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其最高社會經濟形態，即金融帝國主義階段(也被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稱作“資本主義金融化”、“國際金融資本主義”、“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等)。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進步已經發揮到極致，生產關系自我調整以緩和其與社會化大生產間矛盾的空間越來越小，投機、掠奪、危機和多種形式的經濟戰爭成為這種形態的資本主義維持自身存在的現實途徑。列寧在20世紀初作出了有關帝國主義是過渡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在21世紀的今天看來，具有更為現實的理論意義。

　　一、金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3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直在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不斷社會化的生產力發展。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遷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即：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工業壟斷資本主義、金融帝國主義。

　　金融帝國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演化也走到了極限。從運動形式上，金融資本是資本運動的最高級和最純粹形式，它取代工業資本占據了統治地位。借助于這種形式，資本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靈活性，最大限度地擺脫了物質生產過程的束縛，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其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從物理維度看，通過經濟全球化，金融壟斷資本所主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蔓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金融壟斷資本所操縱的金融市場通過全球空間布局實現了24小時的全天候交易，這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時空界限上擴張到了極限。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了一切經濟社會進步發展的基本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間的矛盾運動推動了資本主義不斷發展變化。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全球化進程和產業金融化進程不僅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而且也對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形式及結構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通過上述作用，金融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在內容、形式和程度上都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一，勞資間的矛盾對抗日益加劇，由此造成了積累與消費比例的惡性失衡，這從根本上瓦解了金融帝國主義的增長前景。第二，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國際經濟沖突日益加劇，這成為威脅金融帝國主義穩定的直接因素。第三，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和掠奪日益加重，其投機性、掠奪性和寄生性充分暴露，這從根本上否定了金融帝國主義的歷史合理性。

　　二、失衡的積累與消費比例消解了金融帝國主義的增長前景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主要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雇傭勞動對資本的實際隸屬程度不斷加深，勞動收入增長相對于資本盈利擴張而言越來越滯后。對于資本而言，這種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無疑是好的;但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看，這種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無疑是有害的。雇傭勞動收入增長落后于資本盈利增長的分配格局，必然導致日益惡化的積累與消費的缺口，由此引起的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從根本上消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前景。

　　進入金融帝國主義階段后，新自由主義綱領成為新的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旗幟下，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在美英全面推動了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勞資合作、經濟計劃、福利主義、金融管制等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制度安排遭到全面清算。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指出，這種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質是向保守主義起點回歸，是“將時間往回調，逆轉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經濟政策”。由此產生的直接后果，是雇傭勞動對資本的實際隸屬程度迅速加深，其相對地位急劇惡化，中產階級規模逐步萎縮，雇傭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出現明顯下滑。

　　從長期來看，勞資收入差距的持續增大導致資本積累與社會消費間的缺口不斷加大，不斷惡化的生產過剩與資本過剩最終將消解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基礎。但在短期內，資本積累與社會消費間的對抗性矛盾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與資本過剩，卻可以通過債務性消費的途徑加以掩蓋。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美國規模空前的債務性消費成為平衡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積累與消費矛盾的關鍵杠桿，全球性生產與資本過剩的壓力被美國的債務性消費所掩蓋。美聯儲的數據顯示，與1981年相比，2007年美國國內非金融部門的未清償債務總額，家庭未清償債務、非金融企業未清償債務、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償債務、聯邦政府未清償債務等五項指標的增幅分別高達627%、816%、537%、491%、524%，而同期美國名義GDP的增幅只有350%。

　　以債務透支消費實現的經濟增長模式無疑是不能持久的。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從根本上來說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積累與消費間對抗性矛盾持續累積的必然結果。經歷了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后，金融泡沫對國民經濟健康的嚴重危害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可以肯定地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金融資產泡沫推動的債務消費型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久。由于各國政府的強力干預，這次金融危機并沒有造成大范圍的企業破產，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積累與消費的矛盾并未被強制平衡，全球性生產與資本過剩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緩和。在這種背景下，排除了債務消費型經濟增長的可能之后，金融帝國主義的經濟增長出路在哪里?我們看不到樂觀的前景!

　　三、加劇的國際經濟沖突威脅著金融帝國主義的穩定

　　不斷加深的積累與消費間的對抗性矛盾，導致了生產與資本嚴重過剩，這從根本上消解了金融帝國主義的經濟增長。在蛋糕無法持續做大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的不平衡必然導致分割蛋糕的過程充滿了無法調和的矛盾與沖突，日益加劇的國際經濟沖突將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旋律，這對金融帝國主義的穩定構成了最直接的沖擊。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國際貿易、跨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證券投資等指標出現了顯著的增長。通過采取跨國公司建立的全球性經濟網絡，使得壟斷資本真正具有了世界性，而民族國家對本國經濟生活的控制力則相對下降。不僅如此，適應于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由歐美發達國家推動確立的“華盛頓共識”成為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面實施進一步削弱了民族國家的經濟干預能力。在這種背景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經濟矛盾不僅更為嚴重，而且更經常地表現為國家間的經濟矛盾和斗爭。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經濟矛盾的主線包括兩條：第一，美歐等發達國家為保持和爭奪經濟勢力范圍而引起的國際經濟矛盾;第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打破原有的由發達國家一統天下的國際經濟秩序而引發的國際經濟矛盾。

　　隨著金融帝國主義基本矛盾越來越具有世界性，美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爭奪經濟勢力范圍而產生國際經濟矛盾不斷積累加劇，這成為威脅金融帝國主義經濟穩定的內部因素。進入金融帝國主義階段后，美歐之間的國際經濟矛盾，更重要的表現為對全球經濟領導權的爭奪，而商品貿易摩擦的重要性則大大下降。全球經濟領導權的首要內容，是對國際金融市場秩序的主導與控制，而匯率則是奪取這一主導權的關鍵環節。簡單看一看美元與歐元、美元與日元近30年的匯率變動史，不難發現，伴隨著匯率的重大調整，必定是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實力的重大變化。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促使美元相對日元劇烈貶值，美國的制造業借此實現了復蘇，而日本的制造業則陷入長期性衰退。1995年簽署的一系列“反廣場協議”實現了美元的升值，歐盟和日本制造業步入了短暫的復蘇，而美國則以制造業的衰退為代價實現了金融業的急劇膨脹。2008年金融危機后，金融帝國主義內部為爭奪金融市場秩序主導權的斗爭更為激烈，美元與歐元為爭奪世界貨幣地位的戰爭一觸即發。2011年爆發的歐債危機，表面上看是源于希臘等歐洲國家債務負擔與財政赤字，但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無疑離不開美元與歐元之間的對抗與較量。在21世紀，關乎全球經濟主導權的第二個重要內容，就是有關碳交易與新能源市場的主導權。自從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訂以來，歐盟與美日之間為爭奪碳交易市場主導權的爭斗就從未停止過。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國際氣候大會，更是讓歐盟和美國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公開化。2012年1月1日，歐盟對所有在歐盟境內起降的飛機征收國際航空碳排放費。所有這些事實都表明，為了爭奪碳排放交易和新能源市場的主導權，美歐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才剛剛拉開序幕。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啟動，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迅速崛起，對美歐等發達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由此引發的國際經濟矛盾成為威脅金融帝國主義穩定的外部沖擊力量。受限于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與美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矛盾主要集中在傳統制造業領域，其表現形式基本上是國際商品貿易摩擦。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與美歐間的貿易摩擦更是成為這類矛盾的焦點。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中國已連續18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以及連續8年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僅2013年中國就遭受92起貿易救濟調查，比2012年增長了17.9%，其中大多數貿易救濟調查來自于美歐等發達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制造業領域巨大的成本優勢，有力地擠壓了這些發達國家的國際市場份額，導致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出現不同程度的萎縮。毫無疑問，制造業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仍然是吸收勞動力就業的重要領域，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挑戰客觀上惡化了發達國家的失業與貧困問題，并由此產生了更為尖銳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因此，迅速崛起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是危及金融帝國主義穩定與安全的巨大外部沖擊力量。

　　四、欺詐、掠奪和寄生否定了金融帝國主義的歷史合理性

　　馬克思指出，隨著生產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局限性將越來越突出。從20世紀開始，伴隨著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資本所有者具有越來越明晰的食利特征，這一階層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積極功能日漸萎縮。進入金融帝國主義階段后，壟斷資本借助于金融化，在運動形式上發展到極限，金融壟斷資本攫取了前所未有的高額盈利。但是，這種高額盈利的絕大部分是通過金融投機和掠奪實現的，其背后是實體產業部門的相對萎縮和金融泡沫的惡性膨脹。金融壟斷資本固有的投機、欺詐、掠奪和寄生性，已經成為否定金融帝國主義歷史合理性的有力依據。

　　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現代股份制公司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強化的軟預算約束綜合癥。特別是在股份制金融公司中，軟預算約束的特征更為普遍和突出。在缺乏約束的條件下，金融公司的經理階層具有更強烈的投機特征。為了滿足金融投機的需要，越來越多的金融衍生交易品被創造出來，并迅速成為現代金融機構的主要利潤來源，而為實體產業部門提供融資與咨詢的傳統業務則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的數據，外匯交易量在1977年至2010年間增長了233倍，交易業務(尤其是債券和外匯交易)占最大幾家銀行2010年營業收入的80%。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短期性投機日益成為資本獲利的唯一途徑，瘋狂的投機活動彌漫著全球金融市場。

　　顯然，投機盛行的金融業絕不是經濟進步的表現，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行的嚴重障礙。紐約大學托馬斯·菲利蓬教授認為，金融交易急劇擴張的結果不是金融資產更為清晰的定價，實體經濟部門沒有從中獲得更好的金融保障，社會其他部門也沒有從中受益，它的存在與擴張對于經濟進步而言毫無意義。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特納勛爵也表示：一些金融活動根本沒有從復雜難懂的方式中增加價值，相反卻造成了金融不穩定，對經濟的穩定與增長產生了巨大危害。當金融泡沫破裂以后，作為罪魁禍首的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憑借其強大的政治勢力，反而最先享受到政府的巨額救助;他們的金融投機與欺詐行為造成的惡果，反倒要由普通工薪階層民眾來共同承擔。所有這一切清楚地表明一個結論：投機、欺詐、掠奪和寄生性是金融帝國主義的固有特征。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喪失歷史合理性的主要表現包括：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演變客觀上瓦解了自身存在基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演變越來越無法容納生產力的進步。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盛行的金融投機和欺詐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喪失歷史合理性。

　　第一，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但高盈利的金融投機和欺詐反過來嚴重抑制了產業資本積累活動，這從根本上瓦解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續基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主要發達國家(G7集團)的投資活動自1980年以來逐步萎縮，1980—1990年間投資占GDP的比重為22.8%，1991—2000年間這一比重下降到21.5%，2001—2008年間繼續下降至20%，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2014年間更是跌至18.2%。《美國總統經濟報告》的數據表明，美國資本積累萎縮的情況更加典型：1962—1985年間，私人固定投資和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資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1% 和10.7%;但自80年代中期金融化趨勢增強后，這兩個指標不斷下降，1986—1998年間分別下降至5.8%和6.2%，1998—2012年間更是降至3.0%和3.8%。不難看出，在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產業資本積累活動呈劇烈萎縮態勢。沒有了資本積累的資本主義，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已擴張到極限，資本開始喪失價值增值的本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續基礎被資本本身所瓦解。

　　第二，長期的生產性投資是生產力進步的必要條件，而金融帝國主義傾向于抑制生產性投資的增長。伴隨著金融化，壟斷金融資本大大強化了對實體經濟部門的控制，非金融企業的治理模式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斷向壟斷金融資本靠攏。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股票期權等薪酬制度設計為大資本所有者與高級經理階層的利益融合提供了手段，二者已經結成新型聯盟，前者參與企業高層管理，后者可以通過巨額薪酬變成所有者。這種公司治理模式的變化導致企業的收益分配明顯向壟斷金融資本傾斜，股息利息紅利所占份額顯著提高。詹姆斯·克羅蒂的分析顯示，自經濟金融化以來，美國非金融企業向金融市場的支付金額持續增加。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其支付金額占現金流的比重只有30%，而從1984—2000年間，這一比重上升到50%左右，1989年和1998年更是高達76%和74%。在這種收益分配模式下，非金融企業的投資呈現出強烈的短期化特征，金融資產成為投資的首選，而周期長風險高的新技術研發投資則無人問津，生產力的進步也因此受到嚴重限制。

　　五、金融帝國主義的黯淡前景

　　2008年金融危機，是金融帝國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產物。金融危機導致美歐各國陷入持續的經濟衰退困境。

　　對于普通民眾而言，經濟衰退最直接的惡果是嚴重的失業問題。以美國為例，1964-1979年的國內失業率為5.4%，1980-2008年微升至6.1%，金融危機爆發迅速飆升，2009-2013年的失業率分別為9.3%、9.7%、9%、8.1%和9%。與美國相比，危機后歐元區的失業情況更為糟糕，2009-2013年的失業率分別為9.5%、10.1%、10.1%、11.4%和10.3%。嚴重而持久的失業狀況加劇了貧富的兩極分化程度，也惡化了低收入階層的貧困程度，由此引發了激烈的政治矛盾和廣泛的社會動蕩，資本主義面臨著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全面危機。前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公開承認，雖然美國人一直以來都是資本主義最熱切的擁護者，但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40%的美國人對資本主義持否定看法，這種幻滅感在18—29歲的年輕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年收入3萬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詡的民主黨人士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

　　如何擺脫這種全面危機，是金融帝國主義列強面臨的首要難題。

　　一種方案是退回到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解答，也是當前壟斷金融資本集團全力推動的方案。這種方案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認為引起危機的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特別是各國央行錯誤的貨幣寬松政策。因此，解決危機的出路就是向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復歸：一方面，在國內消除政府的不合理干預，特別是保證貨幣政策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消除貿易保護壁壘，實現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但事實上，基于金融帝國主義基本矛盾而爆發的危機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自行消解，國家干預不僅是金融帝國主義存續的必要條件，而且更是金融壟斷資本在危機中維護其利益的工具，國家干預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這種客觀現實意味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已喪失了其存在的歷史條件，向這種歷史陳跡復歸的方案根本沒有任何可行性。

　　第二種方案是向國家干預資本主義靠攏，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給出的解答。這種方案認為，通過合適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和貨幣政策，能有效地解決全球性經濟衰退，重新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持續增長。但事實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反危機效果卻差強人意。以美國為例，《美國總統經濟報告》的數據表明，金融危機后政府實施了空前的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2009年1月至2014年1月間的聯邦基準利率均值為0.14%，同時自2008年9月以來相繼推出四輪量化寬松計劃;2009—2014年間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均值為95.6%。盡管如此，同期美國官方失業率均值仍維持在9%—10%的高位，經濟衰退的陰影根本沒有被有效地驅除。

　　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克服危機的關鍵在于為資本提供新的積累空間。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真正有效的可行方案只有兩種：第一，通過更嚴重的二次危機來損毀過剩的資本存量，強制緩和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為資本的新一輪積累騰空位置;第二，發動有針對性的經濟戰、貨幣戰，以打垮競爭對手的經濟勢力，為國內資本的新一輪積累開辟空間。

　　顯然，二次危機的方案將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而從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看，金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金融壟斷資本的跨國運動，空前加強了金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利益關聯度;第二，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霸權體系沒有動搖，金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相互地位沒有發生重大調整。在這種形勢下，金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重新瓜分勢力范圍而爆發的戰爭，一定是局部的經濟戰爭，其形式可能采取貿易戰、貨幣戰乃至金融戰等。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接連推出的四輪量化寬松計劃，其實質就是憑借美元霸權發動的貨幣戰。在持續的歐債危機中，美國的冷淡立場以及歐盟各國的不同態度，也預示著一場改變金融帝國主義列強相對地位的貨幣戰和金融戰即將打響。相比而言，金融帝國主義列強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更為激烈。為了擺脫危機，以美國為首的金融帝國主義列強很有可能對某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動經濟戰爭，甚至在必要時憑借超級軍事力量對這些國家發動有限度的“巧戰爭”。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中國因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和特殊的社會經濟制度，更有可能成為金融帝國主義重點遏制的對象。可以預見的是，金融帝國主義列強將在人民幣匯率、金融市場開放等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力圖通過看不見硝煙的金融戰爭來馴服中國經濟。在政治層面上，金融帝國主義列強必定會加快推進“和平演變”的步伐，扶持那些認同金融帝國主義模式的“政治精英”，從而為金融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提供政治保障。

　　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金融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空前尖銳，積累與消費的對抗性矛盾不斷累積，生產和資本過剩問題越來越嚴重，金融投機浪潮加劇了宏觀經濟不穩定程度，此起彼伏的國際經濟沖突直接威脅著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總而言之，金融帝國主義正面臨著包括經濟衰退、政治斗爭和社會動蕩在內的全面危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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