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說：“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國共產黨本著從實事求是為出發點，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以來工作的成就。后來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決議》中指出文革的主要錯誤是其“論點不符合馬列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國情”，也就是說，錯誤的性質是認識上的問題。敵對勢力利用黨內黨內走資派的權力和個別領導同志的私心雜念以及一部份人的個人恩怨，大造輿論進行挑撥，故意擴大“文革”的負面作用，把黨內認定“文革”本來屬于認識上的錯誤誤導為立場方向性的錯誤，將“文革”推向黨的對立面，從而全面否定“文革”，進而全面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

　　把“文革”誤導為立場方向性錯誤是敵對勢力的一個重大陰謀，他們意在破壞中國共產黨內的團結，挑撥黨群關系，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領導的人民政權。改革開放后的各種敵對勢力對中國共產黨的顛覆，就是有力的證明。

　　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遭到摒棄

　　《決議》中表明“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但是由于全面否定“文革”和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的論述被敵對分子作為否定“文革”的依據，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被敵對分子利用，變為“放棄階級斗爭”。這樣，中國共產黨被反動勢力抓到了政治辮子，加之中國共產黨內混進了象胡耀邦、趙紫陽之類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熱衷于在中國推行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配合敵對勢力對“文革”的誣陷，從放棄階級斗爭到破壞社會主義，最后失去了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動權。盡管在《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依然提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但是由于“走資派還在走”，加之敵對勢力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實際上這種提法已經成了寫在紙上的空洞口號。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沖淡了無產階級政治的目的。三十多年來，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學說和舊中國封建的發財理論，中國政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所有是是非非。中國的主流媒體為迎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也配合國內外資產階級媒體吹捧資本主義普世價值。中國共產黨政府派遣黨的高層干部專門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資本主義管理經驗，接受資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為在中國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作人才準備。中國政府強制老百姓“人人學英語”，英語成了升學，晉級、考評、招聘公務員必考科目，在中國大陸掀起一股對西方國家的留學熱、英語熱、移民熱、財產轉移熱，崇洋熱、宗教熱。共產黨員不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為榮，反以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領域中銷聲匿跡，遭到中國政府的摒棄，連黨的基層組織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間也取消了，黨和政府直至民間唯一的話題就是如何“發財”。三十多年來，在政府上層，很少有人提到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基層更沒有人敢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真理的共產黨員似乎成了“地下黨”。如果有人在中國宣傳封建宗族迷信或者宣揚資本主義“普世價值”，反而會得到各地方政府和共產黨內部的支持。于是，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辦“孔子學院”，中國各地城鄉到處興建祠堂廟宇，基督教堂，宣傳封建宗教統治階級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黨校公開宣揚資本主義“普世價值”，黨的媒體大篇幅宣揚西方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宣傳庸俗、媚俗、低俗的“三俗”文化，中國政府創辦的大學教授在課堂上講授“憲政”政治，攻擊中國共產黨，抹黑社會主義……在中國，除了虛假的商業廣告就是封建和資產階級文化。三十多年來，從來看不到政府有組織宣傳、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活動，連在春晚上唱一首紅歌都遭到來自各種敵對勢力的攻擊。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日前一次關于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等內容的講話在互聯網上遭到攻擊，個別高校教師和社會上的公知大V甚至聯合起來圍攻。袁貴仁部長的言行是其職責所在，為何竟然遭到圍攻?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朱繼東同志告訴我們：“某些人或勢力之所以對在意識形態領域敢于亮劍者一次次進行圍攻，這些人或勢力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政府的不作為，有的政府領導甚至有可能是這些圍攻者的強硬政治后臺，反華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勢力才得以在中國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改革開放后，由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遭到摒棄，共產黨員的理想信仰嚴重缺失，人們慚慚地成了金錢的奴隸。為了錢，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政府變成了創收營利的商業集團，賣官買官，貪污腐敗，沒有錢到政府辦不了事;學校、醫院……等公益單位都產業化。官員入股經商，官員家屬親友和紅二代、“官二代”利用權力資源經商變成了一擲千金的大富豪，“紅頂中介”遍布，官商勾結，警匪一家，工人下崗，農民失地，房地產業和股票等金融行業成了中國泡沫經濟的龍頭……大家都在做著“發財夢”。為了發財，有的黨員相信迷信，燒香拜佛，求神拜鬼，迷戀風水，算命卜卦，求財許愿;有的加入宗教組織;有的參加同鄉會，同學會搞小山頭、小團體、小幫派活動;有的腐敗犯罪……一切都在向錢看!反而如果有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可能會遭到共產黨政府的阻止和發難。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好像成了“異教徒”似的，“共產主義”被人誣蔑為不可實現的“騙人”口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已經“過時論”占了上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堅持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辦事的有良知的共產黨人打成“文革余孽”，取而代之的是封建思想復活和資本主義思想泛濫。

　　二、否定“文革”成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尖銳武器

　　30多年來，只要有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只要有人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中國共產黨，只要有人堅持走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大道，就會被人攻擊為“文革余孽”，甚至還有人叫囂：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是亡黨亡國。不知道這些人說亡的是什么黨?亡的是什么國?共產黨的媒體學著境外媒體的論調，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在論述什么評價什么，開口閉口就是以“文革”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標準。

　　“文革”前，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在大陸發動勞動人民進行“憶苦思甜”活動，是用毛澤東時代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新舊社會的對比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可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人借用中國共產黨的手段搞“憶苦思甜”，只不過憶苦的對象不是舊社會而是“文革”，于是許多“傷痕”文學的書籍統統出籠。一夜之間，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革”描寫得遠比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還要黑暗，“文革余孽”遠比“國民黨余孽”更可怕“

　　2008年2月13日，賀衛方在西山會議上公開叫囂：“老話說“圖窮匕首見”，我們的匕首包裹著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漏，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逐漸地走向國家化……我們這個國家里卻有這樣的政黨完全不符合這樣的要求。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注冊登記，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這樣的政黨所行使的是什么權力?是法外權力。這是嚴重的違法。”

　　賀衛方的叫囂無疑是向中國共產黨挑戰，不知道賀衛方說共產黨沒有注冊登記是要中國共產黨到美國政府注冊登記還是要去臺灣政府注冊登記?賀衛方說共產黨是違法的組織，目的就是要共產黨下臺。不知道賀衛方在20多年前是怎么樣混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有關方面查一查他的底。象賀衛方這樣的黨員在中國共產黨內不只幾個，他們抱著美國政府的大腿，夢想復辟過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如果中國的八千多萬共產黨員都象賀衛方一樣，中國共產黨馬上就會變成為前蘇聯第二。

　　中國共產黨政府對這類反動的人和事不但不進行阻止，反而助長這股逆流的發展，是因為在中國政府內有他們的后臺。

　　從否定文革、攻擊“文革”、攻擊毛澤東到攻擊共產黨延伸到敵對勢力攻擊“大躍進”，“反右”、“人民公社”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部歷史，他們公開宣稱中國共產黨不合法;造謠誣蔑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是“游而不擊”;顛覆毛主席的《桃子該由誰摘》論斷，把害怕日本鬼子躲在峨眉山上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國民黨政府一夜之間突然吹捧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說實話，如果國民黨軍隊真能夠成為抗日戰爭中的主力那可是中國人民之大幸，這樣就不會丟失中國大片領土，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遺憾的是國民黨對日寇采取是的是不抵抗政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導致日本鬼子在中國橫行。可有些人偏要顛倒歷史，偽造歷史，虛無歷史。他們造謠誣蔑攻擊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董存瑞……為了達到顛覆共產黨政權的目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張靈甫本來是國民黨王耀武的部下，他們不宣揚李宗仁、王耀武更不宣揚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功勞卻竭力歌頌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為敵并殘殺中國人民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斃的國民黨戰犯張靈甫為“抗日名將”，這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后的種種事實證明，否定“文革”已經造成了敵對國家及其反動勢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尖銳武器。

　　三、否定“文革”成了攻擊毛主席的尖刀利劍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將不久于人世的毛澤東，在病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對華國鋒及當時也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決議》中雖然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但由于全面否定“文革”并指出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一把柄成了反共反華反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階級敵人握在手中攻擊毛澤東同志的尖刀利劍。有人借用鄧小平同志的“三七”開來評價毛主席。其實按毛澤東“一生干了兩件事”的說法，應該是“五五開”。可是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贊毛主席的“七”而是在貶低和攻擊毛主席的“三”。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在中國出現一股否定毛澤東，攻擊毛澤東的歪風。習近平同志說：“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從習近平同志的講話中可以推斷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共產黨站不住腳(黨群關系緊張)、社會主義公有制受到嚴重破壞、國有企業被瓜分，國家機關遭到老百姓的沖擊，警察殺害人民群眾，貧富兩極分化等所有一切亂象都是由于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所造成的惡果。因為中國有良知的人畢竟是大多數，而且毛澤東同志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大部份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愛和擁護，否定毛澤東的妖風才翻不起大浪，所以亂象也不會完全動搖中國共產黨的根基。不過，其危害也不小，如果放任繼續下去，必然禍及子孫。直到最近幾年，仍然有人毀壞毛澤東同志的畫像，砸爛毛澤東的雕像，侮辱毛澤東的人格，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對此不敢反對。有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自己篡奪的權力、財力和地位、名聲在兩會上提議要拆除毛主席紀念堂，毀掉毛澤東的遺體，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都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在提倡“依法治國”的中國，可是還有人在公開場合攻擊毛澤東，在媒體上惡意誹謗謾罵毛澤東，這不是明顯的違憲犯罪么?國際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勢力反毛，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余孽反毛，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反毛，甚至共產黨的黨校反毛，共產黨的媒體反毛，共產黨員反毛都是以《決議》中的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為借口作為進攻的武器。無論何時何地，甚至在毛澤東的誕辰講話中也被套上一句毛主席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話，這是對毛主席的極不尊重，更是不公。試問：孔子有沒有犯過錯誤?孫中山有沒有犯過錯誤?劉少奇有沒有犯過錯誤?鄧小平有沒有犯過錯誤?中國所有曾經由政府組織紀念過的人有沒有犯過錯誤?為什么在紀念他們的時候沒有人提他們犯過錯誤的話?而偏偏在紀念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中說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呢?如果毛澤東真的象敵對勢力攻擊的那樣是“犯了嚴重錯誤”，那么就沒有必要紀念毛澤東。如果不紀念毛澤東，就是否定毛澤東，中國人民不答應啊，這樣，中國共產黨就站不住腳，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站不住，中國就會大亂。紀念毛澤東的活動難道只是為了暫時蒙騙人民的愿望不得已才舉行的活動?提“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難道是為了迎合反華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對勢力的進攻和敵對勢力一起產生的共鳴?如果這樣，也必然會引起熱愛毛澤東和有良知的億萬人民群眾的更大不滿和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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