten ordo Qahan ne arat tumen（金帳大汗的人民），是眾汗之汗成吉思汗韃靼大國的Barān-gar（西翼右手）。他們的牧場居地，是把世界隔為兩半的亦的勒大河兩岸。比起森林以東大漠南北、那些排在左翼的鄰居，他們已經“不一樣”。

　　對他們的悲劇，東部更是漠不關心。

　　大約三百年，詛咒它是“韃靼之軛”也好，辯解它是“韃靼和平”也罷，總之歷史在造物主手中的撥弄之間，恐怖大王伊凡四世于16世紀一氣消滅了沉湎牧歌的喀山汗。古城喀山在水源被斷之后淪陷，女王蘇尤姆別凱成了一個亡國故事的女主角，她的喀山人民被驅趕到布拉克渠（bulak）的對面，在泥濘棚戶中茍且偷生。

　　韃靼女王蘇尤姆別凱

　　韃靼，蒙古，昔日掠地萬里的騎馬帝國，成了新帝國饕餮的俎上羔羊。

　　接著的過程太過繁復。簡言之：軛套這回套上了塔塔爾人的脖子，清真寺盡數被毀，人被強迫改宗。統治異族的三百年“蒙古之軛”（1236-1552）結束了，新的三百年塔塔爾受難（1552-1917），在帝國的更迭中沉重開篇。

　　深刻的話語，要在另一個塔塔爾、另一個韃靼、另一個地點才更能聽到。它就是今天被烏克蘭與俄羅斯拼死撕奪的、“克里姆塔塔爾”（克里米亞塔塔爾）的故鄉——克里米亞。

　　當你問：“您是塔塔爾嗎？”

　　他們答：“Да , я крымтатар. ”

　　(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爾。)

　　問答背后藏著什么，不懂喀山和蒙古故事的人聽不出來。他們的眼神里，有一絲滄桑度盡的滋味。是的，我是克里米亞塔塔爾，我沒有像喀山人一樣的保加爾源頭，我不像喀山人那樣沒有參與“韃靼之軛”的前科，我缺少不是“加害者”的證據。

　　我是一個游牧民，我是一個塔塔爾。

　　所以，我承擔罪罰。

　　克里米亞汗國的首都巴赫奇薩萊，座落在那美麗半島的中央。它儉樸得有些寒傖，但野山間的一股悲涼卻磁鐵般誘人。每個克里米亞塔塔爾人的臉上，都有一種此生至死不再離開的神情。

　　巴赫奇薩萊（花園宮殿）是克里米亞半島上罕見的突厥語舊地名

　　即便在這里，殖民主義帶來的移民也生息了幾代人。

　　和平的移民，古老的殖民，也許他們會帶給人類最大的煩惱！

　　告別巴赫奇薩萊那天，送我們的司機是一個俄羅斯人。難得與一個俄羅斯人坐一個車，我竭力和他說了幾句，他鼓勵我，“Я хорошо помню”（我都懂），我的庫藏罄盡了他還在說，顯然他更想交流。

　　真遺憾。車窗里掠過半島的蕭殺風景，我試著用馬列耶夫的句式說“我喜歡巴赫奇薩萊”，而他斬釘截鐵地一揮手：“我愛它！”

　　戰火不饒人：此刻（2022.6），瘋狂的戰爭正圍著克里米亞半島如火如荼。

　　我緊張地眺望。但洗濾過的信息，沒有傳達我渴望知道的。無人機，坦克戰，烏克蘭，俄羅斯——無一句提及這里是“阿速”。成吉思汗的大將速不臺眼中的“阿速”是什么？

　　只能說，無論烏克蘭人抑或俄羅斯人都不能獨占它。

　　克里米亞韃靼人雖然算是“原住民”，但也是隨征服的大潮移帳于此。

　　昨天游客蜂擁而來，為了看雅爾塔三巨頭的照片。他們不愿意聽：就在那座陡峭得不可思議的山崖（雅爾塔一名亦可能是突厥語“山崖”）下，曾是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家園。今天他們也差不多：在支持弱者的正義宣言中，也潛隱著對更弱者的歧視。召開雅爾塔會議的里瓦幾亞離宮院里，石碑上刻著阿拉伯文“里瓦幾亞”（???????）。恰似驅逐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國王，喜歡用“沒有勝者只有安拉”裝飾自己的宮殿一樣。

　　從沙皇的軍人到中國的游客，凡是帝國霸權的擁躉都喜歡異族情調。

　　但是異類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卻堅持著沉默。雖然他們更有權發言，但他們沉默。他們的表情是:已經承受了那么久，今天也能承受。

　　滅頂之災隨著巡航導彈，一刻一刻正在逼近。歷史活劇的這一齣，誰也不知會怎樣收尾。

　　離別前那個黃昏，凝視著巴赫奇薩萊的一座尖塔，我陷入了冥思。

　　天空中飄來斷續的喚禮聲，像是歷史的一片碎絮在飛。

　　（下）：良知

　　（8）

　　沒料到，能夠來到克里米亞！

　　說實話，我不敢奢望此生還能看見這個半島，以及高加索。所以，當我的兩眼里真地出現了“卡拉-成吉斯”（Kara Chengis，黑海），我知道：自己遇上了求之不得的美事。

　　辛菲羅波爾的正午，陽光亮得晃眼。一個長長的黑影從腳尖伸出去，一直鋪在荒原的邊緣，像一個孤獨的迷路人，一個插在曠野的“蠻諾兒”[1]。

　　那是本子上少了一個“唐姆嘎”（tangmga，印章），一直不能回家的塔塔爾牧人。一腳踏上辛菲羅波爾的荒原，他想尋找傳說中家鄉的“白寺”[2]，但只看見了叢生的馬蓮草。左瞥一眼“和俄羅斯在一起”的公投宣傳畫，右聽一句它是烏克蘭的“固有領土”，像被割了舌頭，他啞了，一言不發。

　　不管怎樣，哪怕變成了一個影子，如今他回到了克里米亞。

　　“唐姆嘎”的印蓋在紙上，“努特格”（nutuq，家鄉）的草踩在腳下。

　　——我站在克里米亞的土地上。

　　參觀傳奇的花園宮殿巴赫奇薩萊、在塞瓦斯托波爾讀托爾斯泰的夙愿，要實現了！

　　出發前，重讀徐遲翻譯的莫德《托爾斯泰傳》時，我就意識到塞瓦斯托波爾的第五稜堡是托翁思想轉變的決定地點。從那時我就暗想，若是有一天能到達，我要做一件事：在第五稜堡舊址上讀那篇散文。

　　坐公交！再從烏沙科夫廣場換17路！

　　我感覺那一天的自己，就是小學四年級學生維加·馬列耶夫。雖然結結巴巴，但說的是俄語，而且臉上可能都是小學生表情：“我想去馬拉霍夫庫爾干，對我這是第一次，所以，當到了的時候，請您說給我……”

　　售票員是一位和善的婦女，她連聲安慰我“Я скажу，скажу，（我說，我說）”，到了馬拉霍夫庫爾干站，她趕快示意我們下車。等我再回頭時，她隔著車窗使勁揮手，給我們指著大門。

　　這里是克里米亞戰爭的稜堡，馬拉霍夫庫爾干。

　　修整豪華的公園，使人要費好一陣功夫才能醒過神來：這座小山的土壤山石曾被炮彈翻起，再與炸成碎塊的士兵一起落下。不管多么難以想象，這里曾名副其實地堆尸成山。在還沒有“精準打擊”的新式殺人技術的十六世紀，山崗被鮮血與火藥攪拌得黑紅泥濘。海軍上將和普通一兵尸首疊壓，數以萬計的士兵被大炮炸死，雙方兵士的遺體無法分開，于是一堆合葬。

　　克里米亞戰爭的核心-馬拉霍夫庫爾干全景圖

　　克里米亞戰爭最慘烈的戰場，如今當然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順著參觀路走著，我心里并不能認同。

　　本來已是一條刀刃上筑起的帝國，又偏偏非要“南進”——萬惡的異教野蠻人，他們居然打敗了拜占庭甚至占領了君士坦丁堡！新的凱撒當然要完成復仇。南進！去征服和奴役一切野蠻人回教徒的土地！

　　黑海兩岸住著的都不是順奴。

　　南進軍人的腳踩在銳利的刀刃上，鮮血四濺。南進要用大量死尸鋪路。而托爾斯泰恰恰在這條鋒刃路上留言了，我從手機里找出《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爾》。

　　不是這一篇。在前一篇，即受到沙皇本人激賞并命令譯成法文、還下旨保護作者的《1854年11月的塞瓦斯托波爾》的結尾，托爾斯泰曾寫過：

　　一定另有一種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這原因就是俄國人心里的一種羞澀的、難得形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的感情——對祖國的愛……這篇塞瓦斯托波爾的史詩,會使它的豐功偉績在俄國萬古長存,而這篇史詩的英雄就是俄國人民……

　　核心詞是“對祖國的愛”。但是到了1855年5月的這一篇，在結論之前那支筆雖還在猶豫，但面對成堆的死尸它沒有再顧及榮譽。經歷了高加索之后，此刻年輕的軍官已經有了心事。他不再輕浮。望著尸體他失控一般，徑自寫下了詛咒的段落：

　　“這個老頭，我都不認識他了，”一個正在收尸的士兵托著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爛了、頭腫得老大、臉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體，一面說，“莫羅茲卡，托著點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斷了。好家伙，這個臭！”

　　“好家伙，這個臭！”——這就是這些人留給人們的一切。……[3]

　　被爭奪的是韃靼舊地克里米亞，死尸卻一半是俄國人一半是法國人。在愛國主義主旋律下剛寫過受到沙皇眷顧的第一篇的托爾斯泰，面對著漫山遍野的尸體，思想在一刻裂變了：

　　還是請您瞧瞧這個十歲的男孩吧!……當他捧著一大束花回家去時，他捂著鼻子避開隨風吹來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體旁站住，望著離他比較近的一具可怕的無頭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會兒，又走得更近些，用腳踢踢那具尸體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動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勁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聲，把臉藏進花里，便拚命向要塞跑去。

　　小孩踢死尸，我猜這一段一定來自他的目擊。不只為恐怖的細節，而由于刺激的強烈。一旦筆尖觸上了紙，他就堅決一氣寫下：

　　難道他們就不會含著歡樂和幸福的眼淚象弟兄般地互相擁抱嗎？不會的！……制造死亡和苦難的工具又在吼叫了，無辜的鮮血又在流了……也許我說的話是屬于惡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覺地藏在每個人心里……在這個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現出了應該避免的惡，什么地方表現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惡人是誰，英雄又是誰呢？

　　克里米亞戰爭軍功章

　　我從他的用語中辨出了高加索的音素。從這一篇開始，列夫·托爾斯泰的思想開始大步前行。只不過，以前的我們缺乏同質的體驗，不可能留意他的“祖國”與“英雄”概念已被置換。

　　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靈的全部力量去愛他,我要盡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現出來,而且在過去、現在和將來他永遠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4]

　　文末注明的寫成日期是1855年6月26日。

　　這個時點，距伊凡四世攻克喀山的大征服起點，已經度過了帝國全力拓邊、殖民體系完成的三個世紀。

　　三個世紀里，南進，東進，征服主宰著一切。

　　金帳、白帳、帖木兒，基輔、波蘭、莫斯科——從欽察到阿速，在東方與南面，戰場上梟雄們此起彼伏，嗜血斗勇，各種混血的死者，一層層夯下了俄羅斯人的腳下地層。

　　戰爭是我們缺少的體驗，卻是托爾斯泰的搖籃。

　　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行為，在《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爾》之中做到了。他的思想遺產：對不義祖國的詛咒，也就要公開了。

　　馬拉霍夫庫爾干的受阻，換來了俄羅斯的掉頭“東擴”——這將是史無前例的偉大進軍：東方有多遙遠，俄羅斯就要抓住多遠。亞洲有多少個國度，帝國就打算吞噬多少個。

　　前進！號召開墾，獎勵殖民！

　　“Kрестьянин”（農民/基督徒）被激勵得瘋狂了。

　　“史詩英雄俄國人民”不疲倦地大步跳躍，他們并不接受托爾斯泰式的思路。人人傳說，教堂在講，“祖國”與“英雄”的喊聲在空中呼嘯。

　　俄式殖民主義不同于西班牙或日本，它不是在“內地”以外進行、而是在一個異樣而遼闊的母體“韃靼”中進行的，像一個低矮的破氈帳里養大了一個巨無霸。

　　當擴張被描述為“祖國處女地的開墾”——就不能不侵蝕了它的思想，影響了受益的農民和知識階層。不止高加索和黑海、在東進或曰東擴的大進軍中，西伯利亞、黑龍江、甚至間宮海峽（韃靼海峽）以東的大陸盡頭——他人的故鄉一塊塊收入自己的版圖。俄羅斯的神圣國境和“固有領土”在三個世紀里一遍遍刷新，帝國的大一統和俄羅斯的民族精神，一起實現了。

　　伏爾加河——它以前是東方和西方，即世界另一半的界河。它浩淼的水流以東，綿延著塔塔爾斯坦、巴什基利亞、中亞細亞、蒙古利亞、直至阿穆爾河以東的密林。

　　而現在，“把世界分為兩半”的大河變成了新帝國東進的起跑線。如今它流過帝國的脊柱，把工業化以后的大炮和鐵軌、把哥薩克民兵和墾殖農，源源輸送到河東的莽莽大陸。它不僅掃蕩了“蒙古之軛”的宿怨，功業也遠遠超過了成吉思-拔都汗的蒙古帝國，包括屠戮與殘暴。

　　極目以東，凡殘存的蒙古邦國，都是當年的“左手東翼”。而抵達了欽察草原的各部塔塔爾，已經被它改造與消化，精神和基因也被它吸收。

　　對于蒙古史的追尋者來說，古老的韃靼-蒙古消失了。

　　現實的存在，是脈管里混淌著塔塔爾的血、懷抱里居住著多種少數群體的大俄羅斯。只不過它絕不承認與野蠻亞洲的糾葛。它的自我認同，是白種的、西方的、歐洲的、工業化和藝術化的，是優等的民族。

　　在十九世紀終于閉幕的時點，擴張終于窮盡了整個歐亞大陸。

　　像是要為母親祖國的東部邊境打上一個界樁，在1900年7月15日，帝國軍民以“羞澀的祖國愛”，制造了一次滅絕人寰的黑龍江大屠殺。

　　我曾在《韃靼海峽》中引用過，此文換一些段落再引用——明治天皇的近衛軍官、后來當了志愿間諜的石光真清在他的四部作（城下之人、曠野之花、望鄉之歌、究竟為誰）第二卷里，目擊了“史詩的英雄即俄國人民”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屠殺中國人的“史詩”：

　　俄羅斯的男子不分老幼，都被分配了槍支彈藥。……突然，開始了對住在布拉戈維申斯克的清國人的抓捕。不問店主苦力，也不管是否為俄人所雇，一律從門里拉出來。干的是徹底的：哭喊的鋪子伙計、俄人家宅的仆人，連手提什物也不得允許，都被毫不留情驅趕拉扯，趕進了支那街。哥薩克兵、警察和民兵包圍住的清國人，大約有三千人。從下午兩點禁止渡江到抓捕清國人只用了短短五個小時，這對一向慢悠悠的俄國人來說實在是干得快。……不知多少人就地被殺，我看見的尸體就有五、六十……

　　我們跟著的隊伍在新布拉戈維申斯克停了下來，那時另一隊人順著扎亞河在走。東方天空赤紅，黑龍江被映得像流著血一樣。……到達后立刻被趕到河邊，命令不許喊叫。接著兵士們挺著刺刀圍上來，說是包圍，其實對河水一面敞著，包圍愈來愈緊，軍官騎馬指揮……河岸上人的雪崩開始了，紛紛被推搡著跌入濁流。哇哇的亂喊聲一起，人全都瘋了。推開人流往里擠的，踩著女人孩子只顧逃的，騎兵沖上來馬踢刀刺，接著步槍一齊射擊。喊叫聲、槍聲、怒罵聲，實在就是地獄，無法用嘴形容。說是分成兩隊，其實差不多兩千人被殺在一堆，被殺的和為了不被殺的，逃跑的，都是拼死的面相。掙跳的、奔跑的、磕頭的、躲藏的，殺人的和被殺的都宛若夢中，是瘋子還是鬼？……把抱著孩子逃的母親像芋頭一般刺透，把小孩扔在地上踏爛，把被馬蹄踩破頭的少年和火燒般號泣的人用槍托砸死，把抱著腿先生先生地哀求的孩子踢翻再拖著扔進濁流——[5]

　　海蘭泡大屠殺

　　1900年的托爾斯泰正進入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若能像這名日本浪人一樣目擊黑龍江屠殺的細節，他若是目擊了俄羅斯移民刀上的淋漓鮮血——他會說什么呢？他會對自己的小說《哥薩克》怎么評論？在殖民主義已經勝利、體制已經牢不可破的二十世紀肇始的時點，他思索的主題是什么？

　　他似乎很少具體地涉及。或許他的筆在避開太具體的細末？但我想，托爾斯泰已經被逼到了最后的限界。思想，在等待最后的清算。

　　那時堪稱瑰麗的俄羅斯文化已然矗立。

　　壯美的城市不讓巴黎柏林，魅人的繪畫至今人人稱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為標識的文學處于世界頂峰。面對如此文明，批判噤口了。“殖民主義帶來進步”的定理，愈是在奴隸的嘴上愈是倒背如流。直到今天，代代殖民主義的受益者們換上晚禮服，去觀賞天籟一般的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鵝湖》——沒有誰留意鞋底踩著濃稠的血。

　　前進（вперёд）、祖國（родина）、勝利（победа），這些俄語課的第一批單詞，如今我聽出了蠱惑的語感。還有，包括宗教。以神圣的名義殺人，如托爾斯泰所說，“它們令人毛骨悚然”[6]。

　　居然，譴責者是另一個帝國的馬前卒，是下一代殖民主義的拓荒者。拋棄了俸祿遠投黑龍江的日本浪人，像是要對超級大國俄羅斯宣布“末日預言”。他獨自一人，在黑龍江邊大聲喊道：

　　有良心的人怎能做出這樣的事呢？人已經變成沒有良心的野獸了么？

　　當槍托把孩子的臉砸爛時，自己的良心也一塊被砸爛了嗎？[7]

　　（9）

　　低賤者在歧視與壓迫中，受難者在三百年之久的磨蝕忍耐中，若是只得到了痛苦，豈不是一種最大的悲劇？

　　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幾乎就在喀山陷落的同時，強迫改宗東正教的運動被猛烈推行。“受洗禮者”一詞詫轉念為“克倆申”（кряшен），而且克倆申還分為 “老克倆申”和“新克倆申”。有趣的是“老”（старый）對應的塔塔爾語是表述“未開野蠻”的kara（黑），而“新”（ново-）對應的譯語恰恰是游牧民描述“文明成熟”的“白”（ak）——這是一個轉述錯誤[8]還是一個惡作劇？

　　但不論新老黑白，受洗者中有大量“隱藏穆斯林”，他們的心從來沒有變。就像在觀音像背后刻十字的日本“隱藏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一樣。

　　“克倆申”還嚴絲合縫地對應著西班牙的“摩里斯科”（morisco，被迫改宗天主教的摩爾人）。至于佛朗哥時代的法西斯口號“一個西班牙”（España uno）對應著哪個詞呢？不是別的，正是托爾斯泰反思的“祖國”！

　　農民不會拒絕利益，既然國家在高調煽動。

　　于是，驅趕著敗退者和逃亡者，入殖的大潮洶涌向東。農民入殖者涌入昨天的牧場，空出的黑土地令他們驚喜。他們填塞了主人的家園，并把這一段歷史涂抹掉。對“韃靼之軛”報復的三百年，同時是俄羅斯農民——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殖民者——向東侵占了塔塔爾斯坦迆東、直至亞洲極東的三百年。

　　不再贅述：這個時期也是俄羅斯多數派（большевик）智識階級，包括他們的文學，以及地理學、東方語言學羽翼養成的三百年。

　　壓迫細致入微，一篇難承其重。關于塔塔爾人在俄羅斯的受難——不能抄書太多，我只勾勒幾筆：

　　1589年敘階的喀山大主教宣布禁止新建及修復清真寺。1628年敕令打擊了塔塔爾農業，1654年明文禁止塔塔爾人在死后由子女繼承遺產、而必須把遺產交給基督徒“遠親”，俄羅斯人改宗為穆斯林（即已經形式上改宗但又恢復原來信仰的克倆申）將處以火刑。1713年敕令要求喀山等地的穆斯林地主在六個月內或者改宗或者剝奪其土地。手段不勝枚舉：隔離受洗兒童與父母、在修道院幽閉改宗者、五倍課稅、長期兵役、獎勵密告……[9]

　　他們日夜呼喚真主，但正義并不在眼前顯現。

　　古代的韃靼人漸漸消失了。

　　他們被大量地同化，融入了俄羅斯人之中——所以你能從大量俄語姓名里剔別出突厥語（多是阿拉伯-波斯語借詞）的詞根。

　　維持了自己民族認同的塔塔爾人多次挺身反抗，但是當殖民主義如日中天，弱者最終只剩下絕望的時候，他們開始向東逃亡——更加劇了伊斯蘭日益從城市宗教向鄉村宗教的漸變。

　　而且，歐亞內大陸歷史上出現了一個醒目的現象出現了：少數民族的東逃。它的最后一波，可能是1918年以后塔塔爾、猶太人、尤其哈薩克的東遷。它是哈爾濱文化的背景，也是祁連山歷史的一頁。

　　既然1918年人在逃命，它就是蘇聯本質的注釋。既然政權變了而對他者的壓迫不變，那么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沒有變。

　　不道德的同化，宛似拿著課本的強奸。它將生下以文化的批判為母親復仇的兒子。所有殖民主義者都是頑固的同化主義者。但是，抹滅民族語和強迫語言同化的唯一而且再無第二的好處：就是讓被壓迫者獲得雙重的水平，使用壓迫者的文字揭露同化罪。

　　于是在漫長的同化時期末尾，一代代啟蒙思想家在塔塔爾人中出現了，操著嫻熟的俄語。

　　在托爾斯泰一步跨過局限，讓《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爾》成為俄羅斯的啟蒙新起點時，宛如喀山岸邊的伏爾加河漲水，塔塔爾的啟蒙正掀起著強勁的浪頭。

　　必須提及：啟蒙運動的發生仰仗了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圓熟統治。1764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剛即位，便取締了針對穆斯林專職壓迫的機構。她傾倒于喀山的魅力，喜歡穆斯林情調，也是她最早明白：想賺游牧人的錢，要靠塔塔爾商人。由于想讓塔塔爾商人成為帝國與哈薩克草原的貿易中介，1767年在喀山她下令恢復清真寺。到了1773年她不僅宣布了帝國境內穆斯林的信仰自由，還廢除了對塔塔爾傳統行商的限制。

　　到了1788年，新設的“全俄穆斯林宗務協議會”任命了穆夫提（教法解釋長老）和卡迪（法官），穆斯林獲得了相當多的權利。1799年女皇的決定驚動朝野：東正教對穆斯林的強迫改宗行為被嚴令禁止[10]。連穆斯林也震驚的是：穆斯林聚集地模仿東方正教設置了教區，到帝俄時代末期共有5771個稱作“馬哈拉”的教區存在！[11]

　　最遲被吞并（1783）的克里米亞汗國，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失去了國土卻維持了一定權益——它是“阿速”，蒙古大潮的西線，也是今天俄烏喋血撕搶的克里米亞的末代主人。它的最終破滅，要等到斯大林的民族驅逐。

　　伊凡雷帝攻占喀山

　　啟蒙的大幕揭開了。

　　三百年塔塔爾的故事太過繁縟細密，就像對他們的受難只能一瞥，對塔塔爾的啟蒙史也只能粗略掠過。

　　一代代先驅繼往開來。馬爾加尼被稱為“塔塔爾歷史學之父”，他歷歷細考俄羅斯大公們曾對蒙古的恭順，考證韃靼和喀山塔塔爾時代的貢獻，解釋伏爾加保加爾-金帳汗韃靼-喀山塔塔爾——這一連鎖認同的意義。早年在布哈拉留學時對傳統經學院的失望，使他決心掃帚一揮，討伐跋扈的教法學謬論。

　　塔塔爾人的思想解放，深有三味。

　　因為對中世紀的穆斯林來說，除了伊斯蘭沒有別的資源。而塔塔爾的毛拉，從來都保守甚至是虛偽的。還遠不是幻想民族主義或解放的時候，要務是突破教士階層的原教旨主義控制。而塔塔爾商人——在北亞穆斯林世界中它的文化水平最高，這個集團一定要分娩深刻的思想和人物。

　　在宗教學者馬爾加尼的思想中，理性與獨立思考乃是“筆直的正路”。馬爾加尼的歷史思想中閃爍著對韃靼-蒙古帝國征服的反思。馬爾加尼的學術特征里包括對俄羅斯文化的謙虛，也包括摒棄復國主義。面對壓迫的環境，他主張學習俄語的重要性，甚至說俄羅斯社會與塔塔爾社會之間存在著某種難以言喻的“共通”，它們有著“能夠互相交換的長處”。他指出“通過對俄羅斯語言的攝取，塔塔爾人和俄羅斯人或許能達到不帶偏見的互相理解”[12]。這雖然可以被劃為審時度勢的話語，但必須說：在對語言同化抗擊的斗爭中還能擯除狹隘——這實在難能一見。

　　再如，遠離著伏爾加河及喀山，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是克里米亞塔塔爾人。他是馬爾加尼之后又一代啟蒙代表，向原教旨主義的宣戰更堅決。在克里米亞舊都巴赫奇薩萊，他編輯的報紙《翻譯者》從1883年開始，一直出版了二十五年。

　　環顧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尤其對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回民——他們缺乏文化的基礎，也沒有留意“塔塔爾方式”的敏感。在俄帝國治下塔塔爾走過的道路，內涵遠未得到開掘。

　　在篾切齊-馬爾伽尼門口

　　新冠瘟疫襲來的四個月之前——2019年9月，我在喀山的卡班湖邊散步。

　　一個身材高挑的喀山美人，頭戴著雪白的蓋頭，手捧一束鮮花，站在篾切齊·馬爾扎尼的門口。

　　篾切齊（мечеч）是阿語mesjid（清真寺）的俄語音譯。它靜靜地敞開著門，似乎在對客人說：漫長的受難結束了，來吧，讓我們享受今天的民主。

　　這一線民主很像春天田野里的一派綠色。它新鮮誘人，但嬌嫩柔弱，在我這樣的中國來客看來，它實在太像一個虛幻的夢。

　　但漫長的噩夢確實過去了，哪怕還會有新的壞事會降臨——包括從市區驅逐、奪走信仰、禁止文字、流放與絞刑，都已成過去。

　　讓人心疼的安寧，正徐徐在喀山的天空降下，被賜予塔塔爾。

　　旅游客見到傳奇的韃靼美人，都湊過去請求與她合影。她明亮地笑著，露出雪白的牙齒，依著以馬爾扎尼命名的大寺。

　　喀山所有的清真寺都一模一樣，綠頂白墻，顯然都是被毀掉后又重修的。馬爾扎尼寺的特殊，不是由于它幾經毀壞，而是因為它是被帝國蹂躪良久之后恩開一面，被特許用石頭蓋的第一座寺。

　　馬爾扎尼雕像蹲踞在卡班湖邊，它是韃靼古城與滄桑的標志。若沒有它，今天在喀山你根本不能想象，這迷人街區曾經是被驅逐的穆斯林賤民們麇集的棚戶。沿著卡班湖散步時，對面的克里姆林和蘇尤姆別凱塔一連剪影，在湖水山岡的上方像背光的謎底。

　　馬爾扎尼，這樣的伊斯蘭宗教人物溢出了西海固、葉爾羌、馬六甲，對我是一種陌生的體驗。從那天散步時聽聞了他的梗概，我便一直在思索他：自我認同的尊嚴、痛斥教條主義、與俄羅斯共存——在血光迷離的今天，每一條都變得恍然遙遠，寶貴得難以置信。

　　他們懷念蘇尤姆別凱女王，但并不鼓動為她復仇。他們從不畏懼犧牲，但敢于放棄冤冤相報。他們對“民主”不奢求太多，只須信教自由和允許傳統。他們是穆斯林，即便自衛中也禁止過份。他們是游牧民，比起國界更在意親人故鄉。他們的思想被一部苦難史隨時糾正著，從自己卷入的帝國遭遇中他們深知：吹噓昔日榮光是危險的，壓迫他者就是自尋滅亡。

　　歷史沉重地翻過了一頁。

　　至二十世紀前夜，1897年喀山縣會讀寫的塔塔爾人已經超過了俄羅斯人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這難道不是不可思議嗎？被驅逐到外布拉克渠貧民區的塔塔爾人，在文化上已經能與俄羅斯人并肩對話。1906年第一場塔塔爾語話劇在喀山上演，而塔塔爾語報紙早已問世一年。

　　到了1916年，“新方式”學校在全俄已達5000所。隨著教育改變，一切都跟著變。文學、戲劇、風俗、婦女，報刊、印刷，喀山在躋身俄羅斯名城的同時，也不露聲色地變成了歐亞內大陸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它的故事在遠近傳誦，漸漸與伊斯坦布爾、開羅、貝魯特并肩，四城媲美。

　　噢——就在這一背景下，我讀過漢譯本校樣的《東方五史》手稿，從塔城裝上了駝隊的貨架，穿越沙漠，遠赴喀山印刷。

　　（10）

　　鋒刃的另一側，是地理上的西歐。越過北大西洋加上美國，那一邊是“西方”。

　　它凝望著俄羅斯：一群騎光背馬吞毛啜血的野蠻人，他們那茍合的“兀魯思”（國）居然一氣膨脹成了巨無霸，這令人不安。

　　從西歐投來敵意的凝視，它一連在幾個世紀里一眼不眨。

　　它的瞳孔里燒灼著苦痛的歷史，仿佛它正目擊著呼嘯而至的蒙古騎兵掃蕩著“孛烈兒”，成串地拉走了條頓的奴隸。那瞳孔里更奔流著一條永恒的界河，好像那條亦得勒-伏爾加大河向西移動了，如今它沿著黑海——再一次“把世界分成兩半”。

　　就在這目不轉睛的凝視之下，百無顧忌的俄羅斯卻雄心勃勃。它絲毫不懷疑，唯自己才是正教的捍衛者，新一代的羅馬帝國。沿著彼得堡向南，它要與天主教的西方一決雌雄——何止東擴韃靼地，何止南進高加索，這兒才是第一戰場，前進！目標是多瑙河與地中海。

　　從寒冷的灣岸向溫暖的黑海，一路的地名令人談虎色變。阿速（黑海迆北），孛烈兒（波蘭），馬扎兒（匈牙利），邊境看似平靜，其實殺氣潛藏。

　　這塊犬牙交錯的窄長土地，不像塔塔爾斯坦那種“無邊的原野和森林”。它是一條豎立的刀刃：從波羅的海沿著灣岸，向南一字排著芬蘭、立陶宛、波蘭、烏克蘭，個個都是俄羅斯的怨敵。

　　到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時代，刀刃上的敵人更增添了一群。“民族恨”，在受壓迫的歷史、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尤其全無自由的人的漫長受辱中——成了難解的死結。自由的渴望，在無辜的受辱中像心頭的疤，與悲愿的民族主義孿生共存。

　　此外，一種羅馬天主教對拜占庭正教的正統優越心理、以及西歐文明對東方野蠻的厭惡和蔑視，也在不斷地蔓延。

　　帝國不僅給敗者帶來了厄運。

　　俄羅斯的大國崛起，是伴隨著對欽察塔塔爾、西伯利亞、哈薩克與烏茲別克、東蒙古的征服實現的，但想不到卻被西方扣上了一頂“塔塔爾-塔塔羅”（Tartaro，地獄來者）的帽子。

　　西方心理深層的意識是：“撕開一張俄羅斯人的臉，就會露出一個塔塔爾人! ”西歐人固執地說：不，不光是基因，俄羅斯活脫就是野蠻人，它即是蒙古之軛的復制品——要記住：波蘭以東，就是“亞細亞的野蠻”[13]！

　　這種話語，表裏復雜。

　　確實，光是拔都汗，就攻打過波蘭七次。如前引佐口透書，1241年拔都汗在里格尼茨大敗波蘭與條頓聯軍的戰役，是東歐史的大事件。傳奇老將速不臺的在匈牙利只是稍露崢嶸顯示了一下他的統帥才能，若不是湊巧因窩闊臺大汗驟死而匆匆撤圍，波蘭的覆滅無可避免。[14]

　　但是西方的“韃靼戒備”，更像一種天主教士的布道故事。它沒有更多表述自己的意識形態：在西方思想的奧深處，還存藏著對“哈扎爾-卡薩”猶太人的知情、憎惡、警惕、以及遲早一戰的情結。

　　一個被我們覺得匪夷所思、其實早在北亞草原橫行的突厥系王國——哈扎爾國，進入了眼界。有誰能知道：這是一個視角，日后它或許還將成為解開世界死結的紐絆。

　　哈扎爾-卡薩爾，這一名稱很像哈薩克與哥薩克，歸根結蒂是突厥語的gaz，流浪、自由。在嚴謹的猶太研究著作與“陰謀論”之間被議論傳聞的《第十三支族：哈扎爾帝國及其遺產》[15]一書，指出這個詞匯是對游牧、騎兵的描述，特別說德語的Ketzer，有“異教徒”即“猶太”之含義。

　　在新興的阿拉伯哈里發國崛起，并給予波斯的薩珊王朝以最后一擊之后，原來殘存散落于亦得勒（伏爾加）左右的西突厥諸族中較大的保加爾、哈扎爾、馬扎兒諸國里，漸漸地哈扎爾稱霸了。

　　一時間，世界北方曾出現過——拜占庭、哈扎爾、阿拉伯的鼎立。

　　哈扎爾與號稱無敵的阿拉伯雙方，都想越過隔離它們的高加索山脈——熟悉它們的元朝所謂的“太和嶺”。在“眾門之門”的高加索隘口打耳班，雙方攻防幾度。前述伊本·法圖蘭前赴保加爾的取道就不惜繞過浩茫里海，為顧忌猶太的哈扎爾，而放棄了打耳班近路。他們辛苦地繞行阿姆河口，“河水將解凍三個月，眺望著它的景色，宛似看見地獄之門打開著”[16]。

　　至于哈扎爾人的皈依猶太教，阿拉伯史料與希伯來史料都有記載。

　　簡言之，逃避拜占庭帝國的迫害流入黑海以東的猶太人，是哈扎爾王國猶太化的主要動力。號稱“阿拉伯的希羅多德”馬蘇迪（Al-Masudi）在十世紀地理名著《金礦與寶石的草地》里，對亦得勒的居民構成記述道：

　　這個城市里有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以及異教者。猶太徒包括王、隨從和同族的哈扎爾人，他們的王早在哈倫·阿爾·拉施德哈里發的時代就已經成了猶太教徒，從伊斯蘭各地以及希臘人的國家（拜占庭）來的猶太人也集中在這里。實際上，現在也即希吉拉三三二（943-4）年希臘人的王強迫王國里的猶太人改信基督教……這么一來，很多猶太人就從希臘人的國逃到了哈扎爾。[17]

　　他所說的“希臘人的國”即拜占庭-東羅馬帝國。這是十世紀中葉的一次異類驅逐事件。希伯來史料呼應了馬蘇迪的記錄，使用的表述是“下一任國王的迫害不是滅國，而是慈悲的逐出國外”。

　　這場迫害能夠確認。因為它甚至引起了歐洲西端科爾多瓦哈里發國的注意，詳細記在著名的《哈扎爾書簡》里。[18]

　　總之，里海之濱的哈扎爾國猶太化了，它將給世界帶來復雜至極的影響。

　　以中國式的蒙古-韃靼常識，很難想象這里說的是西突厥的一支。但是，若對哈扎爾王的稱號是“可汗”心懷疑惑，那么聽說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努斯和哈扎爾王女結婚后呼喚她的愛稱“其其格”（常見至極的蒙古語名字“花兒”），我們該目瞪口呆么？[19]

　　這個黑海與里海間的霸權雖然一度強大，但還是被新稱霸的羅斯人打垮了，它在里海之濱的要塞亦得勒被毀，漸漸地聲名黯淡。

　　蒙古-韃靼給了它致死的一擊。拔都汗的蒙古怒濤席卷而來，哈扎爾最后亡國了。

　　所謂的“離散”開始，倉惶的猶太人成群西逃。

　　他們經過熟識已久的烏克蘭，一路滲透留居，主要進入了波蘭。

　　而此時的西歐，以羅馬天主教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也已成熟，他們對繼承著拜占庭（東羅馬）宗教與傳統的俄羅斯、以及從牧畜蠻族里變身而來的東來猶太人，充滿了排斥、厭惡、歧視和仇恨——

　　于是，世界的主題之一形成了。

　　這一主題，這種思想，就是后日歐洲人“排猶意識形態”的根源。但它只是根源之一，不是全部。尤其經過了希特勒時代以后，這個問題成了“世界的最大禁忌”。因為禁忌的威脅，以及不歇的宣傳，中國知識分子對它的認識過程尚遠未起步。

　　歐洲人的猶太認識，復雜得多也深沉得多。涉及它，必須從一開頭就分寸準確。但我們不僅缺乏基礎，而且對史實難窺全豹。

　　俯拾零星記錄：

　　哈扎爾人向西，向匈牙利、立陶宛、波蘭的遷徙移動，是一場綿延“五、六百年血與汗的大事業”，有趣的是“匈牙利猶太人和波蘭猶太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有著太過相似的特權地位”：即職業都是“造幣局長官、專賣鹽業管理人、收稅吏、貸款業（銀行家）”。[20]

　　而宗教歧視本來就根深蒂固，于是對猶太人的限制加劇了。1496年波蘭議會在封建領主與教會雙方的壓力下，決議“禁止猶太人獲取農地”。[21]這一結果是：移民從農村轉向都市，哈扎爾徹底洗去了突厥痕跡，變為了城里人。

　　歷史繼續翻頁。

　　到了十九世紀德意志帝國興起，西歐的意識形態正式奠基。對亞細亞的認識偏見，浸染了各式的知識階層：從文學界的暢銷小說《借方與貸方》[22]，到最左翼的馬克思、恩格斯的俄國觀。

　　順便說：或許由于暗中運行的、資本宣傳的禁忌與控制——中國雖然自近代以來幾番鼓漾起翻譯大潮，但一直不得見《借方與貸方》的中譯本問世。

　　也許，恰是此刻在“新俄羅斯-頓涅斯克”的巨炮對轟，換句話說：是在“阿速”與“孛烈兒”原野上的死拼——才是剔除政治表層、打開“西方”與俄羅斯之間數百年敵視的鑰匙。

　　這種“敵視”，至少它是“蔑視與誤解”，甚至能使恩格斯在其《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中這樣寫道：

　　正是對俄羅斯的憎惡，才是德國人中間出現的最初革命熱情。[23]

　　自由主義的白，馬克思主義的紅——如此內裏三重的“西方”，雖然被中國各派啟蒙知識分子亦步亦趨地模仿，但它的內中包藏，其深莫測。

　　由于他們與俄羅斯共有的殖民主義歷史與意識形態，人們常常忽視了他們對“波蘭以東”的斯拉夫民族、以及“更野蠻的”亞洲懷著怎樣的種族意識。若不是因為他們白紙黑字地寫了，我們顯然不相信他們居然認定：俄羅斯的血液里流著韃靼-蒙古的基因。

　　一個短語的概括最深刻：“蒙古人與黑人”[24]。這一提法，這種話語，雖然對北亞草原的牧人和我聽來，它簡直匪夷所思，但它卻是一種西歐上流對東方的種族主義情結。

　　于是，就在近代世界漸漸成形的時點上，西歐的種族主義者把他們厭惡與仇恨的焦點，稱為“猶太蒙古人”。反猶主義者蓋沃爾克·弗里茨在1915年寫道：

　　在東歐猶太人中成為問題的，是數百萬之多、窮窘、不僅肉體道德都乖僻而且人種也屬劣質的人，即猶太系蒙古人。[25]

　　他指的“猶太系蒙古人”，就是阿什肯納茲-哈扎爾猶太人。

　　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不是在別處，正是在今天戰火熊熊的烏克蘭敖德薩一帶，發生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大批東歐猶太人逃亡涌進德國境內，造成了德國的憎惡猶太人風潮加劇。

　　如今這個情結愈來愈清晰了，當然只是在一個側面清晰：在西歐知識人與貴族階級的心底，有一個深深的、烙印般的戒備符號。他們一直在心理上對抗著這個追逐他們的敵人。

　　遠從前13世紀，遲到哈扎爾猶太人定居波蘭，危險的“東方蠻族”就成了西歐心底對匈奴、哈扎爾、欽察、韃靼、蒙古、俄國的一個頑固認識：

　　自匈奴的阿提拉以來，嗜殺的成吉思汗、從哈扎爾變身的猶太人、野蠻的蘇聯俄羅斯——它們是文明的永遠敵人。

　　但是，以上只是簡化了的一半話語。

　　拔都汗掃蕩的哈扎爾國消失了。但在它故地的北西，卻出現了“離散”以來未曾有過的“高密度的猶太人的出現”[26]。在西歐的羅馬天主教的眼中，他們與淵源不同的、其進入歐洲的時間能遠溯羅馬時代的另一些猶太人相比，是更另類低等的一類。

　　與他們源頭不同的一批猶太人，早在10世紀末的法蘭西與萊茵蘭就已經扎下了根，并發育得羽毛豐滿。《第十三支族》的一筆概述，可謂一針見血：

　　他們在英國被厚遇為王室的高利貸借債人身份，其主要的工作是為政治經濟的投機事業……提供資金。[27]

　　說它一針見血，是因為讀著這一分析，便不能不聯想到一度幾乎攪亂了元朝的“斡脫”（ortaq）[28]。

　　“斡脫”問題在元史中異常醒目，它曾在元朝引起很大的社會騷動。那也是個難纏的蒙古史宿題，也許這條注釋倒是一個橫向的啟發。那也是由于一種與最高權力攀附孿生的“人”，他們以一種“特權地位”對各階層實行了傷害，因此必然地身處沖突的焦點。

　　愈是對照元朝，愈是覺得《第十三支族》的揭露酣暢淋漓：

　　這些高利貸者靠著暴利砌筑了莫大的財富，然后再為王室的利益把錢財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吐出。他們完全處于王室的庇護之下，相當長久地繼續著富裕的生活。誰都沒有留意：豪宅美衣及強大話語權的背后，隱藏著他們所身處的危險。且在不覺之間，遍及各階層的負債者們的憤怒，在一點點地蓄積著……[29]

　　歐洲的歷史敘述在此后漸漸曖昧，仿佛存在一個斷層般的缺環。

　　——因為它是史上最大的禁忌。

　　只剩下我們，被四方的地平線束縛了視野的游牧民，心理上還想不通：他們不是亞洲內陸的一支“白韃靼”嗎么？在中國唐代文獻里被寫作“可薩突厥”的，與阿拉伯、拜占庭圍繞著高加索的“門中之門”打耳班隘口爭奪里海草原的哈扎爾，怎么一場韃靼暴風之后就連骨頭都改變了？

　　我們顯然低估了伏爾加河流域亦牧亦商的經濟構成。尤其我們牧人的腦袋，小覷了商業本身孽生的“高利貸”是什么東西。我們從來就對“資產階級”一腦子漿糊。由于淺薄的灌輸，到老了還把糊涂當常識，反資反帝一輩子，卻對資產階級的生成變遷，一字不識，陌生無知！

　　血統和緣起，愈來愈宛似迷宮。但無疑人群在經濟處境中被改造。一些哈扎爾緣起的人，就是先經營高利貸、后操縱銀行的金融資產階級。

　　不僅停留于金融的侵占。

　　他們——與巴勒斯坦毫無瓜葛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還發動了在巴勒斯坦的殖民主義征服，制造了一個以色列猶太國。于是當代世界被植入了一個毒癌，至今天癌已幾番發作。就是它，導致了不盡的流血，導致了不熄的戰爭，導致了911事件以及藉它出現的“反恐”歷史時代。

　　它是蒙古史關聯的最遠、也最大的話題。以日本思想家板垣雄三的一句話結束它吧：

　　催生了以色列的，正是效率化地驅逐猶太人的帝政俄國以及繼承了它的納粹主義。還有英法——它們企圖遮蔽歐洲基督教（它與中東基督教不同）的反猶思想，一邊叫嚷“補償”納粹的犯罪，一邊向中東釘進控制的楔子。[30]

　　話題雖然延伸得太大，但它環環相扣，考驗著人的智力。確實它難以捕捉，但惟有它，是打開世界之謎的鑰匙。

　　好像完全逸脫了蒙古史？

　　不。正是在抵達此處之后，求學蒙古史的初衷才得到了回應。

　　（11）

　　一部韃靼-蒙古史，如一幅長卷畫面終于到了它的末尾。

　　在追究之末，舊有的印象淡漠了：天之驕子，橫掃歐亞，都一陣風消逝遠去。昔日輝煌的追求者，大概只感到了失落。

　　蒙古史的考據與通論多得像連綿的山，讀久了漸漸會覺得隔閡。在漫長的過程之后我終于明白了：自從離開了烏珠穆沁草原，我想向這個領域求索的，不是考據，不是通論，只是一種超越了民族主義的——“游牧的美”。

　　我想用五指刨開草皮，我想找到像我家額吉的那種……寬容、忍耐、善良、平等對待每一條生命的天性。

　　我也想找到，能夠超越烏珠穆沁善良的、身在潮流前頭的蒙古-韃靼氣質。我想發現它的人物。那種人和他們的思想，能串聯我一生經歷的游牧與信仰，牧人及穆民。

　　無疑，無論俄羅斯還是烏克蘭，早把他們腳下土地上的那個克里米亞塔塔爾人——伊斯瑪依勒·貝·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排斥于九霄云外。不僅忘光，更擠出了今日的血腥殘殺、擠出了半島和黑海。

　　但伽斯普林斯基在克里米亞播種的不是戰爭，而是文明的《翻譯者》。它早晚會成為克里米亞的重要文物，在良知恢復后閃爍光彩。

　　俄烏戰火燃起前不久，我曾徜徉在巴赫奇薩萊。一條條辨認著路名，把拉桿箱拖過山道，找到了“布爾什維克路11號”，一個克里米亞塔塔爾姑娘經營的旅館。

　　巴赫奇薩萊，布爾什維克街11號

　　踩著那條半山上的沙石小路，我幾趟尋覓，但直覺找不到當年的印刷所了。因為我很了解什么是“迫害者”（kafir，卡費爾），他們把一切都兇惡地毀掉，再無恥地涂得光光。

　　而當年伽斯普林斯基掀起的“新方式”教育，使俄羅斯穆斯林躍出了麥德萊斯（經文學校），并宣示了與教條分子的涇渭兩界。它是真正的文化提升，而并非陳舊的“復興”。不僅有思想而且隨之行動，麥德萊斯在啟蒙的風暴中成批地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新方式學校”，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識人——直至今天，中國的穆斯林也沒有抵達這一步。

　　能看到一幅寶貴的諷刺畫，1908年第42期《毛拉納斯拉丁》（即阿凡提）：伽斯普林斯基手里拿著的報紙上寫著“翻譯者”，對面一黑一白兩個長袍教士是“格迪米斯特”（古典派、老規矩主義者），一個掄著大棒，一個舉著鞋子，他們跳著罵著：“卡費爾”（異教徒）！“新方式是對教法的背叛”！

　　《毛拉納速剌丁》1908年第42期的諷刺畫：被“老規矩主義者”毛拉攻擊的伽斯普林斯基

　　也許爭論的雙方都沒意識到：十九世紀末的“新方式”開辟了塔塔爾各族的未來。人們曾憂心忡忡的，鎮壓與同化苛政之下的“文化經濟雙絕滅”，居然因教育的一線牽動，導致了民族的升華。

　　蘇爾坦·加利耶夫

　　獻身這片熱土的著名人物很多。

　　可以列出的多是塔塔爾人，也有其他不同的“白韃靼”。他們中很多人最終埋骨異國，也有的決計留下，默默在自己家鄉迎送生死。

　　比如末代全俄穆斯林宗務會穆夫提（法官），在遙遠日本博得大名差點被日本軍國扶為設計中的“穆斯林王”的阿布杜拉希德·易卜拉欣；有巴什基爾民族解放領袖，獨立運動被鎮壓后改投學問的突厥學大師圖坎（揭秘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第十三支族》后來突然死去的作者所引用《伊本·法圖蘭行記》時，就使用了他的譯本）；還有親赴革命中的俄國，竭力于聯合布爾什維克抗擊英法的事業未果、轉身加入了中亞“帕斯馬奇”游擊隊戰死在帕米爾的、原奧斯曼帝國海軍大臣恩維爾·帕夏……

　　俱往矣。

　　在塔塔爾斯坦歷數它的人物，像是注視一幕幕悲劇的皮影戲。

　　但他們都有一種神秘的魅力。他們都曾竭盡全力地去突破狹隘的束縛。他們都渴望掙扎出內陸草原，朝著自己意識到的“人類”或“國際”攀爬。

　　當然他們都失敗了。或者說他們一定會失敗，因為歷史正處在蒙昧階段。但是作為人，他們以生命的鮮烈異色點亮了黯晦的歷史，把遍地的猥瑣照射得無地自容。

　　他們可能被封存良久，但寶藏都是深埋的。它否決了滾滾泛濫的污濁文字，等待著地球襁褓中未來分娩的青年。

　　我想不合時宜地，舉一個紅色的例子。

　　就在托爾斯泰因一夜闌入乞丐收容站，突然目睹了底層的極度貧窮而導致思想激烈轉折的1881年前后，一個重要的人物誕生在塔塔爾斯坦——他就是穆斯林共產主義者蘇爾坦·加利耶夫（Mirsäet Soltan-galiev）。

　　讀者感到陌生，人們全不知道：蘇爾坦·加利耶夫處于列寧時代政權體系中穆斯林的最高點[31]。他的志向，是發掘伊斯蘭內藏的社會主義底蘊，企圖讓它與共產主義的“革命”相熔合。

　　沒有篇幅了。也許只挑這一節能簡潔地介紹這個人物？請留意他對殖民主義批判的視野和措辭：他早就和“成吉思汗的蒙古諸汗”一劃兩界。

　　克里斯托·哥倫布！這個名字被歐洲的帝國主義者由衷喜愛贊嘆不休。但正是他為歐洲的掠奪者“開拓”了通往美洲的路。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在對“土著”美洲的搶奪、破壞和荒廢中各逞一能。它們在“土著”美洲的犧牲之上建起了自己資本主義的城市和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文化。在歐洲人“發現”的美洲、在它們那些蹂躪者作出的殘虐行為面前，連帖木兒或成吉思汗等蒙古諸汗對歐洲的侵入也黯然失色！……“愛和平”的現代美國人為了創造“進步與技術”的富裕“大都會”文化，有必要讓數千萬美洲原住民和黑色非洲人死滅，把出色的印加文明從地上斬草除根。芝加哥、紐約，以及“歐洲化”的其他美國都市的摩天樓雄姿，是在被不人道的種植園[32]折磨致死的“美洲印度人”和黑人的尸骸、以及被毀壞凈盡的“印加”城市的廢墟上建起的。[33]

　　他的思想是：塔塔爾摒棄汗國情結，不選擇復國主義。

　　它的超前意味也許將在未來振聾發聵。當帝國呼喇喇地大廈傾，當絕望的小民族有了機會的時候。

　　蘇爾坦·加利耶夫從塔塔爾和各少數民族的苦難中，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被壓迫民族，本身就具備無產階級性”的命題。

　　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分割已經完成的時點，他強調社會主義革命與殖民地解放的一致性。針對布爾什維克的階級斗爭宣傳，他把伊斯蘭定義為：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征服中“受壓迫的與抵抗的宗教”。

　　他批判的鋒刃，筆直地對著西歐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內在的“東方主義”，指出西歐諸國工人階級事實上也是帝國主義掠奪的殖民地財富的一種間接享有者，因為他們從殖民利益中分了一抔羹；馬克思主義是西歐文明中產生的，它的東方認識中隱現的西方優越思想，揮之不去。

　　——巧的是，對這一點托爾斯泰也懷著同感。他說，“我認真地讀完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簡直可以通過《資本論》的考試，”他接下來對馬克思的批評尖銳得似乎離譜，但也許又是道理被他一句說破：“使我驚訝的是，他把十分普通的東西講得相當復雜，相當深奧，讓人讀了很不舒服。”[34]

　　百年之后，這些觀點正被人逐一地重視或認同。

　　蘇爾坦·加利耶夫當然不能與托爾斯泰相提并論。但是，或許他比起托爾斯泰，瘦弱的肩頭還扛著一個民族的重負。在暴力稱雄的革命中，他的思想使他每一刻都冒著被劃入異端的威脅。何況，從巴什基爾到哈薩克，幾乎所有穆斯林的民族主義者，都拒絕他的“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思想。

　　也許沒有誰讀過《我是誰》（Кто я）。有點像瞿秋白，蘇爾坦·加利耶夫用自傳文體，以俄語披瀝，記下了一些少數民族布爾什維克的心事[35]。

　　生下我的是環境，隸屬的環境，痛苦的壓迫和貧困綿亙幾世紀的環境。我是被壓抑民族的被壓抑人群的兒子，哦，盡管作為革命者我也是奴隸的革命者。我一直意識著這一點，總對自己不滿。我有思想，也有感情欲望，但意志卻不足。意志比起思想和感情顯得少。……

　　“我一生目標都向著自由，但一生都感覺自己是奴隸”（波斯詩）

　　這是一個定居的游牧民、一個喀山塔塔爾人的悲劇故事。

　　他的“環境”——“主要由患著‘伊斯蘭過敏癥’的俄羅斯人、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人組成的布爾什維克首腦層”，他們的意識與思想里，帶著“幾乎‘成了皮膚感覺的’對亞細亞的無知與偏見”[36]。

　　于是，和狹隘民族主義者們話不投機的他，既然在與布爾什維克聯手的過程中口口聲聲“穆斯林”，兇險的結局就命定難逃。

　　讀者已經猜到了：蘇爾坦·加利耶夫先是被投入著名的盧比揚卡監獄，再被斯大林不動聲色地抹殺。由于對他多角度的污名化，甚至今天在喀山，即便在他的母族同胞中，知音和理解者也不多。

　　最忠誠的兒子得不到同胞敬重，也許是世間的常象。但是思想和魅力，并不以俗世名譽的多少衡量。他們如埋在巖層里的寶石，靠自己的資質與時間長久地對抗。一旦發掘之日到來，表層鑿開，污名誤導紛紛破碎——他們將與真理一塊顯現。

　　那時他們會謙卑地微笑，告訴人一切都是順從自然。

　　喀山，我在離開它時覺得自己犯了錯：一切都還沒看懂，什么都還沒想透，就到了盡頭，到了離別的時分。

　　暮靄中，蘇尤姆別凱的尖塔如一幅剪影。

　　（12）

　　俄國在錫諾普的大勝，讓西歐列強猛醒了。

　　敘述要先回到那個名字: Tatar。西歐——至少波蘭和普魯士的貴族們不能忘記: 那個恐怖的拔都汗剛一露面就殺到了他們的家門口，他們名副其實，是“從地獄里來的”（ex tartaro，拉丁語）！

　　難忘塔塔爾的惡名，恰恰就是“地獄惡魔”（前文已述，tatar與拉丁詞tartaro諧音）！更難忘野蠻人居然戰無不勝，它硬是長驅直入到了匈牙利，還團滅了西歐聯軍。

　　所以當英法震驚地發現：“半野蠻人”的俄羅斯，居然真地打算占領君士坦丁堡挺近地中海，而且已經控制了歐洲的大動脈——多瑙河的出口，“國家核心利益”讓英法不再猶豫，他們斷然出兵，援助日薄西山的奧斯曼帝國。

　　只因這個原因，托爾斯泰才目擊了塞瓦斯托波爾的血戰。

　　而俄羅斯，它以種族主義的競賽當作回答。它狂妄地自詡：唯我才是西方的旗手，唯我才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和正牌的十字軍。

　　這一俄式意識形態，經過了蘇聯時代一直延續至今，延續到它對高加索少數民族的滅絕式鎮壓，與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中。

　　當年它的目標，一是南進并粉碎令西方五百年咬牙切齒的奧斯曼帝國；二是沿著韃靼蒙古的來路向東，征服一切亞洲游牧蠻族。

　　黑海艦隊的奇跡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唯有上帝才能使帆船穿越黑海，在傳奇的錫諾普、在天下聞名的奧斯曼海軍母港一鼓全殲它的艦隊！

　　俄土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最后的南進”一直是俄羅斯右翼的口號。

　　戰爭慘烈至極，但終戰無期。對奧斯曼的系列戰爭一直打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直打到沙皇和帝國自己滅亡了，還沒有完！

　　對俄羅斯的政治地理感到古怪和刺激的人可能不少，但我猜看破這種地理的第一人，也許是明治巨諜明石元二郎。他在遺稿《落花流水》中，開篇釋義第一句就是：

　　距今約千年前之今露西亞帝國歐洲封疆內，斯拉夫種族以貫“諾夫哥羅德”、“基輔”、“敖德薩”之狹少長帶，為其生息區域。[37]

　　大公時代的俄羅斯，東西只達到伏爾加流域，南北更不過是窄窄一條。與后日不僅窮極了地盡頭、而且抵達了海盡頭的膨大帝國相比，它的古代地盤，狹窄得不可思議。

　　北起波羅的海的灣岸三國、南至直到黑海的波蘭與烏克蘭，它們與俄羅斯吞并分割恩仇情怨，糾纏了數百年。如今它們一字甩手，如盾牌陣，結成了一道敵視的壁壘。

　　上一次怒斥俄羅斯的是波蘭，伴隨著電影《卡廷森林》的熱演。此一輪懷著血海深仇的是烏克蘭，大打出手的戰場正是“諾沃羅斯”（新俄羅斯）——昔日克里米亞汗國的牧場。

　　站在塞瓦斯托波爾，綿延的大陸通向圣彼得堡。納西莫夫海軍上將廣場上豎立著巨大的宣傳畫，一個在黑海之濱披著俄羅斯三色旗的美女伴著一句口號：“回到未來，我們和俄羅斯在一起！”（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 Мы с Россией）

　　“回到未來：我們和俄羅斯同在”

　　離開北京前看了一個烏克蘭電影《頓巴斯》。不消說那電影里的口號是相反的，而且針刺死穴一般，挨個諷刺了公決、民兵、正教、尤其諷刺了“新俄羅斯”這個詞兒——但我沒覺得它批判的是殖民主義。

　　確實，從韃靼人的馬鞍之間遠遠望去，高喊著祖國的兩家之間，正所謂春秋無義戰。

　　進入二十世紀，眷顧帝國的風向驟然變了。

　　在錫諾普博得大名的俄羅斯海軍，這回把奇跡讓給了別人：繞過地球遠去中國旅順的波羅的海艦隊，在不遠萬里的遠航之后，就在到達當天，在日本海上被全軍殲滅。

　　隨著日俄戰爭的慘敗，新帝國的噩夢開始了。

　　曾經的哈扎爾，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究竟何時與原在英法的猶太人合流，留待別人細考——此刻的他們不僅早已身價百倍，而且已然是操縱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的金融巨手。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后在烏克蘭發生的屠殺，使他們與沙皇及羅曼諾夫王朝結了仇。1905年前后爆發的日俄戰爭，究竟是日本為了確保朝鮮成為自己的殖民地而鋌而走險，還是這股國際金融勢力要操縱新興的日本軍國去毀掉俄羅斯——并不易細究。

　　在滾滾的巨額金錢流動下，所有的仇敵都站了起來，像注入了活力。

　　日本駐俄羅斯使館“武官付”、后來大致職務為駐斯德哥爾摩武官、但在整個歐洲各地展開諜報工作的明石元二郎大佐，據記載在日俄戰爭期間使用了73萬日元（此筆巨款在上世紀80年代折合20多億）活動經費[38]。但書中關于錢的來源語焉不詳。

　　從他煽動的各式各樣造反來看，他的成功過于巨大，超出了一般天才間諜的能力。但日本陸軍以歐式的騎士道尊嚴，不愿留下不潔的間諜戰痕跡。于是“一個人比得上十個師團”的明石元二郎業績被刪除干凈。他的世界頂級的行動與那個時期世界的最核心記錄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個筆記本。

　　筆記本被這位風流巨諜題為《落花流水》，被一代代日本軍人文人撫卷興嘆。這個本子里記滿了從芬蘭到波蘭一切反對黨的密碼，列寧的名字被以漢字記為“禮仁”[39]。用日文漢字“禮仁”轉寫列寧：レイニン/reinin”/ленин，讀音驚人地一致。

　　那是1917，真是呼喇喇地大廈傾，從芬蘭灣到黑海，沒有一個盟友，沒有一人同情，為俄羅斯帝國送葬的喊聲響徹云霄。

　　蒼天當死，黃天當立，歲在一七（1917），天下大吉。無數人都苦苦等待那一年。

　　喀瑯施坦德教堂里的圣像：被東正教封圣的尼古拉二世全家

　　當年還是皇太子時曾在日本遇刺的尼古拉二世，于十月革命中被送到俄羅斯帝國的殖民地烏拉爾，全家七口都被殘酷地槍決。如今他的家族受到同情，被封圣為“犧牲與拯救的圣徒”。但是，流水的悲歡故事只說明了一個道理：沒有不滅的帝國。

　　隨著結論太遲地浮現，蒙古史終于翻到了末尾。

　　俄羅斯并不是塔塔爾。但從拔都汗到查干汗，也確有內在的一根線——它就是“也客 兀魯思 /ike - ulus”（帝國），不祥的魔影。

　　記得某一次回草原，在日暮時分喬布格我家的努特格“nutuq、營盤”上，我和哥哥阿布蓋隨意地聊天。那一天，不知怎么講到了蘇聯和“沙皇”。

　　用蒙古語說出“查干汗”（沙皇）這個詞時覺得挺順口。但感覺古怪，像沙子粘著舌頭。

　　（13）

　　當喀山與克里米亞的塔塔爾知識分子掀起啟蒙的巨浪時，托爾斯泰也抵達了一個作家可能的輝煌頂點。是的，《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炫目巨著，也許并不能解決內心的矛盾。托爾斯泰在激烈的精神搏斗中，意識到了啟蒙的意義。

　　窮人的悲慘無助、司法的存在荒唐、暴力的永遠危險、宗教的侵略潛質、私有的萬惡原罪——這是托爾斯泰總結的人類社會幾大病灶。

　　應該再數一遍，一共五項：每一句都開人心竅，每一條都千真萬確，每一字都不失分寸，每一個都是今天更要思考的原則。

　　他針鋒相對地開始了長久的，對國家主義的討伐。他把國家暴力比作一根黑線，“珠子是人，黑線是國家”。他對著俄羅斯大聲疾呼：“擺脫對國家，對祖國的迷信，不再對任何暴力政權唯命是從”！

　　這種徹底的號召，提升了整個俄羅斯人的水平。因為“一旦人對國家和政權的態度發生這種變化，那就是舊世界的末期，新世界的開始。[40]”

　　托爾斯泰主義誕生了。

　　托爾斯泰

　　徹底自由的個人，可能達到罕見的高度。在日俄戰爭中愛國主義還曾被突然喚醒，“聽見亞瑟港（旅順）淪陷時他哭了”[41]——但是很快，托爾斯泰“對拒絕服兵役的情況極其感興趣”，他的飛躍是堅決的：他反對參軍當兵，“拒絕學殺人”。

　　他那顆偉大而敏感的心靈中一種思想矗立而起，即：“基督教與愛國主義之間的根本沖突”[42]。

　　他一步從頂峰跳下，沉入樸素。

　　他較真地為工農和兒童編寫啟蒙讀物，這就是被整個世界稱道、然而難能模仿的《識字課本》和《讀本》。我最吃驚的是：對于我，理解過去和警示未來特別重要的兩部——《高加索的俘虜》和《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居然都收錄在《讀本》里，供工農和兒童閱讀。

　　我聯想著塔塔爾人的故事。

　　這是兩種不同的啟蒙么？托爾斯泰與他們是在殊途同歸么？

　　比較雖然有趣，但結論很不容易。

　　二十世紀塔塔爾啟蒙者的譜系中，有一個早期共產主義者穆拉.努爾·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曾企圖溝通兩種啟蒙：他先在喀山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小組，后來在彼得堡上學時，發表的論文里出現了“東方被壓迫人民”的概念。他被學校處分的1910年，正值彼得堡民眾悼念托爾斯泰逝世、要求廢止死刑。受了托爾斯泰的感染后，瓦希托夫的視野已經不停滯于自己民族的解放，他的口號是“全人類的愛”。在1917年他甚至充滿信心地宣言：“未來的塔塔爾斯坦，將是亞細亞革命的跳板！”[43]

　　而托爾斯泰的營養獲取，大概不會經由精英渠道。

　　一個非常特殊的細節被托爾斯泰研究者李正榮留意了：

　　俄國人傳統的襁褓，很有東方色彩，總是用繃帶把嬰兒緊緊地裹在里面，據說是為了扳正嬰兒的骨骼。小托爾斯泰一生中第一個記憶就是被捆綁著的感覺。他想把胳膊伸出來，卻做不到……[44]

　　我讀到時驚愕得瞠目結舌！

　　這是我在烏珠穆沁看慣了的習俗，每個蒙古包里都支著一個木架。它讓人浮想聯翩：蒙古-俄羅斯的血液，居然達到了如此之深的交融……

　　托翁記憶中嬰兒被捆進的木架，烏珠穆沁蒙語叫做“烏里給”（ulogi），它曾給無數懷念母親的蒙古詩歌以靈感。

　　我二十歲就會唱的長調《乃林古和》（修長的青馬）里，用蒙古句法，“u”作頭韻的那一節是：

　　烏里雅斯（楊樹）的木頭喲，用上了

　　烏里給做了的，是阿爸……

　　托爾斯泰的潛意識，循著一聲襁褓的呼喚。這個細節也更讓我堅信：想讀通一部蒙古-韃靼興衰史、要揭露“查干汗”俄羅斯的罪與罰，托爾斯泰是開鎖的一把鑰匙。

　　當帝國疆土抵達了大陸盡頭，當自己也抵達了思考的盡頭并決意選擇樸素的啟蒙時，“韃靼”游牧民給了他靈感。就這樣托爾斯泰追上了在喀山與他擦肩錯過的知識，寫成了偉大樸素的作品：《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

　　他若是下筆，表達便高人一等。

　　這一篇，從思想到形式實在太過超前了。隱藏在兒童讀物里的道理那么明快、詼諧、好懂，以致我們都像孩子一樣，聽完了有趣故事就忙著跑去玩耍——而今天不得不花費力氣指出：這一篇，把歐亞內陸游牧民的價值觀，置于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另一極。

　　板垣雄三在批判日本幕府對蝦夷-愛依努的殖民主義征服時，對《舊約》中該隱殘殺胞弟亞伯的故事提出新解。板垣指出這個古老故事里藏著人類古老的基因——

　　該隱的農耕緣起中，天性追求土地占有，改造自然。唯因此，疆土擴張、私有制與國家、帝國霸道都隨之而生。而其兄弟亞伯的游牧傳統，卻習慣于與大自然的共存，尤其不在意土地的私有。板垣雄三的揭破一針見血：

　　“圣經中該隱殺死亞伯的兄弟相殺，是人類最初的殺人事件。殺人犯是農民這一點，暗示著農業的攻擊性。”[45]

　　這一論斷是看透殖民主義的聚光鏡。托爾斯泰雖然順著這一思路把俄羅斯農民也劃入“亞伯”之中[46]，但《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表明，他的晚期思想在向著游牧民的思維傾斜。他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注意：

　　古人用“Mиp Bам”[47]這句話來相互問候。那種在他們看來永遠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現在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豈止是消失，人們還努力借助科學來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爭。[48]

　　連句式都與塔塔爾穆斯林的問候語“平安（和平）給您”一模一樣：Mиp Bам就是和平給您。“古人以Mиp Bам問候”……古人是誰？這句俄語的語源是什么？不知道。我們只讀出托爾斯泰在強調問候語不僅使用“和平”而且它“永遠是最高幸福”。我想說，若具備這一句的雙語體驗，或許就能觸碰托翁的感悟。

　　阿拉伯文“賽倆目”：平安（和平）給您

　　與托翁并行的塔塔爾，他們渴望的是什么呢？

　　是民族的救亡。為了解放他們才思考宗教，不過不是托爾斯泰式的天馬行空。也是為了解放他們才思考帝國，由于包括蒙古帝國帶給他們的苦難。肩上一個共同體的負重，不允許他們隨心所欲。

　　——兩者的區別，導致了人們從未把兩者聯系起來。

　　這是一個童言無忌的議論：

　　由于他以一個巨人的個體投身，因此思想的偉大歷程完成了；也由于思想者只是個人，他沒有實現與民眾的同在。

　　那些“形而下”地泥濘血污、與自己的親生母族一起奮斗的勇者，都在兇殘的暴政之前消失了。而巨人般的托爾斯泰，卻在人類的傳誦中永生。

　　這暗示著一種什么道理呢？

　　在俄羅斯讀著他們的文字，心里涌起異樣的感覺。

　　（14）

　　我打著手勢，想問開小旅館的姑娘，克里米亞塔塔爾人被“集團驅逐”的事。我絕望地沒去翻《維加·馬列耶夫》——這樣的話題太難了。

　　這個小旅館蹲踞的山崗，怎么看都像格拉納達。包括它上方漂浮的空氣，低谷里穿過的風。也包括這個表情沉著的姑娘——她是克里姆塔塔爾（克里米亞塔塔爾）人。

　　“是的，到了烏茲別克斯坦。”

　　她清晰地回答說。不知為什么，好像聽她親口說了，我才確認了克里米亞塔塔爾人全民族地、被斯大林驅逐到西伯利亞的事。

　　“我就出生在塔什干，”她聲音平靜，但眼神嚴峻。

　　昨天她回答我說：“Да , я крымтатар.(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爾。)”。

　　在克里米亞半島中央的巴赫奇薩萊，親耳聽一個克里米亞塔塔爾姑娘說她出生在中亞的塔什干，那一瞬心里的滋味無可形容。

　　歷史難道就這樣被確認么？

　　塔塔爾舊妝

　　待到他們從西伯利亞的流放地回來，一個民族只剩下12萬人。故鄉早在別人手中，今天正被俄羅斯和烏克蘭喋血爭奪。他們能說什么呢？

　　可能有人關心他們的苦難，但沒有人承認他們的權利。“國際社會”在無視他們的基礎上援烏挺俄，并不承認殖民主義的罪惡。

　　于是克里米亞塔塔爾蛻盡了驕浮，變得深沉而緘默。

　　這樣的一種性格（它只是性格嗎），默默地傳遍了黑海以東，也浸入了喀山的行為和性格之中。是的，不僅只在塔塔爾人中。它如一個緘默的魂，潛入了整個喀山。

　　——我離別喀山那天，老城區落著小雨。

　　沿著當年隔開棚戶區的布拉克渠，我散著步，數過一座一座清真寺。俄語把清真寺讀作“篾切齊”（мечеч），車站篾切齊、犧牲者篾切齊、接著是篾切齊·努倫拉，緊挨經學院的篾切齊·伽里，再一座不知名的篾切齊……還沒算上最出名的篾切齊·馬爾扎尼。

　　在篾切齊·努倫拉門口和人搭話，一個老漢不由分說把我拉進門去。他告訴我塔塔爾斯坦現在有1500座清真寺，光是喀山市就有85座。他臉上泛著滿足的神情，“我在烏蘭巴托……我士兵”，他曾是烏蘭巴托的駐軍，會說一點蒙語。我們一塊度過了一個黃昏，告別時擁抱著，用蒙語互道了“巴依爾太”（再見）。他的神情神秘甚至快活。我不由暗自盤算，若是能再來喀山和他一塊過兩個月，會有很大的收獲。

　　和塔塔爾人在篾切齊的殿上并肩緊挨，心里的感覺不知是悵惘還是留戀。我憶起奧斯曼的“米拉”（自治），只覺得恍如隔世。他們罕言寡語，我也從不饒舌。

　　人群內部的少數自治，是一個飄渺的夢。雖然更多的人懂了：“允許別人生存”會帶來寶貴的和平。正如所謂Pax Tatarica，“韃靼和平，蒙古的和平”一樣：它被人詬病，被人遺忘，一逝而再不返，但其實它并不落后，反而令人再三深省。

　　話題繞遠了——出了篾切齊，為尋找布拉克渠迷了路。

　　但那條渠是從現代喀山市剔露出古代的標志，喀山陷落后塔塔爾人被驅逐于布拉克渠之外，度過了三百年的忍耐偷生。1917年革命后，一度還曾有一個“外布拉克”自治共和國憤而獨立過。

　　小雨沙沙，從篾切齊·努倫拉出來，在古舊的建筑里轉著，旁邊是一座東正教堂。天色已晚，該抓緊了，于是我攔住一個剛從教堂出來的女人問路，還是維加·馬列耶夫的句式：“對不起請問，在哪兒有布拉克渠？”

　　那俄羅斯女人想了想，然后領我們大步走。

　　我的句子讓她明白，說清楚很麻煩。一連走過了兩條街。這么遠！我想為耽誤了她道歉，但沒那么多單詞。

　　她表情堅毅，大步走著，不管雨下大了。我直覺她知道我是誰，更知道我剛從篾切齊出來，正因此才要幫助我。

　　當年塔塔爾人被驅逐于這道渠外

　　到了地方我滿懷感激，但想說的說不出來。

　　我想告訴她，我真高興，因為目擊了塔塔爾人與俄羅斯人的親切相處。我想說，只要我們都有這樣對別人的好意，只要我們……

　　但暮色已濃，雨腳更密，我只說了一個“大的謝謝”（спасибо болъшое），像一個沒說出的祝福。

　　我一刻一分地，舍不得地度過在克里米亞的最后時光。

　　巴赫奇薩萊是唯一沒被涂改掉的塔塔爾語地名。驕陽西沉之后，日暮時分的“花園宮殿”那么樸素，如折磨盡頭殘剩的一息，如干涸后沒有水滴的流淚。這么一想我更不能容忍普希金那惡俗的詩了，他哪里懂得“韃靼的深沉”！[49]

　　但巴赫奇薩萊不回應我的激烈。

　　曲解算得了什么，徹底的污名也習慣了。他們知道自己受的苦，也曾由自己帶給別人。聽不到他們吹噓蒙古騎兵的無敵、橫掃世界的傳奇——像在內蒙古聽到的一樣。

　　巴赫奇薩萊樸素的風景在落日下染紅。在慈憫的暮靄中，它與眾世界，包括他人的世界融作一體。它的孩子，克里米亞塔塔爾與裸石灌木廝守著，艱難地活著，決不發一言。遙對冥冥的創造者，他們真心地順從了。

　　都議論他們是蒙古人，是的，他們是蒙古運動最深沉的一支后裔。

　　都知道他們是穆斯林，是的，他們的沉默令穆斯林感悟不已。

　　游牧民的家鄉一語，用 “營地-努特格”（nutuq）表達。這很有趣，也是一個難題。確實“家鄉”里藏著一個占有權，但是對游牧民來說，努特格更是變移的。關于蒙古語表述的nutuq，我年輕時曾寫過：

　　“努特格，它是遠方山麓下的一塊圓形的墨綠色的草，它是氈房遷走后留在草原上的一塊痕印……隔年的青色努特格是冬春盤，也是不凍盤；而隔年的黑色努特格因為是夏秋之季留下的，并沒有那層干透的硬殼，所以羊群臥上去就會凍病……我曾多次見過一個牧人那樣靜靜地凝視著一個遠遠山麓下的努特格。我似乎聽見過他們和那個黑綠的印跡之間往復傳遞的一支音樂。

　　也許十個努特格就可以構成一個牧人的青春，一百個努特格就意味著一部草原史。”[50]

　　——那時能寫出的，只是一點感覺。

　　但努特格不是邊境，而且“邊境問題從來不是游牧民的問題”[51]。與熱土躬耕的農民不同，游牧民族珍惜的家鄉一詞、蒙古語的“努特格”（nutug）和突厥語“亦勒”（il）、以及阿拉伯語“瓦坦”（????? /al-wa?an），都與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概念大不相同。

　　我親身體驗過——由于草場、鹽堿需要、災年遷徙等緣故，“努特格”的邊界與比鄰的生產隊之間發生過的摩擦與寬容。1970年的大雪災中，我們走場遠投鄰居額仁戈壁的冬營盤，住了整整一冬。我唯一的長篇小說《金牧場》里描寫的避災走場的牧業隊，在東部烏珠穆沁各地游牧了二十年——

　　沒想到那種體驗在今天發酵了：我懂得了游牧民族的家鄉邊界是彈性的，“鄰人的生存”是更大的事。

　　是的，“家鄉愛源于信仰心”[52]。而信仰的名字叫“和平”，所以最珍貴的家鄉——是和平。

　　（15）

　　該告別了，已在機場。

　　漫步走著，看見了一座中亞式樣的鈷藍色拱門，招牌上寫著“узбечка”。問服務員，那憨厚的姑娘回答說：是的，我是узбечка!

　　于是我猜這個店叫做“烏茲別克姑娘”。飽餐中突然意識到：俄羅斯到處都有清真餐，這是一個民主的記號。

　　也可能，這個記號，它通向人們痛苦渴盼的民主時代。

　　莫斯科機場的烏茲別克快餐店

　　我吃著，回味著出發前帶來的念頭：無邊的原野，韃靼和喀山，托翁的指導，帝國的陷阱。

　　是的，在這最后的一站，在這篇寫得艱難的文章結尾，該對他們寫幾句祝福。

　　我喜歡在街角，散漫地一眼望去，和我的環境作些比較。

　　每輛汽車都為過馬路的我們停住。涅瓦大街和紅場旁，年輕人的演奏讓我們入迷。盧比揚卡監獄和舊克格勃大樓前，人民已經敢去公開抗議游行。雖然還有人想當新沙皇，雖然對“東方”還露出十字軍口音，但一次次觀察后我還是確認了：俄羅斯擁有托爾斯泰和蘇爾坦·加利耶夫，他們正在經歷最大的難關，但他們并非“東方的野蠻”。

　　我愿作證：普通的俄羅斯人——他們正在呵護手里嬌弱的民主。因為我宛如在為自己作證：我們和他們不可思議地形影不離，我們與他們都迎送著酷似的命運。

　　在臨別的一刻，我們走在街上。也許只有在徹底的無言中，人才能達到真實的交流？他們與我們都在沉默，包括此刻。我一筆筆寫著，切膚地感受著一種交流，在難測其深的底部流淌。

　　我們命定一樣，在緘默中度世。緘默者的痛苦，他人不知。那是一種遺產般的罪孽，被帝國強加給每個臣民，一點一滴，不見盡頭。

　　那個護照上缺少一個印章的克里姆塔塔爾牧人，在辛菲羅波爾迷了路。機場人員把他趕了出來，他不知該去哪兒才好。“唐姆嘎”（印章）陌生而無情，“努特格”（家鄉）再也尋不見了。

　　傳說中的家鄉原在“欽察”，到了爺爺的爺爺，家鄉已是“阿速”。如今家被占，路已斷，受盡了壓迫，也欺凌過別人。

　　在辛菲羅波爾機場外的原野上，“原住民”克里姆塔塔爾人形單影只。Pax Tatarica，“韃靼的和平”？沒人理睬它。

　　他被趕了出來，癡癡地站立在馬蓮草叢中間。我看見他的眼角流著淚，顯然他無計可施，無處可投。

　　暮色降臨的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一頭撲在草地上，獨自哭了起來，一面喃喃地祈求。

　　噢，Pax，Mиp，Salām！你像天堂一樣美好，你讓人盼望得心痛。[53]

　　啊，和平，和平，和平！你像暴風中的一根細苗。不知哪一年，你才能發芽抽枝長成森林，用寬闊的蔭涼為人們隔開烈日！

　　那首姐姐唱的歌，題目其實是《烏拉爾的山楂樹》。它遍布西伯利亞和黑龍江，在那里開著白色的花。

　　帝國全都滅亡了，只留下人民和植被。

　　我決定以后接著讀維加·馬列耶夫，哪怕未必再來俄羅斯。我有個野心，想哪一天抱著原文念一遍《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哪怕半懂，讀得結巴。

　　是的，這就是韃靼或蒙古，我游牧的盡頭，我求學的起點。

　　從在烏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的“色赫騰-加洛”（知識青年）時代開始，經過了如此漫長的時間，穿越了歐亞內大陸，抵達了伏爾加河，如今它教給了我最后一課：

　　驕橫的帝國只留下仇恨，失敗了才懂得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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